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历史上我们一直在确认“我们”和“他们”的边界，这种认定的高度封闭和僵化，使得即便是在同一种族和肤色的背景下，其内部也同样岌岌可危——没有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某种政策或新规下的“异类”，因为他们会创造出种族论，还会制造出血统论，出身论。一旦被认定为法统外的异类，被“怪物化”就是必然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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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镇的边缘，坐落着一座名为安布拉斯城堡（Schloss Ambras）的文艺复兴时期宫殿，其核心部分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如今，这里是一处博物馆建筑群，花园里孔雀漫步，其间有一间宽大的房间，摆满了16世纪访客称之为“奇迹与珍奇”的物品。
在墙上，一排画像描绘了不同的人物：一位巨人；两个侏儒；一个患有先天性关节问题的人；一名被长矛刺穿眼睛的男子；弗拉德三世（Vlad III），又称“穿刺大公”或“德古拉”，即15世纪统治瓦拉几亚（今属罗马尼亚）的人物，他启发了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于1897年创作的小说《德古拉》；还有贡萨尔瓦斯（Gonsalvus）家族的四名成员，他们的父亲彼特鲁斯（Petrus）以及多个孩子都毛发浓密，以至于被当作礼物从一个贵族家庭送到另一个贵族家庭，并被医生“为科学”而反复触摸研究。
对于16世纪的艺术家、医生、博物学家和收藏家而言，这些具有非典型身体特征的个体代表着超出“正常”边界的人。他们那种不同寻常的体态或生活方式的人，常常出现在专门收录所谓“怪物”的收藏、艺术品和手稿中。
十六七世纪的图书馆里保存着如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é）的《论怪物与奇迹》（Des monstres et prodiges，1573年）和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的《怪物史》（Monstrorum historia，1642年）这样的著作，其中出现了大量人类个体。
西方长期以来都有将某些生物定义为怪物的传统。在许多情况下，理由显而易见：蛇怪或龙本就是怪物，更接近人形的僵尸、吸血鬼与狼人也是怪物。怪物与一般生物在种类上截然不同，而且通常（但不总是）是虚构的、令人惊恐的存在。然而，讲述怪物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种描述与人类截然不同的存在的方式。它同时也是社会定义并规范“谁才算作完全人类”的方式——通过我所称之为“造怪”或“怪物化”（monstrification）的行为。
“造怪”并不总是需要使用“怪物”这一称呼，也不一定要把某人定义为“半人半兽”或“超自然存在”。我将“怪物化”理解为任何一种企图，通过人的身体、心智或文化，将某个个体或群体表现为突破了“正常人类”范畴的行为。
历史显示，“人类”与“怪物”这两个类别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模糊而流动的界线。这条界线贯穿于安布拉斯城堡珍奇陈列室那一角的肖像人物之中，并延伸至当今世界，经常被用来为针对不同于多数人的个体和群体的歧视与伤害提供合理化的依据。它同时也是一条不断变化的边界，随着社会、政治与科技的发展，其形状与位置也在不断改变，并开启新的“怪物化”形式。
我们这个时代最激烈的一些争论——从跨性别者权利到移民改革，再到人工智能伦理——都根植于对“怪物性”的古老恐惧，以及对这种恐惧的利用。而当下的“造怪”行为反过来又将塑造未来，重绘人权的存在（或缺失）、安全与尊严中自由生活的可能性边界，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法律与制度。因此，人类的边界在何处结束？怪物的边界又从何处开始？这些界限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为渗透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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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古罗马思想家将非典型的出生解释为神的讯息或惩罚，或是自然的意外或玩笑。一个四肢数量异常的婴儿，在古代语境中，既是人类，又是怪物。古人还定义了另一种怪物性：即被认为整体上具有某种非寻常特征（通常是身体特征）的整个民族。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约公元77–79年）中，引用早期地理学家的记载，将种类繁多的“怪物民族”安置在阿尔卑斯山以外的地区，以及非洲与亚洲。
然而，地中海地区的“正常人类”并非与这些“怪物民族”完全隔绝。古代思想家假设，外部条件如气候、季节、食物和运动会影响人体中“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与黄胆汁——的平衡。如果身体是可塑的，那么理论上，个体可能沿着一条滑坡，从“自我”滑向“怪物”，甚至进一步滑向“动物”。
