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注：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已经存在了十五年。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城直达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上属于子婴的，其实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四十六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代灭亡。随后，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建立了汉帝国。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
在刘邦要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反秦势力中实力最强的项羽，顺应了流行的想法，在灭亡秦朝之后，将原来的七国土地分割成了十九块，建立了十九个诸侯国。
在项羽的政治蓝图中，他所建立的新秩序是另一个诸侯时代，而大部分获得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蓝图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年战国时期，主要国家只有七个，还相互攻伐，战争不断。如今有十九个国家，又如何保证他们能够和平相处？就算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争斗，国家内部的争斗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外部的裁判员，到底谁能做裁判？
项羽认为这个裁判就是他本人。
与其他的王不同，项羽号称“霸王”。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项羽自称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责任。
当然，这个霸王与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霸王在平常不干预各国内政，只是在特殊时期维持一下秩序，大部分时间里只满足于统治自己的国家；而皇帝却要做所有领土的主人，让所有的人都听命于己。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不想建立统一的帝国，反而纷纷盼着回到从前的诸侯国模式呢？
答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意料：在当时的人看来，组织一个疆域广阔的超级帝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的世界作比方，人们已经习惯了世界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各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如果有人宣称要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的帝国，大部分人都会嗤之以鼻。原因很简单：这种国家以前没有出现过，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这么大的国家，其复杂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组织能力。
在秦代以前，整个华夏地区就是一个小型的地球，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国的存在。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分立的状态只不过被秦始皇中断了十五年而已，而这十五年又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便是秦始皇，也无法长期维持它的稳定，还让人们的生活越过越糟糕，大家都在盼着它分崩离析。人们普遍认为，秦的建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尝试，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不仅在中国要注定失败，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为何如此？
答案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从春秋进入战国，大量的诸侯国消失，只剩下几个强大的国家。战争也早已从纯粹的武力炫耀变成了财政的比拼。
哪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更高效的财政系统用于战争，它就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于是，各国进入了一个竞相变法的时期。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早期的变法起自鲁国的初税亩。所谓初税亩，就是丈量土地，摸清楚全国土地数量，再根据土地面积征税。主持改革的是鲁国的次级封君季文子。季文子的改革引起了列国普遍的关注。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发现，鲁国的改革可以让财政收入骤然增加，使政府有能力组织更强大的军队。于是，这项改革迅速被各国效仿，向整个华夏铺开。
特别是那些已经解决了下级封君干政问题的国家，一旦进行初税亩改革，国君手中的财政力量会大大增强，有可能组织更强大的军队，形成更大规模的政权，土地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兼并的时代。
在这项改革中，地处西北的秦国却属于落后的一方。直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才“为田开阡陌”；两年后，才“初为赋”，开始征税。这时距离鲁国最早的初税亩（公元前594年）已经过去了近二百五十年。
