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街附近的破败庭院里充斥着骚味，和东大直街废弃的老建设厅闻起来是一样的——在哈尔滨夜晚的昏暗街头，经常有人随地尿尿，这点倒很符合它曾经「东方小巴黎」的称号。这处庭院坐落的大安街的百年俄侨民居里，原本隐藏着数家二手服饰店，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古着一条街。但10年前出版的《孤独星球》的信息也过时了，房子成为危楼，商铺已经搬迁。那些摇摇晃晃的历史建筑早已人去楼空，大片的墙皮老化脱落，木质门窗开裂变形，玻璃残缺不全。人不住的房子会塌。在哈尔滨，有很多这样的老房子，你能在数不清的建筑上看到警示牌：「墙砖脱落、楼上坠物、此处危险」。

硬币的另一面，是整座城市像一个「万国建筑博物馆」。这是一座柱廊之城。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柱子，机场出口处的桥下立着粗壮的古典柱身，连街边朴素的报刊亭上也有一圈低矮的柱子。在一座废楼里，竟能看见倒闭足道店残留的罗马柱柱头。各种形态的罗马柱及其变体几乎串联起整个欧洲建筑史——巍峨粗壮的，纤细柔美的，用以支撑的和纯粹装饰性的，严峻有男子气概的，缠绕着繁复缱绻枝叶的......它们散落在大街小巷，支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架。

路边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都有哥特式教堂的尖顶和四叶式窗棂。就连石头和砖块都是考究的。走在中央大街这条百年老街上，脚下是80余万块「面包石」，先进而昂贵。这些密密匝匝、精巧光亮的长方形花岗岩，被打磨得形似饱满的俄国小面包，是欧洲修路经验的产物，传说要一银元一块。隔壁红砖街上有一栋灰头土脸的红砖建筑，寻常路人或许不会多看上一眼，更不会知道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红砖，采用的是俄国先进工艺，在百年前的中国属于奢侈品，只有官府衙门和财力雄厚之家才用得起。

在这栋建筑里，有一个痴迷于在哈尔滨「捡破烂」的人。她用从这座百年前中国最摩登的国际大都市之一搜集来的「破烂」，搭建起了一个「废墟」。

进入这个名为「戈雅咖啡厅」的空间，指针仿佛被回拨了几十年。磨损、皲裂、剥落的痕迹像蜘蛛网一样，在里外房间和散落其中的老家具上蔓延开来。它们一点都没有「现代性」的平滑、均质，参差错乱、凹凸不平。高得让人晕眩的天花板上吊着工业风格的巨型灯泡，下面是常见于工厂车间的铁腿长木桌，奶油绿的原始墙面不再鲜亮，棕色沙发表面的褶皱像是老树皱巴巴的皮，暗红色木地板呈现出斑驳鳞片状，法式白色蕾丝钩边桌布上的银壶早已磨花变色，镜子边缘镶嵌着上个世纪初时兴的蜿蜒藤蔓，瓷盘上描画着欧洲的宫廷男女......几口坏掉的钟仿佛暗示着时间在这里丧失了意识。

空间的女主人戈雅，看上去像是一个从里到外活在上个世代的人。她穿的是90年代美国海军穿的甲板裤，脚上的勃肯鞋也穿很多年了。她依然还保留着老哈尔滨人延续至今的饮食习惯，家中常备一种叫「沙一克」的梭子形列巴，中间带一刀，木烤的，只有盐和酵母，以及家家菜谱都不同的苏伯汤。一口沙一克就一口苏伯汤，再切碟茶肠，便是她定期吃的一顿早午餐了。

空间里看起来残破不堪的物件，原先都是随着各个国家的侨民来到哈尔滨的家私，俄国的，日本的，犹太人的，德国的……在戈雅眼中，那都是哈尔滨最繁华的时代留下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她拒绝用「Vintage」来形容这些旧物。她是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我们是活在那个时代里。年轻人说『Vintage』复古是流行，他们是在追这个潮流，而我们不是。」那是戈雅经历过的理所当然。「哈尔滨没有仿古的，都是真古董。」这些物件都比她的年龄大。时代变迁也好，新鲜事物带来的冲击也罢，它们于她才是哈尔滨基因里的东西，她一直揪着不放。

