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末上映的电影里，有一部电影的故事和风格都有些特别。

它的故事源于导演康博在一档节目中看到的、一个脸部打着马赛克的男人讲述的真实经历：他丢失了孩子后，花了六年时间寻找，他像其他寻亲父母一样，四处发传单，加入各种群，一有线索就奔赴千里之外，可是不仅孩子没找到，还被各路人贩子骗了很多钱。

于是这名父亲做了一个极端决定：正路子找不到，那就“潜”进去，伪装成人贩子，从内部获取真实消息。他在那个团伙里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最挣扎的阶段，虽然最终没找到自己的孩子，他却通过提供线索，间接救了十几个别的孩子。

“当时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从本能上觉得是一个非常揪心的故事”，康博回忆道，“能想象到他内心的挣扎，到底是要救自己的孩子，还是要救眼下被拐卖的孩子。”

这个脸上打着马赛克的男人，成了电影《三滴血》（原名《驯鹿》）最初的原型。

演员胡歌和文淇都被康博的剧本打动，接下了和自己过往银幕形象截然不同的角色。片中他们的角色假扮成一对夫妻，踏上了一段寒冬凛冽、惊心动魄的寻亲之路。

近日娱理工作室对话导演康博，主演胡歌、文淇，聊了聊这部电影的创作缘起、调研准备、人物塑造，以及创作者在类型和作者之间的平衡与坚持。

有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原型，真正的创作才刚刚开始。对于一位新人导演来说，处理人口贩卖这样一个沉重且复杂的题材，首要任务是做大量的调研。康博的取材途径主要有三个：新闻报道、公开的司法判决书，以及与一线打拐执法人员的深入交谈。

在这个过程中，几个发现突破了他以往的认知。

首先，人口贩卖的“罪恶”和“利润”是不成正比的。一个被父母视若珍宝的孩子，被卖掉之后，分摊到各环节人贩子手中的仅有几百至两三千元。这不是高智商犯罪，只有视人如草芥的扭曲价值观。

其次，团伙成员很多是“家族式作案”，因为亲戚之间好控制、知根知底、信任度高。人贩子拐卖儿童的背后，是一个家庭在摧毁和迫害更多家庭。

第三，我们通常想象的“强买强卖”式拐卖，其实只占整个比例的30%-40%，更多的是诱拐、熟人作案、甚至诱骗孕妇生产后贩卖婴儿等手段。

在追寻这些线索时，康博看到了片中由文淇饰演的李棋这个角色的原型。

“孕妇在生产前两周会被人贩子带上路，辗转一周到达待产地，再待产一周后生产。男孩女孩价格不同，流程非常清晰。”康博说，他当时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人贩子和少女在火车上，外人看来如同夫妻。

“就像鸭子，水面上很平静，但底下四肢都在扑腾，是正在驶向厄运而不自知的焦灼状态。”

基于这些扎实的调研，康博明确了自己创作的三个核心：一，将人物视角扩展到整个犯罪链条，从人贩子的内部视角看一个孩子被贩卖的全过程。二，对现实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试图挖掘人口贩卖的犯罪事实背后更隐蔽的供需关系。最后，故事的表达落在对“家庭本质”的追问，构建有血缘的犯罪家族、无血缘的临时家庭之间的对抗。

电影最终定名为《三滴血》，海报上写着“一滴寻亲、一滴赎罪、一滴绝杀”。

“‘三滴血’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秦腔戏剧，讲的就是滴血认亲的故事，所以它天然就和‘血脉’、‘血缘’这个概念挂钩。”

康博想在影片里探讨的，正是当代人如何看待血脉、亲情和家庭。就像片中李雪琴小卖部里电视放着的《赵氏孤儿》一样，都是在和传统的血缘伦理故事进行一种当代的对话。“寻亲、赎罪、绝杀”也构成了电影的三幕结构。

片中其他犯罪团伙成员的代号都是东北常见的动物，如“貂儿”、“耗子”、“蛤蟆”，但“驯鹿”不是。

对于胡歌饰演的主角朱邵玉，康博坦言，如何能让观众共情这一人物，是创作中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难题。“他不是道德上完美的英雄，他做出了和人贩子一样冷漠自私的行为，也在痛苦和挣扎中试图弥补。”

就像他的绰号驯鹿一样，“一般提到‘鹿’会给人温顺、漂亮、群体意识强的感受。我让朱邵玉用这个代号，是想让它和人物本身有某种属性上的连接，让他区别于其他那些底层、奸猾的动物代号，暗示他内心的复杂和不同。”

康博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更希望观众跟着人物走，自己做出判断。他既是一个施害者，又是一个受害者，这种复杂性正是人物的魅力所在。这也是驯鹿这个人物打动胡歌的核心原因。

文淇饰演的李棋，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受害者。从一个觉得孩子是累赘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坚韧的母亲，转变的关键点是生产戏。“在生产的那两天阵痛中，她与孩子建立了真正的连接，完成了母性的觉醒。”

因此，当李棋得知朱邵玉要利用她来找回儿子时，她第一次发起反击：“想拿我换你儿子，先把我孩子找回来再说。”自此，她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救回自己的孩子。从被动承受到主动抗争，这是李棋重要的人物弧光。

哑巴少年“冰棍”是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被拐后卖不掉的孩子，留在团伙中，被训练成盯梢者。他有很深的创伤，“去痛片（角色名）告诉他‘就是你爸主动卖你的’，这让他对整个世界失去了信任。”

