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莎是我在美国的摄影老师。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先注意到的是她MacBook上的贴纸——支持堕胎，支持第三性别，酷儿彩虹旗，还有一面乌克兰国旗。

然后我看到这个人：新染的蓝色寸头，深蓝色的瞳孔，高颧骨，白皮肤，很典型的斯拉夫人长相。与她对视的时候，我常觉得有这样深蓝色眼睛的人很冷峻，难以接近。然后，她从身上不知道哪里摸出了电子烟，在学校禁止吸烟的牌子下面猛吸了一口，笑着朝我们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娜塔莎，我来自俄罗斯，我支持乌克兰。”

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娜塔莎的摄影作品，探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俄罗斯移民在美国自我身份认同的探索，人体与建筑空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界限的探索等多个议题。

但在战争爆发之后，她的作品就只是关于战争了。

我曾问过她：“难道你没有觉得，对于这场战争的过分关心也许限制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与表达？”

她说：“我知道，但我做不到不关注这场战争，也许等战争结束后的哪一天，我会重新去做我想做的作品。”

相对于摄影技术，娜塔莎更注重我们作为一名艺术家道德品质的培养。我记得有一次，她用那张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图片《秃鹫与小女孩》为例，让我们讨论：如果我们在场，是选择先救人还是先拍照——也许这样能有更大的影响力救更多的人。

那时我年轻气盛，充满对英雄主义的幻想，毫不犹豫地说，我会先履行我作为摄影师的职责，哪怕像那个摄影师一样背负滔天骂名然后自杀。但是当我后来在洛杉矶居民对ICE的抗议活动中，亲眼看到一个女孩向警察的警棍冲去的时候，我立刻放弃了抓拍潜在“成功”照片的机会，跑上去把她拽了回来。

纪实摄影师是一个常常要面对道德选择和良心责问的职业，只有当你亲身经历那些根本没有对错之分的选择时，一个人才会真正去了解自己。

在跟她进行这次采访时，有一天晚上她突然和我说；“我恨这些照片。”

我问她怎么了，她想了很久，说：“一切都太可怕了，我想放弃摄影。”

我回忆当她第一次给我看这组照片时，我们一张张翻阅这些图片，她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跟我说：“这个人两周前离世了，这个人也死了，这条狗是士兵们来到战壕第一天时就来陪着他们的，这条狗也死了。”

她能记住她拍摄的每一个人的名字，但就算她把这些照片从战场上带回来了，她也不知道摄影到底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说了些非常俗气的安慰的话。在战争这种巨大的恐惧面前，个人的力量真的太渺小了。就像现在，我整理这些图片的时候，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也压在我心头，毕竟图片和文字并不能切实帮到正经受战火折磨的乌克兰人。而我们做的这些事，真的有意义吗？

.

2023年6月10日，俄罗斯导弹袭击损毁敖德萨一栋住宅楼后，孩子们从楼旁走过。

乌克兰，2023年

乌克兰，赫尔松，2023年

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前线只有十几公里，几乎已被遗弃。斯维特拉娜和丈夫尤里留了下来。斯维特拉娜的妹妹奥列克桑德拉在战争初期离开，但几个月前又回来了。她们向我展示了距离她们家只有几百米的最近一次S-300导弹袭击形成的弹坑。

今年早些时候，一枚火箭弹落在这对夫妇的花园里，也曾造成房屋损坏。幸运的是，那天斯维特拉娜和尤里正在拜访亲戚。爆炸震碎了窗户，碎片穿透了房屋。斯维特拉娜坚持睡在受损最严重的房间里，在火箭弹弹坑里，她种上了鲜红的花朵。

当我问斯维特拉娜和尤里为什么留下时，他们耸耸肩说，他们无法离开自己的家和农场，那是他们的土地。这种情感我在扎波罗热、赫尔松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不同人身上多次听到。他们生活在持续的炮火下，但对土地的热爱远胜于对炮火的恐惧。

斯维特拉娜和奥列克桑德拉站在距离斯维特拉娜家不远的弹坑边缘。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2023年

2023年6月10日，俄罗斯导弹击中敖德萨一栋住宅楼后，孩子们在爆炸形成的弹坑中玩耍。

乌克兰，2023年

2023年6月24日，基辅一栋住宅楼遭袭后的早晨。

乌克兰，2023年

瓦伦蒂娜和柳德米拉交谈中。

乌克兰，莱曼，2024年

2022年莱曼战役留下的战壕。莱曼被占领近8个月，于2022年10月1日获解放。解放后，许多居民返回家园，试图重建他们的城市和生活。

乌克兰，莱曼，2023年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瓦列拉在俄罗斯的俘虏和占领中幸存下来，现在他仍与妻子、7只狗、无数猫和山羊一起生活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安东尼夫卡。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安东尼夫卡，2024年

70岁的莉巴站在自己被毁的公寓里，这栋公寓位于她和丈夫尤里现在居住的地下室楼上的二层。他们于2020年从目前仍被俄罗斯占领的一个村庄搬到奥里希夫。他们说自己年纪太大，无法再搬家。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奥列克桑德尔站在他位于哈尔科夫萨尔季夫卡区被毁坏的公寓里。2023年夏天拍摄这张照片时，他住在同一栋楼残骸中的另一套公寓里。电力供应刚刚恢复，但仍然没有自来水或煤气（乌克兰的大多数住宅使用集中供气系统为炉灶提供燃料，没有煤气往往意味着无法做饭）。