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家与博物学家而言，他们在思考古典传统与基督教思想的遗产时，认为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只有人类才有得救的可能。然而，中世纪思想家也认为，生命存在于一个被称为“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的重叠连续体之中。某一类生物中“最差”的个体，与下一类生物中“最好”的个体相重叠。因此，最堕落的人类与猿类处于同一水平，而猿类又与其他动物重叠。（超自然的怪物大概潜伏在这动物性的领域中。由于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极其有限，人们并无理由去怀疑那些关于怪物生物的传说，它们被认为生活在自身社区之外。）这种人类与动物世界的模糊界限，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具有不同风俗的异族“怪物化”。一个人的人性被视为有条件的，取决于他们一生中所做的选择。
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充满迁徙、文化交融与将族群妖魔化的叙事空间。编年史作者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约1146–1223）出身于威尔士贵族和诺曼征服者的后裔，他在《谴责集》（Invectiones）中写道，英国人是“天下万民中最无用的民族”。在他的《爱尔兰志》（Topography of Ireland，约1188）中，他观察到爱尔兰居住着野蛮、甚至近乎兽性的人民，以及偶尔出现的人兽混合体，如牛人和一对狼人（不过在他后来的编年史版本中，他暗示这些生物仍有被救赎的可能）。
中世纪的英格兰也是反犹主义的发源地之一。1290年，爱德华一世国王颁布了《驱逐诏令》，宣布所有犹太人必须离开英格兰。这是数十年“司法造怪”（juridical monster-making）的顶点：法律限制犹太人可以居住的地方，并规定他们必须在衣服上佩戴徽章——这两种策略都旨在让他们过度可见，从而更容易受到虐待。基督徒在图像、地图和地理著作中，试图将犹太人的特征描绘成可被观察的、怪物般的。12世纪的《温彻斯特诗篇》（Winchester Psalter）中，一页描绘基督受难场景的插图，把犹太人画成鹰钩鼻、獠牙般的牙齿、扭曲的脸庞，还手持巨大骨头的形象（下图）。
在《理查一世事迹编年史》（Chronicon de rebus gestis Ricardi Primi，1192）中，修士兼编年史作者德维塞斯的理查德（Richard of Devizes）写道，犹太人是“吸血鬼”（拉丁语sanguisugas），而魔鬼是他们的父亲。而在《大编年史》（Chronica maiora，1259）中，英国修士、编年史家及地理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将犹太人与“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一般认为是末世时出现的邪恶势力。编者注）的怪物族群混为一谈，叙述上帝如何将他们囚禁在群山之后，但指出他们将在审判日现身，带来巨大的毁灭。帕里斯暗示犹太人在外貌上很容易辨认：“身材矮小、肤色黝黑，一只手臂比另一只长，手指畸形——即其中两根连在一起——并且有一张犹太人的脸。”
《创世纪》提供了另一种关于怪物的解释。它记载诺亚如何将世界分给他三个儿子的后代（含、闪、雅弗）。含看到父亲诺亚醉酒且赤身，便叫来兄弟一同观看，为此诺亚诅咒含的儿子迦南，让他永远侍奉闪与雅弗的子孙。中世纪作家将这一“祖先之罪”解释为人类家族中的一道裂缝：一种存在论的断裂，以及闪、雅弗后裔与含的后裔之间的类别区分。
5世纪时，教父杰罗姆（Jerome）将“含”与“热”（拉丁语calidus）联系起来；9世纪时，吕克瑟伊修道院的修士安热洛穆斯（Angelomus of Luxeuil）写道，非洲之所以被分配给含及其后裔，是因为那片土地的炎热。许多后来的作者也沿用了这种说法。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布洛克·弗里德曼（John Block Friedman）在《中世纪艺术与思想中的怪族》（The Monstrous Races in Medieval Art and Thought，2000）一书中指出的，到至少11世纪时，这个故事的某些版本已经声称这些后裔具有畸形的身体，像动物一样生活，或被诅咒拥有黑色的皮肤，作为羞耻的标记。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收藏的一部14世纪畅销书《曼德维尔游记》（The Book of John Mandeville）手稿甚至记载：
“敌人常与含的后裔（抄写员破例地将亚洲归为其领地）交合，生出各种各样、极为畸形的族类——有些是马蹄巨人，有些耳朵极大，有些只有一只眼，还有些身体其他部位畸形。”
因此，含的血统被系上了可见的诅咒印记，而这些印记又被附会到与怪物相关的种族刻板印象上。后来，这种论调被用作《圣经》依据，以“道德正当化”的方式为黑人的奴役制度辩护。
