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过风暴》：情绪之外，还需理智

要评价这部电影，我感到有些为难。我对家庭暴力的议题一直很感兴趣，因此当国内上映了一部明确反家暴主题的《我经过风暴》，我也抱了很高的期许。然而，电影在讲述这个与家暴有关的故事以及塑造相关人士时，确实不够成熟，就像一篇过于情绪化的宣传片或者一篇社交网络上的反家暴檄文，让观众看完后很生气的目的，确实是达到了；要传达的主题，也用播音腔字正腔圆地传达了。但故事本身的不合理之处，深究起来则让人难以共情和回味。

本片做得好的地方，在于呈现出了家暴问题的绵延性与复杂性，即：在某些文化里，家暴成了一种传统，正如暴力是一种传统，而暴力作为准则使得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也成为了一种传统。正如林奕含提过的《性别打结》一书中所言，父权制的核心是恐惧与控制。因为恐惧，所以控制。而导演秦海燕也在编导创作谈中写道，家庭暴力的本质也是一种控制：

“当我质疑，她不知道反抗、脱离控制吗？我了解到，被家暴的妇女普遍有一种习得性无助，她们摇摆、顾虑，经常出现瘫痪感。”

在这部电影里，家暴者不仅是最为明显可见的“家暴男”即女主角的前夫，实际上“家暴男”的原生家庭也是充满暴力的。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暴力通过一个家庭到下一个家庭，不断地在传达与延续。暴力成为了维护家庭“稳定”的手段，也成为了普遍氛围。

比如，男主角的母亲，会在发怒时对他摔东西，而她自己的手腕上也有常年被伤害的痕迹，来自于电影里从未现身过的男主角的父亲。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男主角害怕成为父权社会规训和蔑视的“连自己的老婆都管教不了的人”，便用殴打妻子来抚慰自己疼痛的自尊心。而女主角的小儿子，由于长期目睹爸爸对妈妈的殴打辱骂，加上自己也时不时会被爸爸打骂，于是养成了在学校里欺负同学的习惯。他害怕父亲，却又不知不觉习得了父亲的打人逻辑，由此一个父权小家庭未来的“主人”正在诞生。最终，就连最为温柔忍让的受害的妻子，也只能用“暴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在被逼到绝路后杀死了自己的前夫。

家庭暴力是一种蔓延的病毒。当你发现了一个家暴妻子的丈夫时，这个家庭的长辈们也必然在年轻时信奉肢体暴力的教育手段，这个家庭的孩子也必然活在暴力的阴影下，正如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孩子都被父母打骂过，而在小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件正常的事，而非是“家暴”。而且，当肢体暴力已经出现时，自然也伴随着那些更为隐形的暴力，如冷暴力、长期的言辞侮辱等等。

在这部电影里，前半部分的纠缠来自于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女主角无法与一个家暴自己的男人离婚。纵使暴力被人唾弃，一夫一妻制的和谐家庭却必须被维护，使得以家庭为基础的性别暴力、代际暴力，均难以逃脱。然而可悲的是电影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即使离婚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孩子在法律上也是“属于”父亲的，所以围绕着孩子，受害者很难完全摆脱家暴者。这就是为什么好不容易离了婚，女主角还是活在前夫的控制之下。

影院中，我听见有观众低声说：“这电影，看了以后更没人敢结婚要孩子了”——我想，这并不是这部电影试图造成的对立之意，只是我们为何一定要在错误的逻辑之下，为着错误的目的而结婚生子？作为一个母系氏族的爱好与研究者，深究之下，会发现父权社会并没有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或顺应人性，反而体制化了《性别打结》中所说的“恐惧-控制关系”，和《性政治》中所说的“支配-从属关系”。

许多人相信“存在即合理”，现状一定是所有可能性中最为正当合理的一种，因此父权社会也必然是“存在即合理”，其实这完全是误解了黑格尔的本意来为现存的一切辩护，因为“存在即合理”指的是任何一件事情成为现状后，无论其本身多么荒诞无理，我们人类的大脑也能够动用“理智”去寻找其看似的“合理性”，因此理智其实是从属性、工具性、依附性的。

批评家乔纳森·卡纳指出，从《圣经》中亚当的肋骨造出夏娃的典故，便在西方的哲学世界延伸出无尽的男女二元对立。而实际上，用男人的肋骨造成女人，也能意图说明女人是造物主的最后一件作品，甚至比男性的设计更为登峰造极；即使从神话传说的意义上，也并非是为了证明女人生来就是男人的附属品。

专偶制（一夫一妻、一夫多妻）家庭是与父权同时建立的，财产由家庭专有而非社区共有。其逻辑是：男性成为家庭主导，女性与孩子成为男性的财产，为了控制财产所有权和消除（仅对男性存在的）不确定性，男性会采用暴力手段，“杀首子”就是典型例子。为了维护以男性家长为主体所形成家庭的财产关系，无数围绕着女性的禁忌被设立，围绕着孩子所属权的争夺也成为了父权的重心。

