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流域楚简的先秦哲思，到里耶秦简的市井烟火，再到西北边塞汉简的戍边烽火，简牍以方寸之躯，载华夏之智，书岁月之章。

作为纸张普及前的核心文字载体，简牍在我国拥有悠久的使用历史。由于保存不易，目前可见最早的简牍实物为战国遗存。这类贯穿先秦至魏晋的竹木文书，不仅助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汉文化的传播与继承，更在纸张未承文脉之重的漫长岁月中，将中华文明的鲜活记忆，凝于竹木纹理之间，藏于笔墨勾勒之中。

截至目前，我国考古发掘的有字简牍总数30余万枚，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甘肃三省。其中，湖南珍藏着20余批、逾20万枚的简牍瑰宝（含无字简），不仅数量庞大，且时代序列完整。

如今，随着释读研究与科技手段的深度融合，曾藏于学术殿堂的简牍逐渐走出深闺，让大众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聆听千年之前的文明回响。

竹木载千年

简牍之盛，始于春秋末年（约公元前5世纪），止于魏晋之际（约公元4世纪）。

曾经书写“惊才风逸，壮志烟高”《离骚》的楚文字，曾随秦统一的铁骑湮没于历史长河。直到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出数量颇丰的楚简，楚文字不仅重归人们的视野，其记载的“尚书”“春秋”“乐”等先秦内容，更为探寻中华早期文明脉络留下珍贵文字线索。如1993年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涉及大量儒家、道家典籍，其中《老子》（甲、乙、丙）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战国抄本，成为研究《老子》成书及流传过程的鲜活资料。

②郭店楚简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姚磊说，这些先秦竹简不仅厘清了传世经典在早期的原生面貌与多样演变轨迹，让“百家争鸣”的璀璨盛况重现于世，更填补了诸多历史叙事中的细节空缺，大幅拓展了对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精神疆域的认知广度，也深化了对这一时期思想世界的探究深度。

楚简勾勒出先秦文明的轮廓，秦简则补上了秦代历史的关键拼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历史关于秦朝的记载少之又少，以至于太史公司马迁发出“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喟叹。秦简的出土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首次揭开秦律复杂庞大而又严明的面纱；2002年里耶秦简横空出世，更让秦代基层社会的图景变得清晰可触——其总字数近20万，是国内迄今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秦代简牍，以“秦代档案馆”之姿，记录下秦朝统一六国前一年到秦灭亡的前一年间，洞庭郡迁陵县的政府文书档案。

姚磊介绍，目前我国出土秦简超4万枚，其中最主要的是2002年出土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古城的3.6万余枚秦简，内容涉及人口、物产、赋税、邮递、司法、医药等，完整再现了秦始皇治理国家、保证基层社会行政正常运转的场景，被视为继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④汉简《相利善弊剑册》。此简在书法上有很高造诣，内容主要是辨识宝剑的标准和方法，为后人留下鉴定刀剑的重要知识与技术指导

从秦的一统到汉的兴盛，简牍依然是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甘肃曾出土数量可观的汉简，见证了汉晋丝路沿线邦国与民族的交往，是文明互鉴的鲜活印记：居延汉简包含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契约书信及少量典籍历谱，详录汉代边塞政经文化，为研究西北边陲史提供珍贵实物；敦煌悬泉汉简是汉代邮驿系统的档案文书，细述驿置规制与邮驿制度，印证中西交流往事；武威汉简则尽显汉代文化、医学水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理事张俊民说，这三批汉简被后人称为“中国三大汉简”，是探析汉代社会制度、政经状况的关键依据。

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雄豪意气，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末世疮痍，不过凝于简册的一翻一覆之间。伴随着黄巾起义的呐喊，历史的脚步来到群雄争鼎的三国时期。

金戈铁马的三国传奇，总是令人热血沸腾。可若非百万军中夺帅的猛将，亦非运筹帷幄的谋士，那个时代的寻常人生又是如何？1996年，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揭开了这一谜题。

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马代忠说，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数量达10余万枚，是我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批，其中已知有字简为7万余枚，多为长沙郡临湘县（今长沙）的官府文书，涵盖户籍管理、赋税缴纳、司法案件、市井交易与民生百态等正史未载的内容，堪称三国“百科全书”。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简牍逐渐被纸张替代，三国以后已十分少见。湖南省郴州市苏仙桥出土的900余枚西晋简，详细记载了西晋桂阳郡行政建制、田赋人口、邮驿地理、政令纪年等诸多内容，不仅揭开西晋王朝神秘面纱，为历史研究提供珍贵补证，更是中国首次在长沙以南地区出土成批古代简牍，将中国简牍文化南推300余公里，直抵南岭之地。

⑤藏于长沙简牍博物馆的记录许迪盗米案的木牍之一，左侧为上级批复文字“然考人当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

⑥清洗整理出来的部分在湖南郴州市苏仙桥华鹤花园建设工地的10号古井发掘出的西晋简牍（殷菊生/摄）

攻克“世界性考古难题”

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5年，全国各地出土简牍约11.1万余枚，共26批次。从地域分布来看，湖南、云南、湖北三省出土数量最多，分别为3.4万余枚、5万余枚（含无字简）、1.9万余枚。从年代上看，出土简牍主要集中在战国和汉代，其中战国简10批2.1万余枚，汉简16批9万余枚。

