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贫富差距，各国是怎么做的？

在全球视野下观察现有共同富裕国家的发展路径，笔者发现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具有的共同特征是，较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加上公平公正透明、深度覆盖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成熟而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法治环境所营造的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以及奋发有为的企业家精神是创富与造富的根本。作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市场机制主导的一次分配的不可或缺性毋庸置疑。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一收一支”进行再分配。通过二次分配对一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以及所积累的财富进行调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以及较为完善的法治制度是创富的基础，然而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同样非常明确，一次分配侧重效率、收入财富不均的问题几乎不可避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一次分配之后，即便在共同富裕上表现突出的北欧国家，基尼系数普遍在0.4之上，收入差距显著。

美国的案例也可以佐证仅仅依靠发达的市场经济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够的。美国市场经济发达，市场竞争公平公正、较为包容，美国在创新及所谓的大风流创新方面引领全球。但是由于信奉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对二次分配的投入和重视不够，美国收入财富差距悬殊。此外，即便美国强大的慈善捐赠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富不均，社会贫富差距依然显著。这说明仅依靠第一次和第三次分配未能实现共同富裕，也再次凸显了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的不可或缺性。

纵观全球，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西欧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以强有力的二次分配，通过积极的税收制度和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贫富差距，其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可以控制在0.26~0.27区间。

北欧国家以“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体系而著称，瑞典更被视为发达国家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楷模。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瑞典在培育持续的创富能力和世界领先的经济水平的同时，始终保持较小的贫富差距，实现了共同富裕。2022年，瑞典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约为5.6万美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瑞典高居第三，目前欧洲最大的独角兽之一Klarna亦出自瑞典。另一方面，瑞典维持了较小的贫富差距，2020年基尼系数为0.276。

当然，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有局限性。实现了共同富裕的国家，从经济上迭代力量来看，不如中国、美国。在大风流创新方面（谷歌、苹果、特斯拉等公司），不如美国。高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和效率等方面也不乏质疑之声。

但综合近20年情况，北欧国家加上德国、法国、瑞士等西欧国家，不仅社会流动性、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等指标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始终保持了全球领先的人均GDP水平，其世界一流的创新能力和基础研究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能。

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全球竞争力排名，2022年丹麦荣膺榜首，北欧四国全球竞争力均在前十。

综合来看，北欧国家加上德国、法国、瑞士等西欧国家，其高福利体系没有真正削弱其经济实力、创新能力和面向未来的竞争力，而是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上保持了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为其行稳致远提供保障。

近几十年来，无论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体都出现了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将来，全球大变局中突破式科技创新带来的变革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平衡，或将加剧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与财富不均。有鉴于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变得愈发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快速发展。过去40年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近75%。按照中国现行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7亿。2021年中国宣布消除绝对贫困，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对缩小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同样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面临日益突出的收入财富不均、阶层固化的问题（2021年基尼系数为0.466）。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以全球视野互学互鉴、观察其他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上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或许有启发。本文选取真正进入共同富裕的国家（如瑞典等北欧国家）以及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近的金砖国家（巴西和俄罗斯），聚焦其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减少贫富差距的影响，做初步观察与分析，并选取教育、医疗、养老和失业四大项目进行观察。

需要说明的是，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总量大小及结构、历史文化等国情息息相关。西欧，包括北欧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不能生搬硬套。但是，观察其社会保障建设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尤其是对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

一、教育体系：学有所教

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投资教育。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22年，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的人均GDP均超过5万美元，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位芬兰科技部官员曾经说过，“总结我们的经验，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

北欧的教育注重创新和平等。学校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发现兴趣和达到目标，而非将学生置于学校考核的框架之中。优质而公平的教育系统是北欧的标配，瑞典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和充足财政支持，使学生的教育和发展不必受限于家庭资源。

先进而公平普惠的教育既助力全民发展和经济生产力，也极大地缩小了贫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瑞典的教育从幼儿园直到博士都是免费的，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相当于初中三年级）的十年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供免费午餐，不用缴纳课本费、校服费等费用。小孩从出生之日起到16岁每个月可以领到约1250克朗的津贴。高中阶段每年可以领取十个月同样额度的津贴。这些津贴可以用于覆盖与上学相关的费用，如交通、文具等。大学学费全免，且每个月有一定数额的助学金补贴。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可申请额外的补充津贴。2019年，瑞典每年每个学生平均教育支出超过1.5万美元，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77%。

