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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嘟妈送嘟嘟上学回来向我抱怨说今天雾霾太大,能见度也就几米,只能凭着感觉开。我说,这么严重的雾霾,北京应该开启红色预警呀,怎么能还让孩子上学。嘟妈说,红色预警哪能是想开启就开启的,车辆限行,那么多工厂停工,会有多大损失呀。
我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大家命都快没了,还在计较有多大损失,这个启动红色预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国家也没有一个说法。雾霾有多严重,对人体有多大伤害,一些主流媒体也没有给一个科学的解释。而网络上一些不知真假的传闻,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让每一个苍穹之下的民众每天过的“心惊肉跳”。
嘟嘟画的雾霾
我问嘟妈给嘟嘟带口罩没?嘟妈说嘟嘟戴是戴了,但是孩子总是戴不住,刚戴上就想摘下来了,说是喘不过气儿来。嘟妈问我,要不要买一种儿童专用的口罩,口罩里面配一个小风扇,有换气的共鞥,价格要贵一点,要四五百块一个。我说,这种口罩八成是发“国难财”的,能换气又怎样,外面的空气难道不还是雾霾。再说了,口罩里有一个电扇,肯定会有一个小的电动机,有电动机就会有辐射,谁知道磁辐射对孩子有没有伤害。
我对嘟妈说,11号就考完试了,等考完试你早点回南方老家或者去海南躲雾霾吧?嘟妈说走不了,因为教委规定的是20号放假,虽然学校在11号以后不用上学了,但是20号还要返校,来来回回太折腾。我说20号返校嘟嘟他们又不上课,能不能不去呀。
嘟妈说,学校会在20号开个班会,公布一下考试成绩,评选三好学生什么的。我说,这些活动不都是一些形式主义,哪有健康重要,能不能不去呀。嘟妈说,我们感觉无所谓,但是孩子们很在乎呀,集体活动哪能不参加。
嘟嘟还是很乐于喜欢参与班会这些集体活动的。她每逢考试成绩不错,都会拿着试卷显摆半天。有一次,她说告诉我一个惊喜,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她说因为她英语连续考了三次100分,终于当上了英语小组长了。
是呀,我总不能告诉嘟嘟说你不参加班会了,你跟你妈去外地躲雾霾吧。在嘟嘟这个年龄,她还理解不了雾霾对身体有多大伤害,还处于对未来充满向往孩提时代,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和热情。我实在不忍心这时候告诉她残酷的真相,让她的一腔热情受到打击。
嘟妈把客厅里的空气净化器,由“最大”模式切换到“自动”。客厅里的两台空气净化器,像疯了似的轰鸣了一夜,但指标还是一直降不来。她给我看了手机APP上的数据,北京城区PM2.5的数值几乎都达到了500。我问,怎么数值都是齐刷刷地500,有问题吧。嘟妈说,数值在500以上,就不报具体数值了,没准好多地方都到1000啦,怕引起恐慌,这个规定也不知道是谁制定的。
我叹了一口气说,当初洛杉矶雾霾据说治理了50年,北京的雾霾一年比一年严重,看来雾霾可能会常态化了,北京是没法呆了。嘟妈突然说:“我们离开北京吧?”
