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1月中旬，美越关税谈判迎来了新的转机，特朗普政府决定修改互惠范围，部分农产品不再受额外关税限制。根据白宫数据，越南对美出口的三分之一商品涉嫌是中国转运货物，这成为4月份对越南商品征收46%高关税的核心依据之一。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越南启用了全新原产地核查系统，这使得许多中国出海企业意识到：过去那种依赖“贴个标签、简单组装、越南中转”的粗放模式已一去不返。新的时代正在逼迫中国企业重构全球制造版图，而一个更具战略纵深的路径正在显现——“丝路制造”。

本文首次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丝路制造”概念：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通过身份转换、链条重塑和区域协作，在越南构建起一种深度嵌合、多环节套接、具备跨境创新能力的跨国制造模式。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能转移，而是以中国为“产业链枢纽”、以越南为“全球市场接口”的复合双循环结构。它既是对“小院高墙”和技术封锁的主动破局，也是中国制造业从“世界工厂”迈向“世界品牌”的关键跳板。

越南之所以成为这一模式的关键承载地，既因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战略，也得益于近年持续优化的制度环境和快速升级的本土消费市场。伴随世贸协定、CPTPP、RCEP等多边框架叠加，中国企业在越南不仅能借成本优势切入，更能共享原产地累积规则、享受与欧美贸易的规则红利。与此同时，中越在基础设施互联、产业政策对接、供应链配套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逐层互嵌，让“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成为现实。

当美国关税高墙竖起，真正能够穿透制度壁垒的，不是侥幸的转口渠道，而是深度本地化、区域一体化和链条重塑。越南加工、东盟协同、中国主导的“流动原产地”模式，正逐渐成为跨国制造的新范式。在全球化碎片化加速的2025，“丝路制造”不仅是中国企业突围的工具，更可能成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底层逻辑的关键力量。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10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丝路制造”：

中国企业出海越南的路径

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制造业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操控处于产业链上游的跨国企业通过技术霸权和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技术封锁，高筑贸易壁垒，竭力维护其全球经济霸主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打破封锁、打开局面，重构跨国产业链、价值链的实践，成为重要的任务。

越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具备产业链、价值链重组的天然优势与后发潜能，是中资企业出海的热点地区。目前，中国企业出海越南本质上表现为供应链网络的溢出，间接证实了经济活动空间范围与政治空间的刚性边界越来越不匹配，中国工厂向越南的迁移并不意味着整个产业的转移，而是由中国充当“产业链枢纽”，越南作为链接国际市场重要一环，构成“复合双循环”结构重要组成部分。中越制造业形成高度嵌合关系，抱团取暖，从而使“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成为可能。

现有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上下游企业突破各国政策工具限制的跨境投资活动，实际上已构成全球化解体危机下打造“企业丝路”的动作预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丝路制造”这一新概念，其内涵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利用身份转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输出和产业链整合，构建跨国制造网络的新型产业协作模式。该模式有助于跨国经营的市场主体掌握跨境资金流向，远程占据产业链、价值链重组的经济枢纽节点，达成资源要素共享，促进有效国际分工和边际收益最大化。这一模式在越南的实践既可体现中国制造业全球化转型的内在需求，也可呼应越南借助外资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其战略意义在于融合全球产业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产加工格局，这不仅有望成为应对“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有效举措，而且可能有助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底层商业逻辑，并推动经济全球化重启升级。

▍ 越南政策环境和市场机遇为“丝路制造”产业链形成提供了条件

（一）越南融入国际战略为“丝路制造”奠定了宏观政策环境

新世纪以来，越南启动了融入世界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主动融入国际经济。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主动融入国际经济”的主张；2001年11月27日越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颁布《关于融入国际经济的第07号决议（07-NQ/TW）》；2006年越共十大强调“主动、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同时扩大在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2007年2月5日，越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越南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为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重大主张和政策的第8号决议（08-NQ/TW）》。

第二步是全面融入国际。2016年1月7日越南通过《面向2020年融入国际总体战略及2030年远景展望》，当年11月5日，越共前总书记阮富仲签发了《在我国加入新型自由贸易协定背景下有效落实融入国际经济进程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第06号决议（06-NQ/TW）》，与2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2017年，越南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合作备忘录》，同年也加入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除了2021年11月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外，2022年6月越南还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通过多边机制平衡经济外交，在东亚产业链重组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步是深度融入国际。2021年越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方向，强调要朝着纵深、务实方向积极、主动、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苏林接棒党首后，2024年8月29日在越南外交部发表讲话时总结说：“越南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度地融入世界并为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并要求“对外工作要不断巩固势与力”“通过文化外交和外宣向世界传播和辐射越南软实力”“向世界展示独立、自主、和平、合作、友谊、发展、繁荣、幸福的越南”。2025年1月24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关于新形势下的国际融入的第59号决议》，标志着越南全面融入国际进入深度融入的新阶段。

