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收红包协议”：面对风暴，医生们准备好了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张强医生（drsmiles），虎嗅获授权发表。

写此篇长文，缘起“拒收红包协议”。

卫计委文件要求入院时医患双方签“不送不收红包”的协议，引发争议。

有愤怒的：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红包，简直是人格侮辱！

 

有委屈的：从来不收红包，签和不签一个样！

 

有抱怨的：红包是两厢情愿，总比回扣要强！

 

有暗喜的：有签字协议为证，收红包更安全了！

 

有欣喜的：这下看病不用送红包了！

 

有淡定的：与其医生为了几百块钱的回扣而用上几千元的药品，还不如送红包直接给医生。

众说纷纭，一时令人困惑。

虽然我现在自由执业与红包无缘，病人也不用担心排不上队，更不用担心医生不够用心，但我过去在体制内有20年的工作经历也难免和红包打交道。

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送红包

 20多年前，父亲因尿毒症在县人民医院住院血透。

一天，父亲肺部出现并发症需要吸氧。不幸的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病房里没有吸氧装置，也没有备用氧气瓶。护士说氧气瓶要家属自己去底楼搬，或者让看守员一起搬，但要送一个小红包。

就这样，当时还是医学生的我，送出了人生第一个红包：为了父亲能够吸上那救命的氧气。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急转而下。主管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扩散、呼吸衰竭，建议放弃治疗。面对奄奄一息的父亲，家人悲痛之余，悄悄地买好了墓地。

我作为学医的儿子，不愿意放弃最后一丝机会，执意要转送父亲去省城的浙二医院。

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从县城到省城杭州，大约要12小时的车程，而且都是盘山公路。救护车没有空，私家车也没有。父亲当时非常虚弱，无法坐位太久。母亲只得就求助于单位的领导，派一辆面包车。

领导就住在我家隔壁，是邻居。他答应第二天派车送父亲去杭州。

约好的时间，父亲的病床被家人推到医院门口，等车去杭州。那时，我还在领导家的大厅里，焦急地站着。旁边就是一张桌子，领导和司机在打牌。

许久，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领导能不能早点发车，因为父亲已经在医院门口受冻多时了。领导很不耐烦，说能不能让他打完这一局。我气愤的同时，感到无助和自责。母亲把我叫了回家。

我又折回，送上了人生第二个红包：父亲终于坐上去杭州的汽车。

后来，在浙二医院的血透室，医生重新诊断父亲为重症肺炎。使用抗生素一周后，父亲奇迹般地恢复。是浙二医院，给了父亲第二次生命。

出于感激，我送去人生第三个红包，却被主管医生和护士婉拒了：“都是学医的，不用客气！”耐人寻味的是，送出去的红包都与医生无关。

后来自己参加工作，才开始以医生的身份了解红包。

二、收红包

上面谈到，为了父亲的生命，我人生第一次送出红包。

进入临床，我开始以医生的身份接触红包。

91年在上海某附属医院普外轮转。一次中午在小店吃饭时，遇到两位温州兄弟。

温州人老乡观念较强，听到乡音，很快就聊了起来。原来他们的父亲患肿瘤需要手术，在附近旅馆等病床，一等就是两个多月。兄弟俩每天在医院附近转悠找关系，但人生地疏，一直没有进展。

兄弟俩高兴地告诉我，他们找到医院后勤做木工的一位温州老乡，送了红包，终于接到住院通知。

后来我了解到，每天都有大量的温州老乡涌入上海看病，为了节省在上海的住院和手术等待时间，送红包成了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

只要行业垄断存在，资源就会稀缺，红包一定会伴随。 红包并非医疗独有。

从住院手术送红包，到排队做CT，甚至取报告，都用红包开路。温州人用做生意的路子，在国营企业搞到垄断物资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国营医院开辟了医疗VIP特需通道。

当然，手法也越来越隐蔽，直接把钱往病历本里一夹，请医生分析下病历，大家心知肚明。遇到拒收的，马上换专家。

作为在上海的临床研究生，我自然也为大量的温州老乡解决了就医难的问题。我散落在各个大医院的同学们，自然也功不可没：通过他们，找到他们的导师。他们也获得经济上的补偿。

