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电影人在国际影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柏林、戛纳、威尼斯、釜山、东京等国际电影节上都有重要斩获。

但最近围绕着东京电影节的一系列风波，似乎让所有电影节奖项的公信力与含金量都受到质疑。

事件起因是白百何公开发出质疑“还能这么操作”，随后网上小道消息疯传，有网友称沪圈要求评委文晏力保王传君成为本届东京影帝。关于这个小道消息，文晏已经在和娱理工作室的独家对话中做出澄清。

随后白百何发长文讲述事件背后的故事，表示她介意的并非自己没拿奖，而是从釜山到东京，没有被剧组尊重对待。

“东京电影节事件”原本可以到此为止，但之后疑似郝蕾在朋友圈发的一段话，又让事件升级。

郝蕾在行文中直接质疑了毕赣《狂野时代》在戛纳获得的是临时增设的奖，辛芷蕾的威尼斯影后没有含金量。辛芷蕾则很快发长文回应，用连续的六问驳斥“奖项可以靠运作”的说法。

事从东京起，因为当事人下场引发了网友空前的吃瓜热情，结果却是所有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共沉沦。

事实真的如此吗？奖项真的能靠运作得来吗？

什么是运作？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得承认，“运作”这个词本身含义就很广。

有人把“运作”理解为私下达成交易，用利益交换来买奖，从而对奖项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但除非对评委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监听监控，否则也很难拿出证据，这种质疑仅仅在猜测层面。

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奖项评选的过程一定夹杂着个人主观审美和人情世故因素，评委为自己国家的作品争取奖项更是人之常情。能入围电影节就是对作品质量的肯定，在质量过关的基本前提下，国情、人情、个人偏好、在评审团中的话语权都会影响奖项归属。如果评委对某个竞赛片导演就是有天然的欣赏、或者关系很好，这是否也是一种运作呢？

我们来看郝蕾抨击的两个奖项——

今年毕赣在戛纳获得的“特别奖”，确实如郝蕾所说，没有奖杯，只有奖状，是临时增设的一个奖。报道戛纳电影节20多年的驻法资深媒体人刘敏介绍：“这种常规奖项之外的奖，都是纸质，因为奖杯制作都是提前的，而且和赞助商都是说好数量的，后来是否补上就不知道了。但毕赣片子得奖，我觉得没有问题，私下很多人都觉得片子好，但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肯定不是所有评委都赞同，所以比诺什应该是争取了的，她自己也大大方方说了。”

早在颁奖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本届戛纳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就表示，“特别奖”是她为《狂野时代》特别增设的奖，她提出了这个想法，评审团也一致决定通过。

但临时增设并不代表“水奖”，反而是评委力排众议也要给与肯定。戛纳艺术总监福茂也一直很欣赏毕赣，苦等《狂野时代》拿到龙标，让电影踩着ddl补录进戛纳主竞赛单元。

本届戛纳电影节没有中国评委，比诺什为《狂野时代》争取奖项、福茂为毕赣等待到最后一刻，与其理解为运作，不如相信中国电影就是足够好，值得被尊重对待。

辛芷蕾9月拿下威尼斯影后之时，舆论都在肯定评委赵涛的“撕奖”能力，没想到才两个月，“撕奖”这个行为就开始被质疑。

前日有一个热搜已经在科普，#撕奖和运作是两回事#，评委为自己喜欢的影片和演员争取，无可厚非。

赵涛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接受采访时已经表示，自己主要承担的是文化翻译功能，帮助其他评委去理解中国影片的文化背景，这在客观上一定有助于中国作品和艺人获奖。

但赵涛毕竟只是7位评委中的一个，不可能有只手遮天的能力。辛芷蕾也在接受娱理工作室采访时透露，自己和赵涛在威尼斯一直没有碰过面。

今年是威尼斯的最佳女主角大年，凯特-布兰切特、艾玛-斯通、蕾雅-赛杜等很多国际著名女演员的作品都入围了。如果考虑人情因素，她们在西方的“战场”上应该更容易运作，所以，为什么不能相信辛芷蕾是足够优秀才脱颖而出呢？

再看一个今年的例子。

舒淇在釜山电影节荣获最佳导演奖，虽然评委里有她的好朋友梁家辉，但舒淇在接受娱理工作室的采访时坦言，她自己做过三大电影节的评委，她知道评委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参赛时一定不会跟评委有私下的接触。

