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骂人”的有恃无恐与高片酬：就是市场人傻钱多闹的

关于明星片酬惊人的消息，在近两三年的时间里此起彼伏，纪录也不断被突破，电视剧过亿片酬已不算稀奇。作为明星这一人力资本的价值体现，片酬反映的供需变化与片酬本身数字的攀高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背离，因此即便政府文宣部门和媒体、舆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市场冷静、合理控制成本，但——9500万电视剧片酬仍然出现了，而且合情合理。

一个周迅，一个范冰冰，一个吴亦凡，或是一个黄晓明，一年能够拍摄的剧集数量、影片数量是有限的，但外部需要他们的项目却几乎是无限的，去年盛传的漫咖啡“四大神兽”即能清楚地反映这样的供求关系。于明星而言，怎样最公平地选择你的剧本而拒绝他的项目呢？价高者得，恐怕是最合理的了，毕竟价格高低也反映出出价者对于明星的需求强烈程度。

明星不同于一般艺人，片酬不仅反映出其创作力的优劣，还反映出其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能力大小。在公众注意力日益分散在碎片化的社交媒体上的当下，能够聚合大众注意力的明星变得比过去更稀缺了。

头部资源具有超强的流量拦截能力，这是罗辑思维的老罗对Papi酱高估值的阐释，也是对当下明星高片酬的最好注解。有一些明星的片酬几乎完全是其吸引公众注意力能力的体现，譬如范冰冰，无论是今日头条还是腾讯这些互联网平台去年的大数据，都反映出范冰冰是当之无愧的注意力女王，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片酬还是资本市场估价，都对范冰冰格外垂青。

从艺人转变为明星，在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权利）之外，一些责任和义务的被迫承担在所难免，有得必有失嘛。

当包贝尔主动向媒体公布了其婚礼的时间、地点之后，本该是私人事务的这场婚礼，当然地也是合法地被覆盖在了公众注意力之下，在这场婚礼里，每个明星的一言一行，只要是被摄影摄像记录下来的，都成为了公众关注和评说的对象。考虑到这次的“真人秀”是与亲朋好友互动产生，公众有充分理由将闹伴娘视频里所呈现的视为正是明星本人的真实一面。

明星们此番遭到舆论拷问，正是他们享受明星权利的同时所不得不承担的义务。明星被粉丝追捧所赋予的偶像光环，会引发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对明星言行举止的学习和模仿，粉丝们会基于时尚、潮流等这些明星标签背后的垂范效应而跟随、盲从。

闹伴娘在中国婚俗里的普遍、“寻常”并不意味着当然合理，但一旦由明星们在真实场景下呈现出来，很容易引发粉丝的误读，将其视为合理、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娱乐新闻却会引发大量的来自娱乐圈之外的舆论的批评。

包贝尔或许还不适应作为明星所必须承担的义务，但韩庚、杜海涛这些长年享受明星光环的艺人，这次的失态就不能不理解为是其根本上缺乏有关明星的职业意识和技能训练了。

令人遗憾的首先是韩庚，这位曾在韩国残酷却专业、系统的艺人训练体系里养成的大明星，却在闹伴娘事件里举止失宜，再加上此前《万物生长》发布会上自承年轻时偷电脑的失言，令人不免猜测是不是因为中国内地市场的竞争环境太过舒适，让他轻易就卸下了本应时刻背负的面对公众的“偶像包袱”，而这种放松于明星的职业前途而言是危险的，如果在韩国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而于粉丝和公众而言则是不负责任的放纵。

杜海涛就更是令人愕然，在闹伴娘事件已经沸沸扬扬的情况下，在其有3000多万粉丝的新浪微博上竟敢公开表示“骂人“，颇有些有恃无恐的“勇猛”。是怎样的宽松放纵了其在闹伴娘现场的庸俗无礼，又是怎样的宽容骄纵了其在微博上”骂人“？

联系到此前同为“快乐家族“的谢娜在快本录制现场的失态，或许就不难理解同为快本主持人的杜海涛是如何养成的了。

在圈子外，明星是粉丝的偶像，而在圈子里，前辈就是后生的偶像。

在谢娜发飙的那期快本录制现场，黄致列也同在，同样是被游戏弄伤，而且伤情更严重，但不仅坚持录制，而且毫无抱怨；而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淘汰赛最后一轮的外场，面对前辈歌手的人像道具，即便节目效果需要，黄致列仍然没有踢脚以示“战斗“决心，还对其他艺人踢脚表示惊讶，”怎么可以向哥哥姐姐们踢腿“（同在现场的另一位歌手和两位芒果经纪人则先后踢出了腿）。这就是训练有素的明星，镜头前一丝不苟，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也是一个严苛、残酷的职业环境里所练就的本能。

内地影视娱乐市场的急剧扩张与明星这一人力资本的极度稀缺，既是当下明星片酬一路看涨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下内地明星职业素养不济却仍能无忧无虑甚至有恃无恐的缘由所在——通俗的说，目前的市场就是人傻钱多。钱多不难理解，资本大量涌入，项目多如牛毛。那是谁傻呢？

资本并不傻，资本就这么几组选项可以挑，不忍痛出高价项目就没法成立。培育新人要面对高风险、高成本，这不是热钱投资的内在逻辑，为高片酬埋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性选择；因此尽管难以启齿，但不得不说，是粉丝傻，如果粉丝对偶像更挑剔、更严苛，韩庚也好、杜海涛也罢，还有包贝尔，均绝不会容忍自己在有公众注意力的那个场合做出如此失当又失仪的举止，更不会迟迟不发声、不道歉，或是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言辞躲闪地“道歉”。

如何解决高片酬的难题？与如何让我们的明星们自觉要求德艺双馨呢？这是政府文宣部门这几年来始终求索却不得解的难题。

其实这既无需也不应由政府部门出手，只需公众们透过舆论更有意识地不再纵容明星们的失范，让舆论真正成为明星必须面对的紧箍咒，而不是被他们的团队或公司所操纵的工具。那些所谓劣迹艺人，更加无须官方“封杀“，公众注意力的自觉离开，完全可以令违法或失德明星的高片酬基石坍塌。至于通过看得见的手令劣迹艺人失业，则必须说有些下药过猛了，就业的权利不应被任何人直接剥夺，让市场自行选择岂不是更好，失去财富和失去掌声岂不是更有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效果？

如果当年郭姓作家抄袭案判定后拒绝道歉得到的是粉丝们的唾弃而不是撑腰，去年于姓编剧或许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地抄袭琼瑶，还强词夺理有恃无恐吧——万事皆为因果，声败却名不裂，是资本的宽容，还是舆论的骄纵？不言自明。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水敬畏，应是水手们的职业信仰，而水也理应对水手的失误做出立即惩罚，否则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