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讲就业，为什么今天更该讲用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 （ID：tech-kk），作者：汪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今天，“灵活用工”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常见的工作方式。从滴滴司机、外卖骑手，到大公司的外包、小作坊的流水线工人，它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但我们很少去讨论，在人类的劳动史上，灵活用工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在工业时代，劳动者和企业开始订立了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并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八小时工作制、休假制度、保险制度。但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到来，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灵活用工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尤其是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中国，灵活用工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和方法，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把目光望向未来，作为劳动者，我们要面对的会是什么？

汪建华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副教授，长期关注灵活用工、劳动关系治理与农民工城镇化。在5月31日《中国青年研究》主办的“新职业与青年发展”研讨会上，他对以上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解答。以下是汪建华的分享。

比起讲就业，今天为什么更应该讲用工

大家讲的很多是经验的田野观察，我今天讲的是比较总体性的。第二个，大家很多都在讲就业、就业状态、带动多大就业等这些问题，但是我今天想讲用工，为什么？

我们在企业的具体调研中发现各有各的说法，你问企业灵活用工和灵活就业什么关系，他们给我们很生动的说法：政府比较关心就业，而我们关心用工；政府关心怎样通过就业来解决民生问题，而我们关心的是怎么通过用工来降低我们的成本。

图│灵活用工与灵活就业（来源：杨伟国等，《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

企业最关注的是：我把这个劳动者招过来，他/她跟我是什么关系？是劳务派遣还是正式签合同？如果签了劳动关系合同，就要缴纳社保并承担一系列责任，如果发生工伤、工亡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但是如果派遣的话，很多责任会被转到第三方，但用工企业可能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外包，我就不用管了；如果他/她跟我都不是劳动关系，直接是劳务关系，那不用缴纳任何保险，出任何事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的关系。所以企业关心的是用工。

但是企业会不会说就业呢？其实会说的。这是大企业喜欢干的事，尤其现在平台企业，都会想自己有多大的就业带动效应，因为这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牵涉到稳就业战略。还有一些企业，很关心怎么通过就业套取补贴，这些大多是中小企业或一些第三方劳务公司。比如政府搞就业见习基地，他们把一波实习生搞过去，与之签试用期劳动合同，达到了政府要求的30%签劳动合同的目标，试用期过后就不与这些劳动者续签，企业因此获得很多补贴。

今天为什么谈用工？恰恰是观察劳动力者的就业状态，背后有一只我们不太注意到的“资本之手”，它的一系列用工安排，会很大程度决定劳动者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观察用工的变化，才能理解就业的变化。或者很多时候，劳动者想要怎么就业，并不是劳动者说了算，现实中大量给你的都是没有保障的就业，所以不是劳动者怎么想的，而是资本家怎么想的，很重要。

工业时代，如何改变了劳动关系

有一个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资本家怎么想的，也要看劳动者怎么想的。今天讲的劳动关系，要签合同，签了以后要缴纳五险一金，如果解雇还要给经济补偿，出了工伤应该负责任……等等非常复杂的一套雇主的责任和义务，来自于工业时代。

其实最先的生产（方式）不是工业的生产，它是发包的，商人雇主把原材料发到千家万户，再把这些以一个价格收回来，商人雇主通过卡住流通领域获得利润，但是不用对劳动者、小生产者负任何责任。什么时候产生这套劳动关系背后的责任和义务？其实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

资本家担心小生产者偷工减料，发出去收回来的过程太长，干脆集中在屋檐下集中生产，刚开始生产是由工头负责，自己独立招人、独立组织生产，到后面了，资本家看着工头觉得不顺眼了，觉得工头阻碍了效率，慢慢把企业的管理人员替换工头，慢慢就发展出今天人事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等等各种各样的部门。所以整个生产有一套非常稳定的协作关系。