（二）越南改善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为“丝路制造”提供了落地条件

苏林当选总书记后提出“越南民族崛起新时代”，在推动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全面革新立法和执法工作以及主动深度融入国际等方面提出了发挥“四大支柱”作用的第57号、第68号、第66号和第59号决议。通过“敲山震虎”的“反贪腐、反消极、反浪费”运动，越南加强“党领导、国家管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修订了宪法和几十部法律法规，适应自贸协定，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近年来越南坚守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断提升经济融入水平，强化内生动力，通过省市合并、精简机构等瘦身计划，推行自上而下的分级管理和简政放权，构建符合国际经营环境的制度体系，并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融入国际的经济体制；同时保持社会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避免对外依赖。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一带一路”倡议纵深推进的双重背景下，越南凭借其区位优势、成本竞争力和对区域自贸网络的深度参与，成为中国制造业出海的重要战略支点。人口红利过后，通过发展高素质劳动力创造“技术红利”，从而带动技术水平的提升，提高产品附加值。

与此同时，为深度融入国际，越南加大了改善营商环境的措施力度。2025年5月17日，越南第十五届国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特殊机制政策的决议。根据决议，中小企业自首次签发商业登记证之日起，可享受3年企业所得税豁免，并将于2026年取消门牌税；创新创业企业可享受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两免四减半”，股权交易免征相关税费。在监管层面，除明显违法行为外，对企业的检查和清查每年不得超过一次，并将打击垄断、不实报道等行为；法律文件变更办理免费，计划到2025年底削减超30%行政审批时间与成本，力争在2028年跻身东南亚营商环境前三。该决议并不面向外资企业。因此，降本增效的受益主体更多是参与“丝路制造”的企业。越南这些举措客观上有利于孵化“丝路制造”产业生态，推动本土国际化合作环境的发展。

目前，越南在东亚产业链中主要承担加工组装等中低端环节，主要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进口中间品，加工后出口到欧美等市场。但越南政府不满足于现状，在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根据越南《2016～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越南政府计划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吸引外资、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越南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等。2022年5月11日，越南政府颁布《至2030年创新与科技发展战略》，强调发挥科技创新在优势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加工制造业为重点，推动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转型，到2030年高科技工业产品价值占越南加工制造业的比重提升至45%以上，将越南打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上述规划和举措为“丝路制造”企业提供了项目落地的目标指引。

（三）以越南市场为根基、辐射全球的“丝路制造”战略机遇分析

首先，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重组为中国企业布局越南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创造了供应链重构窗口期。以纺织品为例，通过“中国纺纱+越南织染成衣”模式，企业既可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原料产能优势，还能够享受到越南对欧盟的出口免税待遇，并且还将填补越南本土供应链缺口。目前越南制造业中间品自给率不足40%，尤其电子、机械领域严重依赖进口。这为中国配套企业创造了市场空间，例如在三星越南工厂周边，已有超过40家中资供应商入驻，提供包括包装材料、金属组件、模具开发等配套服务。但进入三星供应链的在越中资企业并不多，目前仅有歌尔股份和瑞声科技两家，未来仍有大量接入机会。

其次，本地消费市场的升级红利给“丝路制造”提供了多元化定位选项。越南拥有近1亿人口，中产阶级占比迅速扩大，消费升级趋势显著。这一市场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年轻化需求旺盛，35岁以下人群占人口65%，热衷高性价比、创新设计的电子产品和小家电，推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二是越南中产阶级的扩张推动了中高端消费品进口增长，健康化转型加速，消费者对国际品牌接受度更高；三是本土文化认同强烈，但并不排斥国际产品。以TCL为例，其针对越南频繁的雷雨天气和复杂的山地地形，迅速推出具备防雷和超强接收功能的彩电，成功打入越南的边远农村市场，迅速实现扭亏为盈，跃居彩电市场占有率第二。可见，中国品牌凭借灵活营销和精准定位可以成功打开市场。如果“丝路制造”企业更多专注于越南本土化功能设计，即便家电类中高端市场被日韩品牌垄断，但在性价比细分领域仍有广阔空间。

再次，中越两国战略对接为“丝路制造”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一带一路”与越南“两廊一圈”规划框架下，双方可在多个层面协同推进：一是贸易便利化。RCEP与中国—东盟自贸区3.0建设升级了原产地累积规则和关税减让安排，并开始探索“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合作，加强“单一窗口”交流合作，有助于中越两国企业在两国境内同时享受出口和进口的双重通关便利，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二是基础设施联通。2024年签署三条跨境标轨铁路协议（老街—河内—海防、谅山—河内、芒街—下龙—海防），预计2025年底开工，将大幅降低物流成本。三是产业政策支持。越南《2030年第四次工业革命国家战略》《绿色增长战略》与中国“数字经济出海”政策契合，推动光伏、风电等合作项目落地。四是技术人才培养。中国—东盟“中文+职业教育”联盟和“鲁班工坊”项目等合作机制，有助于提升包括越南在内区域各国劳动力素质，促进产业升级。