入门处的酒柜有着优雅的弧线和北方冬日里霜花般的玻璃纹路，显得克制、内敛又实用。它曾属于一位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著名钟表收藏家。80多岁的老人生活简朴，却收藏各类钟表60余年，有1400余种，数量接近1万块。那些钟表多是稀世珍品，给多少钱老人都不卖，戈雅于是想方设法从对方那里盘下了这个柜子。拉开酒柜抽屉顶端的隔层，竟是个切红肠用的小菜板——过去的哈尔滨人吃的是简餐，红肠和酸黄瓜，一个酒柜就能搞定所有。

土生土长的老哈尔滨人，来到这里总会静默地站很长时间，眼里泛起泪光，良久吐出一句：「这就是我家原来的样子。都没了。」

说起话来轻拢慢捻的戈雅，几乎听不出人们印象中的东北口音。谈起昔日的哈尔滨，她的口吻里渗透出仿佛血液里流淌的骄傲，这座城市有数个全国第一：第一个西洋交响乐团，第一家百货商店秋林商行，第一家啤酒厂，现存最早的电影院，最早的出租车，最早的城市雕塑......那时的哈尔滨经济发达，又有全球各地的文化熏陶，在这片土地生长的孩子吃着俄式大列巴，喝着红菜汤和咖啡长大。哈尔滨很早就有咖啡和面包，早在20世纪初，他们便吃西餐喝啤酒，住宅中配备现代卫浴、壁炉地窖。「哈尔滨跟东北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它是独立于东北的，它的经济是独立的，审美是独立的，所有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差别很大很大很大。」戈雅说。

啤酒、红肠、咖啡、电影、音乐......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深入老哈尔滨人的骨髓，戈雅感叹那个环境下滋养出来的人是不一样的。电影被发明没多久，就在20世纪初传入哈尔滨。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她，十几岁就看了《教父》，诸如塔可夫斯基《伊万的童年》这类文艺片在电影院里循环播放。结婚前，戈雅前夫家里周末经常有小提琴舞会，前夫的姨夫在「文革」期间瞎了，依然穿着考究的法式西服和小马甲，鞋也擦得锃亮，每次见到她都会介绍自己身上的衣服是法国什么时期的。

如今提起中央大街，大部分游客脑中跳出的都是马迭尔冰棍，它的销量被看作这条中心商业街的晴雨表。事实上，建造于1906年的马迭尔宾馆当年是远东最现代化的豪华酒店之一，被称为「东方的凡尔赛宫」。「马迭尔」在俄语里正是「摩登、现代」的意思。在这条街道两侧由南向北延伸的一幢幢欧式建筑，没有两幢属于完全相同的风格。商店、药店、饭店、旅店、酒吧、舞厅不计其数，俄国的毛皮、英国的呢绒、法国的香水、德国的药品、日本的棉布、美国的洋油、瑞士的钟表、爪哇的砂糖、印度的麻袋......琳琅满目，可比肩世界商贸街。

戈雅十七八岁的时候，恰逢俄罗斯卢布贬值，甚至有很有名气的俄罗斯小提琴家在中央大街拉琴，漂亮的俄罗斯女孩在餐厅端盘子。戈雅在上大学前也会勤工俭学去餐厅打工。那个时候，哈尔滨的餐厅有小费文化，小费全看客人心情，多的甚至上千，一些有钱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客人给小费一给一打。每天晚上下班，她和同事都会比谁的小费赚得多。钱都是新钱，有的粘到了一起，需要一张张捻半天。

如今活在旧时代的戈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却是个敢为人先的弄潮儿，堪称一位引领了哈尔滨一波潮流的「时尚教母」。在大学期间她就已经拥有了合作的服装厂，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管理着二十来号工人。

