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怪兽讲谈所（ID：guaishoujiangtan），作者：怪兽观察员，题图来源：《寄生虫》剧照

“我不向往任何职位……我甚至不想领导政府，更遑论整个第三共和国了。我的职位在政府内只能排到第三位。事实上，我只希望做一个在幕后供人差遣的小人物。”——朴正熙

关于韩国地产崩盘，各路媒体已经讨论颇多，本文就不再赘述。从日本到东南亚再到韩国，为何亚洲国家总是难以避免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命运？

韩国为何至此？其他东亚国家从中有何殷鉴？本篇文章抽取整合《韩国式资本主义》一书的精华为素材基础，尽可能概要地把大版图勾勒出来。

一、“三无”式的增长：无就业、无工资、无分配

在分析唐朝安史之乱时，有知名博主用了这样的标题，“你的盛世，与我何干？”这样的悖论，在历朝历代、古今中外的一个个“发达”幻梦中一再上演。韩国也不例外。韩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人民奋斗的大部分果实被少数集团所瓜分。

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得以恢复并且持续发展。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在OECD国家（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引领风骚，过去十年的年均增长为3.6%，是OECD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仍然高达2.9%，远高于OECD国家平均值0.6%。

然而，韩国的就业率在过去十年里只增长了1.3%。可以认为，韩国出色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有效的就业率提高。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一大特征就是服务业占比高，而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低。在OECD国家产业结构中，挪威和韩国是前二的制造业占比高的国家，挪威为36.4%，韩国为33.8%。但是挪威人口仅有540.8万人，韩国却是5174.5万人的大国。相比较，人口过亿的日本制造业占比仅为21.9%，美国为16.2%；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为26.2%，也远低于韩国的制造业占比。

从先发国家经验看，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有更高的吸纳就业和促进收入的能力。据2011年统计，同等经济增加值情况下，韩国服务业的就业带动效率是制造业的2倍多。认为制造业吸纳就业多，是一种年代久远的旧观念，这和后发国家的时代记忆有关。这种观念显然应该与时俱进，发展制造业并不意味着要轻视服务业，产业兴替的普遍规律并不以国家不同为转移。

刚才讲了很多人没能就业，那么就业了的人，工资增长情况如何？答案同样令人失望。2002~2012年的十年间，韩国年均经济增长率3.8%，而实际工资增长只有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是工资增长只有经济增长的一半，即23.2%。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2008~2012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3.2%，但实际工资增长率只有0.5%；也就是说，五年间，韩国整体经济增长了17%，工资却只增长了2.5%。

那么是不是所有“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无视大众利益呢？OCED有26个成员国，根据2001~2012年数据，其中有16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英国也在此列。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中，有超过一半的国家，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国家经济增长，相当地文明啊！而韩国在OECD中，此项指标排倒数第五。尤其是，2012年数据显示，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比例为86.3%，说明绝大部分韩国家庭还是要靠“打工人”收入为生，这与其他发达国家居民资产性财富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韩国的经济增长，没有让大部分居民形成资产性财富积累，大部分家庭还是手停口停。

“灵活就业”的遮羞布在实际收入数据面前不再起作用。2013年数据，韩国的临时就业者在整个劳动市场占比达24%，在OECD国家中排第四；韩国的非正式就业者占劳动力市场的45.9%，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水平。

并且，非正式就业的月工资仅为正式就业工资的56%，两项叠加必然对韩国普通人的收入情况产生巨大消极影响。非正式就业者在医保、养老、社会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境况也很差。

《局内人》剧照

二、财阀拿走了一切

财阀不仅是劳动大众公平利益的破坏者，而且是企业自由竞争秩序的破坏者。李明博在任期间，公然标榜“亲财阀、亲富有阶层”。财阀势力无孔不入，从大型的自然垄断行业、公共垄断行业到本应自由竞争的民用消费行业，不管是大块肥肉还是蚊子腿肉，一概收入囊中。广大中小企业难以与大企业竞争，也难以进行规模上的扩大经营，实际上沦为财阀企业们的转包小弟。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报告中，韩国的大企业与小企业经营效率差异是最大的。

从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再也没有创业成功的传奇故事。而作为对照，老牌市场主义国家美国的财富前100富人中，70%是当代的创业者；韩国则75%以上是富二代或者富几代。

韩国财阀与政界之间相互渗透，已经成为社会根深蒂固的痼疾。韩国的财阀在形成阶段时，和军方政府的大力扶植密不可分，这造成韩国私企受到政界一贯的特殊“关照”和插手。政界经常强行安排安插高管到私营企业中，无论是浦项制铁，还是四大银行，都避免不了成为官僚退休变现处。吃人家嘴软，这也导致官方不可能真正地履行好对大企业的监管责任，凡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后好到人家那赚钱啊。

自韩国实现从军政府转变为政体正常化之后，权力并没有从官方转移到公开市场手中，而是转移到了官僚-财阀复合体当中。这个现象，在东亚模式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也就是说，韩国的问题不是过度施行市场化、资本化的问题，而是缺乏规则制约的官僚-财阀勾结问题。它不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而是从一开始就偏向于少数人。这样的体系环境，必然既缺乏自由，又缺乏公平公正。

这种极化的社会里，中产阶级必然没有存在的空间。2000~2010年，韩国中产阶层减少11%，收入减少5.8%，其中62%阶级滑落的人坠入低收入阶层中。

《局内人》剧照

三、“苦一苦百姓”是种精神病，得治

东亚模式热衷于炒房，也是一大特色。一个社会，如果存在超国民的特权垄断集团，那么大量的中小资本被逐出，就必然进入到投机领域，炒房、炒地皮、炒鞋、炒币。炒到崩盘，中小资本裹挟着大资本一起塌房，带崩国民经济，最后又由全体纳税人财政买单。或者靠印钱救市，又变成少数利益群体的狂欢、多数人的铸币税。

如果不正视公平竞争和去极化分配问题，东亚模式永远没有解药。像韩国这样，让广大劳动群体长期处在被剥夺的处境，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只有当就业率、劳动者的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成比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能与供给能力的增长相匹配，投资的增长也因而能够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经济才能正常循环下去，社会上层才能保持自己持续的财富增殖，维持自己的几代“传承”。

否则，不仅是经济会陷入困顿，社会环境也因此越来越充满戾气，整个社会、市场环境严重恶化，最终伤及上层自身。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苦一苦百姓”是种精神病！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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