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媒介就是后视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胡泳（ID：beingdigital），作者：胡泳，编辑：徐瑾，题图来自：图虫创意

按照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的说法，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们所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合、被集成）而来的。换言之，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那么，如何区分新旧技术呢？人们常常借助一种方法，即通过描述新技术所没有的东西，来将新技术与旧技术予以比较。

这固然增进了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然而，它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人们对未来的预测由此总是受限于现实，只会想象已有之物的一个更复杂和更先进的版本。

想想“无马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这个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时的说法。与先前技术的关联，不仅是命名上的，也是视觉上的。汽车的早期设计显然保留了马车的大部分外观。第一代汽车工程师将乘客安置在车辆的前部——就像马车一样。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几乎每次车祸都是致命的。直到后来的设计师放弃了无马的马车的隐喻，将驾驶员和乘客坐落于发动机后面而不是前部。

这个故事说明，我们不仅倾向于将新发明建立在旧的基础上，而且还试图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方面解释新发明。仿佛被遮罩遮住了双眼的马一样，汽车的发明者无法预知汽车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变，包括我们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获得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衍生业务。打个比方，你很难在有马和马车的日子里想象汽车的无故障保险。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我们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倒着走向未来”。

由此，研究技术需要倒着放映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技术爆炸，才能看清这些技术对社会经验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一如艺术家需要从尾到头倒着构想艺术品一样。只有倒着播放，我们才能在熟悉中发现陌生，在新中体验旧，并因之受到震撼，所以最终我们所预测的，不过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已。

以此观照媒介变迁，可以发现一个主要的分野横亘在两类思想家之间：一类坚信，新旧媒介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限，旧媒介会被完全彻底地吸纳进入新媒介的轨道，持此主张的人代表着媒介的断裂史观；另一类尽管承认数字媒介对于社会的特别意义，却更乐于看到并指出历史的延续：过去与现在是不能截然割裂的，需要认识到新与旧、变化与延续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这种看法不妨称作媒介的延续史观。

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用两分法谈论旧媒介与新媒介。“旧媒介”的特点是对内容的投资和创造，由此塑造了一套共同的属性——确定的和权威的新闻报道，固定的文本，对最优秀作者和顶尖创意人才的追求。新媒介则处处与旧媒介不同，拥有自己的另一套属性——动态文本，交互性，用户生成的内容以及平台的主导（组织和个人创建的内容驻留在平台上并由平台予以分发）。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当中，曾经在“被动的旧媒介”和“互动的新媒介”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他预测说，广播电视网将要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窄播”和随需定制的分众媒体。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将会被拆分成许多家庭手工作坊，今天的媒体帝王将看到他们的中央帝国的坍塌。在这样的观者的眼里，新媒介汹涌到来之时，旧媒介将被夷为平地。

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是，一种媒介的内容也许会转换（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讲故事的媒介之后，收音机转而专注音乐），其受众也许会发生变化（报纸可能从从前的主流媒介变成今后的小众媒介），其社会地位可能沉浮（戏剧从一种大众化的形式变成了精英形式），但是，一旦一种媒介令自身满足了某些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会在传播选择的更大系统内持续发挥作用。每一种旧媒介都被迫同新崛起的媒介共存。

这就是为什么融合（convergence）作为一种理解过去几十年媒介变化的方式，比起数字革命的范式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旧媒介不会被取代，相反，它们的功能和地位被新技术的引入给打乱了。

历史告诉我们，旧媒介从来不会死亡，死去的是我们用来获取媒介内容的工具。媒介历史学家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提供了一个视角，她认为，媒介在两个层面上工作：首先，它意味着一种令沟通成为可能的技术；其次，它是一套相关的“协议”（protocols），或者说围绕着技术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媒介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ology），媒介系统也是一种文化系统。

协议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和物质关系。用麦克卢汉式术语来讲，它构成了隐藏的环境（hidden environment），是图底关系（figure-ground）中的“底”。在麦克卢汉看来，“‘图’指的是跳出来的东西，是抓住我们注意力的东西，‘底’指的是支持某种情况或为某种情况提供背景的东西，通常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区域”。当我们第一次体验某种新媒介时，可感知的方面会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并吸引我们，而为了集中感知而被遮蔽的方面则会被我们无意地忽略。

因此，电话包含通话人的招呼语“你好”以及相关的电话礼仪、电话局、每月账单、设备本身以及实质性连接电话的电线和电缆。电子邮件包括构成Internet的所有精心分层的技术协议和互连的服务提供商，也包括“键入”电子邮件的QWERTY键盘，以及人们对电子邮件种类的共识。

一些协议是由国家或国际标准化组织之类的机构强加的；由于其所享有的市场份额，很多企业巨头也有效地实施了其他协议；而若干协议是基于不同媒介之间的复杂互动而形成的。同时，协议远非静态的。尽管它们具有非凡的惯性，但规范和标准可以而且确实会发生变化，因为它们表达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物质关系。

因此，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指出，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了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逐，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斗争。媒介之间的竞争有显性的一面，看上去仿佛是工具对工具之战，如印刷机攻击手抄本、摄影术攻击绘画、iPhone攻击诺基亚、PPT攻击板书，但它们更是隐而不显的价值观冲突，如字母表攻击会意文字、电视攻击印刷词语、UGC攻击专业生产、短视频攻击长视频。基于这种全面斗争的态势，波兹曼才断言，“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

《媒介：回归与创新》一书旨在强调，技术的延续性远远多过断裂的部分。过去从来并非在某一时刻突然变为现代世界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却把类似的变化设定成单独的一起或一系列事件（比如一场有着准确开始和结束日期的革命）。这并非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目。就媒介而言，我们的未来总是由我们中很少有人完全承认或理解的过去所体验和决定的——这种状况很可能亦包括麦克卢汉本人。

也就是说，每当我们求助于麦克卢汉以了解接下来媒介会发生什么时，我们就是在通过我们的过去来体验我们的未来。这意味着，在不同的时刻，几乎不可能说我们是在赞美一项技术的力量，还是对它感到恐惧。通常情况下，这两者都是同时存在的，就连看待最新的人工智能也并不例外。

《媒介：回归与创新》，胡泳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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