而舒淇更是在准备飞米兰的路上，临时被召回，才决定回去领奖，为此她在机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把米兰的工作妥善处理好，她甚至在回去的路上也不知道自己能拿到的是什么奖。

像舒淇这样征战国际电影节多年的资深电影人，早就明白每一次奖项都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平常心对待就好。

如果奖项真的那么好运作，一定不会有那么多遗珠之憾。

有些网友就调侃，如果真的能运作，入围戛纳这么多次的赵涛为什么没给自己运作一个影后呢？

今年朴赞郁新片《无可奈何》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很高，朴赞郁一直觉得影片和男主能拿奖，并且在威尼斯等到了最后，结果颗粒无收。朴赞郁自己伤心表示“以后只去多伦多电影节”，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发公开信鼓励，说无论获奖与否，都是韩国电影13年来首次进入威尼斯主竞赛的成就。

以朴赞郁的声望，和韩国社会的重视程度，最终却没有奖项，要不说明没有运作，因为知道电影节相对公平，不需要运作，要不就是运作了没结果，那更说明运作是很难的，奖项不是靠运作就能得到的。

谈谈含金量问题

当然，也有奖项是需要“运作”的。但这里的运作不等同于“内幕”“内定”，而是造势、推销、拉票。

李安在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中写过，《卧虎藏龙》在奥斯卡获奖，就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造势宣传，参加各类影展都是为了最终剑指奥斯卡，这一路就像马拉松一样过五关斩六将，拿完奖后他三个月才缓过来。

“其实影展、影评人协会的肯定，都是造势，也都是奥斯卡的指标。各地影评人一组织起来成立协会，评比颁奖，发挥影响力，就有权力。明星、片厂都会捧场，因为目标均指向奥斯卡。

奥斯卡是由五千多名美国影艺学院会员投票选出，票数很多，与电影工业有很密切的关系。参加奥斯卡竞赛，就和参加选举一样，造势、拉票，要投入很多本钱。至于如何造势，各有法门。有的声势还不见得能造得出来，有的刚好和大众投缘顺势而上。全世界有十亿观众透过电视转播观赏奥斯卡颁奖典礼，是个很大的宣传活动。各大明星不仅当天出席，而且早从前一年年底各大影评颁奖典礼时就乖乖地前来报到。保守估计至少要忙上四个月。”

奥斯卡相当于年终总决选，所以电影人有相对长的时间来造势，或者说“运作”，又因为是5000多名会员投票，所以有拉票的空间。在奥斯卡，“运作”并不是贬义词，而是考验电影人在一年间推销电影的能力。

但这次“东京事件”语境里讨论的，其实是电影节中的奖项，几位当事人讨论的都是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项归属。

此处要科普一个基础概念。

“XX在A类电影节获奖”是常见于营销端的话术，但A类并不代表比BCD更高级，仅仅是分类不同而已。

国际A类电影节是由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F）认证的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B类是竞赛型专门类、C类是非竞赛型、D类是纪录片和短片。因为欧洲三大电影节都属于A类，这也无形中提升了A类的地位。

中国观众熟悉的戛纳、柏林、威尼斯、东京、上海都是A类国际电影节，这些A类电影节的展映和评奖流程、规则大概是这样的：

1.影片报送影展，一般会有十几部到二十几部的数量入围主竞赛单元，参与评奖。影片基本都是没在市场公映过、在电影节进行首映的新片，影响力越大的电影节，对世界首映的要求越严苛。这些电影会在为期10天左右的电影节期间进行展映，评委、媒体、影评人、普通观众都可以持票观影，影展最后一天的颁奖礼上公布奖项归属。

2.这些作品中的导演、男主角、女主角等主创，也自动进入最佳导演、最佳男主、最佳女主的评奖候选人之列，不再有类似金鸡奖的“五强”提名名单。

3.评委是国际班底组成的小评审团，比如今年东京电影节是5人评审团，威尼斯是7人评审团，戛纳是9人评审团，他们在影展期间集中看片、开会讨论，决定最终奖项归属。

在这样的机制下，候选人其实只是在和同年入围的其他影片比赛，颁奖结果则是小评审团的喜好。

回到引起争议的东京电影节评奖结果，评委桂纶镁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在男演员的部分，就像我们主席卡洛说的，我们的选择并不多，对我而言，王传君的表演非常安静内敛，却表达了很细微的情感，让我感到非常信服。所以我想我们都一起做了这个决定。”

可见今年东京电影节入围影片中，男主角的竞争不算激烈，但王传君获奖也是打败了本届的竞争对手，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