▍ 企业出海与“丝路制造”路径的破题逻辑

随着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越南正逐渐从单一的产能承接地向区域化产业链布局转型。中国企业也在越南投资建设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组装的全流程生产能力。这些产业链集群通过技术溢出、人才流动和企业间的合作，提升了“丝路制造”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企业出海大背景下“丝路制造品牌”的诞生

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出海企业群体已经不限于中国本土企业，还包括第三方联营和合资企业。尽管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这些出海企业大都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西方管理模式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从中国溢出的产业链、供应链企业仍需经历一个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蜕变过程。这一产业转移规律有利于打破价值链归属非此即彼的魔咒。同时，“丝路制造”具有淡行为主体的特征，其本质是一种丝路商旅在融合我者与他者的行业拓展成长过程中实现“去中心化”的跨国经营活动。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企业多元身份主体需要长期探索，加之，在越企业多居于产业链下游，承接从中国溢出的国际化产业资本时，对于供应链合作必然会有所警惕。因此，对于跨国企业来说，突破品牌的属地标识就成为一个必选项。

品牌是产品设计的灵魂，构建“丝路制造”产业链，打造国际化品牌战略应先行。TikToK就是抖音国际化的成功案例，而淘宝和拼多多亦分别使用Lazada和Temu作为国际交易名标识。这些品牌可视为“丝路制造”的出海先行军，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通过技术输出、产能协作或资本布局成功实现国际化运营。“丝路制造品牌”的核心在于中国技术/模式+在地化运营+全球市场整合，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区域协作构建新型产业链。

瞄准情绪价值受众的LABUBU潮牌毛绒玩具也是一个典型的现象级丝路品牌，在越南Shopee、Lazada及TikTok Shop等电商平台上销售火爆。2024年5月，泡泡玛特在越南连开两家线下门店。LABUBU在越南大卖得益于韩国女团BLACKPINK成员Lisa在Instagram上发布与LABUBU相关的照片，引发了东南亚地区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从而凸显了丝路品牌的市场效应。

2011年，海尔收购了三洋电机在东南亚的白电业务，AQUA品牌由此进入越南市场。2017年进行品牌切换时，AQUA市场表现曾出现断崖式下跌，但通过产品提升、更换产品平台、提升工厂效率和加大推广力度等全方位努力，AQUA洗衣机和冰箱重回越南市场第一和第二的位置。AQUA针对越南市场的特点和消费者需求，推出了具有ABT动态杀菌和HCS保湿锁鲜功能的冰箱，以及智能彩色滚筒洗衣机，此外，还针对东南亚热带气候推出节能产品。AQUA通过参与当地社交平台、选美大赛等大众文化场景，成功融入本地生活。

（二）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倒逼形成在越“丝路制造”产业生态

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4月2日启动“对等关税”措施，针对包括越南在内的57国，指责这些国家利用转口贸易规避对华关税，拟对越南商品征收46%高关税。这一政策表面上是经济手段，实则是美国重构全球供应链、削弱中国产业转移红利的战略举措。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已经正式启用全新原产地核查系统，美国海关新规通过“高压审查+长追溯期+刑事威慑”组合拳，剑指转口贸易。受出口市场依赖、“竹式外交”以及现实利益考量，当7月2日特朗普单方面宣布越南与美国签署不平等的《关税与贸易框架协议》时，越南官媒并未做出回应。当天，据越通社报道，苏林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就《关于越美对等、公平与平衡贸易协定框架的联合声明》达成一致。苏林建议美方尽早承认越南市场经济地位，取消对越南部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与官方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学界和商界则对达成的协议表现出巨大反差，有的学者因越南对美出口关税税率降至最低而持乐观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协议结果令人喜忧参半。

越美达成的《关税与贸易框架协议》尚存在争议，不管是美国对越南原产的商品收取11%还是20%的关税，协议针对“转运商品”设置40%惩罚性关税已经坐实，并要求越南建立原材料发票、生产流程图、能源消耗记录的“三级溯源制度”，尤其对太阳能板、家具、电子产品实施“每单必查”。这导致中国经越南转口的成本飙升，依赖简单贴标或组装的中小企业“曲线出口”模式濒临失效。尽管协议全文内容尚未公布，但相关“转运”条款将导致中国出口企业遭遇转口贸易受阻、中间品出口减少以及在越中企成本上升。对于中国出海企业来说，意味着“越南中转”模式终结，必须打造深度套嵌产业链的“丝路制造”商业生态，或可破局。