乌克兰，哈尔科夫，2023年

柳德米拉在改造为厨房的地下通道里做晚餐。燃气炉所需的煤气由当地政府提供，同时还有柴火、面包及其他许多生活必需品。志愿者们尽力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柳德米拉为母亲整理头巾。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谢尔盖从该地区唯一可用的水井取水供地下室使用。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哈利娅（她让别人叫她哈利娅奶奶），2023年6月我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西涅利尼科沃镇遇见她时，她已经82岁。她来自扎波罗热地区的诺沃帕夫利夫卡村——也是我丈夫父亲的故乡。在哈琳娜告诉我她的老家之前，她就让我想起了我丈夫的祖母费尼娅奶奶，我对她充满了深深的喜爱。在交谈中，哈利娅奶奶甚至模糊地回忆起我丈夫的家人——无论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它都温暖了我们。

这个房间位于一栋普通的家庭住宅中，由牧师奥列克桑德尔和他的牧师团队改造作为流离失所老人的住所。那里住着五位老妇人，而牧师奥列克桑德尔正在装修房子，以腾出更多空间。

西涅利尼科沃牧师奥列克桑德尔为流离失所的老人提供的住所里的居民。

乌克兰，2023年

顿涅茨克地区的野战医院（在乌克兰被称为“稳定中心”）。这些稳定中心位于靠近前线的相对安全区域，作为前线与后方医院之间的临时医疗站。士兵们常常从战壕中被送到这里，情况危急时，医务人员会在此进行分诊和初步救治，使他们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运送至医院，或有时返回基地。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2023年

战斗医护人员在撤离任务间隙。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2023年

2023年6月24日，基辅一栋住宅楼遭袭后的清晨。

乌克兰，2023年

.

一、

“如果你能想象这种毫无预兆的死亡威胁，与季末甜腻的葡萄、精致的手冲咖啡、生日派对和笑话交织在一起，也许你就能想象出赫尔松的生活——一座与俄军阵地仅隔四公里宽河流的城市。”

孤图 ：具体来说，你是怎么进入乌克兰境内的？

娜塔莎 ：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进入乌克兰时并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但是第一次入境时非常紧张，直到我和同行的志愿者一起开车越过边境几公里，我才感觉自己真正松了口气。

孤图 ：在乌克兰，你去了哪些地区，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

娜塔莎 ：我去过基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扎波罗热、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等地区。

孤图 ：在乌克兰你碰到过俄罗斯的士兵吗？如果碰到了怎么办？

娜塔莎 ：我只在战地医院遇到过两名俄罗斯士兵，他们是被俘的战俘，受了些轻伤，正在接受治疗。那次经历很特别——押送他们来的乌克兰士兵并不知道我在场，我就尽量让自己不被注意到，没有拍照，只是静静观察。医生们对他们的治疗方式与对乌克兰士兵没有任何区别。

说实话，确实有一位医生过去毫不客气地训斥了他们，但除了那几分钟的口头宣泄外，并没有发生任何肢体冲突。其他医生则是在责问这些俄罗斯士兵：“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参战？”

到了2023年，他们已经不能再用“我不知道”或“我被迫的”这样的借口。最终，他们有些羞愧地承认他们是为了钱，就这么简单。

他们试图解释说自己没杀过人，或者说刚到前线几天只是在后方待着，但这些话听起来都不太可信，他们自己似乎也没太努力去让人相信。我没有和他们交谈，但之后我想了很久——如果当时我有机会开口，我会说些什么呢？

孤图 ：在战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基本的食物和生活用品如何保障？

娜塔莎 ：这完全取决于具体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地方因前线形势、周围地形、前线与大城市的距离不同，状况差异极大。而且自从无人机的使用变得如此普及、密集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比如在无人机活动范围内的地区——像赫尔松市以及赫尔松州第聂伯河沿岸的那些小镇，几乎一直都在无人机的阴影下生活。赫尔松距离俄军阵地只有一条河的宽度，是最早遭受俄军针对平民无人机袭击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人们用“人类狩猎（human safari）”一词，用来形容俄罗斯无人机在街头猎杀平民取乐的可怕现实。

赫尔松的一些郊区，比如安东尼夫卡，几乎与城市的基础设施完全隔绝。通往那里的道路沿着第聂伯河展开，是炮火和无人机的开阔靶场。没有任何应急救援队敢冒险前往——所以一旦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留在安东尼夫卡的居民只能自己组成救火队。如果一栋废弃房屋燃烧起来，整片街区都可能被吞噬。因此，即便清楚外出随时可能遇袭，他们仍会冒险冲到火场去灭火。

2024年，我与一位年轻志愿者一起去了那里。他叫萨什科，是安东尼夫卡人，母亲因为舍不得家里的宠物仍然留在那里。她在赫尔松工作，他每天两次往返，把母亲送去上班，再接回家。

我们是由娜塔莉娅介绍认识的——她是我一年前在萨多瓦镇（Sadove）结识的另一位志愿者。那时俄军炸毁卡霍夫卡大坝，萨多瓦被淹没。萨什科骄傲地展示了他额头上那道新鲜的伤口——那是一次志愿者汽车遭无人机击中留下的。而娜塔莉娅则再三劝我，今年绝对不要尝试去萨多瓦。

谈话结束后，萨什科最终不得不带着我一起待了几天。

第一天，我们驱车前往安东尼夫卡拜访他的朋友——一位修车工。他在河这一侧的战斗期间，曾为士兵修理车辆，在赫尔松被占领时被俘。如今他仍与家人、山羊、猫和几只可爱的狗一起住在安东尼夫卡。穿过那段裸露在开阔地带的公路时，他猛踩油门，绕过弹坑与碎片，拼命加速通过。抵达后，他立刻把车藏进树荫下——车越不显眼，就越不容易引来俄军无人机的注意。