这套稳定的协作关系带来什么？首先，关系非常稳定，比如流水线，各岗位间每天紧密衔接，衔接不好的话流水线就乱了。但是稳定关系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太集中，劳动者进行斗争。像我们今天的8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产物。最开始是每天工作时间十四五小时，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10小时，斗了很久，到后面8小时，也引发很多大的事件。还有休假、劳动安全、社保等，其实社保最早来源于德国，就是为了应对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通过社保来弱化斗争。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整套的个体和集体劳动关系，其实都来源于这种集中化的稳定协作，以及工人阶级的斗争后国家干预的产物。最典型的是福特制，福特雇佣几万人，所有的环节它全都包，工人特别稳定，它想解雇工人，它说了不算，要问工会。

中国有特殊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是工人阶级斗争后对劳动者更上升、更高级的保护。发展市场经济以后，劳动立法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经验。所以中国的劳动关系保护也不例外，与人类工业化时期劳资斗争形成的社会保护密切相关。

全球化时代，劳动关系又如何变化

为什么会变化？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主要是生产短缺，所以福特这种企业，生产多少就卖多少。但是后面已经不是这样了，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很多经济体起来了，有福特就有丰田、本田等各种各样大企业竞争，产品大家都能生产出来，能不能卖得出去还是问题呢。

还有消费也不一定，以前生产的福特T型车，今天大家看起来可能比较丑，但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人没有汽车开，所以并不在乎款式。今天有汽车开了，大家都挑了，所以生产什么样的还不一定呢，人家喜欢不喜欢还不一定呢，所以这个是消费领域的变化。

再加上全球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很多国家还有大量吃不饱饭的民众，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潜在的产业后备军。上述情形的叠加让资本家一想：“我不要那么傻，我不要跟工人建立这么稳定的关系，给他们那么好的保障。我要用一套非常灵活的方式，去全球各个地方调动劳动力。” 

这时候还有两个支撑性的要素发展了，一个是信息技术，一个是交通运输。有学者分析说，交通运输集装箱的发展极大调动了全球的物流、便利了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的运输，所以全球化生产成为了可能。信息技术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举沃尔玛的例子，沃尔玛一打码，今天卖多少件衣服、哪件衣服卖得多、哪件衣服库存少，立马就知道了，立马就下订单了，所以消费端的东西立马就反馈到生产端了，生产端也很灵活，工期太赶、生产不了就外包给别人，或者通过第三方、劳务市场赶紧招聘各种灵活、闲散的劳动力，所以立马变得特别灵活了。

这时候出现了一整套用工关系的变化，以前是标准化的雇佣关系，甚至集体化的劳动关系，今天可以层层外包。苹果可以外包给富士康，富士康还可以一层层外包。光外包还不行，一个大型代工企业在高峰期可能需要30万人，低谷期可能只需要10万人，所以他不会傻到跟所有劳动者都建立标准化的雇佣关系。他可能用派遣、外包、兼职、非全日制、学生工等。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接人家的订单，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用工只会更灵活。尽管如此，雇佣关系仍然是占主体地位的用工方式，无论是标准化雇佣，还是派遣、外包，本质上仍然保留了雇佣关系的形式，工人要维权，还是很有可能在既定的劳动法规标准内要求雇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数字化时代，如何改变平台用工

我们刚才讲到，在全球化时代，数字化已经在起作用，就像沃尔玛那样，它已经在把消费端东西告诉生产端。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化时代，这种灵活的东西只会加深而不会减少，因为这种数字化平台，天然把消费端变化即时传导到生产端。

以前沃尔玛是传达比如这个季节什么卖得好，你要生产。淘宝更极端一点，一个东西一开始只做100多件，放在平台上卖，一旦成为爆款，可能就数以万计，到了小生产商那，小生产商就赶紧外包，赶紧找日结工来做。在淘宝模式下，以前以月、季度为变化，现在以星期为变化。到了滴滴模式更是，现在有人下单，你就得生产，这非常灵活。所以生产任务的季节性与即时性导致工必须灵活。