从手作服饰到品牌代理，戈雅的服装生意如火如荼。起初是从广州红棉和站西路外贸市场进货，后来是中国香港恒隆批发精品店里规模庞大的进口服饰，戈雅把国际前沿的时尚带回了哈尔滨，在新世纪初引进了7个意大利设计师品牌。她不喜欢一线奢牌，觉得过于保守，拿回来的都是个性张扬的欧洲二三线设计师品牌，超前的设计让一些不拘泥于被规训、对时尚有自我表达的年轻人成了她的忠实顾客。

上世纪90年代是市面上流行弹力裤、「娇衫」（法国「梦特娇」的翻领亮丝Polo衫）、登喜路和万宝路的年代，戈雅眼里的哈尔滨处于全国时尚前沿。中央大街就是一个露天T台。那时候哈尔滨人有钱，哈尔滨的女孩漂亮又有审美。「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法跟这儿比。」戈雅说。她代理的衣服价格不菲，一条腰带动辄2000块，一条牛仔裤也得两三千，最贵的甚至上万，但都会被抢夺一空。每季度的品牌订货到货前，戈雅的手机会被打爆，每个客人都想要第一个看，却只得等到货当天人到齐后再一起开箱。

1996年结婚时，戈雅选了一件从中国香港漂洋过海而来的设计师婚纱。大泡泡袖，柔软面料，胸部以上的设计糅合了法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审美，紧身胸衣式样的收腰结构和蓬蓬裙又借鉴了英国摄政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服饰形制，是对那个时期最美好的女性形象的回溯和怀旧。这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可是难得一见的。婚典照片里，戈雅头戴花环，头发剪成比男生还要短的寸头，不羁的眉眼像极了那些年唱着「我是女生」的徐怀钰。她相中的这条婚纱裙旋即成为身边女孩眼中的香饽饽，像是开启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大家争先恐后地借来作为自己婚礼的嫁纱，这件白纱便踏上了一场奇幻漂流。

就这样，滚滚红尘的裹挟下，戈雅一度成为哈尔滨的时髦先锋。开厂，开买手店，建立个人品牌，鼎盛时期，她在中央大街上有两个店面，还在大庆和成都都开了店。再后来，仿佛一夜之间，她目睹一整个时代从深圳开始，全国上下开始了下岗潮、停薪留职。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华的工业援助形成著名的「156重点工程」，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项目布局在东北，13个项目落户哈尔滨。随着经济往沿海区域转移，北方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军工产业慢慢没落了，大量工厂倒闭，很多外国人和有钱人都走了，百年前崛起的工业文明前沿的支柱产业没有了。

那件漂流至今的婚纱也成了旧物。3年前，戈雅忽然间接到一个住在大庆的朋友的电话，说‘你的婚纱还在，我给你洗了送回来’。再见到它，戈雅发现失而复得的婚纱「老」了，奶白色的珠光缎面上有着无法洗净的斑点。它曾经漂到何处，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戈雅一概不知。她想象一个又一个新娘子穿上这袭旧嫁纱，古老而年轻，延续着这座百年前早早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城市不愿脱下的嫁衣。正如戈雅不愿意割舍掉的那个幻影，那些旧物，那个文化贸易鼎盛时期的哈尔滨。

老物件本身构成了戈雅的日常，填充了那些具体而微的生活。她说，自己每天都活在「美轮美奂的破烂堆」里。除了咖啡馆里的旧物，家中也被老家具塞得满满当当，她甚至专门租了个仓库来存放。无论是咖啡厅的日本酒柜，还是家中庞大厚重、有着繁复的卷草纹雕花的俄罗斯核桃木大衣柜，不过分追求华丽装饰的犹太铁床，锈迹斑斑的精巧纹路蔓延其上的比利时壁炉，银壶、银盘子、银刀叉，甚至是模拟旧日哈尔滨此起彼伏的教堂钟声的小型铃铛......戈雅收集这些旧物的契机之一，来源于老道外的动迁。