我们在他家门廊上交谈，被浓密的绿叶遮蔽着。忽然传来无人机的嗡嗡声，我们屏住呼吸，直到声音渐渐远去才松一口气。

一路狂飙回到城里后，我们来到一家作为当地抵抗力量据点的咖啡馆，这里靠发电机供电，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营业，咖啡出奇地好喝。赫尔松还在营业的商铺几乎全靠发电机维持——一旦断电，街上便响起一片机器的轰鸣。那种场景十分诡异：穿着防弹背心的《卫报》记者们来到这个“文艺风”的咖啡馆采访我年轻的志愿者朋友，他穿着自己最得体的衣服。

咖啡馆有一个精致的露台，但只有少数本地人敢坐在那里。街景中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超现实割裂感：宽阔的人行道两旁是古老的树木，街上是按照最新潮木色与米白亚麻色风格设计的咖啡馆；路边停着装有反无人机天线的军用车辆，那些天线让它们看起来像一只只庞大而畸形的外星刺猬；本地居民穿着舒适的运动服去附近的市场，而记者们则戴着黑色头盔，胸前防弹背心上贴着醒目的“PRESS（媒体）”标识。

傍晚时分，萨什科开车去接母亲下班，我们又一起返回安东尼夫卡。我逐渐适应了那种疯狂的车速，甚至开始习惯那种弥漫着危险与年轻荷尔蒙刺激的感觉。

到了家，一条憨厚、走路有点歪的大狗迎了上来，它在炮击中受了震，落下平衡障碍。接着几只猫也出现，嚷嚷着要吃的。萨什科母亲用露营炉给我们煮咖啡。屋子里一片黑暗，电早在几个月前就断了，我们靠厨房窗外洒进的余晖聊天。和所有乌克兰人一样，她绝不让我空手离开，不顾我连连拒绝硬要塞给我自制的果酱和红酒。喝完咖啡，我们去拜访邻居，他们在秋千旁整齐摆放着一排炸弹壳收藏，另一侧则放着灭火器。

回到赫尔松后，萨什科和他的朋友们就在车边架起烤架烤肉，喝酒狂欢，一夜又一夜。音乐与笑声盖过夜间的爆炸声。即便只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他仍带着宿醉照常飞车去安东尼夫卡接母亲上班——也许那点醉意反而让他能继续坚持下去，谁又能评判呢？

赫尔松的某个街区也紧贴第聂伯河岸。我遇到的另一位志愿者带我去看他的家——他在占领时期住过的地下室，还有他坚持打理的菜园。他摘了几个番茄给我，我们边走边摘葡萄，一边吃一边吐籽，一边从一棵树的阴影跑到另一棵的阴影下躲避无人机，同时谈论着止血带。

如果你能想象这种毫无预兆、毫无理由的死亡威胁，与季末甜腻的葡萄、精致的手冲咖啡、生日派对和笑话交织在一起，也许你就能想象出赫尔松的生活——一座与俄军阵地仅隔四公里宽河流的城市。

虽然赫尔松的地理位置独特：靠近前线却被天然屏障隔开，但那种“持续威胁下的日常”却在许多前线城市都有相似之处——没有亲身经历，难以描述。

赫尔松、奥里希夫、波克罗夫斯克、恰西夫亚尔、哈尔科夫、苏梅、康斯坦丁尼夫卡、沃夫昌斯克、西韦尔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前线沿线许多更小的城镇，生活的细节虽不同，但本质相似。不同的是，在这些地方，留下的往往只剩下老人——他们固执地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园和土地。

位于扎波罗热州的奥里希夫情况则不同。2024年秋我到访时，那里距前线大约九公里，无人机尚未覆盖全市，前线自战争开始以来变化不大。虽然城市几乎被完全摧毁，没有电、水或燃气，但当时最大的威胁仍是炸弹与炮火。如今无人机袭击频率大幅增加，城市每天都在承受新的伤害。

剩下的居民多半住在靠近前线的地窖里，一些住得远一点的还留在自己的公寓。我曾在城市仅存的两处主要地窖之一待了超过24小时——那里已被居民改造成他们的新家。我待的地窖里每天住着5个人，其他一些居民只有在猛烈轰炸时才下来避难。

他们依靠市政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提供食物、生活必需品、发电机、燃料，甚至一台星链（star link）。那台星链的订阅费用是由慈善机构一年前支付的，马上就要到期——没有人知道这条与外界的生命线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其中一位常住地窖的居民曾住在这栋五层楼建筑的三楼，但那套公寓在一次轰炸中被彻底摧毁。

二、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必须面对一个伦理上的抉择——而拒绝做出选择，本身就等同于与邪恶为伍。”

孤图 ：作为一个出生于俄罗斯的人，你为什么要去帮助乌克兰？你最先想到的办法是什么？后来有改变过吗？

娜塔莎 ：我从未把这看作一种“选择”。我不认为自己曾有意识地做过“要不要帮助”的抉择。对我来说这只是正确的事，而且始终如此。

我和我的伴侣在2014年离开了俄罗斯，那一年它吞并了克里米亚。而真正让我们下定决心离开的，不止是吞并本身，更是大多数人对此举表现出的狂热欢呼——那是压垮我们对这个日益专制与压迫的国家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毫无挑衅理由的情况下，仅仅用拙劣的宣传谎言当借口，就对一个与沙俄和苏联都曾有过复杂历史的邻国发动充满背叛意味的侵略——这一切让我们深受震动。

