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建造北宋黑科技,一共分几步?

中国国家天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区里,我就站在这里。


与展区内其他展品相比,我似乎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每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会在我身旁的藏品说明牌读到这样一段白底黑墨的文字:


“水运仪象台。据《新仪象法要》1:5复制。”


是的。我并非诞生自遥远的古代,而是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科院与文物局支持下,由新中国的研究员们复原制作的展示模型。


我的名字,是水运仪象台。 英文名“Water-powered Astronomical ClockTower”,直译“水力天文钟”。


现在的我的确很年轻。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一段足以向你讲述的传奇故事。


一/ 冬至之争


这个故事,要从九百多年前讲起。辽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使臣大帐内,气氛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不论如何!今年冬至庆典,一定要以我朝历法为准!”


“凭什么?难道我大宋历法,竟会不及你北朝吗?”


辽朝馆伴使将拳头砸在桌面,厉声怒言;对面身披官服的宋朝使者只是一再摇头,绝不退让一步。双方争执不下,帐内本就寒冷的空气仿佛凝固成冰。


这一年是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宋辽两国自“澶渊之盟”后已相安无事近百年,互称“兄弟之国”,时常互通使者以致友好。可一旦事关本国国体,外交上的擦枪走火依旧时有发生。


天文历法,无论对宋朝还是辽朝,都是关乎国体与尊严的大事。


按照惯例,宋朝使者出使辽朝后,将在冬至日与辽朝共同举行庆典。但1077这年,宋朝历法的冬至日要比辽朝早一日,两国官员都认为本国历法是正确的,各自坚持要在本国历法的冬至日庆祝。就在双方争论不休时,一个沉稳的声音响起在众人耳畔:


“历法推算但凡有微小的差异,难免会产生或早或晚的不同。就比方说,假定冬至节气的起始时刻在亥时(21:00-23:00),那冬至日就仍然是当天;可如果推算多了一时半刻,属于子时(23:00-次日1:00),冬至日就变成第二天了。故而看似差了一整天,实则只是历法推算上的微小误差所导致罢了。


“依苏某看,既然两朝历法早晚已定,不如各自遵从本朝历法庆贺冬至。诸位以为如何?”①


说这番话的人名叫 苏颂 ,字子容。他是备受宋朝士大夫尊崇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宋朝此次辽国使团的核心人物。


这一年,苏颂五十八岁。


在苏颂的调解下,宋辽两国达成一致,摩擦得以妥善化解。从辽朝返回宋朝的路上,副使姚麟询问苏颂:


“究竟是辽国历法准确,还是我朝历法准确?”


“其实是辽国历法更准确。”苏颂回答,“辽国对民间不禁天文,历法推算往往也更为精准[10]。但为了国家尊严,我不能因此就顺从他们,只好作调和处置。”


“看来太史局②的天文官们要因此被官家③罚金了。”


苏颂不答姚麟,只神色凝重地仰头,望向苍茫碧空中那轮皓白的冬阳。


二/ 问仪


历法不准确,怎么办?答案当然只有一个字:改!


如果要评比中国古代改历最频繁的朝代,宋朝一定拔得头筹,没有之一。 这一方面是由于宋朝长久面临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压力,在政策上需要占象作为指导,这是宋人的天文思想尚没有脱离神学的一面;而另一方面,相较唐及以前,宋人认为历法的误差应当归咎于人为测算,而非盲信“天人感应”的灾异之说,则又体现出他们在天文研究上具有 重视规律、勇于革新 的科学态度。


中国古代历法沿革,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历法被标为深色。来源/上海天文馆


在科学与神学的交织博弈中,两宋三百年,历法改革始终是重中之重。 作为朝廷官员,也作为对天文素有研究的学者,或许很少有人会比苏颂更清楚历法的意义与分量。在亲眼认识到本朝历法的落后后,他更是为此深深地忧虑。


