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内文配图由深圳微时光提供，头图来自：深圳微时光

即便对晚年生活做了详尽的规划和准备，江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依旧无比茫然：

“我们今天聊的一切（养老准备），可能最后都没有什么用处，以后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

“都不生孩子，老了薅谁的羊毛”

江遥35岁，单身无娃，没有把生娃列入人生必选项。

她生活在深圳，有时候会在微信群里，做一点微型的社会观察。那些都是与她关系较为亲近的小群，由同学，同事，不同缘由结识的朋友们组成，年龄段集中在85年到95年之间。

其中最活跃的一个微信群，十七个人。里面有三个男的，一个是丁克，两个是gay，都不打算要孩子，另外十四个女生中，只有一人生了对双胞胎，“提升了这个群的生育率”。剩下的微信群里，大多也都仅有一人生娃。

“可以想象，未来的少子化会是个什么程度”。

生活在长春的林吉，也有类似的观察判断，“我身边好多00后，都不生孩子，都想忽悠别人生，将来（领养老金时）好薅别人家孩子羊毛”。

江遥的晚年规划，已经具体到了死亡环节——委托朋友的孩子处理后事，自己的遗产部分或全部留给对方。一旦晚年患上无法救治的绝症，该怎么办？她考虑过国外的安乐死服务。

江遥的晚年规划.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晚年生存的部分。深圳的生活成本太高，她一直在物色更适合养老的城市，目前这个清单上有惠州、桂林和云南；她每年花在商业医疗保险上的钱，超过1万元；她还买了年金险，这相当于强制储蓄。

江遥饮食清淡，注意营养搭配，定期健身，这也是她养老规划的一部分。“我感觉对身体的储备，要大于金钱，起码得保证活着时，能生活自理”。

她观察过身边的老人，坐轮椅，或者长年卧床的，早晚要消磨完照料者的亲情或耐心。老人但凡生活能自理，即便退休金微薄，过得都不算太糟糕。

江遥大概从30岁左右，开始给晚年生活做具体规划。那时她在社交平台上，已经看到不少人对老龄化社会的忧虑。

林吉的养老危机，则来自于东北活生生的现实。

林吉的家庭，以及她身边不少同学朋友的父母，都经历了90年代的下岗潮。很多人下岗以后，没再买过社保。“一来没有哪个意识，二来拿不出闲钱”。如今，这些人到了晚年，缺少一份稳定的养老金，生活再次滑落谷底。

“现在年纪大了，怎么办？靠子女接济，要不然接着打零工。因为年龄大，很多老年人打工几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我朋友的妈妈，现在在商场里卖手机，经常早九点到晚九点，站得小腿静脉曲张。”

林吉的父母，算是东北下岗工人中的极少数幸运儿，夫妻俩这些年的生意做得不错，赚到的钱，足于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无忧。

大多数下岗工人，二十多年来求生艰难，“打零工，做体力活，开车，支个摊子卖东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磕磕巴巴。我朋友家里的房子还有贷款，前些天他妈跟他借钱还按揭，这样的家庭，拿不出给自己交社保的钱”。

林吉发现，像她朋友这样，父母晚年生活无着无落的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对未来的努力和规划，“大不了不活了，不行咱就自己埋了，就这个态度”。

她能理解这些同龄人内心的绝望，“很多年轻人一个月工资3000块，在这个地方挣钱，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他们努力，也看不着个边儿。”

“人活着，钱花完了”

20多年过去，“中年下岗”这把剑悬到了下一代人头上。

从延迟退休的新闻公布以来，“65岁退休，35岁失业”几乎成了当代打工人的紧箍咒。职场中年危机在三年疫情的催化下，愈加压迫人心。

“我以前总觉得，钱肯定是一年赚得比一年多的，疫情来了之后，以往的错觉被完全打破了。你发现，工作、收入都在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里。有可能今年还不错，第二年什么都没有了”，江遥说。

去年有段时间，互联网裁员潮愈演愈烈，江遥也陷入了失业恐慌。

“没工作，收入断崖式下滑了，怎么办？那估计只能打零工，做兼职，能扛就扛， 实在不行，只能卖掉深圳的房子。卖房是最后一个保底选项，你也不知道，将来年轻人还买不买房子，这也是个问题”。

相比挣不到钱，林吉更担心大环境的不确定性。

“我担心以后的经济环境，也担心以后的政策，这是我在现在这个年龄段，没法想象的变化。我妈年轻的时候，应该没想到 65 岁才会退休。"

在林吉看来，多数年轻人谈起养老，更多是情绪上的宣泄，真正脚踏实地去计划将来的人不多，“他们不太愿意面对，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变化”。

“很多人说不行我考公务员，退休后不愁养老金。我父母当年在国企当工人，也觉得自己是铁饭碗。一旦政策变动，你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没有人知道，要过上相对有尊严的晚年生活，需要在年轻时赚多少钱。

江遥打听过保险公司的养老社区，在她看来，这是现下的养老社区产品中，唯一靠谱的。最终她被高昂的价格劝退，“花300万买他们的保险，你才有入住资格。住进去以后，每个月还要交一两万”。

在林吉和对象的计划里，要过上相对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单单医疗费用一项，两个人需要准备150万。

除了存钱、理财、买商业保险这些常规操作。林吉把“跑赢通胀”作为规划晚年生活的核心目标。为此，她开始“使劲儿干活，疯狂地考虑赚钱”，这是她能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