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疲软，传统制造业模式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诸多挑战。地缘政治因素对“丝路制造”的影响日益显著，非传统安全问题外溢引发的政治动荡、贸易摩擦等，增加了制造业的跨国经营风险。越南每年从中国进口约900亿美元商品，其中部分经简单加工后以“越南制造”名义出口美欧等消费市场。苹果在越南的供应商数量不断增加，从2018年的14家增加到2023年的25家，并在2024年增加到35家。越南利用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的原产地规则，构建了“中国元件—越南组装—全球出口”的高效生产模式。如果中美越三方关税政策尘埃落定并生效后，这种“丝路制造”布局将呈现高联动性，但受制于税收比较优势和跨境市场因素，最终将趋于互动平衡态势。

为此，出海企业需强化风险管理，优化全球布局，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对生产运营的影响。内外环境的变化促使“丝路制造”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企业需要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等方式，提升自身竞争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丝路制造”需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依靠共建产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式，促进区域内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协同发展。总之，“丝路制造”作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的制造业国际合作新模式，超越了传统的代工生产或成本导向型产业转移，成为构建融合在地化创新、区域市场服务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复合型制造体系。

（三）流动的原产地——“丝路制造”的核心竞争力

在越南的经营实践中，“丝路制造”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产业动态迁移特征。从投资主体看，“丝路制造”模式要求跨国经营的市场主体从早期以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转向电子、家电、新能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从驱动因素看，成本优势虽仍是重要考量，但规划“丝路制造”产业布局时，要求规避贸易壁垒、贴近消费市场、整合区域资源的战略动机日益凸显。从协作方式看，不应简单复制国内生产模式，而应积极融入越南本土产业链，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区域合作机会，将部分生产环节布局到东盟其他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缅甸等，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且与越南同属东盟自由贸易区，可享受区域内的关税优惠。另一方面需提升越南本地供应链能力，加大对越南本地供应商的投资与合作，提高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本地采购比例，从而更容易满足原产地规则中关于本地增值的要求。

中国企业需超越简单的“产地转移”，构建深度本土化体系，开启在越深加工，确保产品在越南的增值比例达到30%以上，甚至更高，以满足原产地标识“实质性转型”的要求。推动上下游供应链的在地化，意味着需在越南各地合理规划培育二级供应商，形成“中国主导+本地嵌入”的产业链集群，不仅提升越南整体制造业水平，还通过龙头企业拉动配套企业“组团出海”，复制国内供应链生态，体现“丝路制造”特征。

因此，跨国经营主体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链整合、品牌与市场拓展、深度本土化体系建设、技术转移与产能辐射以及满足原产地规则等多方面的努力，可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种“流动原产地”的模式不仅能提升中资企业在越南的产业竞争力，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成功范例。

▍ 走向可持续的“丝路制造”生存和发展逻辑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森（Harold James）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尝试构建一种替代性全球化路径，更适应运输高附加值商品、服务与数据的新时代全球化逻辑。同时他指出，美国与中国之间并非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正步入多极化世界中的权力重构，美国必须学会适应自己不再主导全球秩序的现实。

美国政府极限施压并胁迫“全球伙伴”国家围堵中国制造，客观上已经逼迫中国完成全产业链布局，拥有了巨大的“反卷式”产能，掌握关键领域的技术知识产权和产业能力。当前我国尚未构建起一套能够有效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在诠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实践方面，存在理论短板。这种话语体系的缺失，使中国难以在国际舆论场有效回应西方主导的殖民主义遗产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体系，而后者通过知识产权、关税壁垒等不对称机制维持着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越南等东盟国家正积极探索“共研丝路”的创新合作机制，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区域产业链深度整合与转型升级。其中，越南—新加坡工业园区（VSIP）作为标志性合作项目已形成显著的集群效应。

中国企业出海越南的“丝路制造”路径，是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区域经济深度互动的时代产物。当前，我们既面临供应链重构、消费升级、政策协同与新兴领域增长等战略机遇，也需破解基础设施瓶颈、政策波动、竞争加剧、地缘政治与合规文化等多重挑战。成功突破的关键在于超越传统的“成本套利”模式，向本土化创新、技术赋能和绿色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范式转型。

2025年作为越南政府规划的“加速突破之年”，其经济两位数增长高目标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出海战略形成历史性交汇。把握这一契机，“丝路制造”多元化布局不仅有利于在扼杀全球化的逆流中突围，还有望成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典范，为新兴市场工业化提供新范式，更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注入新动能。在这一进程中，那些能深耕本地市场、恪守合规经营、勇于技术创新的中国企业，将在越南乃至全球舞台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品牌”的跨越升华。

编辑|韩书敏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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