我的伴侣本身是乌克兰人，他的一些家人当时——甚至现在——都还在乌克兰。2014年我们移居美国前，曾一起去过乌克兰——那正值革命结束，俄罗斯开始入侵后的时期。首都基辅当时充满了对光明未来的期待，对自我认同与自由的探索。

后来，当全面战争爆发时，我的心彻底碎了——乌克兰那仿佛刚萌芽青春期般的成长被粗暴地打断、摧毁和亵渎。那种残酷、恐怖与暴力几乎让人瘫痪。最初的几天完全是在恍惚中度过的，我们一刻不停地刷新闻，同时还要面对另一种令人心碎的现实——我们在俄罗斯的朋友，甚至一些家人，无论是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站在了对立的一边。

当然，还有一种压倒性的罪恶感——如果我们当初留在俄罗斯对抗体制，如果这些年里我们更大声、更直言不讳、更积极——会不会让历史的天平稍稍倾向于避免这场战争？如果我们对历史更有反思，对苏联充满种族主义的殖民政治有更多认识——会不会让社会少一点对这种帝国主义叙事的接受？

慢慢地，这种无力感转化为一种强烈的助人欲望。从那以后，无论是通过我们创办的非营利组织，还是通过我的摄影，我都一直在努力帮助，从未停止。

孤图 ：你会不会被俄罗斯人仇视？或者被乌克兰人歧视？你是怎么向当地的乌克兰人介绍自己身份的？

娜塔莎 ：我在网络上确实遇到过一些来自俄罗斯人的敌意信息，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不过坦白说，我与出生在俄罗斯的人接触并不多了。另一方面，我也从未感受到过来自乌克兰人的敌意——无论是在洛杉矶的乌克兰社区、在波兰的难民中，或者在乌克兰境内。我也一直做好了面对这种可能情况的准备，并会以完全的理解与尊重来回应。

每当与乌克兰人的交流超出简单寒暄，尤其是需要合作时，我都会主动坦白自己的出身，让他们可以有意识地决定是否愿意与一个出生在俄罗斯的人交往。

我十分清楚，在乌克兰社区中听到俄语可能会带来创伤，因此我努力学习乌克兰语，现在已经能够相对流利地使用。所以，“我来自哪里”这个话题出现得也越来越少。但我想说的是，大多数认识我的当地乌克兰人其实都知道我的出身。

而当我身处乌克兰时，我会特别向所有新认识的人说明我的背景——同样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在了解事实的前提下，决定是否愿意与我沟通。

孤图 ：你回不去俄罗斯了，你的父母家人和朋友是否理解？

娜塔莎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在俄罗斯几乎没有朋友了，我想我在主动避免与他们交谈，以免得知他们的真实立场。至于家人，我母亲理解我，但我知道这让她痛苦，因为我没法回到俄罗斯了，我们无法见面。我与我父亲的关系更紧张，不幸的是我们并不在同一立场上。

孤图 ：在乌克兰，或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你是否因为自己是俄罗斯人而被误解或歧视？

娜塔莎 ：没有。我随时准备面对敌意，也会理解并接受，而无需解释。我充分意识到这是我们共同的罪责，并非通过言语或个人辩解能获得救赎。

孤图 ：你身边的朋友和在俄罗斯的家人对这场战争是什么样的心态？

娜塔莎 ：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会强烈地意识到，除了我母亲之外，我目前与俄罗斯的联系已经非常有限。

但我非常感激她在战争一开始时所表现出的反对立场和震惊反应。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远离政治”（这在我充满激情的二十多岁时曾让我们多次争吵），然而当道德与伦理上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到来时，她毫不犹豫地表明了立场——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难以言喻。每当她说她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时，那种意义仍然一如既往地深刻。

不过，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们即使不公开支持普京的政策（尽管我也确实认识这样的人——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但却坚持“不谈政治”、“双方都有错”、“是北约的责任”等类似立场——这些信念让他们得以逃避内疚与责任。在我看来，这样的立场在道德上与公开支持战争并无区别。

我认为，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必须面对一个伦理上的抉择——而拒绝做出选择，本身就等同于与邪恶为伍。麻木与顺从往往是特权的标志，它维系着现状——那种虽未直接伤害你，却在压迫他人的现实。

孤图 ：如果有机会，你还会再回到乌克兰吗？再回去你要做些什么？

娜塔莎 ：会，绝对会，我也在计划中。我会去我曾到过的地方，以及战争迁移到的地区。

.

建于1822-1829年的圣乔治教堂，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奥列克桑德罗-舒尔蒂内小村庄的核心，在刚刚快要迎来200周年之际，于2023年被俄罗斯炸弹摧毁。如今，整个村庄已被彻底破坏并被遗弃，破败房屋的空窗俯瞰着不到10公里外前线的烟雾。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奥列克桑德罗-舒尔蒂内，2024年

一座苏联时期的雕像被俄罗斯炮击破坏。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奥列克桑德罗-舒尔蒂内，2024年

2024年10月，赫尔松中央市场及中央市场公交站遭导弹袭击，这是6名平民遇难者的纪念碑。遇难者中有4名男性和2名女性。据当地人说，其中一名女性是一位在公交站卖花的老妇人。