哈尔滨被誉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与沙俄签订了协防日本的条约《中俄密约》，双方协定共同修建中东铁路，实际由沙俄政府独揽负责修筑和经营的大权。中国近代史上整个东北的发展，以及作为「新的统一体」的现代东北的形成，都与这条贯穿东三省以及蒙东地区的T字形铁路密不可分。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位于T字铁路交叉中心的哈尔滨从松花江畔的边陲渔村，在20余年间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

一条铁路桥，将哈尔滨一分为二。在这条中东铁路滨洲铁路桥的一边，是铁道的「道里」，被朱自清描述为「完全是俄国化的」；另一边则是「道外」，是瞿秋白笔下「中国『北方人』生活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初期起哈尔滨华商的重要成就，也是当时主要在中国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未被划入沙俄控制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国中之国」的区域，是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小摊、小铺、小店、小馆、小作坊一家挨着一家，临街摆摊的、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五行八作、十样杂耍无所不有，是平民阶层的天地。

这个特殊区域的建筑风格被称为「中华巴洛克」，即中国式西洋建筑，欧式立面、中式院落，前店后宅，是20世纪初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先进建筑进行创造性模仿的产物，临街立面是典型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但细部纹饰却取材于中国传统的字匾、铜钱、如意、蝙蝠、卷草、寿字等象征福禄寿的精美图案。全国任何地方的中华巴洛克建筑都比不上老道外的数量之多、建筑遗存之完整，几乎以整个坊区甚至整个街区为单位保存了下来。

如今，道外代表了哈尔滨的「旧」。下午6点，道外「远东大道」上的门脸基本关得严严实实，整条国际家电城的街道显得萧疏，一家清真烧烤店的老板在街头孤零零地刷着串。一问才知道，「哈尔滨没有夜生活」，一般烧烤摊晚上10点就结束了，而向来最热闹的草市街的老字号，夜里11点也就关门了。

老国有电影院松光电影院旧址旁，有一家无人自助打印店，牌匾是齐整的毛笔字体，落款处是篆刻的印章，一个大儒般的老烟枪掩藏于门口茂密的爬藤后，谈吐不像凡人。老人在这个城市生活了60年，在这个地点待了25年。他目睹着历史上被称为傅家甸的区域的拆和建。浩大的工程进行了15年以上，试图修旧如旧，但是那些整饬簇新的中华巴洛克建筑，面子和里子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

在棚户区改造政策下推进的道外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自2007年启动，目前已进入三期阶段，改造后的中华巴洛克街区被定位为多元文化旅游商业街区。

不远处的钢架中正在修缮的老建筑尚且能看到原始砖面，而另一侧的一处建筑已经贴片完成。它们是老人口中的「景观」。脚手架后面的低矮建筑里，屋里都是木头，红油木地板，走道当当直响。没有客厅，进屋二十几平方米大个地方，后面是一张床，有的是砖搭的炕。需要大卸八块才能从摇摇晃晃的木地板上搬出来的实木老家具，被当成破烂在家门口的地摊叫卖，给点钱就出，否则就会被砸烂，变成柴火烧了。

八九年前老道外动迁的时候，这些缺胳膊断腿的家具被戈雅及时抢救了回来，装了整整三辆搬家货车。它们不是缺门就是缺腿，再不就是剩个架子。有些是人家不要了扔到街上，戈雅捡了回来，当成宝贝一件件收藏。有些她会花点钱拿回来，重新修缮，比如把门加高，给柜子做一个门，加一个面，加个抽屉，花大价钱找木工修旧如旧，再在上面一层层刷漆，进行描画和创作，一笔一画像是饱含深情的爱抚。家中一个储物柜上勾勒出的蜿蜒涡旋，让人想到梵高的《奥维尔教堂》。