组织变化也是大起大落。以前有摩拜单车等，今天没有了，因为它组织的变动，一下子成为全国垄断性的平台，一下子又没了。

平台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自带扩张与垄断基因，这个基因使平台发展非常快、非常不确定。所有的平台一定讲规模效应，一定是用得人越多，比如消费者越多、生产者越多，人家越喜欢用。我们大多不喜欢在一个小平台上打车，在网约车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意味着我们可能很长时间打不到车。

还有就是它的扩张很有意思，它不像传统企业依赖大量机器产线，理论上平台协调生产主要依赖于APP，上面有100万人跟有1000万、1亿人差别没那么大，找码农把APP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它成本没有那么高。因此所有的平台都希望先扩张再说，先创造一个市场、垄断一个市场，然后再通过流量操纵支配一个市场，所以它一定是先发展再盈利。

你既然想先把一个大的市场搞出来，所有的平台也都想，你依托APP，我也可以，这个门槛看起来比较低，现在大家都抢时间，就只能靠金融资本去砸钱补贴消费端、生产端和其他相关方，只有把小商户、生产者、消费者全搞上来，平台才能做大。

所以金融化又产生两个东西，一个是平台发展过程高度不确定性，你有可能今天是个小平台，可能过几个月是个大平台，再过几个月又倒掉了，所以在这里面迅速扩大、迅速组合，又迅速倒闭，要组合很容易，要拆解也很容易，必然要求非常灵活的用工形式。加上背后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就讲套利，如果一个外卖平台，你告诉它有500万骑手给我跑单，它很愿意给你投钱，但是你告诉它，我都跟他们建立劳动关系了，它肯定吓得不敢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发展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金融资本短期套利的特性，它一定要求非常灵活的用工。

这种用工下，可以看到广泛的去劳动化的趋势，在业务分包平台或者内容生产平台，难以建立劳动关系，它大多是劳务关系或其他类型的市场合作关系。比如在业务分包平台上，我主要负责撮合供需双方的业务，也不管你具体怎么干的，我只要不介入劳动过程的管理，就不是传统的劳动关系。

对于在线工作平台而言，如各种网约车平台和外卖平台，相对而言通过各种方式规避劳动关系的动力就更强一些。因为一旦对这些劳动者进行严密监管、对劳动过程进行控制，这就有可能被界定劳动关系，尤其是当劳动者全职、平台采取派单制的时候，那就是劳动关系里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 、组织从属性三样全占了，这就很可能被判定为劳动关系了。

图│不同模式下的劳动关系

平台一看，如果跟这么多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那负担就太重了。所以这种潜在劳动关系，全都给它转换。刚开始一些平台为了扩张、为了吸引劳动者加入，让第三方跟他们建立劳动关系。到后面，它也不与第三方明说不跟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只是给第三方那笔预算里，没有缴纳社保的预算，你自己掂量好，所以第三方不会跟劳动者签劳动关系，只签服务协议。

签了服务协议还不放心，还有可能被追溯为劳动关系，怎么办？把身份一转，转成个体工商户，转成个体工商户更不容易建立劳动关系。而且这里面有个好处，以前为了避免雇主责任，现在还有一个好处是避税。在劳务关系中，劳动者没有获取的收入超过800块钱的部分得交20%的税，转成个体工商户，税点一下子降低了。

但还是不放心，还有可能被追，怎么办呢？进一步将用工关系转移，通过派遣外包的方式转给第三方，第三方也觉得我一个加盟商，凭什么承担那么多，又找出其他第三方或者注册很多马甲公司，所以现在就出现了——有人给你派订单，有人对你进行线下管理，有人给你发工资，有人在跟你签合同，有人在给你缴社保，很多主体，一旦出了事都不知道该找谁。

未来，灵活用工会走向何方

其实数字化对于现在的劳动者的工作状态的影响，仅仅体现在平台方面吗？其实可能远远不是。数字化推动了很多关联企业的灵活用工，比如电商平台上的订单，一旦成为爆款，就是100件和上万件的差异，这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产量，使得小代工商高度依赖灵活用工。