出于恐惧，冰棍要遵守团伙的指示，站在朱邵玉的对立面，但也在三人同行的旅途中不断被暖化。而朱邵玉既要提防、利用冰棍，也在寻找自己儿子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对眼前这个孩子产生父性的情感。在“有血缘的犯罪家庭”和“无血缘的临时家庭”的对抗中，冰棍是连接这两个核心概念的重要纽带。

选“驯鹿”的演员的时候，康博透露，“比起硬汉气质，我更想找一个外表上看起来比较温和，没有攻击性，甚至还有一点亲近感的演员。这样他实施欺骗时才更容易得手，故事也更有张力。”

片中有一场令康博印象深刻的即兴表演。在小旅馆走廊，胡歌饰演的朱邵玉对冰棍说：“如果有天你爸找到你了，想要带你回去，你会跟他走吗？”

“这句台词是他在现场即兴发挥的。”康博说，“这句话一瞬间击中了我。朱邵玉没见过自己的儿子，儿子怀上时他就进监狱了，出来时孩子丢了。他内心有巨大的愧疚。他问冰棍这句话，有点像在问自己——他不确定如果真的找到儿子，儿子认不认他？这句台词加得特别精准。”

拍摄过程异常艰苦。在牡丹江一个真实的死火山口，气温零下30多度，航拍机器因低温延迟，拍摄效果不理想。拍了四五条后，胡歌主动要求再试一次。那次，习惯先迈左腿的他尝试先迈右腿，结果在陡坡上扭伤，膝盖当晚就肿了。

“医生让他休息半年，但我们还有一半的戏没拍。胡歌瞒着我，带着伤继续拍。你在片子里看到他后半程拖着腿走路的状态，那是真的受伤了。包括从马上被拽下来的戏，他也是自己忍着伤完成的。老胡为了这个戏，付出太大了。”

让当时年纪尚轻的文淇饰演孕妇，也是巨大的挑战。康博透露，文淇其实比他最初剧本中李棋的年龄设定更小，这让她最初一意孤行寻找耗子的懵懂心态更为可信，也让人物逐渐从少女向母亲转变的情节更有冲击力。

为了贴近角色，文淇做了大量功课。她自己会去问妈妈生育的感受；剧组安排她去产房亲眼观察孕妇生产的全过程；更重要的是，她从前期体验生活开始，就一直带着特制的、很重的物理特效假肚子，在真实的饭馆里端盘子、干活。

“有了那个重量，人的所有动作都会跟平时不一样。她把这些功课做得非常扎实。”康博说，文淇用三年时间（从16岁接到剧本到18岁拍完）完成了这个角色，影像也记录了她从女孩到成年的重要阶段。

片中还有一众实力派演员贡献了精彩的表演。

产婆让观众几乎认不出是闫妮饰演的。“妮姐的脸和声音太有标识性了。一旦认出来，观众就会觉得她后面肯定有事。因此在造型上，团队给闫妮试了各种特效化妆，最终戴了牙套和假发，还穿上了类似屠宰场刽子手的皮围裙。

由于特殊的前史设定，产婆的台词口音经过复杂糅合，底色是东北话，但个别咬字带有安徽和江西交界处的口音。我们请了三地的配音演员先设计出这种混合口音的小样，妮姐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句台词里有三种方言的发音。难度非常大，她在棚里录了十几个小时。”康博说。

宋佳饰演的“貂儿”戏份不多，但贡献了极具张力的表演。宋佳为角色找到了一个贯穿始终的支点——冷。“貂儿是一个没有家，做一切事都是为了寻求心里那一点‘暖和’，包括和男人的亲热。所以她总是觉得冷，穿再多也冷。”最后在监狱里，她被老警察打动后说“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能给我换个暖和的地儿吗？”，这就是她心理支点的体现。

影片中有几场戏拍出了惊悚片的感觉，尤其是在小旅馆的段落，康博表示这场戏是为了把人物的心理进行视觉外化。

“当朱邵玉带着李棋和冰棍进入那个作为中转站的小旅馆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担心。要让观众直接感受到主人公的情绪。”康博调动了灯光、摄影、声音、美术等一切技术手段，来营造那种令人不安的氛围。观众如果觉得那个场景很可怕，那其实就是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

对于影片悲壮又留有一丝希望的结局，康博有自己的思考。朱邵玉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更宝贵的东西——一个孩子重新建立起对别人、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作为青年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康博在商业类型与作者表达之间尽力寻找平衡。“讲一个现实议题的故事，用类型片的方式去拍，对于当下的观众和市场是比较好接收的一种形态。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这个片子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复杂人物。怎么让观众沉浸在这个世界里的同时，又能紧跟着人物的命运和抉择，对我来说的确挺难的。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也收获了很多经验。”

从《三滴血》到后来的作品，康博一直坚持一个原则：言之有物。

“无论写剧本还是拍电影，我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东西，就是言之有物，这像是我心里的一道关。”康博说，他看到的社会议题，首先得打动自己，觉得有价值被讲述和传播，他才会去创作。

康博回忆起他曾尝试了各种途径，找到已经出狱的人贩子，在朝夕相处中慢慢把握人物质感。

“最难的是找到通识。我记得好几个朋友看完，第一个感觉就说‘这些都是真的’。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触动。即使经过了艺术加工，但依然能通过细节让观众感受到它来源于真实，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谈及未来的创作，康博依然有许多想讲的故事，也想继续探索社会议题和类型片的结合。“我能做的就是讲自己相信的故事，保持诚实，保持专注，保持耐心。至于最终能走到哪一步，就尽人事，听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