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父权也如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林子人，编辑：黄月、尹清露，头图来自：《饮食男女》剧照

这个月初我就打算做一个父亲节选题，探讨一下人们对父职的最新看法。但联系了几位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纷纷表示没有什么最新的研究可以与公众分享。这其实与我的感知相符——在关于家庭或性别角色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偏重研究母亲/女性，单从近几年的出版物来看，关于母亲的研究、讨论与反思层出不穷，比如《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回归家庭》《职场妈妈不下班》《成为母亲的选择》等等，但关于父亲的严肃讨论却寥寥。

似乎，如今公共讨论中关于“父亲”的讨论，不是关于父亲的缺位（所谓的“丧偶式育儿”），就是关于反父权思潮下父亲角色的病态和衰落。在“家国同构”尤为突出的中国社会，父亲更是一个象征意味极强的身份，之前清露在《<漫长的季节>与“爹味”：为何东北故事执着于书写父亲？》一文中对此有过一番非常有趣的探讨。

那篇文章中的一个结论——“在《漫长的季节》和近年来其他东北叙事中，正因为父亲是落魄无能的，在想象中确认父亲的权力、确认父爱如山才格外重要”——让我联想到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Luigi Zoja）在《父性》中指出的“父亲的悖论”：父亲的角色其实比母亲的角色更难逻辑自洽，这是因为孩子除了期待父亲能展现出母亲那样的爱与关怀以外，也希望父亲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位强者，这意味着父亲具有双重性：

“在家庭内部，父亲必须遵循一个道德正直的准则；但在社会上，他的行为首先必须与力量的法则相符，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点类似达尔文的进化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规律。”

《父性》       [意] 鲁格·肇嘉 著 张敏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年

肇嘉认为，虽然现代社会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差异在缩小，男性也被期待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但长久以来我们赋予父亲的集体意象依然强大。我们的头脑或许已经现代化了，但双脚仍然牢牢扎根于父权制传统的千年岁月之中。

上海纽约大学管理与组织学助理教授Julia Hur近日发表于《性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PSPB）的一项研究在调查了美国受访者后发现，人们通常认为性别平等等社会公正议题正在改善，社会是线性向上发展的，但他们往往高估了社会实际取得的成果。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要如何讨论“父亲”？好父亲是有可能存在的吗？

父亲不会道歉，不会示弱

林子人：父权是不会认错道歉的，第一次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我爸。即使是诸如打碎了我心爱的杯子这样的小事，即使我哭得不行，他都不会把“对不起”说出口。如果我发脾气，一向被认为是好脾气的他还会转瞬摆出凶狠表情、提高嗓门，试图把关于这件事的协商一锤定音。

徐鲁青：我最大的感受是，父权是不会示弱的。小时候不明显，但近几年注意到我爸的口头禅是：“要是你当初听了我的……”“你看吧，我早就说过……”“你要是听了我的少走十年弯路……”我开始意识到，父辈们很渴望证明自己能用上帝视角俯瞰我的人生，并指引出一道最正确的路，或许是能从中自证强大？说起来父权真的是深深慕强恐弱的啊。

尹清露：我跟我爸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小时候他工作很忙，所以我们比较疏远，印象中他说话多用否定句，最常见的是“你不懂”。我小学时作文得高分会很骄傲，他随即反驳，“你没那么厉害（大意）。”现在他也习惯性用否定句，但声量减弱了，我也早已明白很多事情并非如他所说。我想，他应该是变得更脆弱和害怕孤独了吧，比如我现在每次假期回家他都是最开心的那个人，也最喜欢张罗着做红烧肉或油焖大虾。事实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权力潮涨后便是潮落，但潮落后的父亲要去往哪里，真是让人不忍细想的问题。

所谓“爹味”，是不经反思的权威以及对手中权力的滥用

潘文捷：在中国文化里，父亲就是要掌控全家的人，说难听点是控制狂，好听一点就是子人说的“足以提供庇护的强者”。我爸心目中的自己肯定也是如此伟岸，也可能是他认为身为父亲必须如此。无论是帮我做奥数，还是养花养宠物，或者家人生病，都会显得信心十足，掌控全局，听他的准没错。

如果全部按照我爸的描述，那么他是理科天才，是管道修理小能手，还是本小区的农业大亨，甚至能担任全科医生分分钟对症下药不用跑医院，被我妈誉为“知了”。比如说他会说，这题别做了，爸爸也解不出来，必然题目有问题。比如说他非要自制肥料秘方，熏得小区居民到我家门口探头探脑，最后植物也没养活。这些都还算可爱，不可爱的一面就是意识不到自己的认知存在局限，信心十足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刚愎自用。如果还要求家人必须听他的，那就更可怕了，就真的成了“爹味”。

董子琪：当我们批评“爹味”时，大概是批评不经反思的权威以及对手中权力的滥用吧。回到《漫长的季节》中来，我其实对于王响这个角色有着同情，并试图去理解他。王响对内的专横与对外的谦和仿佛是矛盾的，但这不正提醒我们，一个好公民在家也可能是一个暴君吗？很多父亲或者家长身上都会体现出这样的冲突。

《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 （图片来源：豆瓣）

前天刚看了一部伊朗影片叫《金币灰黄》，讲的正是女儿对父亲的反抗：在一个由小康堕入困顿的家庭当中，性格泼辣到被父母贬为“泼妇”的女儿，想要带领着失业或无业的四个兄弟摆脱经济困境；可是年迈的父亲对于子女的处境完全无动于衷，他极度迷恋在家族群中的位置，为了获得族长的地位，甚至愿意豪掷几十枚金币给他人当新婚礼物，女儿想要偷偷掉包父亲的礼物，用金币买一间商铺。