几年前，林吉离开深圳回到老家长春。她在当地的工作，加班强度不输互联网大厂，收入也远高于身边的大多数朋友。即便如此，她另外又做了两份兼职，“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

林吉的花钱理念也变了，“不能疯狂攒钱，攒的钱也在贬值，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前段时间，她买了台洗碗机，每天省下一个小时的洗碗时间，她觉得这笔支出很划算，“这一个小时你可以打工，可以健身，收益总归比洗碗机的花费高”。林吉每天要见缝插针地抽出时间健身，这也为了减少后续的养老开销。

林吉和母亲看过长春的几家养老院，普通的她觉得“住进去受罪”，高端养老院的条件确实好，每月收费6000多元，当地大部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超过3000块钱。

梁沪艺是上海本地人，她曾经为外婆打听过养老院的收费，公立的没有床位，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外婆眼睛、耳朵有些小毛病，工作人员初步评估的费用为每月1.3万，“后续生病或者手术的话，这个费用可能还要涨”。

外婆最终没有住进养老院。在上海，每月能拿到1.3万养老金的老人不多。梁沪艺的父母已经退休了，夫妻俩身边的朋友们，退休金大多也就5000多块钱。

梁沪艺在一家日资公司上班，员工们的薪水普遍都不高，能留在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还是本地人。考虑到晚年的生活，梁沪艺只能控制消费，强制储蓄。

“我希望退休时手里有100万存款，拿到的养老金能赶上上海工资的中位数（目前约6000元）。我估计实现起来很难，我们这代肯定是比不上父母的。”

退休后再就业，似乎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梁沪艺父亲的一个朋友，退休后去做了保安，“上一辈的受教育程度，也只能找到这些工作了。我们退休后，估计跟他们差不多。看看教育的发展速度，我们的学历，到时候也没有任何优势了”。

被颠覆的传统

苏豫26岁，在苏州工作。她是我接触的几个年轻人中，唯一一个对“养儿防老”，表达出部分肯定态度的人。

苏豫外婆有五个子女，整个大家庭都住在河南某县城的家属院里。父母一辈生活安逸稳定，工作也不繁忙，照顾老人十分方便。

外婆去世的前十年，一直瘫痪在床，“因为子女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担子都不重，我还挺羡慕外婆生了这么多孩子”。

“靠子女养老，孩子一来要有经济能力，二来要有心，缺了一样都不行。指望这个，挺难的。”  在祖父一辈的晚年生活中，江遥发现了传统家庭关系的诸多端倪。

江遥家族中的一对老人，年龄接近90岁，老两口养老金待遇优厚，在老家有个带院子的两层小楼，经济条件强过大多数同龄老人。

即便如此，两个老人的日子过得也不好。几年前，女儿卖掉老两口的两层小楼，在一线城市换了套大房子。老两口搬进老家一间户型逼仄的小房子，雇了个保姆上门照顾，“老人自己也跟我说，过得不开心，日子没意思”。

照顾老两口的这个保姆，日常还要带小孙子，之所以出来打工，是要赚钱给乡下的老父亲养老。保姆还有个哥哥，但他对父亲不管不问。

29岁的梁沪艺，在奶奶的赡养问题上，看到了传统养老的另一个侧面——在一个利益、义务失衡的家庭赡养关系里，亲情会受磨损的。

奶奶有大伯和父亲两个儿子，在赡养奶奶这件事上，大伯长年处于隐身状态。奶奶感染上新冠时，父亲也中招了，他身体不舒服，还要彻夜陪着奶奶挂盐水。这些年，碰到这样的时刻，大伯几乎就没有出现过。

大伯早年间离婚，奶奶独自帮他带大了女儿，也就是梁沪艺的堂姐。奶奶有一套房子，房产证上的名字，除了奶奶自己的，还添上了堂姐的。在上海，房子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利益与责任的不平衡，让父亲“一想到大伯，心里就气不顺”。梁沪艺也发现，父亲对奶奶的照顾，有亲情与责任的驱动，也有舆论压力的因素，“他担心如果不管老人，奶奶跟别的老头老太太乱说什么”。

传统的家庭关系状态，很难让年轻人产生向往。几个年轻人中，林吉没有要孩子的打算，江遥、梁沪艺的生育意愿极低。

只有苏豫隐晦地表达了对婚育的一点期待——拥有相处和睦的老伴和子女，是苏豫期望的老年生活方式。同时她又跟梁沪艺一样，觉得结婚生子这件事，在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管将来是否生育，江遥对依靠子女养老都不抱任何希望。“靠不住的，这一代不啃老就不错了”。

尾声

作为独生子女，苏豫羡慕的，其实是外婆的五个孩子。“对于我妈来说，她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赡养的压力，我才20多岁，赡养父母的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江遥、梁沪艺和林吉，跟苏豫一样，都是独生子女。江遥算过，她60岁时，母亲已经86岁了。

几个年轻人也发现，他们的养老危机和赡养压力，在父母眼中属于过度焦虑。

“他们非常相信行政力量的帮扶，我妈就觉得，国家不会让你睡大街的。而且她觉得，社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的想法就是，嗯？真的会是这样吗？”江遥说。

江遥知道，母亲的信心来自于她的时代际遇——在体制内稳定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有一份丰厚的养老金。

母亲的这份际遇，不可能再传递到女儿身上。

即便对晚年生活做了详尽的规划和准备，江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依旧无比茫然，“我们今天聊的一切（养老准备），可能最后都没有什么用处，以后是什么样，谁都不知道”。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