我目睹了拆迁现场的过程，一家家的门板，

被撕裂中疼痛的哀号！

一个个灵魂无家可归，

飘浮在破烂不堪的屠宰场周围。

听到旧物们用老迈的嗓子在黑暗中发出

低沉的叫骂声！伴着一片狼藉和丑陋！

柜子里的美服已落幕。

拥挤在抽屉里的照片，情书，胭脂。

任它怎么挣扎，也动弹不得，

在腐烂的气息中奄奄一息！

哪里是归属？哪里是安放自己的墓地！

2018年，戈雅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这种对破烂的痴迷并没有太多目的，她钟情的就是用过的痕迹。这些老物件对她而言是有气息的，人们只能听到同类的声音，但是旧物有自己的语言。人没有物存在的时间长。

哈尔滨是一座楼上长树的城市，甚至屋内的水泥墙角也长出了树——进入南岗区的棚户区，位于城市边缘的废墟得不能再废墟的现场，你很难想象这竟是个艺术空间。它又脏又破，毫无修饰，前身是修车铺，黑色油污腌渍着四壁，整个空间基本是用杨国豪的朋友在工作的化学厂偷偷配的涂料重砌的。杨国豪是艺术飞地「四相」的发起人，在哈尔滨待了近10年，大学在这里读林学，这座北方以北的城市是这个新疆伊犁青年的第二故乡。

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省评剧团奖状，是老道外松光电影院拆迁的时候，杨国豪的朋友去废墟里搜出来的。和戈雅一样，杨国豪也对旧物有着诚惶诚恐的惜物之心。曾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老亚麻厂的门铃，哈药厂的大门，造车造武器的星光厂的标语，中国最早的豪华电影院之一亚细亚电影院的奖状......很多都是杨国豪去各大旧物市场一点点淘回来的。有五块十块、三四块的，贵一点的二三百、五百。这些旧物都功能完好，座钟和收音机插上电或变压器就可以正常运转。

这段文字出现在哈尔滨日据时期（1932～1945年）日本人出版的一本画册上，照片拍的是老哈尔滨站的站前广场。杨国豪收了一本原件。他对纸质的东西着迷。手头系统收集的小幅老照片有一千多张，大幅的有一二百张。收集的书都有哈尔滨的印记或者是本地出版的，比如俄据和日据时代的外文教材，某个厂子或者学校盖过章的书籍。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本叫《哈尔滨第一》，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哈尔滨的各项第一：纺织品出口量是第一，某出版社的报纸发行量是第一，第一个用了什么样的机械的，第一个有这么大规模的，第一个谁谁谁来参观过的......上面盖了哈尔滨各个部门或图书馆形形色色的印章。

从选址到装潢的蛮荒凋敝感，杨国豪都是刻意为之。他希望参观者每次都经历固定的开场，经过他口中这座城市唯一坚挺的棚户区，从街头走到街尾，亲历一群人的生活状态。这个废墟里的旧物同样来自于废墟。他发起过一系列非营利的废墟探险活动。在市东南下辖的阿城区，能看到直接通到工厂里的火车轨道，堆得像山一样的煤渣子，当人们摸到厂房遗留下来的硕大机器——七八米高的输送煤渣的传送带、十米长的锅炉，一下子就能明白以前工业大生产的时代是多么辉煌。从遗骸的瓦砾中，杨国豪拼凑出了一个个历史标志的消亡史。

「废墟是一个带不走的旧物。旧物是可以带着走的废墟。」杨国豪说。

废墟也是有待清理的历史遗留物。在哈尔滨，废墟的第一拨「顾客」往往是附近的拾荒者和流浪汉，他们在厂房倒闭之前就盯上了这些金矿似的建筑，类似于秃鹫等着大象咽气。工厂关门后，敲门破窗、东拿西掠的狂欢会持续一段时间，废墟中留下他们寄生于此的痕迹，直到他们去往下一个废墟。被抛弃的废墟进入相当长的沉寂期，被揉皱的地毯上长出团团蘑菇，被砸碎的窗框上向外伸出小树，鸟雀在此安家，大自然开始介入。曾经熠熠生辉的人为景观失落地立在原地，逐渐向没有被人类活动影响时回返。时间的流速被拉回漫长的平静，像是往水面扔下石头，涟漪一圈圈产生，又一圈圈抹平。