从投入大小来看，北欧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均接近或超过6%，其中瑞典以7.2%领先。2020年，世界各国在教育上的公共投入平均为4.3%。虽然已经连续多年增长，2021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4.01%）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与北欧国家有较大差距，而且低于巴西（6.1%），但略高于俄罗斯（3.7%）。

从人均教育支出来看，2021年，中国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5356.59元（约合2230美元）。按照OECD数据，从小学到高等教育，2018年俄罗斯生均支出6430美元、巴西为4448美元，均高于中国。本文所考察的欧洲国家，2019年人均教育支出均超过1.2万美元，其中挪威超过1.7万美元。

从入学率来看，所考察国家中小学教育均已普及。高等教育入学率这一指标上各个国家情况有所差异，北欧国家均超过80%，其中芬兰达到95%。德国因其教育双轨制，即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大学生比例不及北欧国家，为72.9%。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57.8%，远落后于俄罗斯（86.4%），但高于巴西（54.6%）。

教育与培训能为低收入者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升，社会流动性则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形成社会发展的正向循环。教育为北欧国家的孩子提供了较为公平的成长环境。据OECD统计，一般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需要两代（丹麦）至三代（芬兰、挪威、瑞典）即可获取其所在国的平均收入，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教育资源存在城乡差异以及地区差异，且与户籍绑定，降低了教育公平性。根据OECD在2016年的一份报告，上海户籍的学生在复旦大学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3倍。

二、医疗卫生体系：病有所医

打造健全而高效的医疗体系历来是各国关注的重点，2021年US News全球医疗体系排名中，瑞典高居榜首。瑞典拥有全球顶尖的医疗水平，公民平等享受国家提供的公共医疗服务，医疗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转移支付，占比约85%，体现了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之大和高度重视。虽然实践中不乏对其效率的批评，但其分级诊疗的医疗体系维护了医疗资源的有效运转，整体上其公平与效率仍然广受业界肯定。

从医疗支出上看，2021年，瑞典人均医疗支出达到6932美元，其中自费比例约为13%。

患者到公立医院就诊仅需缴纳少量挂号费和医药费，医疗费用设定上限，超过则予以全额补贴。每位公民门诊费用12个月内累计超过1150瑞典克朗（约合110美元，瑞典克朗对美元汇率约为1∶0.1）、处方药药费12个月内累计超过2350瑞典克朗，超过部分不再收费。

如需住院，则按照每天100瑞典克朗（约9.6美元）执行，住院费用主要用来提供病人住院时的饮食，而实际所产生的各种治疗、检查和药品的费用则不需要患者承担，甚至换肾、换肝这样的大型手术，也不需病人另外付费。这大大减轻了重疾治疗费用对个人和家庭的财务影响，降低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瑞典是北欧的一个缩影。依托国家财政，北欧国家提供覆盖全民的医疗服务，医疗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转移支付，除芬兰（75.3%）外，贡献超过85%，公共医疗投入占GDP比值在7.5%之上，瑞典、丹麦更是超过了9%。患者自费比例较低，在12%~16%区间内。北欧国家的医疗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医疗人均支出也属于较高水平，除芬兰（4896美元）外，约在7000美元左右。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由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占主导地位，医疗支出中社会保险和政府转移支付共同覆盖约78.5%，自费比例约为12.4%，人均医疗支出达到7517美元，相当于北欧水平。

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小于5%时，贫困人群很难被全部覆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医疗服务水平也得到了飞速提升，但是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我们在医疗上的投入增长较为有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从公共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3.1%）不仅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也不及巴西（4.6%）、俄罗斯（5.4%）。

WHO用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指数评估一个国家在提供必要的优质基本卫生服务方面的总体进展情况。2019年，UHC有效覆盖率指数达到80以上，需要各国人均支出超过1398美元。以此为参照，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北欧国家、德国（7517美元）、俄罗斯（2278美元）、巴西（1529美元）都在这一标准之上。中国人均医疗支出（5348元，约合765美元）较低。