电影比较好的地方是呈现了这个女儿在父权家庭中所承受的压力，她的坚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品质，而是从恶劣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她知晓父亲的为人，没有经济头脑、在乎他人看法、想要成为家族权威，所以才用理性与利益的思维作为武器——虽然这么做来难免受到父母的诅咒。因为她那个哆哆嗦嗦的、心脏装支架的父亲，毕生愿望就是当上族长，即便他的选择是愚蠢的，儿女为了孝顺也得遵从啊。

所以说，父亲即使没有半点财富与权威，也可以通过“可怜”、“年迈”、“一生不得志”让儿女听话。整个影片的高潮就是她站在母亲的面前，震耳欲聋地说出：“你最爱你的丈夫， 其次是你的儿子，至于女儿，你给她继承的只有痛苦。”看这一幕的时候，我还在想，这样可以吗？这样跟父母说话真的没问题吗？直到听到满场的掌声，心中的压力才得到了一点纾解。

《金币灰黄》电影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徐鲁青：像子人说的，现在越来越多女性学者开始研究母职/职场女性/主妇，却比较少看到男性反思讨论父职、爹味、男子气概的问题。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的时候，上野千鹤子谈及了对男性如何关联女性主义的看法，认为男性不应该把自己视为女性代言人，而是要以当事者的身份，觉察和反省自己的立场，进行“男性研究”。

很惭愧，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性研究”（masculinities studies）。看了一下日本学界的动态，这一研究领域便包括了在国内很难找到的“父职”，除此之外还有“家暴与男性气概”、“自杀率与男性文化”、“战争与男性”等等丰富的话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用男人的语言讲述一切，男性一直被视为标准，而非一个“有性别的存在”，男性研究即是将男性看作一个和女性等同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等同为“人”。如果我们的学院研究很难找到相关探讨，也是男性学者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改造“好父亲”是家庭的事，也是公共的事

林子人：印象中，民国时期的男性知识分子似乎反而对“何谓男性”“何谓好父亲”有更多的反思？在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思考，从自己开始改变对待下一代的方式，从自己开始发起“家庭革命”。

董子琪：鲁迅就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主要提出了生命要进化、要发展的理念，父亲对于子女应当有爱，“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潘文捷：说到好妈妈，大家都有一系列固定印象，“好父亲”则面目模糊。甚至在有些人眼里，不出轨不赌博已经是好父亲了。有的爸爸对婚姻不忠但对待孩子温和，也会被说虽然作为丈夫不行，作为父亲也还不错啊。又比如，做了全部家务的18%算不算好父亲呢？好父亲的标准有点儿低。这里暂且把深度参与子女照料和家务劳动的父亲算作好父亲吧？

说着“我一定要事业成功”的女性到处都是，可是说着“我一定要一起照顾孩子”的男人还是很稀缺呢。职场爸爸多大程度上分担家务育儿，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性别意识，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比如说工作的时长、上班通勤时间、失业的风险等等。上野千鹤子所说的 “一人一杀”指女性承担起对家庭成员的思想改造工作，但是光是思想改造，没有相应的条件和环境也是困难重重。

徐鲁青：文捷提醒了我“一人一杀”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成本。勇敢的、精力充沛的女性可以给丈夫思想改造，但大多数女性不这么做是因为代价太大。我曾和我妈说要督促爸爸做家务，我妈说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还不如自己直接做掉简单省事。要嘶吼一百次把扫帚塞到男性的手里太让人绝望了，所以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见我爸拿过扫帚，他亲自下厨房做饭可以收获一桌赞美，很显然都觉得这是他“额外的付出”。

改造“好父亲”是家庭的事也是公共的事，完善的照料体系一定是由国家、市场和家庭共同参与提供支持的，往大了说男性育儿假有多少天、该怎么放，往小了说男员工因为孩子生病请假会不会被觉得奇怪，女员工是不是总是被设想要提早下班接孩子。“理想雇员假设”设定的是没有家务负担的男性才是最优质的雇员，男性身份往往意味着工作时间长、能够全职工作，所以父亲的角色在大多数工作场域是被忽视和排斥的。父职建构无处不在，光靠“一人一杀”真的困难重重。

尹清露：如何培养好父亲并让父亲有所改变，似乎既指望于父亲的反思能力，又要依赖于子女或妻子的示范作用。我最近看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最终季，非常动容于米琪的父亲安比的一番自白：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相信只有家中长子才能继承高智商基因（毕竟那是60年代），因此忽视了对女儿的教育，直到他发现米琪才是那个强大的人，是那个不断开拓脱口秀事业并永不轻言放弃的人。安比懊悔地说：

“我们男性把持了太多事情，但我们的集体失明造成了很多伤害，就像从妈妈的子宫里出来，却要去教妈妈怎么处理脐带。”

应当注意的是，这番发言的前提除了女儿自己有所成就（这一点就并非谁都能做到，也不应该苛求女儿做到），也有安比经受的职业滑落——曾经是大学教授，现在却在工资较低的杂志社工作，也就是说，似乎只有父权的衰落才能令父亲迎来迟来的顿悟。但是安比善于自省，这又不是每个父亲都拥有的特质，想想《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就明白了，他顽固执拗、至死也没能忘记美好的旧梦。所以，“集体失明”一词用在这里多么合适——提到父亲时大家往往语塞，“父爱如山”过时了，新的陈述和相关研究还未形成，细想起来，还不是因为此等盲目的父权仍很普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主持人：林子人，编辑：黄月、尹清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