逃离北京,说起来容易,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回不去的故乡
元旦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回了一趟山东老家。我这次选择在元旦回家,主要是因为春节要去南方过年,不能回山东陪他们过年了,所以要提前安抚一下他们。我老家在山东省高唐县,一个位于鲁西北的县城,距离北京只有400公里,我本来想开车回家。但是,由于雾霾高速封路,只能选择乘坐高铁回家。
在济南西站,姐姐开车来接我,然后我们开车一起回乡下。我问姐姐济南最近有雾霾没,姐姐说济南的雾霾也很厉害,好像入冬以来就没有几个晴天,济南为此还开启了单双号限行机制,你抬眼看看天就知道济南的雾霾有多厉害。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本来想走高速,但是在高速入口发现很多车在排队。姐姐说高速应该是封掉了,还是走国道吧。
国道的路线我不是太熟,只能靠着姐姐的指挥走。车过了黄河的浮桥,天色就暗了,在雾霾的笼罩下,能见度越来越低。再加上车里的人多,有很多水蒸气,前挡风玻璃和左右两侧的车窗全都糊了。由于看不清前面的路,后视镜也都是雾气,我生怕出事故,车开得很慢。在国道上,还有不少大货车迎面开来,这些大货车只有开到眼前的时候才能现形,实在太吓人。这些庞然大物行驶在雾霾中,像一个个移动的“鬼魅”。
在车上,姐姐提醒我到家千万别提春节不回家的事儿,怕父母在心理上接受不了,尤其是父亲,更是要只字不提。
姐姐告诉我,到了年根底下,父亲最近的抑郁症又开始严重了。姐姐说她只要一回家,父亲就会冲她不停地唠叨,说某某跟他年龄相仿的人死了,说他身体也快不行了,说他经常两腿发麻。姐姐说,她给父亲在很多医院多检查过身体,所有器官都没问题。父亲的病归根结底就是心病。
姐姐说,母亲虽然长期患有胆结石,身体没有父亲好,但是精神上要比父亲强大的多。现在,父亲还是一副山东大老爷们的做派,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干,生活起居还要母亲来照顾。母亲不仅要照顾父亲,还要忍受父亲的唠叨,真是不容易。有一次,母亲给她打电话说是家里的电视坏了,两个人因为电视要不要修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母亲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找闺女去哭诉。
我说电视坏了,买台新的不就行了。姐姐说,不只是电视的事情,重要的是他们老两口还是孤独,缺少陪伴,感觉是被子女扔到农村没人管了。特别是父亲,他本来性格就孤僻,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跟女儿又不好沟通,每次都盼着我回来跟他说说话。姐姐说,她回家多少次看父亲,都不如我回家一次。每逢节假日,父亲都会用掐手指头数日子,盼着儿子回家。
我到家之后,母亲高兴地迎了出来,一把抱住嘟嘟,嘟嘟很懂事地叫着奶奶,母亲说嘟嘟又长高了。在全家人其乐融融地时候,我看到父亲却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里屋里,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
我进屋坐下来,问父亲最近身体咋样。父亲说不怎么好,睡眠很差,他说最近想把烟戒了,已经四天不抽烟了。我说年龄都这么大了,就别再戒烟了,少抽两根就行。
我问父亲为啥睡不好?父亲说他老做梦,刚入睡,他就会梦见一个说人不是人、说鬼不是鬼的东西扑上来,然后就被吓醒了,现在一闭眼就会梦见这种“小鬼”。父亲说,他是不是活不过年关了。我安慰他说千万别吓唬自己,那些小病小灾都不散什么,关键是心要宽一些。
父亲突然问我,这次回家是不是只是阳历年放假回家,春节不会不回来呀。我说只是元旦放假,春节回不回家还没有确定。父亲喃喃自语,说我春节回来就好,不然他一个70多的老头子怎么去“请家堂”呀,别人会笑话他的。
陪父亲说了一会儿话,父亲的情绪渐渐好了起来。他从家里拿出了全是灰尘的二胡,努力地想跟弹电子琴的嘟嘟合奏上一首,却一直合不上拍。姐姐偷偷对我说,看来你回家很有用,“话疗”比什么药都强。
在家的日子,对于父母来说太短暂,但我终究还是要回北京。在济南回北京的高铁上,我看到整个华北都笼罩在雾霾之下,沿途有很多工厂的大烟筒都在冒着黑烟,成为窗外唯一醒目的风景。
在高铁上,嘟嘟想去窗边看风景。在车窗外看了一会儿,嘟嘟说外面咋什么也看不见呀,连树都看不清,真是没什么可看的。
舍不下的北京
每次雾霾来袭,我和嘟妈都会谈论逃离北京的问题。最近,雾霾来得越来越频繁,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还是那个问题,逃离北京,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我曾经对嘟妈说,要不咱干脆回山东老家吧。我既可以继续做我的自媒体,还能守着我的爹妈。嘟妈马上提反对意见,回到老家以后,赚钱的事情先放到了一边,嘟嘟的教育问题就解决不了。嘟嘟今年刚在北京上了小学,回山东以后去哪里上学,学籍的问题怎么解决,山东的教育资源怎么跟北京比。