简牍出土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修护。尤其是我国南方地区气候潮湿，出土简牍的含水率往往高达500%以上。由于含水量太高，这些简牍出土时，软如煮熟的面条，很难直接用手接触，因此被称为“饱水简牍”，其修护一度是世界性考古难题。

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是国内简牍修复领域的领军者。20年来，该中心累计完成14万余枚竹木简牍的脱水处理，其中饱水简牍的修复总量占全国同类修复工作的八成以上。

“饱水简牍修护一大难点是文字信息提取，另一大难点是脱水加固。”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方北松说，饱水简牍暴露在空气中后，竹木胎体中木质素自然降解会生成发色基团，这些基团接触氧气后，会将无色的酚类物质氧化成深色的醌类物质，从而使得简牍呈现黑褐色，简面字迹随之变得不清晰，甚至难以识别。

对此，方北松带领团队首创“连二亚硫酸钠脱色法”和“乙醇—十六醇填充脱水法”，成功破解文字提取难题。方北松说，目前这两种方法仍然是饱水简牍脱色、脱水的主要技术手段。

中心也在不断进行新脱水方法的研究。“比如改进现有技术，包括对现有脱水材料进行改性、优化脱水工艺等；同时探索采用新的脱水填充材料和超临界流体干燥技术等，进一步提高保护工作效率。”方北松说。从发掘现场的即时防护，到实验室的抢救性修护，再到馆藏与展陈中的预防性守护，中心秉持全生命周期保护理念，为有机质文物提供全方位悉心呵护。

修复工作让简牍得以延续生命，而数字化等技术手段则给予了简牍“二次生命”。近年来，越来越多文博机构开始探索简牍数字化工作。例如，长沙简牍博物馆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完成了走马楼吴简的科技保护与整理工作，不仅出版系列专著11卷33册，系统呈现珍贵的简牍研究成果，还建立起数字化保护标准流程，完成2620件文物建档、6006枚简牍红外扫描，并新筛选出4000多枚有字简，成功还原了曾经肉眼不可见的字迹。

让历史瑰宝“开口说话”

文物者，国之瑰宝也，护之则存，用之则活。如何让晦涩难懂的简牍转化成公共知识，成为如今众多学者及相关从业者共同探索的重要课题。

简文释读是简牍研究的基础。里耶简的释读初稿，由里耶秦简发掘者之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春龙完成。10月28日，在里耶秦简保护利用暨文旅融合发展专题研讨会上，张春龙首次公布了新增4298枚简牍的释读结果，包含民生、生态、医药、官吏履历和工作过失登记、物资使用情况等。

从释读内容中，可窥见秦代基层治理与社会生活的生动细节：迁陵县一名名为“静”的基层医官，日常工作量繁重；当时迁陵县的工作用酒量亦十分庞大。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战国末期“荆轲刺秦王”背景，简牍中“抓捕燕太子丹相关人员”的记载，直观印证了秦代中央集权体制下政令的通达——其推行的郡县制不仅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创举，更成为此后历代王朝沿袭的制度基石。张春龙表示，下一步将尽快把释读成果汇集成册，为后续研究提供更系统的参考。

10月28日，经过提质改造的里耶古城遗址与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博物馆正以“学术研究+数字化保护+创意展示+文旅体验”为路径，推动秦简从静态馆藏走向动态传播。馆内，身着秦朝服饰的3D虚拟人物“秦小简”伫立在大屏幕上，游客可直接提问秦简相关问题，实现沉浸式互动；OLED透明屏展柜则让观众通过触摸操作，将秦简扫描件360度旋转、放大，搭配注释、译文与背景资料，轻松读懂每一枚简牍的内涵。

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馆长周东征介绍，博物馆通过多媒体影片、UI交互、AI数字人等技术，深挖简牍背后的故事，全方位解析文字信息。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黄俊透露，未来团队还将在秦简文物知识库的基础上，为里耶古城（秦简）博物馆打造研发简牍专属语言模型，提供核心AI能力组件，推出辅助研究、智慧导览、秦简AR互动等系统，在简牍文物研究、展示、教育等场景开展应用；同时开发多语种线上知识服务平台，吸引全球学者共同参与研究。

如今，全国各地都在共同思考简牍活化的多元路径。郴州博物馆计划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资源与本地晋简文物，成立郴州晋简研究中心，通过跨学科研讨梳理晋简文化内涵及其在湖湘文明中的独特地位；长沙简牍博物馆研发AR社教绘本《吴简的世界》，以数字化形式触达受众，还推出简牍制作体验、讲解员实践等社教活动；央视打造《简牍探中华》文化节目，通过“实地探访+实景戏剧+文化访谈”，讲述简牍从古代诞生、近代发现到当代传承的故事。

尽管简牍活化传承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与会专家也提到，当前仍面临两大核心问题：一是数字化建设亟待推进，需通过高精度红外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建立全息档案库，实现简牍形制与文字的全信息记录；二是简牍价值诠释不充分，受研究力量分散、专业人才匮乏等影响，释读步伐需进一步加快。

简牍等文物的活化利用，对于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助力文旅深度融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杨林表示，新时代博物馆发展需迈向系统性保护与资源整合，通过年轻化、趣味化的呈现方式，让千年文物贴近大众，实现教育与启发的双重价值。在推动“破圈与共生”方面更需多维发力，通过政策借力、联盟联动、价值深挖，让千年简牍在当代焕发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