欧洲的海外探索与大西洋奴隶贸易，为欧洲人提供了将世界广大地区人民“妖魔化”的商业动机。1503年，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女王伊莎贝拉颁布法令，针对西加勒比地区早期西班牙殖民地，宣称“食人族”可以被合法奴役——以“保护他们未来的受害者”为名。而在1625年的旅行文集《哈克卢特遗稿》（Hakluytus Posthumus）中，英国清教徒编辑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宣称，北美东部的阿尔冈昆人“除了外形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性……比他们所猎捕的野兽还要野蛮”。
17世纪，加勒比殖民地通过法律，将被奴役的黑人和白人契约劳工定义为不同的法律类别。立法者甚至通过法律抹去了混血儿童——那些被奴役女性与白人男性（常为奴隶主）所生的孩子——的身份，规定孩子的法律地位必须随母亲而定。这种“抹除行为”将混血人群视为怪物，因为他们跨越了所谓必须独立的类别，同时在法律意义上又被否认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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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起，科学提供了另一条“造怪”路径。
1735年，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出版了《自然系统》（The System of Nature），这是一部用于识别与命名物种的论著，详述了自然界从高至低的等级体系。在林奈生前出版的12个版本中的第十版里，人类位居顶端，被细分为非洲人、美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林奈通过创造身体特征、行为、气质与社会组织的刻板印象来区分这些群体。他将这些人为捏造的特征群与古代医学的“体液学说”联系起来，为各大陆的人分别赋予四种气质：黏液质（非洲人）、胆汁质（美洲人）、忧郁质（亚洲人）和多血质（欧洲人）。
此外，每个大陆还被赋予一种特殊人群，由当地气候与活动定义，林奈称之为“怪异人类”（Homo monstrosus）：霍屯督人（“生育能力较差”）、中国人（“圆锥形头”）、巴塔哥尼亚人（“巨大、懒惰”）、加拿大人（“扁头”）以及山地人（“矮小、活跃”）。而关于这些人群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异，林奈并未解答。不过，在这本关于自然分类的书中，人类与动物被排列成表格，视觉上传达的正是一种“截然不同且不平等”的存在关系。
后来，在《物种起源》（1859）中，查尔斯·达尔文使用“怪物”（monster）一词来指某些已灭绝物种，或因突变而生的异常个体。在1869年的版本中，他补充道：“在漫长的时间间隔里，在数百万个个体之中……会出现一些结构偏差之强烈，以至于值得被称为‘畸形’（monstrosities）。”他还把突变个体称作“自然的游戏”——这是自古以来就被认为能解释那些显著且不可预测的变异后代的说法之一。
19世纪的“造怪表演”（monster-making shows）与集市利用达尔文主义思想为一种黑暗的娱乐形式提供了合理化。巴黎、伦敦与纽约的观众蜂拥而至，观看被绑架自亚洲、非洲与美洲的原住民，被展示在人类动物园或“畸形秀”中，那些身体异常或残疾的人被当作奇观。一些展出者被称为“人类与猿类之间的缺失环节”，或者如一份小册子所写，是“达尔文《人类由来论》的活生生证明”。
到了20世纪，科学继续为那些想要“妖魔化他人”的人提供叙事。纳粹在书籍、小册子、海报和法律条文中构建宣传，将罗姆人、辛提人、神经多样性人群、残疾人、LGBTQ+群体以及犹太人描绘成“并非完全是人类”。1942年出版的小册子《劣等人》（Der Untermensch）中写道，犹太人“外貌与人类相似……但在精神与心理层面上低于任何人……并非所有看似人类的个体，实际上都是人类”。
《劣等人》内页插图。©Ab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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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化远非一种仅限于历史的习惯，它在今天依然存在。21世纪的“造怪”行为未必总会使用“怪物”这个词，但这恰恰让这种做法更加阴险。
许多社会都在参与缩减“谁能被算作人类”这一范畴的过程。其中一种策略，就是夸大某个社会群体可能造成的伤害，从而夸大他们被指称为威胁的程度。恶意之人通过利用古老的恐惧来使这些群体“怪物化”：他们被塑造成对安全、纯洁性或生活方式的威胁。这种做法使得偏见或暴力更容易被合理化。怪物化，是在讲述一个对整个阶层构成巨大生存危机的故事。而你无需费力就能看到它在当代政治中被应用于各种少数群体：黑人、移民或跨性别者，等等。
怪物化是威权主义的首选工具——一种元叙事，借此他们讲述那些拥有较少权力和特权的个人与群体（或者那些在历史上一直是怪物化目标的人）如何威胁社会的故事。威权主义者将合理的恐惧（例如经济困境）归咎于一个被怪物化的群体。他们暗示人性认同是一场零和博弈，试图让人们相信，他们唯一能保证自身人性得到认可的方式，就是不承认其他群体的人性。
1972年，苏联反犹的宣传海报，“照着他的模样和形象”。©reddit.