前年，杨国豪偶然发现了一个船厂。他翻进一片颓圮的平房，里面墙都塌了，找到一批松花江航运局等部门下发的技术性旧文件，能追溯到70年代中期。他开始搜索这个名为「松花江船舶修造厂」的厂子的资料，除了厂长的名字，竟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网上显示这个企业目前还是存续状态，没有倒闭，甚至厂长还是文件上的那个厂长。

在船厂一处长满杂草的空院子正中央，竖起了一个龙门吊般的细长的铁拱门，垂落的钢缆下挖了条沟渠，拱门边散落着桨片、甲板壳子等零部件。置身于此让杨国豪想到动物被肢解的场景，虽然它是人工造物，给他的感受却非常原始，像是一个机械的屠宰场，带有感官上的宗教意味。

在杨国豪眼中，这个厂子就像盘踞于废墟实体上的一个幽灵，时隐时现，无人能追溯它何时来去。伴随着松花江上游的限流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航运被铁路系统所取代，修造厂开始衰败。手握从建厂初期到倒闭整个过程的文件，他见证着松花江近几十年的兴衰史。江水承载着鱼，渔民通过江水捕鱼，船的通行也以江水为媒介，而当这种媒介关系和实用价值逐步丧失之后，这条河似乎逐渐变成了一条观念上的河。

这些旧文件，被他当成了今年6月谢幕展览「江边行走」上的展品——尽一己之力维持的在地艺术空间「四相」由于经营困难，反响寥寥，在苦苦支撑了3年后终于倒闭，成了真正的废墟。26岁的杨国豪也成为哈尔滨外流人口中的一员，准备去北京继续学业。朋友杨帝盘下了这里，改名叫「腹稿」，想把它当作遗址来看待。在他小时候，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不通公交车，如今前面是高铁站新城的繁华商圈，后面是高校云集的学府路。

杨帝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0年，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说起话来带着一丝混不吝的自嘲式戏谑。黑龙江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浪游过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但像东北人这么虚无的，他自称没有见过，哈尔滨在其中尤其突出。不像广东、福建人有捐建宗族祠堂的意识，有根脉、家的观念，他接触的东北人对此都「挺无所谓的」，骨子里是「我也没有家」。近代以来的东北人移民、流民居多，人口少，一家三人到头了，普遍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我们这里没有乡土，是高度原子化的社会。」杨帝说。

在消亡的地标中，最令戈雅惋惜的就是圣尼古拉教堂的陨落——老哈尔滨人口中的「喇嘛台」。精致玲珑的八面体教堂有着尖尖的俄式帐篷顶，小巧的「洋葱头」，全靠木头垒起来，没有一个钉子。在本土作家阿成笔下，这是一座「旅行者教堂」。俄国流亡者下了火车，向南望去就能看见高坡上的教堂，他们会停下来在胸前画十字，并喃喃祈祷能够早日回到家园。当圣尼古拉教堂的钟声响起，全市教堂的钟声都会随之敲响，栖息在教堂钟楼里的鸽子也会飞上天空，所有的外国侨民，无论他们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在胸前画十字。那是非常神圣的一幕。

戈雅是纪录片《晚霞中的红蜻蜓》（2020）的联合出品人，片中拍摄了见证了教堂被拆除前最后一刻的记者的口述。激情澎湃的青年用蛮力试图拉拽，吱嘎吱嘎地响，结果拖拉机还没有走多远，教堂又晃晃悠悠回到原处，好几个来回之后才终于听见一声轰隆巨响，飞扬的尘土让人喘不上来气。这座历经66年风雨的大教堂在1966年消逝了，而这位最后的讲述者也于几年前去世。

昔日70余座教堂的钟声彼此应和的教堂之城，如今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周五晚7点半，市中心红博广场大转盘附近只有零星稀落的车影，你难以想象这里曾是这座城市的原点，一切都围绕它起承转合。伫立在此的只剩一个头顶着不锈钢球的玻璃罩子，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遗迹荡然无存。包括圣尼古拉大教堂在内，数十座教堂建筑不复存在，很多教堂的穹顶被拆除，精美的室内元素被抹去，甚至有教堂残躯被掩盖到新建筑的内部结构中。现存各式近代教堂仅十余座。