正如现代需要建造精密的观测设备助力天文研究。在宋朝, 历法最终是否准确、用于推算历法的天象数据是否精确,获取数据的天文仪器同样是先决条件


苏颂和北宋朝廷的目光,一同瞄准在候台④放置的浑仪上。


与辽朝冬至之争后数年内(元丰年间),北宋完成一次大规模“星口普查”⑤,力图弥补天文上的不足。九年后的元祐元年(1086),北宋朝廷颁布诏书,命苏颂“定夺新旧浑仪”,主持新仪器的建造工程。


这一年,苏颂六十七岁。已满头白发的他没有丝毫推辞,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使命。


他在接受诏命后第一时间赶赴太史局和翰林天文院⑥,调取宋以前历代天文仪器的资料。


他与天文官们热烈讨论。听闻后者频频为数据差异而彼此争执,陷入沉思。


他在深夜的书房里点燃孤灯——平生清贫节俭,他只愿点一盏灯。灯火照亮的有限空间里,苏颂手指划过册册泛黄的书卷,看到了身前千年。


“汉代张衡倡导浑天说,造‘水运浑象’ 。”苏颂抄录,“水运浑象 使用漏壶水流驱动仪器 ,利用漏壶的等时性,模拟天球的自然推移、运转不息。


“唐代一行、梁令瓒等人造‘水运浑天’ ,在张衡基础上 优化齿轮传动结构 ,并置两木偶于仪器前,随仪器转动敲击钟鼓,实现 自动报时 功能。


“本朝初年,巴蜀人 张思训造‘太平浑仪’ ,足有数层楼规模。它同样以 水力驱动 、具备 精准的报时功能 ,此外能够 对日月星象进行演示 。怎奈张思训离世后,仪器机件断裂损坏,再没有人知晓制法了。”


为文献记载的贫瘠,更为太平浑仪的绝迹,苏颂叹息扼腕。与此同时,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构想点亮在他的脑海。


三/ 浑天仪象所


浑仪。浑象。报时功能。水力驱动。这些前人遗留的宝贵遗产,是否有可能统合于一台仪器?


苏颂决定去寻找答案。


他在朝廷内多方走访,物色能够帮助自己的人选。不论是否是专业天文官,不论官职尊卑如何,他都亲身访问考察,很快收获了一批杰出的天文及工程人才。


就是在这时,苏颂遇到了 韩公廉 。一名吏部的文书小吏。


一名经常在夜晚仰望星空,爱好用数学算法推算天体运行的文书小吏。


“你现在做的事在千百年前,曾是张衡、一行所做的事。”苏颂对韩公廉说。


“可我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官。”韩公廉忐忑地说,“像您这样才德兼备、备受官家倚重的大人,为什么会选择我?”


苏颂蔼然一笑,先不回答韩公廉,却向他询问起勾股算术及天文相关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韩公廉侃侃而谈,仿佛变了一个人。


“这就是我选择你的原因。”苏颂笑道,并将自己整理的前代天文仪器的资料交给韩公廉。


“依据这些有限的资料,你能否推究出新仪器的制法?”


“请苏大人允许在下一试。”


韩公廉没有让苏颂失望。不久,他制造出一台机轮小模型,并写著 《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 一卷。仔细审阅、询问之后,苏颂心下惊喜不已。他告诉韩公廉:


“虽然和古人说法不尽相同,但独具巧思。 如果按此模型制造实物,一定有前所未有的独到之处。——恳请韩君助苏某,一臂之力。”⑦


看着面前这位请求自己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韩公廉的眼眶湿润了。


“能得苏大人如此信任。公廉,荣幸之至。”


元祐二年(1087)八月十六日。中秋佳节刚过,朝廷同意了苏颂的请求,下诏 设置“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 ,进行新仪器的专门研制:


郑州原武县主簿兼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担任仪象台监制。


太史局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以上人等与韩公廉一同担任仪器的制度官。


节级(唐宋时武职人员)刘仲景,天文学生袁惟几、苗景、张端、侯永和、于汤臣。以上人等负责测验日影及漏壶刻度。


都作人员(总管操作的人员)尹清,负责统辖、指导仪器筹备。


而苏颂。用现代的说法,担任新仪器的“总工程师”,主持整个浑天仪象所及新仪器的建造工程。


——故事的序幕自此已筹备就绪。接下来,该是攀登的时候了。


四/ 三个预言


元祐三年(1088)五月。在苏颂领导,韩公廉设计,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共同推进下,浑天仪象所确定了新仪器的基本结构,成功制造出小木样(木制小模型)。后来,苏颂在《进仪象状》中这样描述:


“(我们)兼采历代仪器长处,收置一台仪器之中。 新仪器呈台屋状:台顶放置浑仪,中层放置浑象,机轮(报时装置 )及水力系统隐藏在下层。全台均以水力驱动,同时带动浑仪、浑象运转,并机轮上木人的报时。 ”[1]


水运仪象台(东立面)功能结构示意。来源/王振铎《揭开了我国“天文钟”的秘密——宋代水运仪象台复原工作介绍》CNKI


以水力驱动运转,放置浑仪、浑象,外形为台屋。这就是新仪器——“水运仪象台”的名称由来。


说到这里,有件事我想多提几句:虽然一般将浑仪与浑象混谈为“浑天仪”,但其实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仪器。 浑仪者,量天之器也 。内置望筒,形似望远镜镜筒,管窥苍天,从而读取特定天体的坐标数据。 浑象者,象天之器也。现代称天球仪 外形呈圆球状,上布星官、河汉、经线及天体运行度次,可绕天轴旋转,辅助观测。


在北宋时,太史局只使用浑仪一种仪器,浑象已经失传。苏颂坚持认为这并不能严密地观测天象,于是利用元丰年间的“星口普查”成果,依照前人的描述,硬是重新将浑象复原了出来。


——别看这位苏大人待人时平易亲切。一主持起科技工程,他比谁都要“吹毛求疵”,经常令浑天仪象所头痛不已。


设计好基本结构,可以开始制造实物了吧?


“不!”苏颂说,“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浑仪操作并不简便,容易受观测者能力等因素影响,导致天文官们经常为数据精度而争执。 该如何简化浑仪的操作?


第二,无论浑仪浑象还是报时装置,都必须以恒速运转。 如何让水力系统的驱动保持恒定?


第三,整座仪器规模宏大、机件复杂,更兼上层浑仪露天放置,长此以往必然被雨水锈蚀。 该如何对仪器进行保养?


针对这三个问题,浑天仪象所经过商讨、测验,再商讨,再测验,不知多少轮反复,终于提出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


那是对未来的三个预言。


预言一:为浑仪增加 “天运环” ,以水力驱动浑仪,与天行同速,昼夜一周。如此一来,保证望筒筒窍不会脱离天体,相当于简化了操作步骤,也就减小了观测误差。


预言二:为水力驱动的核心部件——枢轮,增添一套 “天衡” 杠杆机构。枢轮水斗接水未满,天衡阻止其运转;水满,水重超过支撑限度,天衡则放枢轮转过一辐,然后再次阻挡枢轮,开始新一轮擒纵循环。 这个过程约25秒一次,主管全台动力的枢轮也因此25秒转过固定幅度。从而保证仪器运转接近于恒速。 [27]


康布里奇复原天衡系统结构图。来源/陆敬严钱学英《新仪象法要译注》


预言三:在浑仪上方增设 “板屋” 。板屋屋板南北各九块,可随时拆卸。如此既保护了仪器,又便于随时观测。可谓一举两得。


我之所以将这三个解决方案称为预言,是因为它们不仅延续到了现代,而且在不同领域里为人所耳熟能详:


望远镜转仪钟。钟表锚状擒纵器。天文台活动圆顶。


听说,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曾这样推测:“中国传统的天文钟,似乎是中世纪晚期欧洲机械钟的直系祖先。”[26]


小木样送交尚书省检验的半年后,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新仪器大木样制作完工。闰十二月,宋哲宗下诏,再次对仪器进行试验。