如今，怪物化也以其他形式出现。在当代媒体中，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连环杀手，或下令进行大规模屠杀的领导人，有时会被称为“怪物”，因为他们深刻地破坏了社会契约。尽管他们的行为应受谴责，但暗示这些人“不是人类”却意味着社会的其他成员可以免责。这种标签掩盖了一个事实：正是社区及其价值观创造了“许可结构”，使得某些人得以——甚至被鼓励去——犯下滔天罪行。
与此同时，随着生物技术与工程学的进步，人类与怪物之间的其他边界也正在出现。几个世纪前，人类与怪物之间最明显的界限，是那些保护或区分人类与周遭生物世界的边界。这些界限在西方被理解为“自然的”或“神所规定的”。而在当代世界，又出现了两种新的边界：人类与“基因改造人”之间的边界，以及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
例如，如今人类甚至可以接受动物器官移植。古典神话中的嵌合体——如弥诺陶洛斯那样同时具备两种或多种动物特征的存在——如今既存在于自然界中，也能在实验室被人工制造。未来，基因技术也有望创造出超越人类的类别：无论好坏，那些都被改造过的人。
科技的进步同样消融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物理边界。假肢、心脏起搏器、助听器等装置，使得那些健康或身体状况超出社会定义“典型”范畴的个体拥有更多可能性。
1960年，科学家曼弗雷德·E·克莱恩斯（Manfred E.Clynes）与内森·S·克莱恩（Nathan S.Kline）在《宇航学》（Astronautics）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出要彻底消解这种边界，以解决人类太空飞行的一些挑战。他们建议设计出超人类的“控制论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s）——他们为此创造了“cyborg（赛博格）”一词——这种生命体的生理由药物和机械植入物调节，使其能够在地球以外的环境中生存。例如，这样的宇航员可能拥有人工肺，从而无需呼吸，或通过注射药物进入冬眠状态。
赛博格宇航员仍然只是理论上的存在，但他们启发了许多虚构的情境，促使我们思考：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是否本身就是“怪物般”的？《星际迷航：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中首次出现于1989年的博格人集体（Borg Collective），便是“不再自然因而极度诡异”的象征。博格人是一种由集体强制同化的人形种族改造而成的赛博格文明。他们拥有集体意识——每个博格都能在脑中听到其他博格的思想。从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抗拒是徒劳的”（Resistance is futile），到他们那令人着迷又恐怖的混合性——假肢手臂、眼部植入物、血液中的纳米机器人——博格浓缩了我们对“机器接管”的潜在恐惧。
在21世纪，有关人机边界的争论已经转向数字领域。我认为，人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在艺术、音乐、文字和视频模拟中的使用所产生的反感，往往源于对“无灵魂的机器”侵犯人类本质的恐惧。如果我们把“作为人”的本质部分外包出去，我们是否会把自己的一部分“怪物化”？生成式AI远非仅仅是一种延展并强化人类能力的虚拟工具，一些人担心，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可能将人变成某种类似僵尸的存在：无意识、受限于自己无法访问的数据集，并被生成式AI程序员的选择、偏见与假设所控制。
随着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社会将如何回应，仍有待观察。在一个被大型科技公司利益所操控的AI世界里，试图维护“何谓人类”的意义，也许是合理的。然而，我们也应谨慎，不要过早地“怪物化”那些未来自愿将自身意识或身体与机器融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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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怪物化的话语，需要我们警惕三件事。首先，要认清怪物化是什么：一种仅仅因为人们揭穿了“整齐、固定的社会分类神话”，就限制甚至危害他们生命的过程。其次，要理解，当有人编造故事声称某些人“不配享有基本人权或正当程序”时，其中往往隐藏着别有用心的议程。任何推动怪物化议程的人，都是在利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恐惧与偏见模式，为了个人利益激活社会最糟糕的一面。
最后，在一个充满怪物化文化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是安全的。由于任何社会分类都无法彼此完全隔绝，被怪物化的风险具有传染性——其推动者会不断寻找新的目标。要么所有人的权利都被保护，要么就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的权利能被维护。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思考怪物，以及与怪物共思？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又应当是什么样子？在《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1985）一文中，这位生物学家兼科学史学者唐娜·哈拉韦（Donna Haraway）针对人类与科技之间模糊的界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要在界限的混乱中找到乐趣，并在建构界限的过程中承担责任。”这种主张值得被扩展到所有人类边缘、社会分类之间的界限。
我们不应害怕自身与他者（无论如何定义）之间那些柔软、模糊、流动的界限，而应当庆祝这种“可能性的奇迹”——一种我称之为“怪物未来主义”（monstrofuturism）的思维方式。它受到“非洲未来主义”（Afrofuturism）那种富有想象力且赋权的虚构作品的启发，后者超越了奴隶制的遗产。而“怪物未来主义”提出一种以“怪物”为中心的伦理学：接受、欢迎并庆祝人类的多样性，而不是坚持让我们生活在固定、分隔的方框中。
人类的差异不必被映射成某种“等级制”，也不必让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像人”。一个更好的未来，是那种人们的自我认同不再被固定的族群或身份观念所束缚的未来——一个差异与变化能扩展我们集体选择与可能性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都将是奇妙的怪物，但不再是“可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