「香港的楼又老又破，纽约的地铁全是尿味，但没人会说那是废墟。」杨帝说。在他看来，哈尔滨却是个「废墟感」极强的城市——昔日大城市的架子还在，但是围绕这个架子的人类活动已经在衰落。东北人口外流的大潮浩浩荡荡，但总有年轻人选择留下。他们甚至不想去追逐市场经济的浪潮，无法用金钱去建构新的人生意义。他们与这座「废墟」相看两厌，互相消磨。按照杨帝的说法，哈尔滨还没有充分发育的市场结构，很多人还停留在苏联式工业社会的生活状态，迟缓懒散。这片土地早已不流行创业，闯荡的人也因此早已远去。

戈雅咖啡厅里有一款含有烈酒的咖啡，叫「哈尔滨的忧伤」，成分有威士忌、薄荷、柠檬、气泡水、浓缩咖啡。抿一口，酸甜苦辣的滋味便都有了。《哈尔滨的忧伤》（2016）是作家胡鸿写的一本小说集，描写的是哈尔滨的俄侨生活。他是俄侨后裔，母亲是俄罗斯人，3岁时随母亲回前苏联被放逐西伯利亚，后来辗转回到哈尔滨。

「苏俄、白俄、乌克兰，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高丽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这是诗人冯至笔下1928年的哈尔滨。20世纪前50年，无论是外侨人口的数量还是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哈尔滨都是国内俄国侨民、欧洲侨民和外国侨民最多的城市，洋人的数量一度多过了中国人。各路淘金者、躲避反犹主义迫害的犹太人、十月革命和俄国内战后的白俄流亡者，包括前沙俄军官、政府官员、贵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等，纷纷把哈尔滨作为目的地，先后有30多个国家的约20余万侨民聚集在这里。

在戈雅眼中，哈尔滨就是几十个国家的侨民打造的「上帝的后花园」。哈尔滨原本是个地处关外的小渔村，缺少文化根基。从各个国家涌进的侨民用自己的文化建造自己的家，每一个人都倾注了他们的生命，把这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园。「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给他们选的地方。」戈雅说。侨民在哈尔滨停留的时间非常久，生活、发家史、注入的情感也都是在这个城市，在这开银行、烟厂、糖厂，把外面的东西拿来，马迭尔、秋林公司都是他们在这儿的成绩。即便迁走以后，他们都还怀念哈尔滨，甚至超过了他们本民族生长的地方。

「当他们被迫离开后，这个城市的灵魂没了，那种伤感就出来了。」戈雅说。伴随着沙俄失势、日本入侵，中东铁路权属几易其手，苏联相继撤侨，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下，在哈尔滨的侨民数量骤减。

街头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影，剩下的本地人还在坚守。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偏离，这座城市慢慢变成被边缘化的角落。从一个鼎盛的时期和环境忽然间落魄破败了，进入内循环的停滞，这时会涌现出一种伤感，「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每个人都有。」

城市的游乐园里还有一座安葬和祭祀死者的墓地教堂，坐落于哈尔滨文化公园。百年前，这里是俄侨公墓。教堂的右侧是东正教墓地旧址，左侧是犹太教墓地旧址，后面的花园曾是苏联阵亡红军烈士的墓地。紧挨着的昔日中国第一高摩天轮，支撑柱上的「龙睛」两个字赫然在目。墓地已被迁走，巨型摩天轮也沦为摆设，只剩下彼此对望的苏军烈士和东正教墓碑，看起来簇新的两块墓碑都刻着中文。教堂被粉刷一新，只有入口处残破的柱墩还能看出旧日的痕迹。