元祐四年(1089)三月,相关官员禀告:“臣等经过校验,认为新仪器的运行与天行相合。”新仪器正式进入实物建造阶段。


元祐五年(1090),新仪器水力系统制造成功,台屋建成。浑仪和浑象即将开始用铜铸造……


五/ 追天


我的名字,是水运仪象台。 我真正的生年是北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


李约瑟假想的水运仪象台,克里斯琴森(John Christiansen)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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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祐元年诏命颁布起,已经过去整整七年。我记得这七年里,韩公廉是怎样精益求精地制作我的木制模型;记得刘仲景是如何在烈日下为我树立高表;记得袁惟几等学生们是如何不厌其烦地记录漏壶刻度,为我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调试。


我当然也记得。无数个夜晚,苏颂登上我的台顶,在浑仪前仰看繁星。我为他年事已高无法好好休息而担忧,可他告诉我,他从小就觉浅,三更躺下,五更就睡不着了。在无眠的夜幕下看星星,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


“还记得一开始接到诏命时,连我自己都心怀忐忑,担忧无法完成陛下交给我的重任。毕竟我虽然对历法素有研究,但对于天文仪器,我的了解可是要比张衡、一行、沈存中(沈括)他们差远了。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可你依旧做到了。我心想。没有什么比“做到”更能证明一切。


“幸运的是,老夫做到了。”苏颂好像听到了我,笑道,“此后,我也能放心些了。”


放心什么?我问。


“放心天下百姓从此有更精准的历法以佐农事。放心国君从此能够准确察知天时,考正得失,以布民政。”


同年,皇居卿《观天历》颁布,其中部分吸收了苏颂的研究成果。


同年六月十四日,朝廷下诏,命诸位宰辅大臣对我进行审阅。 在苏颂指挥下,天河流水,一泻千里;枢轮翻转,井然有序;木人报刻,昼夜如一;浑仪仰观明星千百,浑象东升西入,周而复始。虚无而一去不返的时间,在此拥有了形体与求索的重量。


在与北宋现有天文仪器的对比检验中,我得到的观测数据精度最高,是当时最严密、最精准的天文仪器。 [24]


不久,苏颂因事被记恨者攻讦,遂辞去宰辅之职,以老病为名请求致仕(退休)。朝廷不准,将他外放地方。后来苏颂再三告老,朝廷拗不过他,终于准许他归还京口(今江苏镇江),与家人安度晚年。


离开京城的那年,苏颂七十四岁。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六/ 星光


虽然没有了领头人,但浑天仪象所还在。有时候我会在他们为我添水时,听说苏颂后来的事情。


“苏大人在山麓下购置了一块窄地,与兄弟儿女同居,怡然自乐哩。——还能因为什么,苏大人为官素来清廉,哪有买豪华府邸的存款?听说他家的房舍简陋到只能遮蔽风雨,那么大的百口之家,每回吃饭荤菜只有一道哩!”


“我近来听说,苏老师就算退休了,也日日读书不辍。他还会在晴朗的夜晚仰观天象,将孙辈叫到院子里,在他们背上指画星辰,教授他们天文知识。”


“苏老师写信告诉我,他近来在重修《新仪象法要》,希望我们仪象所能代他将书交给朝廷。”


《新仪象法要》,最初是大木样建成时苏颂为我撰写的“设计说明书” 。当时的我并不明白苏颂为什么退休了还要孜孜不倦地重修它,也并不知道,这部书对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


终于有一天,我听说了苏颂离世的消息。直到现在我依旧记得很清楚,那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夏至的次日。


我听说北归途中的苏东坡为苏颂撰文致哀,自豪地表示他无愧于与苏颂这样高尚的人做同宗挚友。


我听说苏颂在临终前依旧在给刚上任不久的宋徽宗写信,劝告他做一个好皇帝,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祝愿。


而我,只能按照他的期盼井然运转,让机轮上的木人们敲响钟鼓,试图将这声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在晴夜里让浑仪追逐星光,渴望从星光里再次见到他的笑容。