从医疗支出的资金来源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自费比例明显增高。世界卫生报告（2010）提出，如果实现消除因病致贫的目标，个人直接医药付费比例应当控制在15%~20%。根据财政部统计，2019年，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为28.4%，仍然偏高，也不及巴西（24.9%），但低于俄罗斯（36.6%）。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基本医保制度扩展迅速，目前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到13.6亿，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医保网络，医疗服务水平也不断提升。

这说明我们在医疗保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要注意到，我们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就我国基本医保而言，由于主要由两种不同类型构成，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医保），其准入条件、保障力度有明显差距，医保制度存在类型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此外，医疗资源分布在城乡、东西部等地区差异也十分显著。从公共医疗支出对GDP占比、人均医疗支出上看，我们不仅较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也不及巴西、俄罗斯，并且个人自费比例仍然偏高。建立充分、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我们仍需加大公共投入，确保病有所医。

三、社会保障体系：老有所养

随着世界平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增加，各国都在寻找更为健全且可持续的养老体系，为老龄化社会做准备。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际助老会曾在2013年推出“全球老年观察指数”（Global Age Watch Index），从医疗卫生、生活环境、收入保障、工作和教育四个方面考察全球91个国家的老年人生活。综合多项指标，当年瑞典荣登榜首。

根据瑞典法律，国家提供赡养和照料老人的服务，家庭则是一种补缺式、支持性角色。

养老的目的之一是帮助老年人独立生活，当高龄人士失去生活能力或需要帮助时，可以申请家政援助。护工提供的服务涵盖送餐到家、上门护理、外出护送、个人安全警报等日常生活所需。瑞典还提供面向老年人的日间服务中心、老年公寓、养老院等。

这些养老服务的主要资金来自市政府的财政税收，占比约为82%~85%，国家财政占比约10%。个人收费标准依据退休金水平而定，但有最高收费限额。

此外，瑞典还有设备和服务完善的养老院和养老公寓。

完善的养老服务降低社会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提升消费，释放了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使其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工作生产之中。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瑞典用于养老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约为10.7%。公共养老支出往往是社会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一项，目前全球平均公共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7%。随着老龄化加深，这一比例预期还会升高，也提出了养老保障是否可持续的问题。就具体国家而言，这一投入大小受养老金水平、年龄结构、养老服务等多因素的影响。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俄罗斯（10.3%）、巴西（9.7%）公共养老支出占GDP比例均高于中国（5%）。

近年来，中国养老保障建设上进展显著，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10亿人，覆盖率、替代率水平都较高，有机构评定中国养老金体系全球进步最快。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13.5%，预期未来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加深。中国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主，目前中国公共养老支出规模有限，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未来养老储备金的可持续性有潜在挑战。应对老龄化的趋势，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推动建立个人养老金，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四、社会保障体系：弱有所扶

失业保障可为失业者提供一定时段的收入支持，主要包括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及就业保障项目。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就业市场，加之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零工经济、灵活就业、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式变革等，愈发凸显劳动保护，特别是失业保障的重要性。

瑞典的失业者，可以领取到足以保证生活开销的基本失业金。

失业保障分为基本保障和与收入相关的失业保险，后者需在保12个月后，才能享受全面的保障。基本保障最高为每天365瑞典克朗。对于失业保险，开始领取的200天，数额为原工资的80%，接下来的100天为70%，最低为365瑞典克朗。失业两个月时，单身中等收入者平均净失业金替代率为73%。

此外，失业救济金的给付有时间限制，最多可领取300天，如果有孩子最多可领450天。瑞典的失业保障覆盖率约为60.2%。

在失业保障上，瑞典设有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Active Labour Market Programmes， ALMP），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所需，有计划地对已失业或即将失业的人员进行岗位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找到新工作。

从失业保障的投入来看，2020年瑞典用于失业和积极劳动力项目上的公共支出共占GDP的2.21%，其中积极劳动力项目约为0.95%。为积极应对失业和就业不足，北欧国家普遍更为倡导积极劳动力市场项目。在就业政策的探索和改革中，由于许多国家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加强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趋势，其政策目标是为寻找工作者（如失业者、就业不足者）提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措施。中国、俄罗斯在失业保障和积极劳动力项目上投入较为有限，总占比均为0.2%。

