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战略竞争”等词汇，定义了全球对中美关系的观察视角。华盛顿的政策圈、智库与媒体，共同构建了一个叙事：一个崛起的中国与一个守成的美国，其结构性矛盾注定将走向长期且全方位的对抗。

然而，就在这股对抗声浪看似达到顶峰之际，

美国民众的心态，却发生了一场“大逆转”……

最近，美国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了一份权威调查报告《美国人逆转对中美竞争的立场》（Americans Reverse Course on US-China Competition），调查显示，历经数年急剧恶化的态势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正出现显著的“逆转”。

超过半数的美国人（53%）开始倾向于对华“友好合作与接触”，这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出现多数人支持合作的局面。

但，这一戏剧性的转变背后，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

是选民对关税战的经济阵痛感到疲惫，还是对持续升级的地缘政治对抗产生了厌倦？这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

数据深潜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基于的是今年7月至10月间对超过2000名美国成年人的抽样调查，报告描绘了一幅远比“合作意愿上升”更为复杂的图景。

我们可以概括为“一个转向，两大分裂”。

一个核心转向：

合作意愿的强势回归

如前所述，53%的美国人支持“友好合作与接触”，而支持“限制中国崛起”或“积极对抗”的比例相应萎缩。

同时，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关键威胁”的受访者比例，从2023年的58%降至50%。

相应地，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温度计”读数从2024年24分的历史冰点回升至35分，达到了2020年疫情前的水平。

这一转变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民主党阵营（下图中的蓝色线段）——

高达66%的民主党人持合作立场，一年内激增19个百分点。这标志着民主党选民在对华政策上的立场已高度清晰化，与党内建制派寻求“可控竞争”而非“全面对抗”的声音形成共振。

第一大分裂：

贸易与安全关联性的认知鸿沟

在“中美贸易是否削弱美国国家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美国社会几乎一分为二：48%认为削弱，47%认为加强。这彻底击碎了此前“对华强硬”的跨党派共识。

深入看，这是两条背道而驰的党派曲线：

民主党人（60%）已成为“贸易促进安全”论的信徒，他们更相信经济相互依存能降低冲突风险，并看好美国在开放竞争中的韧性。

共和党人（63%）则坚守“贸易即依赖，依赖即脆弱”的经济民族主义逻辑，视对华贸易为国家安全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大分裂：

政策工具（关税）的“目的”与“手段”之辩

在具体政策工具上，美国民众展现了惊人的务实主义与战略灵活性。

一方面是原则性反对：

多数美国人（54%）反对单纯“提高对华关税”，民主党的反对率高达81%。这表明经过几年的贸易战，许多民众已切身感受到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和生活成本上升。

另外一方面是策略性支持：

这体现在，当关税被置于一个“交易”框架内时，情况就会截然不同。高达66%的美国人（包括73%民主党人、63%共和党人）支持“降低美国关税以换取中国削减对美贸易顺差”。

这也说明，

美国民众真正反对的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实际回报的对抗方式，而不是那种经过仔细规划、目的是换取真正好处的聪明外交谈判。

为何美国民意

在此时逆转？

这场民意的“大逆转”并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在经历数年激烈对抗后的反思与调整——

首先是经济账本：

厨房餐桌最终战胜了地缘政治。

对于普通美国家庭而言，抽象的地缘政治竞争远不如超市账单来得真实。持续数年的对华关税战，其成本已通过更高的物价传导至每个消费者。从电子产品、服装到家用电器，通胀的压力让许多人开始重新权衡对抗的代价。

民众支持的，是一种“精明务实”（Hardheaded Pragmatism）的对华政策，即以合作降低生活成本，以谈判换取实际经济利益。

其二，“对抗疲劳”与危机优先级的转移。

长期处于“极限竞争”的动员状态势必会带来社会心理疲劳。

当俄乌战争、中东动荡等其他国际危机持续吸引注意力，当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经济稳定等跨国挑战日益紧迫，美国民众可能意识到，将一个资源无限的超级大国完全定义为“敌人”，并与之在所有领域“脱钩”，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特别是当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经济焦虑、社会撕裂等问题日益突出时，一个遥远的外部对手对普通人的吸引力自然会下降。