想当初,我们削尖了脑袋往北京钻,就是想多挣点钱,把生活层次提高一下,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所束缚。这几年,我刚刚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怎么能够说走就走。更何况,山东也有雾霾,中国的半壁江山都被雾霾占领了,能痛快喘口气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嘟妈说,她老家江西山清水秀,现在还没有雾霾,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但还是那个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即便找到一所小学可以上,但像嘟嘟现在所学的绘画、钢琴等课外培训,在江西肯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就拿画画来说吧,嘟嘟这么喜欢画画,正处于兴趣开发和培养的关键时期,把她的兴趣课停了,很可能会耽误孩子一辈子。
2016年,我们全家曾经去过一次日本。在日本的时候,嘟妈感觉日本到处很干净,公民素质很高,又没有雾霾,嘟妈便开始萌生了移民去日本的念头。当时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去查了资料,网络上给出这样的答案:日本移民的确不容易,但是比北京户口容易多了。
据说日本有政策,买房注册成民宿可以看做投资移民,三年就可以入籍。但是,在日本入籍比拿永居要相对容易一些,想拿永居的话,没个十年八年下不来。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接受我党教育的同志,对入日本籍在心理上还是有不小的抵触。再说了,日本又不是移民国家,日本的整体文化又比较压抑,如果真的移民日本肯定生活不会太轻松。再就是,我们都是近四十的人了,学日语也是一道坎。
后来,我们又考虑过澳洲或者西班牙。特别是西班牙,我前段时间刚从西班牙回来,听导游说50万欧元买一栋房子,就可以投资移民。如果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掉,50万欧元肯定是拿得出来的。但问题是,我们到了国外能够做什么,总不能坐吃山空。十多年前,我们从小地方逃离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才拥有了房子、车子和社会人脉圈子。总不能一切都归零,从一个陌生的国度从头再来。
有段时间,我还开玩笑的似地把移民的想法跟我姐说了下。我姐姐说,你现在住在北京,爹妈都嫌远,你要是移民去国外,爹妈肯定以为见不着你了。这些事儿,想想可以,千万别动真格的,爹妈肯定不会同意。
说一千道一万,对于大部分生活在民众来说,虽然口头上喊着要逃离和移民,但没有人真正要想要离开北京。我们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十多年,熟悉北京的每一条街道,喜欢吃北京的小吃,支持北京国安和北京金隅,十多年跟北京同呼吸共命运,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对于嘟嘟这些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更是这样,他们从小在北京出生,天生就会说儿化音,她骨子里就认为自己是北京人。
可是,北京的雾霾真是让人绝望。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北京的雾霾是随着PM2.5的浓度上升,而越来越严重的,其实北京很早就有雾霾,只是我们当时觉察不到,雾霾的形成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雾霾好比人得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年两年是改善不了的,以后在北京雾霾肯定会常态化,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最早意识到雾霾严重性的中国社会真正的精英,早就走了。前几年,还见某房地产大V,天天在微博上发PM2.5的内容,开始引起公众对PM2.5和雾霾的关注。据说因为这事儿,这位大佬还得到相关部门的约谈。而现在呢,你不让人说,人家也懒得说了。这位大佬早就颠到大洋对岸去了,去享受加州的阳光了。
中国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金字塔尖的精英早就走了,人家惹不起躲得起。而底层民众刚刚解决温饱,还在为生存奔波,还顾上雾霾。最为纠结的,就是处于社会中间孱弱的夹心层和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过着还算体面的生活,也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财力又有限,又有老人和孩子牵绊,嘴上说要走,但又迟迟下不了决心。对于这类人来说,无论是选择逃离和留下,都是两难选择。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的结尾。在电影最后,法官让小女孩选择跟父亲还是母亲生活。小女孩,一边跟法官谈话,一边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在电影里,导演最终没有让小女孩说出答案,很多人以为电影没有演完。
而实际上,故事已经讲完了,家庭已经破碎了,孩子的世界已经坍塌了。答案并不重要,选择本身就足够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