附近极乐寺旁的佛龛用品门脸里，真人大小的关公雕像下，几只黑黝黝的乌鸡闲庭信步，门外笼内的几只虎皮鹦鹉啁啾，一只老黄狗趴在地上，剧烈地喘着粗气。哈尔滨火车站附近废弃的圣伊维尔教堂光秃秃的洋葱顶对面，老人在循环的南无阿弥陀佛音乐声中，整齐划一地跳起了拍手操。坐落在曾名教堂街上的原东正教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现已成为一座天主堂，身着白褂红裙的革新百姓艺术团的老人，拉着二胡和大提琴，弹着琵琶和中阮，吹着笛子，敲着扬琴，在门口的广场上唱起了《走进新时代》。

戈雅的咖啡厅里，家具上的精美雕刻和纹饰，还彰显着这座百年前或是国内最现代、最潮流的国际大都市的残影。时代变了，人们喜新厌旧，普通人家里换上了密度板和集成板组装的新家具，成长过程的痕迹被无意识地丢掉了。这没有什么好坏、高低的分别，戈雅只是作为个体一直在努力地找回过去，在钟声不再鸣起的时代救赎一个物品，将其从商品市场中解救出来。很多和戈雅年纪相近的人压根不记得这些物品的存在，直到站在戈雅咖啡厅里，才唤起对往昔的记忆。

中央大街也找不回过去的样貌了。漫步在今日的中央大街，你很难察觉这条与哈尔滨建城几乎同步的百年老街，和其他城市的现代商业步行街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以两侧光鲜如初的欧式历史建筑为背景，拍摄一张假装在欧洲的旅行照片，再买点秋林红肠、马迭尔雪糕、名列全国四大西餐厅的华梅俄式西餐厅的面包，剩下便是义乌生产的中俄贸易商店，巧克力博物馆里用巧克力雕刻的大雪人、蒙娜丽莎和伟人雕像，中医药科学院研发的中药冰淇淋，附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插着翅膀、拖拽着硕大裙摆摆拍的公主这般的景致了。

中央大街上一溜排给人画肖像的老头也老了，头发斑白，一坐就是几十年。这条街已经变成很多人眼里的旅游景点，戈雅却强调本地人是必须来中央大街的，中央大街就是哈尔滨的一个灵魂。以前它是人们展示自己的T台，一到周末都要在上面走个来回，吃根马迭尔冰棍，谈恋爱的男男女女用象征纯洁爱情的锁头把青春锁在了铁道桥上，到江边坐坐看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反正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这是仪式。这是仪式。这个很重要。太重要了。」戈雅说。

她念起了诗人桑克的《在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的人，我把他们无序的行进称作游行。为一点卑微的欢乐而进行的游行。没人批准，他们的心命令他们做了，混乱而快乐地行进......为一根马迭尔冰棍，为了一个小小的不成敬意的回忆。」

个体在追忆，城市也在进行新一轮的振兴和复兴，对追忆过去而言，戈雅觉得它是偏离的。只有老哈尔滨人知道，哈尔滨的文化不属于现在人们口中的「东北文艺复兴」，它是游离在外的，独立于当下主流的东北叙事。

但她同时很庆幸这座城市被遗忘了。在全国一盘棋的经济高速发展期，房地产行业欣欣向荣的时候，这座城市没有被关注，处于主流叙事边缘的它自生自灭、自由生长，那些老建筑才没有被悉数拆除。虽然中央大街现在商业化的痕迹浓重，但也没有把原本的样貌全都改了。

作为渺小的个体，她感叹人的无能为力，只能在自身的小环境里找到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乐趣，看时代洪流把自己推到哪儿，往哪个方向走。被历史周期裹挟之时，城市和人都是迷失的，回过头来，她觉得不在漩涡的中心是一件好事。

「我反而觉得哈尔滨的忧伤是美的，是很有诗意的，是有情感、有生命的，而不是说单纯的忧伤，它里边很复杂。」

仿佛旧日的俄罗斯贵族，她不愿脱下那身裘皮大衣，用着精致的银制刀叉，吃着盘子里的精致糕点，沉溺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忧伤里，不愿意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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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英国曼彻斯特时尚学院核心研究员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