乌克兰，赫尔松，2024年

伊琳娜在赫尔松地区萨多瓦向邻居招手。

萨多瓦建于1778年，坐落在美丽的第聂伯河与英古列茨河岸边。该地于2022年3月被俄军占领，并于2022年11月11日获解放。全面入侵前，萨多瓦人口约为1300人。战争第一年后，留下约800人，主要为老年人。自2022年11月以来，村里没有水和电。

2023年6月6日，诺瓦·卡霍夫卡大坝被俄军摧毁，下游第聂伯河和英古列茨河沿岸的村庄被洪水淹没，萨多瓦在其中。两天后，据当地官员称，赫尔松州平均洪水水位达到5.61米（18.4英尺）。洪水后仍有约600人居住在村里。

2023年9月，俄军增加了无人机的使用，萨多瓦成为他们的“人类狩猎”区域之一。拍摄此照片时，村里仍有35人居住。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萨多瓦，2024年

伊琳娜和丈夫迪米特里注视着街道上的破坏，由于持续的无人机威胁，他们很少走这些路。迪米特里是唯一每天开车前往赫尔松工作的居民，他在一家乳制品厂担任总工程师。

剩下的居民依靠他去市里买食品和药品。萨多瓦还有另一名居民偶尔冒险走通往赫尔松的路，但频率比迪米特里低。其他人都不敢开车去那里。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萨多韦，2024年

俄罗斯制制导空炸弹（KAB-500）于2024年11月8日晚袭击了哈尔科夫萨尔季夫卡区的一栋12层住宅楼。官方伤亡记录约为25人受伤，其中包括婴儿。许多居民不得不离开毗邻被毁楼栋的部分受损公寓。根据哈尔科夫市长向United25媒体的讲话，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大约90%的建筑受到损坏或被毁。

乌克兰，哈尔科夫，2024年11月11日

受伤的迪米特里坐在自己被毁的家旁，2024年11月6日，扎波罗热遭遇了大规模空袭。据苏斯皮尔内媒体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因重伤住院。当天，俄军投下多枚空炸弹，袭击了私人住宅、一栋多层住宅楼，以及地区肿瘤中心。

乌克兰，扎波罗热，2024年

2024年11月6日扎波罗热的大规模空袭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41人受伤。

乌克兰，扎波罗热，2024年

第十名也是最后一名受害者于2024年11月8日中午在废墟中找到。

乌克兰，扎波罗热，2024年

一名住在被部分摧毁的四层住宅楼对面的居民正在清理自家阳台。她所在楼这一侧的所有窗户都被震碎。

乌克兰，扎波罗热，2024年

10岁的内莉娅和她的父亲仍住在扎波罗热地区舍甫琴科夫斯克村。2022年8月，她在一次炮击中严重受伤。内莉娅回忆，当时她和她8岁的朋友正在玩耍，听到炮击声后跑去藏在地窖里。她的朋友比她早几秒进入地窖，而内莉娅没有及时进去，因此被击中。她在重症监护室度过了数天，并经历了漫长的康复过程。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舍甫琴科夫斯克，2024年

10岁的内莉娅展示了她在2022年8月炮击中受伤留下的一道疤痕。她同意展示“较小的一道”，曾在2022年帮助她获得医疗救助并一直支持她家庭的志愿者尤利娅，试图说服她展示其他疤痕，但内莉娅拒绝了。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舍甫琴科夫斯克，2024年

扎波罗热地区奥里希夫的一栋多层住宅楼。

乌克兰，2024年

随着前线不断移动，士兵们在前线村庄建立临时基地，住进从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居民那里租来的房子。被遗弃的宠物在士兵们身边找到栖身之所，而士兵们也从它们的陪伴中获得安慰。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2023年

当地军事管理部门副负责人正在查看柳德米拉和地下室的其他居民情况。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了发电机和星链网络，但柳德米拉担心，一旦预付一年的服务到期，他们将失去互联网连接，这意味着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61岁的柳德米拉与母亲、前夫及其他几位老年居民一起住在奥里希夫最东区的第二大地下室。由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已完全被摧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和志愿组织的支持来维持生活。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乌克兰，奥里希夫，2024年

乌克兰，康斯坦丁尼夫卡，2023年

迪米特里正在摘几串葡萄带上路。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安东尼夫卡，2024年

.

三、

“你要如何拍摄‘无人机的日常存在’呢？你要如何拍摄这种紧张的循环反复？如何拍摄把‘毁灭和死亡可以在任何一秒、从几公里外、毫无预警地降临’作为一种常识？”

孤图 ：你之前提到过战争中那种生活停滞和充满等待的感觉，能详细讲讲吗？

娜塔莎 ：靠近前线的生活被一种“等待”的色彩笼罩着。人们不再计划未来，每天在“留下”与“离开去安全地区”之间摇摆不定。大多数人只是专注于熬过今天并且希望明天还能到来。人们如何应对这一切，取决于他们离前线的距离，他们的年龄、背景、职业，以及他们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

在乡村中，对危险的持续预期常常被日常的劳作所冲淡。人们照料土地、菜园、果树、牲畜——这些成了他们留下来的理由和依托。对农民来说，生活的节奏早已被土地和牲畜决定，他们习惯于劳作、习惯于每天做必须完成的事。

而在没有这些日常事务分心的城市中，人们往往陷入情感上的抽离。当日常的生活节奏崩塌，人们对“自我”与“当下”的认识也随之改变。生存本身成了每天唯一的主题。

我甚至不能说他们是在等待战争结束，尽管他们当然希望如此。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极为现实。因为他们经历过不同形式的苦难——苏联造成的大饥荒、苏联强制人口迁移带来的流离失所、失去土地与资源、苏联对乌克兰文化、语言与身份认同的打压、苏联解体后的没有法制与腐败，以及2014年革命后的早期重建。几十年的苏联宣传让人们习惯了“为了更光明的未来而等待”的思维——那个未来也许永远不会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他们“牺牲之后”的后代。不去想太远，早已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而现在，这种习惯被战争进一步强化。