从失业后的收入替代率看，北欧国家及德国的单身中等收入者，在失业两个月后，能得到约60%以上的失业前收入。发展中国家之间显著差距，巴西失业替代率高达80%，俄罗斯失业金替代率约为29%，中国（18.4%）则明显低于俄罗斯。一般来说，过高的失业金对于再就业激励效果较弱，而过低的失业金则难以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所需。

从覆盖率上来看，全球范围内失业保障都偏低，法律上仅有38.6%的劳动力受到覆盖，由于非正规就业比例高、失业保护制度的缺乏，失业人群中仅有18.6%能领取到失业保障。在本文所考察的国家中，德国、芬兰失业福利的有效覆盖率达到100%，丹麦也在90%以上，俄罗斯82.7%；中国（24.1%）、巴西（17.6%）的有效覆盖率明显不足。

北欧及德国主动治理失业、稳定就业等激励措施构成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我们借鉴。目前国内失业保障的公共支出较低。从覆盖率和替代率来看，很难满足失业者基本生活需求。未来还需扩大失业保障覆盖率，改善失业者的收入水平，发挥兜底保障的功能。

五、积极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明显降低贫富差距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从不含医疗的社会保障支出来看，中国的公共支出仅占GDP的7.2%，不仅与芬兰（24.4%）、丹麦（22.2%）、德国（19.4%）、挪威（19.1%）和瑞典（19.5%）等国差异显著，也低于巴西（15.7%）、俄罗斯（13.4%）。

从一次、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来看，部分西欧，尤其是北欧国家，其二次分配政策显著降低了一次分配带来的收入不均，保障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各经济体一次分配后基尼系数普遍超过0.4（国际一般将0.4作为社会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收入差异显著。

二次分配后，部分西欧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基尼系数大幅下降。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约在0.26~0.27区间内，使其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几个国家。德国（0.296）同样保持了相对较小的收入差距。同时这些国家保持了世界领先的人均GDP，2022年挪威人均GDP约为10.6万美元，丹麦（6.7万美元）、瑞典（5.6万美元）、芬兰（5.1万美元）人均GDP同样位居世界前列。

通过基尼系数，可以直观地观察到，各经济体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收入差距。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社会保障的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支持，向全体公民提供高水平的平等服务，包括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系统等，显著降低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与此同时，根据2022年全球法治指数排名，丹麦、挪威、芬兰、瑞典位列全球法治排名榜首。完善的法治既能保障福利分配的透明与公正，也有效支持了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转，这意味着社会公平和较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性。《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的数据显示，主要北欧国家高居榜首。报告称，北欧国家提供了高质量且公平的教育体系、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和包容性机构，以及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工作条件。

以上社保项目和数据，说明积极有力二次分配与社会保障体系大幅提升了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及共享性，对实现共同富裕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看到，一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组合是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通过瑞典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足够的投入是必要条件，这样才能兼顾覆盖的广度和深度，并且高度重视公正公平、真正通过二次分配解决了一次分配带来的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这说明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备条件。

当然，瑞典在人口大小、发展阶段、历史文化、政治及经济体制等方面和我国存在着大的差异。2022年，瑞典的人口数量1052万。人口数量较大而实现了共同富裕国家包括法国（人口6794万，基尼系数0.292）、德国（人口8408万，基尼系数0.296）、日本（人口1.251亿，基尼系数0.334）、欧盟（人口4.48亿，基尼系数0.301），它们在共同富裕方面的经验，有待我们进一步学习、借鉴。

其次，对比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均GDP与我们类似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仍较为有限，部分项目上覆盖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有一定差距。近几十年来，国内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有了明显改善。这些制度无疑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公平，加强总体社会保障程度。但是也应该看到，现阶段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仍处在改革和发展的阶段，对照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仍要加大再分配力度。

面向未来，推进落实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我们需要更为积极有力的二次分配，强有力的、公平公正、普惠共享并深度覆盖的二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一方面，观察西欧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包括金砖国家的一些做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求解我国的共同富裕之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长江商学院（ID：Weixin_CKGSB），作者：项兵（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