在医疗稀缺，住院排队漫长的年代，红包的价值也非常朴素：节省时间和费用，找到好医生。

当时的红包，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讲，是最受益的。但更多的病人，因此而失去公平的机会。

那个时代，送和不送，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医生，也是尽力尽为，甚至也有帮病人取药，手下医生陪同检查的。红包带来的结果，类似于现在国营医院的“特需医疗”。

后来的红包，性质开始逐渐发生一些改变。

一方面社会对红包的谴责和监督加重。另一方面各家医院陆续开出特需部，把红包由暗变明，医院从中收利。再有一个重要现象：医药公司营销开始占据各大医院。

经济利益从“红包”逐渐转向“医药回扣”具有极大的便利：一是病人不知情，二是直接开药就有收益。回扣从少数“害马之群”，逐渐向正常医生群体蔓延。医院管理层也开始尝到甜头，坐收渔利。

医药回扣，即刺激了服务积极性，又增加了医院收入，管理层也掌握药品生杀大权，何乐而不为？

相比“回扣”，“红包”还是有几点不同：

（1）红包是医生得利，管理层无利；

（2）红包提升医疗效率，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医疗现象。

（3）患者知道自己的红包花在哪里，而对回扣一头雾水。

这点意义上讲，红包比回扣更有“道德”些。

而回扣，已经成了医生要求执行阳光收入政策的最大障碍，也成了过度医疗的驱动力，当然也成了悬在医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医生在暴力面前，几无话语权和维权勇气。

而暴力，除了来自患方的拳头和刀子，还有来自医院管理层的冷暴力。前者只是局部问题，后者却是普遍问题。

当然，对于红包的概念，政府相关部门迄今未对其有明确的定义。这对“走穴”医生来讲，无疑也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刀。

在多点执业被限制的年代，有能力的专家外出会诊（又称走穴、飞刀）成了缓解基层医疗资源紧张的重要手段和现象。

然而，医生走穴获得的收入，也属于“红包”吗？

三、红包的终极思考

写这篇文章的当天，完成三台手术，已经是午后。

出手术室，门口被一群姑娘拦住：原来是和睦家儿童医疗基金会的同事们给我送感谢卡。

去年签约之时，我提出把自己的门诊收入都捐给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到一些贫困的患儿。家人和医院都支持了我的想法。是他们的信任，给了我机会。也算是每月给贫困儿童的一份“红包”吧。

再谈“红包”。

上文提到：医生外出会诊所得费用，是否也属于红包呢？

在自己刚刚升上主治医生不久，就收到来自浙江台州一家医院的会诊邀请。

那是从医以后的第一次会诊。在医院的支持下，打破“主治医生不能外出会诊手术”的规定，得以成行。

后来在国内首先开展一些微创技术，来自各地医院的会诊邀请不断。当然，会诊收入也超过薪水。

有在盘山公路上夜里驾车赶会诊而差点坠崖。

 

有在当地缺乏器械的情况下，用导尿管塞入病人血管止血救命的。

 

有忙碌一天救活病人而没有得到一分报酬反贴交通费的。

 

有患者送来相当医院月收入数倍的“会诊费”，而我不敢接收的。

正是这些“红包”，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我对临床技术的不断追求，也弥补了捉襟见肘的薪水。

后来，渐渐有些困惑：

医生仅靠微薄的薪水，如何能够支撑家庭？

 

如果没有这些会诊的收入，是否会在日常工作中收取红包？

如果没有红包，是否会接受药品回扣？

 

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是否会想方设法过度用药，而给病人增加成倍的费用？

更困惑的是：

医生的劳动价值，为什么非得用“红包”的形式去体现？

 

为什么不可以让医生的劳动有公开合理的价格体现，并依法纳税呢？

 

在医保无法覆盖和政府无法提供全民高质量医疗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放开商业保险，解除国营医院垄断，让患者看病不贵不难呢？

我强烈地感觉到：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只要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商业保险和机构设置），医生是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

届时，红包或回扣自然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

结语

红包协议签或不签，表面看是形式问题。在阳光大道越来越多的今天，实质上在传递一个重要信息：

面对改革，医生们准备好了吗？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如需授权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张强医生（drsm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