2024年，在赫尔松，我经过一个小小的纪念碑——它是为一位在公交站卖花的老太太而立的。俄军用无人机向她投下了一枚手榴弹。

恐惧无处不在，但也有一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骄傲。对许多人而言，被困的感觉逐渐转化为对自身顽强生命力的认可。赫尔松唯一仍在运作、仅靠极少数工人维持的乳制品厂，正是依靠这种韧性与对社区存续的责任感而继续存在。

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是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有些人屈服于无力感，但也有许多人把“坚韧”当作锚点。有的人放弃了对自己未来的责任，而有的人则承担起他人未来的责任。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巨大，哪怕在同一个州（oblast）内部也是如此：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心态，不同的应对方式。你不能用同一把刷子去描绘所有人。而这种细微的差别，常常在外国人谈论“乌克兰”时被忽略。

是的，乌克兰是一个坚强而团结的国家，但这种团结中也蕴含着极大的多样性。它由众多民族、文化与地域身份组成——是一种“多元的统一”。当人们问“乌克兰人现在怎么样？”或“他们如何治疗创伤？”时，几乎无法脱离时间、地点、年龄、与战争的距离、以及个人经历来回答。

每一个故事都不同，而正是这些不同，构成了那幅复杂而真实的整体画面。

孤图 ：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人和事情吗？

娜塔莎 ：每一位志愿者、每个坚持留在村庄为士兵提供帮助的人、每个士兵、每家仍在营业的商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Tanya、Oleksandr、Natalya、Irina、Dmitro、Sashko、Lera、Sveta、Vage、Vsi Poruch团队、Kiril、Andriy、Mikhailo、Oleg、Bogdan、Zolota Pidkova团队、Yulia、Bertha、Zuzanna、Kotya、Kvitka、Valkiria、Anastasiya、Semenich、Lion……他们来自不同背景、信仰、政治倾向，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诚信，以及致力于让孩子生活在自由、民主、独立、法治国家的决心。

孤图 ：你是否感到过恐惧？生命是否受到过威胁？最危险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娜塔莎 ：我最大的恐惧是无法拍摄、记录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专注于这个目标让我对别的危险不再多想。我从不以自我保护感强著称。有一次我确实感到生命危险，但我暂不准备谈论，只能说——不是炸弹。

孤图 ：在这个图像过于饱和的时代，人们甚至对战争的血腥画面都已经麻木，你觉得如今的摄影师要怎么做，才能更完全地记录战争，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娜塔莎 ：战争摄影，尤其是那些记录死亡与毁灭的影像，固然是必要的，但仅凭这些并不能呈现出全貌。媒体常常会“净化”战争，使之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此我们很少能真正了解到人类为战争付出的全部代价——那些没那么有戏剧性，却日复一日侵蚀人们生活的影响。

例如，当基辅的儿童医院被轰炸时，受伤儿童的照片迅速在网络上流传，但仅仅依靠震撼性的影像，无法让人们持续地去理解与讨论战争。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战争如何在时间的延续中改变人们的生活，那种“静默的暴力”，即生活在战区的每一天中感受到的暴力。

我现在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乌克兰回来之后，我意识到，拍摄战争并不是简单地去捕捉一个戏剧性的瞬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战争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影响人们。生活在战区中的人们所遭受的暴力并不总是戏剧性的，也不总是具有电影般的视觉冲击力。它更安静，也更难以被影像表达。而这，正是最大的挑战——如何去呈现那种日常的创伤。

作为艺术家，我们不能一味重复那些已被无数次拍摄的画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视觉语言，能够触及冲突对社区和个体更深层、更普遍的影响。

战争摄影还有另一个让我着迷的方面。在这场战争之前我就注意到它，而在当前项目中，它变得愈发清晰。那就是：人们对“战争照片”有一种潜在的期待——甚至是刻板印象。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关于冲突的“共用视觉语言”：废墟上的玩具、被遗弃的婴儿车、被烟雾笼罩的英雄士兵……这些画面从一场灾难重复到另一场灾难。编辑们期望这些影像——他们想要那种“标志性”的、能被立即识别为悲剧象征的照片。而这些图像被不断重复后，意义反而逐渐消失。它们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事件，而变成可以互换的符号，失去了情感的重量。

我们依旧像一个世纪前的人那样拍摄战争，但战争已经变了，而我们的视觉语言却没有改变——这正是问题所在。除了暴力这一永远存在的核心元素之外，还有许多东西是单一画面无法捕捉的。

例如，你要如何拍摄“无人机的日常存在”呢？它并非一个可以被捕捉的瞬间，不像罗伯特·卡帕1937年在毕尔巴鄂拍下的《防空警报响起时人群奔向避难所》——那张照片里，人们抬头望天，一名女子抱着孩子奔跑。而现代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种“状态”。许多制导炸弹在警报响起之前就已经击中目标，而警报本身也正在失去意义。携带地雷或手榴弹的无人机是安静的；当你听到嗡嗡声时，它往往已经太近了——即使如此，你仍不确定那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焦虑成为每一次呼吸的一部分。人们习惯它，直到新的悲剧打破那脆弱的内在平衡，然后再次习惯它。