我虽然是追逐苍天、铭刻时间的仪器。但,我终究无法超越时间。


苏颂离世后26年,靖康之变。 金人攻入汴京,摧毁合台,将我拆解并运回金国,但却无法将我重新组装。而宋朝皇室南渡后,找到苏颂的儿子苏携,研究苏颂遗书,试图将我再度复原。怎奈也没有结果。


再后来,朝代几度兴衰更迭,“水运仪象台”也不可避免地化作历史的一捧黄沙、一个传说、一个谜团。


难道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


还会有人记得我吗?还会有人再次听到我,看到我吗?


“会。”冥冥中,一个声音坚定地回答。


那是苏颂的声音。


“天行有常,世事难料,没有谁能看到身后百年。张衡的水运浑象失传了。一行、梁令瓒的水运浑天失传了。梁朝皇宫的浑象失传了。三国葛衡的浑天象失传了。张思训的太平浑仪自机件损坏,也没有人能让它‘死而复生’。我虽然无法守望你千秋万代,但绝不会让你也步了前代浑仪的后尘。我会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世:你曾在星光之下怎样精彩地存在过。


“带着我的祝愿,超越时间,代我去未来看看吧。”


七/ 谜底


我再度醒来,是一个荷花盛开的夏日。


唤醒我的人满含激动地告诉我,他叫 王振铎 ,是一名文博与科技史家。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王朝观天使用的天文仪器,但却拥有了一项更加重要的使命:作为博物馆展品,向新中国的人们讲故事。


之后,依旧一头雾水的我被送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我看到许许多多身着短装的人在我面前来来往往,将惊奇地目光投向我,与同伴指指点点。在导游和煦的讲解声里,我逐渐明白了一切。


二十世纪,苏颂为我撰写的《新仪象法要》受到世界各地科技史家的关注。 书中五十余幅精致的机械及零件制图、以十一世纪实际观测为依据绘制的全天星图⑨,以及九百年前对类似锚状擒纵器、转仪钟、天文台活动圆顶等结构的记述,令学者们惊叹不已。那位英国的 李约瑟(Joseph Needham) 博士更是先后两次将《新仪象法要》合译为英文,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足有二十余处他毫不吝惜的笔墨与赞美。


李约瑟的赞美。


人们开始重新看到我。


1958年,在故宫博物院、中央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等多方协助下,王振铎团队依据《新仪象法要》,成功制作出我的1:5模型。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对我的复原。


“到(1958年)6月1日,这个复原模型经过反复试验,才最后发现了它的运转规律,水轮能转动起来,这样,世界上最早天文钟的秘密终于被我们揭开了。”王振铎在文章中这样回忆。


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产生好奇,试图实现我的复原。


1961年,英国的康布里奇(John H.Combridge)制作了水运仪象台擒纵机构的复原模型。后来他还为伦敦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London)复原了全台模型,并制作了枢轮和擒纵机构的1:2模型,后者陈列在英国利物浦市博物馆(Liverpool City Museum)和美国的时间博物馆(Time Museum)。


图20康布里奇复原的水运仪象台模型。来源/张柏春张久春《水运仪象台复原之路:一项技术发明的辨识》CNKI


1988年,苏颂的故乡福建同安县(今厦门同安区)委托陈延杭和陈晓制作我的1:8模型,后陈列在苏颂科技馆。


1993年,台湾省台中自然博物馆首次按照1:1比例实现我的复原


1997年,日本精工舍株式会社用四年时间,成功制作1:1比例的水运仪象台。我自此成为长野县诹访湖“仪象堂”时间科学馆的重要展品。


2011年,崔海玉、钟耘我团队为厦门同安区苏颂纪念园建造出1:1比例水运仪象台,六年后,又将同样比例的我建造并展出于开封市博物馆……


开封博物馆展出的1:1水运仪象台。


来源/http://mbd.baidu.com/newspage/data/dtlandingsuper?nid=dt_5195946853076430164


现如今,我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接受着天南海北的朋友们对我的惊奇注目与议论纷纷。


