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均2亿元补偿！荒诞之外，你不了解的深圳水贝村“拆迁经济学”

昨日（10月24日），一则“深圳市水贝村每户平均可获2亿拆迁款”的消息刷爆朋友圈，顺带“水贝村83个女孩没男朋友，38个男孩没女朋友”的相亲热狂卷而来。

而这一切都源于23日晚上，深圳罗湖区水贝村在其城市改造项目工地上进行的一场530桌“大盆菜宴”。盛况如下图：

按照传言，“水贝村本次拆迁中最高的一家获赔80亿，造就了接近600户亿万富翁。”当一张张“大盘盛宴”在朋友圈疯传后，也引来不少网友感慨（如图）：

这样的论调不在少数，这也迎合了当下火箭似蹿升的房价，与“买房兴邦，创业误国”一样，赤裸裸的讽刺社会现实。

不过，上述新闻在今天（10月25日），得到了水贝村相关负责人的否认。

水贝村“大盘盛宴”，一场广州杨箕村“拆迁万人宴”的联想曲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联系到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祥。他明确告诉记者，上述赔偿金额为假消息。张兴祥介绍，水贝村原有村集体和村民物业178栋，拆赔比是1：1，其中一层赔商铺，二层以上赔住宅，水贝村村民均选择了回迁，没有现金补偿。但具体赔偿方案，并未向外透露。

张兴祥曾表示，接下来，随着整个村的拆迁，盆菜宴也许要停歇几年，等到新的回迁房建成后，居民们方能再聚一起。不过，没想到，今年盆菜宴不仅如期举办，而且规模更超往年，是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水贝村的一顿“集体盛宴”，之所以会引来网友对拆迁补偿庆祝的猜忌，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今年10月2日，广州杨箕村摆千桌酒席宴请万名村民回迁。拆迁改造后的杨箕村锣鼓喧天，现场更是“大阵仗”，“开台”1500桌（虎嗅注：每桌按8人算，也是“万人盛宴”），当年1496栋被拆迁房屋的回迁人重聚在一起，共庆杨箕回迁入伙。由于房价大涨，按目前的市场价估算，杨箕村的村民们户均都坐拥1000万资产。#名副其实的土豪

（如图：广州杨箕村庆祝回迁摆1500桌）

小区内楼间距70-80米，红桌从四周排向舞台聚拢，场面震撼。庆典活动除了有大餐吃、大戏看，还有男神主播梁志皋、女神主持高晞全程陪伴。此外，还有一支600人组成的餐厨后勤队在为盛宴服务。

99%对1%的拆迁——“钉子户”

正是广州杨箕村，从2010年4月，公布“城中村”改造方案之后，因为“钉子户”的阻挠，一波三折，持续三年的“拉锯战”。就此，知名媒体人柴静曾在她主持的央视《看见》栏目，推出《百分之九十九对百分之一的拆迁》报道。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杨箕村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村民中先富起来的一批开始大批加盖楼房，相当数量的楼房被建成7层。

由于违建之风太盛，时任村委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一度出手干预，并敦促违建村民补交罚款。但考虑到部分村民已经缺乏技能谋生，而只靠房租度日，在收缴罚款后，这部分违章建筑并没有被拆除。

房屋出租生意一直是杨箕村许多村民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骆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没有拆迁之前，地面30平方米可以修个4层楼的房子。自己住1层，其余的3层用来出租。拆迁是按照30平方米乘以4来赔付的。”

在央视等媒体纷纷报道后，拆迁工作队提出的条件又比以前提高了不少。但即便如此，“钉子户”们依然不同意拆，已搬迁的居民和这些钉子户的矛盾日趋尖锐，甚至演变成了肢体冲突。

据当地媒体报道，杨箕村的地块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村民建设回迁楼的复建地块，另一部分是从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后，拿来“拍、招、挂”的融资地块。杨箕村融资地块在2011年1月18日拍卖，最终被一家房地产商以底价23.53亿取得。

这场“99%对1%的拆迁”，最终于2013年7月随1%村民签订搬迁协议、搬离杨箕村而结束。

没有“钉子户”，水贝村有自己的“拆迁经济学”

一份《2015中国拆迁年度报告》指出，2015年１—９月，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行政案件40万件，同比上升47.6%，仅5月份一个月就受理2.6万件，同比上升221%。在这些上升的案件数量中超过一半以上是过去在“服务大局”口号被堵在法院门外的房屋征收拆迁引起的案件。应当说，过去确实难以立案的房屋拆迁案件自“立案登记制”实行后已经不太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许多可能激化的拆迁矛盾。

《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将“钉子户”作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在自己所著的《困局经济学》里论述的美国人迈克尔·赫勒，立论的基石是：“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其创造出的流行的审视美国经济问题的“反公地悲剧”里。

而将“中国奇迹”的建设成就与拆迁及“钉子户”分开来观察，我们任何结论都可能是片断式的，陷入宣传或妖魔化套路。迈克尔·赫勒带给我们的，或许不仅是令我们意外的他将“钉子户”负面化的倾向，而是他对制度运行及其成本的分析。

那么问题来了，同属广东的深圳水贝村为何拆迁进展比广州的杨箕村顺利地多？

查阅相关资料后，虎嗅观察发现，水贝村在30年前的就采取“公司制”来将单个村民权益进行了捆绑，集团利益下制衡了“钉子户”拖累拆迁进程。

从虎嗅截取的工商注册信息图中可以发下，水坝村在1984年11月，就以集体名义注册了“深圳市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水贝实业”），而法定代表人张兴祥正是上文辟谣“水贝村户均2亿拆迁补偿”之人，而当时水坝村近600村民正是该公司的股东。

而“水贝实业”旗下，还有四家公司，分别涉及餐饮、电气维修、停车、物业管理，公司名称如下：

张兴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初我们全村人召开股东大会，在京基、佳兆业、华润、新世界和卓越五家开发商中选一家，最终我们决定选京基。”京基地产在罗湖蔡屋围旧改(建成深圳地标“京基100”)中一役成名，当下，该公司正与华超投资争夺上市公司康达尔(000048.SZ)的股权。 ”

2013年11月，水贝村更新项目入选为《2013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第二批计划》。虎嗅发现，“水贝实业”旗下的四家公司，在工商注册备案信息中已经显示“注销”，而深圳市水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未按时提交2015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查阅2013—2014年水贝实业的企业年报，都未披露经营数据（连从业人数都没有），公司成立至今，也未进行过股权变更。

由此可见，水贝实业只是一个空壳公司，是水贝村民经济协同的共同利益体，类似中国“农村合作社”，只是公司制的债权更为明细。在招聘网站及社交媒体上没有“水贝实业”的营业信息，但我们也不能否定这家公司在过去没进行过市场经营活动。

于当地村民而言，水贝实业在该村整个拆迁过程中能最大化的保护个体权益，在与房地产商的谈判博弈中力量更大，而房地产商也减小了沟通成本，拆迁阻力，社会秩序井然，当地政府也省心不少。所以说，水坝村的“拆迁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值得一线城市借鉴。

在《2015年十大拆迁典型案件》中，轻者肢体冲突，重者危及生命安全，引发社会问题，需要一套市场化解决方案，水贝村仅是代表之一，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知道案例在评论中进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