你要如何拍摄这种紧张的循环反复？如何拍摄把“毁灭和死亡可以在任何一秒、从几公里外、毫无预警地降临”作为一种常识？

这正是我们的视觉语言失效的地方。我们仍依赖一种源自绘画的语言。早期的战争影像往往是摆拍的，模仿人们熟悉的视觉模式——19世纪拿破仑时代浪漫化、凯旋式的战争场景。见证爱国主义、神话化与人性化之间内在冲突，从古希腊艺术、文艺复兴、巴洛克、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一路延续到早期战争摄影，并且至今未曾真正消失。

想想美国内战时期蒂莫西·奥沙利文的《叛军神枪手之墓》——这张摆拍的照片声称描绘了一名南军狙击手阵亡的场景，枪靠在旁边，一切构成完美的三角形构图。无论其造假与否，那种视觉形式训练了摄影师与观众的眼睛。编辑依旧在要求那样的画面，而摄影师也继续生产它。如此循环往复——巩固了一种早已不适用于当代战争的视觉语言。

四、

“尽管现在才十月中旬，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一个注定艰苦而寒冷的冬天。”

孤图 ：在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些国家的人也支持俄罗斯，他们仍然认为乌克兰是曾经的苏联的一部分，你怎么看这件事？

娜塔莎 ：所以让人们意识到某些看法其实源自宣传，是非常重要的，现实情况与宣传中的叙事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回望乌克兰在苏联成立之前、甚至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位置，就会看到一种更为复杂、延续了数百年的关系。深入探究，你会发现乌克兰文化与语言的独特性极为鲜明。

乌克兰语与俄语确实有共同的语言根源，但它们的发展轨迹截然不同。乌克兰语更多地与西欧及中欧文化相连，而俄语则建立在斯拉夫及后来的帝国体系之上。两者在词源与外来影响上早已分化，显示出它们是两种独立的语言，而非某种“方言”或“农民语言”。这种偏见源于帝国与苏联时期的叙事，并且至今仍在俄罗斯部分地区存在——嘲笑乌克兰语“土气”“没文化”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态度反映出更深层的文化沙文主义——一种针对非俄罗斯族群的优越意识。肤色在这里并不起作用；乌克兰人同样是白人，但他们所遭受的文化歧视与俄罗斯对高加索和中亚民族的态度如出一辙。

与那些相信“乌克兰属于俄罗斯”的人交流时，可以从语言与文化入手，再将其与西方殖民机制作类比。俄罗斯常把自己塑造成“反帝国”的存在，作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道德对立面”。这种叙事在某些对美国殖民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群中广受欢迎，他们将俄罗斯视为一种“反西方力量”。但这种看法忽视了俄罗斯与苏联自身的殖民政策：征服少数民族、强迫迁徙、禁止母语、封禁文学、抹除文化身份。

在整个苏联版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对待原住民极为相似的机制：强制迁移、再教育、让儿童在学校中放弃母语。苏联版本的做法是以“扫盲”为名推广教育，但教育语言只能是俄语。结果是许多少数民族语言灭绝，文化逐渐流失。

乌克兰之所以能够在文化抹除中幸存，部分原因在于其人口规模较大，文学传统坚实，以及农村社区在压制下仍坚持口语的延续。然而，大规模的迁徙仍然发生：许多来自乌克兰东部的人被迁往西伯利亚，而俄罗斯人则被安置到乌克兰的土地上。这种人口工程直接导致了今天的语言分布——东部地区俄语更普遍，西部地区则主要使用乌克兰语，并受到波兰语与罗马尼亚语的影响。

即便在沙皇俄国时期，乌克兰也被承认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拥有自己的身份。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是伊利亚·列宾的名画《扎波罗热哥萨克致土耳其苏丹的回信》。画中描绘了1676年一个半传说性的场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在击败苏丹军队后，收到对方要求投降的信件，却在领袖伊万·西尔科带领下写下了一封充满嘲讽与侮辱的回信。

近年来，乌克兰士兵曾以摄影的方式重现这一场景，化身自由哥萨克的后裔，展现那种不屈的精神。对许多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无论它是否真实——更是一种乌克兰身份的象征，是贯穿乌克兰文化的抵抗之脉。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这种精神中认出自己：不敬权威、顽强执拗、永不屈服。

孤图 ：你认为乌克兰与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一些主要区别有什么？

娜塔莎 ：要指出两者之间的单一差异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回溯各自民族心态的形成，就能看出分歧从何而来。

在乌克兰，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正如我提到过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乌克兰的土地本身塑造了这种身份认同。那片土地肥沃而富饶，足以养活人民，因此人们对中央权力的依赖较少。他们耕作土地、保卫家园，以较小而自给自足的社区生活。农民、战士与反叛者共存，这种自治精神在俄罗斯帝国或苏联出现之前，就已深深嵌入乌克兰的文化与身份之中。

当沙俄帝国扩张至乌克兰领土时，乌克兰人早已形成了清晰的自我认同。这种独立精神与俄罗斯集中化、权威化的统治模式始终存在摩擦。这种冲突延续至苏联时期，并在如今的全面战争中再次爆发。

俄罗斯幅员辽阔，由众多民族组成，分布在极为广袤的地域上。要让如此庞大而不平等的领土保持统一一直十分困难。大量人口生活在远离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地区，那些地方发展滞后、贫困长期存在。这不仅造成了地理上的距离，也带来了心理上的疏离——人们常常感到与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政治无关，感到无力、被排除在决策之外。