然而，在所有不利因素之外，秦国的隔绝和落后却又变成了它最大的优势：由于六国发展过早，国家内部已经有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即便经过了艰难的兼并和整合，国君仍然无法将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统一战争中。秦国由于发展较晚，国内的利益关系简单，更容易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
通过两场内容迥异的改革（变法）也可以看出秦与六国的区别。
在战国初期，魏国的魏文侯曾经任用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李悝去世的那年（公元前396年），另一个变法家恰好诞生，他就是商鞅。
这两个人都是法家和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主导了魏国和秦国的变法。然而，由于政治环境的不同，两人变法的内容和效果有着巨大的差距。
李悝所在的魏国利益关系复杂，他无法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挠，只能采取温和的方法进行变革。到最后，由于改革成果无法持续，魏国也随之衰落。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
如果说，在古希腊有斯巴达式的军国主义城邦，那么与之相应的则是东方的秦国。斯巴达只是一个城邦的军国主义，而秦国却是一个国家的军国主义。这个国家采用中央集权制，政令直达每一个人，这样的战争机器产生出了强大的力量，将各国一一摧毁。
在与六国的战争中，地处偏远的秦国可以组织起六十万人的大军，并调动足够的资源供养他们，把军队送到数千里之外去打仗，可见当年商鞅建立的制度是多么高效。
然而，当战争结束后，这套高效的制度却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彻底瓦解了。
强大的秦国为什么能够应付六国的正规军，却无法抗衡起义者的杂牌军呢？
问题仍然出在与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同样的困局上：为武力征服而建立的财政制度无法及时地转换成政治征服的工具。表面上看，秦代在全国建立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但郡县官员没有足够的经验，也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安抚地方人民，建立起让人民内心认同的统治基础。
当秦征服六国之后，秦始皇曾经考虑过以何种模式进行统治的问题，放在他面前的选项有两个：第一，学习周代，分封一批王室子弟做诸侯，来取代那些老诸侯；第二，彻底建立中央集权的模式，将秦国的模式向六国推行。
许多人赞成第一种模式，因为这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套路，好处是各个诸侯都会立即担负起统治责任，全国可以迅速平静下去；而坏处则是几代人之后，各诸侯国再次厮杀，将周代的形势重演一遍。丞相李斯则坚持第二种，将郡县制推向全国，整个庞大的帝国都由皇帝本人来控制。
丞相的坚持让始皇帝下定决心推行中央集权制，彻底消除六国内部残留的分封制痕迹，将郡县制度扩展到了整个中国。
为了推行中央集权制，秦始皇需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向六国故地派遣大量的行政管理人员，担任郡县长官。由于秦国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才储备，不合格的官吏必定会在各地造成混乱；即便是合格的官吏，也会受到各地的抵制。
为了强行将制度推行下去，秦始皇保持了高压态势：他没收了天下的兵器，防止各地反抗，强迫六国的贵族迁往关内。
秦始皇很注意用迁移民众的做法来打破原来的社会结构。秦军征服过后，许多地方的精英分子都被带走安置到其他地方，而这些人离开时留下了大量的土地，秦始皇再靠赦免的罪犯，或者调其他地方的人来填充，重建社会结构。
在《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中，许多富豪的家族都被迫迁到了外地，重新起家，继续获得财富。比如，蜀地的卓氏（司马相如妻子卓文君的家族）就是从赵国迁来的，南阳的孔氏是从魏国迁来的。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懂规矩的人，秦始皇用严刑酷法对待他们。
在后来的民变中，许多人都是被秦法逼成了叛乱者。比如最先起事的陈胜、吴广，还有后来的刘邦，都是在押解犯人或者服役者的过程中，因为出现了人员逃亡或者误期的情况，按照秦法要严格处理，所以才不得不造反的。
但是，就算秦始皇采取了这么多办法推行中央集权制度，习惯了诸侯制的人们仍然不甘心被置于集权社会中一个零件的位置，对于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员也是阳奉阴违。许多人还在幻想着六国势力重新崛起。如果秦代能够维持更长久的和平，也许等这些六国余孽都老死了，人们能够适应新的模式，就真的完成了政治征服。但不幸的是，在整个社会的记忆仍然深刻时，秦代就维持不下去了。
统一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式从民间榨取利润，民间无法重建社会经济。更严酷的高压态势也迫使皇帝从民间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来保持统治阶层的忠心。
更重要的是，本来六国的民间经济要更加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六国，给六国的经济也戴上了紧箍，加入到战时经济之中。
而秦国庞大的人员组织能力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将军们失去了对手，只好将武力强加给异族，并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整个帝国在战时经济中消耗巨大，却没有人能够将这架战争机器停下。
最后，这架机器终于失控。庞大的帝国死于自己的制度。中国人第一次尝到了中央帝国带来的巨大的统一成本。
贾谊曾经感慨秦因“仁义不施”而亡国，我们不能只看到所谓“仁义与否”，而应该从背后的制度去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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