报告作者卡福拉明确指出：美国人正将目光从外部转向内部。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做法，其边际效用正在递减。

其三，商业精英的游说与地方州的利益驱动

尽管华盛顿的政治话语充满火药味，但美国商界，特别是农业州、科技企业及依赖全球供应链的制造业，从未停止在幕后推动关系缓和。

各州州长（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率贸易代表团访华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他们关心的是本州的就业、农民的出口和企业的利润。

这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压力，通过选区政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选民的感知和立场。

中美大豆贸易走势图，图源：纽约时报

最后，是对华认知的“去妖魔化”。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过于简化的“中国威胁论”叙事开始受到审视。

更多学者、前官员和媒体人开始发出声音，强调需要区分“竞争”与“敌对”，需要在一个复杂、多维的中国与一个漫画式的“反派”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更为精细（nuanced）的公共讨论，尤其在高等教育群体和自由派媒体中传播，为合作论的回归提供了思想基础。

不变的红线

尽管出现了合作的呼声，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将回到21世纪初的全面“接触”战略。在某些核心利益领域，两党的共识依然坚如磐石，为未来的对华政策划定了清晰的“红线”。

避免军事冲突是最高共识：

62%的受访者认为避免与中国的军事冲突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在民主党内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1%。

也就是说，无论竞争如何激烈，管控危机、避免擦枪走火是美国社会压倒性的共同愿望。

维持科技领先优势：

58%的美国人认为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至关重要。高达68%的民众支持禁止向中国出售敏感高科技产品，这在两党中都获得了高度支持。

这意味着，科技领域的“脱钩”或“去风险化”仍将是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支柱。

拒绝中国的势力范围：

高达82%的民众反对允许中国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比例在两党及独立选民中均超过80%。

这反映了美国维护其在印太地区主导地位和联盟体系的深层战略决心。

这些不变的“红线”告诉我们，

美国民意的转变是策略性的，而非战略性的。

公众寻求的是一种“有管理的竞争”，即在保持关键领域优势和战略底线的同时，通过合作与接触来降低风险、寻求共赢，而非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这对中美关系以及

世界稳定意味着什么？

这份报告不仅是美国国内舆论的风向标，更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对白宫决策者的双重信号

对于现任或未来的美国政府而言，这份民调传递了复杂且双重的信号。一方面，民意转向为政府采取更多外交接触、重启对话、甚至在关税问题上进行谈判创造了政治空间。

所以报告的结论乐观地认为，

“一个准备好重新接触的公众可能会为创造性的外交创造空间”。

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党派分歧和在关键议题上的强硬共识，

也极大地限制了政策的调整范围。

因此，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很可能呈现一种“钟摆”形态——

在言辞和姿态上更强调“护栏”和“管控”，在行动上则继续推进关键领域的科技限制和战略威慑，同时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等领域寻求有限度的合作。

2.对中国而言的机遇与挑战

正如作者卡福拉所言，这些迹象至少说明，通过加强外交接触仍可能找到新的机会。美国民众对经济合作的务实态度，特别是对互惠削减关税的开放性，为打破当前经贸僵局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突破口。

然而，挑战依然严峻。

美国民众对中国整体的好感度仍然处于低位，中国需要精准识别美国社会内部的“合作派”，并以建设性的姿态回应其关切，同时也要对那些两党共识的“红线”区域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

3.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美国民意的这一转变，可能会让长期在其强硬对华立场下感到压力的盟友（如欧洲和部分亚洲国家）松一口气。许多国家本就不愿在美中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它们更乐见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稳定关系。

若华盛顿能将这种民意趋势转化为更灵活、更具可预测性的外交政策，将有助于稳定全球秩序，避免世界滑向两个对立阵营。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这份报告，透视了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社会对华心态的复杂肌理。它所揭示的“大逆转”，其实是通往一个更加现实和理性的“竞争共存”新阶段。

美国民众似乎正在从一场关于“是否要与中国竞争”的辩论，

转向一场关于“如何与中国竞争”的更深度思考。

对于政策制定者、市场参与者以及所有关心这一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人来说，读懂并适应这一深刻转变，将是未来数年内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这场民意的静悄悄革命，其后续影响，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