但其实男主角拿奖，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没有奖，东京电影节并没有限制一部影片获奖次数的先例。去年参展东京电影节的日本电影《敌》就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

很多电影节都敢于给优秀作品多次嘉奖。比如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王景春和咏梅就凭借《地久天长》一起拿下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当届评审团没有中国电影人，但评委主席正是对中国电影颇为喜爱的、今年助力《狂野时代》拿奖的朱丽叶-比诺什。

白百何未能获奖，更大的原因是今年东京电影节女主角竞争激烈，白百何并不是在跟王传君竞争，而是跟本届其他大女主们竞争。

与“运作论”相伴的是对影展奖项含金量的质疑。一个奖项含金量如何，是由电影节影响力、评委行业地位和竞争对手表现综合决定的。

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分别有79年、74年、93年历史，吸引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电影报名参展，早就形成了“欧洲三大”的历史地位。每年的评委也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精心选择的，比如中国人里只有张曼玉、巩俐、章子怡、舒淇、贾樟柯等真正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电影人当过戛纳评委，所以奖项含金量不容小觑。

当然，“三大”内部也有排序，头部电影优选戛纳，这也意味着参加戛纳电影节，与对手的竞争更为激烈，能获奖更为难得。

相对年轻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也举办至38届，因为在10月底举办，所以当年的大量影片已经在戛纳、威尼斯、多伦多、釜山、平遥等国际电影节展映过，东京电影节本身在选片上存在困境，需要和其他电影节争夺片源。东京电影节的影响力主要在亚洲范围，所以为了吸引更多优质影片报名参选，东京电影节近些年对中国——这一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一定有所倾斜，每年都有多部中国电影入围，中国电影人在东京电影节获奖的多，当评委的也多。

但即使是在有所倾斜的情况下，评委人选也是能服众的，文晏导演的作品有威尼斯、柏林的参展经验，桂纶镁的代表作《白日焰火》在柏林拿过大奖。

在东京得过奖的演员里，或许有的并不是国内的头部演员，但在参赛作品中奉献的演技，也一定是能征服当届评委的。

总体来说，各大电影节本身的行业地位和含金量不同，奖项的含金量自然也有高低，但能在电影节这样国际化的舞台上亮相、和各国电影人同场竞技，并且获奖，已经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不断走出去、被看到、被认可，这本身就是含金量。

比“吃瓜”更重要的是……

阴谋论永远能激起更强烈的吃瓜热情，最近“东京事件”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让国际电影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出圈的关注度。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电影节不是运动会，不是对抗性比赛，无法分出一个所谓输赢。

正如李安所言，影展胜负不由己。

“在我的感觉里，影展的竞赛很像选美活动。其实怎么能用容貌姣好、身材曼妙(艺术形式风格显眼)，或机智得体(隽永)地回答一两个问题，或看起来很有爱心(社会议题、人道主义)，或文化(国情)，来评断这个女人(这部影片)比其他女人(其他影片)美好?选美本身就是一种很表面的东西。大家也知道，女人的美丑及价值不是这样评断的……对我来讲，导演和美女并无高低之分。”

中国电影2025年在国际电影节上的持续绽放，是中国电影话语权和影响力提高的表现，为何不祝福、然后趁胜追击呢？借由东京电影节的一件小事，而质疑起所有电影节的含金量，是偷换概念、一败多伤的行为。

王传君得奖本是开心事，如今被一部分人当成了矮子里拔将军、运作出的结果；有两位华人评委进入东京电影节也是话语权提高的表现，结果评委遭受巨大争议，辟谣也没人信；电影人亲自发声的活人感值得肯定，但事件源头归根到底是白百何与《春树》制片人、片方的矛盾，但最终落点却变成了所有奖项共沉沦，实在令人惋惜。

电影行业正在经历艰难时期，此时最需要的就是行业内部团结起来，之前的几次获奖是给行业注入强心剂，有人获奖，恭喜就是最好的态度，然后一起努力百花齐放。

电影界正在拼命重新赢回观众，此刻更应该让好事出圈，而不应该让这次的风波及舆论给行业雪上加霜。

电影节是艺术片展现自己的舞台，最终这些作品还是要回国面对市场和观众。

如今让辛芷蕾获奖的《日掛中天》正在上映，让毕赣获奖的《狂野时代》也即将在11月22日上映。与其吃瓜，不如真的走进电影院看看电影，与其质疑奖项含金量，不如看完之后再评价。奖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观众的口碑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