今天讲的平台经济不仅仅是在服务业，它已经极大重塑了传统的制造业、物流业。6.18、双十一，物流一到这时候就特紧张，怎么招司机的问题、怎么跟制造业抢人的问题、怎么跟大专、中职学校学生以产教融合名义弄过来实习的问题，所以这个层面又有了极大的变化。

数字平台发展也促进很多企业的业务分包。比如猪八戒网，以前一个企业养10个码农，现在发现没必要，养几个把关设计语言和设计质量的人就可以了，可以到猪八戒网上找人，只要有几个人把关质量就可以，所以它根本不需要养那么多人。

还有促进零工的招聘与管理。原来很多招聘都是在天桥市场，农民工拿着铁锹，一个拖拉机把他运过去，其实这个成本非常高。现在很多互联网零工招聘平台不用这么搞了，大家都兼职，你上这个平台，哪个酒店高峰期需要人，大学生爱去就去，你一答应接单，就给你立马缴了保险，告诉跟谁对接、下一步怎么走流程，不用专人跟进，管理成本极大降低，零工招聘效率极大提高。

图│线上招聘平台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种平台一直在组合，平台发展是组合各种要素，很多是轻资产，它不像传统的制造业，要稳定雇佣这些人给我生产。组合各种市场要素的好处，一是负担轻，能有效控制传统雇佣关系带来的各种成本；二是可以快速启动、快速复制扩大，这对于同领域平台之间的竞争很重要，因为等你凭借自己的能力资源慢慢组织起业务团队和相关劳动力，市场早被别人占领了；三是可以在竞争失败、难以实现市场规模突破时快速拆解。像很多新兴企业在扩张时，不仅平台用工是灵活组合，很多在扩张时要跟商家谈，跟那些劳动者谈，把他们吸引过来，靠什么？靠地推。但是地推，一般平台绝对不会自己与之直接建立劳动关系，一般通过第三方找地推，地推把市场拓展业务完成了，使命也结束了，再交回第三方。

像共享单车平台的运营维护，像后台的客服、审核和数据标注，刚开始规模小的时候都是自己做，但是一旦上了规模、业务流程标准化，很多简单的标准化的业务都可以交给第三方了。又比如软件开发，在平台之前，软件开发已经大量外包了。其实你去看互联网大厂的外包，IT人员外包数量都是上万的。

平台组合市场要素的思维也在新经济之外的传统行业扩散。今天平台的玩法，数字化的玩法扩张到传统企业，我们现在看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的一些劳动者，他们像我们平常一样在上班，本来是签劳动合同的，但是他们不是。比如你今天洗1000个盘子，你今天拧1000个螺丝，税优平台从企业承揽业务，然后假装将承揽的业务发给你，你假装个体工商户来接单。在今天我们所谓的税优平台，他们的身份现在不是劳动者，而是个体工商户。

这样一个玩法，给我们最后一个想法，以前很多就业都是基于工业化生产方式，企业怎么在科层制下组织相对稳定的雇员和工人阶级，国家怎么协调劳资斗争，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以及各种责任和义务。这套关系扩张到服务业、政府用工及各方面，这些企业、机构跟劳动者也这么签合同，工业化生产和用工模式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制度合法性环境。

但今天，好像制度合法性环境变了，很多企业都是在组合市场关系，先是消费端和生产端组合，最后变成生产端好像也灵活组合了，通过业务外包的组合，通过税优平台的组合……当前用工方式的转变，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否体现为工业化的就业模式向数字化工作范式的转换？新经济的用工方式和组合市场要素思维会不会成为占据主导的制度合法性环境，并由此从根本上重塑用工方式和劳动者就业状态？国家将如何规制这种灵活用工发展的趋势？是一系列有待继续深化观察的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边码故事 （ID：tech-kk），作者：汪建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