电影中的前夫对女主角进行侵犯时说：“再生一个孩子就好了”——通过异化女性与孩子之间自然流淌的关系，使得女性生孩子的意义被扭曲成为了满足男性、维护婚姻的手段，同时也贬低女性与孩子之间的亲近关系，如“长于妇人之手”之言等。而对母亲来说，她们宁愿不要家庭，不要男方，不要婚姻财产，也不能失去孩子，正如女主角在电影里反复说“房子车子都可以给他，我只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而若父权制成为透明的，我们能看见，女性天生掌握着生育能力以养育渴望，出于爱想要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无论贴上多少概念，母爱也难以被蒙蔽。而父权社会是对这一天性的规训与改造：男人爱孩子少有如女性那般，他们更需要的是私有财产的家庭继承人，而由于无法确定孩子100%是自己的，便需要采用种种暴力手段来试图消除这一不确定性，因此把控制在家庭范围内延伸——当然，家庭中的暴力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而针对女性的暴力也并非只见于家庭中，两者的概念并非完全重合，在此暂不进行详细的区分与分析。

从共享到独占，并歌颂对于许多事物的独占欲和私有权，这便是一个小家庭形成的经济心理学。在母系社会中，所有的孩子都由社区中的女人们共同抚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父权社会建立在男性与另一个男性（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女人和孩子）间的竞争或合作关系上的。因此，恩格斯曾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或许看完这部电影，我们也能更好地思考围绕着父权制而形成的许多常规，习俗与惯性。更重要的是去思考，以暴力和控制作为核心逻辑的社会文明，真的还能延续吗？

当然，本片的不足也很明显，譬如人物塑造的不真实。出于本片在立意上渴望造成的社会反响与改变，势必要清晰明了地触及更多人，因此伴随着法庭戏的种种关于家暴的说教与宣言，在我看来并非难以忍受。然而女主角确实像是传达道理的工具人，之前所受的种种苦难，只是为了告诉大家“你们别学我”“你们别成为我”——可是，在一个处处不支持她的社会里，她到底错在哪里呢？大家不应该学的，不应该成为的，难道不是她前夫和前夫家长那样的人吗？一个家庭的毁灭，并非是这个女人的责任。

在剧情里，孩子们对爸爸的迷恋、非要和爸爸在一起的多处吵闹戏，深究起来也不合逻辑。孩子即使不如成年人能说会道，在情绪上却是极度敏感的。生活在一个弥漫着暴力氛围的家庭，与母亲心意相通的孩子们，不可能一直察觉不到母亲面对父亲时的恐惧，还非要妈妈去和爸爸待在一起。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中，任何一个察觉到了父亲以暴力形式伤害过母亲的小孩，无论男女，都很少可能会站在父亲这边，就像我们都听过周杰伦在《爸我回来了》里唱：“不要再这样打我妈妈，难道你手不会痛吗？”

最令人汗颜的实属与女律师相关的戏份。一位刚出社会的菜鸟女律师，在业务知识上不够了解，在社会经验上也不够成熟，更糟糕的是连正义感也摇摇摆摆，甚至缺乏《legal high》中新垣结衣所扮演的新人律师那样青涩的热血。她身为女性，却对自己的女客户缺乏理解与尊重；打着离婚的案子，却在谈心时“可爱”地询问女主角，到底如何判断一个男人值得相信，值得嫁；她不能诚心帮当事人解决问题，不能共情她的难言之隐，却以“律师”的身份反复与她赌气，一会儿让她“现实一点儿”，一会儿让她“能不能不要那么现实”，这不仅是对于离婚案件的理解不够成熟，而是人设前后矛盾，失去重心。

两位女性的“互相救赎”，本应成为本片亮点，看完后却令人气不打一处来。或许，在影片所讲述的20年前，确实常常会有比片中更不负责任的律所。但当女律师既无法律的专业性，还需要当事人大姐姐照顾她“京漂”的生活，影片里试图刻画两人间别别扭扭的“姐妹情”，确实立不住脚，就仿佛女主角只是以身作则，给女律师和广大蒙昧群众上了一节悲痛的课，确实是“好惨一女的”。

电影只是电影。即使电影不完美，我们也应正视家暴的议题。暴力与父权是一种平等的压迫，它按照性别进行身份、行为与心理的塑造，让我们扮演受害者、施害者，又常常身份互换。回到现实生活中，愿人人都能免于暴力而生活，且彼此帮助彼此，以从种种或隐蔽或明显的控制中，早日脱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北方公园NorthPark （ID：northpark2018），作者：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