这种疏离并非新现象。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被教育要安于本分、服从权威、不要质疑体制。由于国家从未经历过对苏联暴行的真正反思与追责，这种心态至今依然根深蒂固。

将此与二战后的德国相比就很明显。德国直面了自己的过去——公开承认罪责、开展教育、并以责任为基础重建。这种集体性的反思对治愈至关重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

而俄罗斯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它从未审视过自身的殖民扩张、压迫与掠夺，也未承认对被征服国家（包括乌克兰）所造成的伤害。乌克兰背负着那种被压迫的创伤，同时也在幸存中培育出坚韧的生命力。

这正是两者最深层的区别所在：乌克兰的身份认同根植于反抗与自我守护，而俄罗斯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则建立在对他者的统治与维系之上。

孤图 ：从你的观察来看，长期的战争对于一个地区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娜塔莎 ：这场战争带来了许多长期的后果，而且战争持续得越久，这些后果就越严重。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是生命的损失。成千上万的男女在战争中丧生，更多的人被迫逃离，成为难民。这种损失是毁灭性的——不仅是人命的损失，更是跨越世代的创伤。

在经济层面，乌克兰遭受了巨大的打击。2014年至2022年间，尽管克里米亚和部分东部地区被吞并，乌克兰仍在发展之中。它正逐步靠近西方体制，朝着民主治理与开放经济迈进。外资增加、透明度提升、早期的反腐改革开始推行。虽然这一过程并不完美，但无疑是进步的。

2014年之前，乌克兰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俄罗斯。许多掌权者受到莫斯科庇护，依靠腐败、家族政治与黑帮式控制来维系权力。2014年之后，这种旧体制开始瓦解。过程缓慢而痛苦，但确实在发生。

如今，战争让这种转型更加艰难。当人们每天都在为生存奔波时，便难以参与政治或公共生活。没有基层的参与，民主就无法成长。

与此同时，重建也可能为从零开始构建新体系提供机会。多层面的破坏反而可能打开新政治结构的通道——尤其是在国际社会持续的援助与投资下。从废墟中，也许会诞生一种更加清明、负责任的治理形式。

对俄罗斯而言，后果几乎全是负面的。战争正在摧毁其经济，使其在外交上被孤立，并彻底损坏其国际声誉。当战争结束、乌克兰取得胜利时，俄罗斯将不得不面对庞大的债务、战争赔偿、经济崩溃，以及在国际舞台上被排斥的命运。

讽刺的是，战争的持续反而帮助了普京维持权力。只要冲突还在，他就能继续将战争包装成对外敌的斗争，以此巩固统治。但一旦战争结束，尤其是以乌克兰的胜利告终，这套叙事便会崩塌。届时，俄罗斯人将不得不向内审视，直面战争对国家与未来造成的创伤。这种清算将对政权造成毁灭性打击，也将标志着其权力时代的终结。

孤图 ：在你回答这些问题的此时此刻，俄罗斯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乌克兰百姓正在面临着什么新的威胁？

娜塔莎 ：现在是2025年10月17日凌晨三点半。第聂伯罗州和切尔尼戈夫州正遭受袭击。一枚制导航空炸弹正飞向尼古拉耶夫。克里维里赫（Kryvyi Rih）地区遭遇大规模袭击，使用的是“沙赫德”型号的无人机。

通常在这个时间，空袭的密集轰炸会暂时减弱，然后在凌晨五点或五点半左右重新开始。我们还不知道在天亮之前，会有多少架无人机、导弹或制导炸弹坠落。昨夜（10月16日），据乌克兰空军报告，全国各地共发现约320架攻击型无人机，包括“沙赫德”等多种型号。

关键基础设施正一再遭到打击。能源设施、自来水系统与输配网络都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地区已经出现停电与缺水。

在冬天到来之前，重建这些基础设施将极其艰难。冬天正在迅速逼近。尽管现在才十月中旬，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是一个注定艰苦而寒冷的冬天。只要俄罗斯继续以平民基础设施为目标，乌克兰人就将再一次迎来一个在黑暗与严寒中挣扎求生的冬天。

孤图 ：你现在在美国具体做着什么样的事业去帮助乌克兰人民？

娜塔莎 ：我是一家总部位于洛杉矶的501(c)(3)非营利组织Post Angeles的副会长。自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我们已运送了数千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如今，我们的重点转向满足前线联系人发来的具体请求。

今年九月，我们运送了250个止血带，按零售价计算约合7500美元。此外，我们还购入了一顶可容纳多人的充气帐篷（价值近5000美元），并发出了一些较小批次的医疗物资。虽然前线对止血带的需求一直十分迫切，但我们现在也收到了关于汽车维修设备的请求，这些与医疗物资同样重要。

汽车在战争中几乎是“消耗品”——不仅士兵需要，医护人员、撤离队伍和志愿者同样离不开它们。这些车辆常成为无人机与炮火的目标，被迫在被毁的道路、布满地雷的田地上高速行驶，远超出其设计极限。因此，车辆与战术/急救医疗物资是最常见的需求之一，与之并列的还有医院设备、野战医院及医疗撤离用品。

我们的组织规模虽小，却完全由志愿者运作。除去极少量运营开支外，每一美元的捐款都直接用于执行我们的使命。在遇到紧急需求、资金略有不足时，我们团队成员常常会自掏腰包补上那几百美元。

如果有捐赠者不希望自己的捐款用于与军方相关的需求，也完全没问题——他们可以在留言中说明，我们会将这笔捐款专门用于支持医院及其他民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