我实现了苏颂对我的愿望。但悄悄告诉你,其实我也有自己的愿望。


我听说 2016年9月25日,在贵州的莽莽大山深处,有座被称作“中国天眼”的大射电望远镜正式落成,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如果可以,我想去见见它,和它聊聊天。我会告诉它中华民族曾经是怎样仰望星空,而它或许会向我分享与世界携手听到的,来自宇宙深处的低吟与谜底。


西方的普赖斯曾这样赞美重锤时钟。我想将他的话略作修改,送给“中国天眼”,送给南仁东和苏颂,送给所有追逐星海的天文仪器和它们的建造者们。


——“你们是从天文学世界降临的天使。”


作者简介/



溯之,南信大天文协会科普部前成员,持续成长的现科普工作者、科普撰稿人。天文爱好者,科学史爱好者。热爱中西方各文明天文学史,热爱科普创作,致力于撰写严谨与趣味兼具的科普作品。很荣幸与你一同踏上溯流星汉灿烂的旅程。


注释/



关于辽宋冬至之争,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八十四)载:“故事,使北者冬至日与北人交相庆。是岁本朝历先契丹一日,契丹固执其历为是。(苏)颂曰:‘历家算术小异,则迟速不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则犹是今夕;若踰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北人不能屈,遂各以其日为节。”


太史局:据《宋史·职官志》:“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即负责天文历法的观测、记录和推算工作。


官家:宋朝官员非正式场合对当朝皇帝的称呼。


候台:宋代的“天文观测站”,用于放置浑仪等大型天文仪器以实施观测。


北宋的“星口普查”:北宋进行过多次大规模恒星位置观测,其中一次发生在元丰年间(1078-1085),称为“元丰测验”。研究表明,苏颂《新仪象法要》中的全天星图就是根据元丰测验的成果进行绘制,精度相较前代星图显著提升。此外,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上的二十八宿宿度值也与元丰测验相同,可见其对中国古天文发展的深远影响。


翰林天文院:宋代特别重视天文观测,除太史局外,另设有翰林天文院这一天文机构。翰林天文院与太史局同时进行观测,并将观测结果相互比较检查,以确保数据准确。但据沈括记载,因两处官员常常私下沟通数据,这一用意在具体实施中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韩公廉生平不详,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好在苏颂的《进仪象状》详实记录下了韩公廉为设计水运仪象台所付出的才华与努力:“臣(指苏颂自己)昨访问,得吏部守当官韩公廉通《九章算术》,常以钩股法推考天度。……若通此术,则天数从可知也。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其人称: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既而撰到《九章钩股测验浑天书》一卷,并造到木样机轮一坐。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韩公廉的智慧令人咋舌惊叹,而苏颂更不愧是一位善于发现人才、敢于委用人才的超级伯乐。


水运仪象台的报时装置:由一组平行于地面的同轴轮系组成,轮周均匀分布或操钟鼓、或持木牌的小木人。每到相应时刻,木人转至仪象台南面底层的木阁前,时初摇铃、刻至击鼓、时正叩钟,并由对应木人持举上书具体时间的木牌,从而进行报时。仪象台报时装置的功能与古代钟鼓楼类似,区别在于不假人力,完全由水力自动实现。


苏颂星图:这是保存在《新仪象法要》中的全天星图,用于制作浑象、辅助观测。在中国星图史上,历来有“横图”与“圆图”两种画法,但由于天球呈立体球形,两种画法都存在变形的情况。故而唐初时,就已经出现横、圆相结合的画法(如敦煌星图)。苏颂星图更进一步,用横图绘制赤道附近星官,圆图则以赤道为界绘图两幅,分别绘制南北天球星官,横图与圆图互为参照,结合使用。从而保证对全天星官的准确记录。对此,李约瑟在研究了世界各国星图后曾表示:“看来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是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卷》)


参考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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