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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01 08:10

沉迷电子屏幕的时代,人类如何审视彼此的距离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港书评 (ID:jbsgsp),作者:叶克飞, 编辑:罗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本文探讨了现代人在电子屏幕时代如何审视彼此的距离感,从历史和社会角度分析了私密感的重要性以及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界限问题。

• 文章从历史角度解释了私密感的发展,以及现代城市化对私密感的影响。

• 作者引用了德国学者斯文娅·弗拉斯珀勒的观点,探讨了敏感性和自我保护的关系。

• 文章提到了人类敏感性的四个维度:身体、心理、道德和审美,并分析了敏感性与韧性的关系。

现代人说起家居环境乃至生活,“私密感”是个非常重要的词,人们将“私人空间”视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个体的基本权利。


这是因为在人类步入近现代文明社会之前,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可言,甚至连这样的概念都没有。只有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才会真正拥有私密感。


古代中国的家族概念就显然比小家庭更重要,大户人家一般是家族聚居,农村家庭也往往以家族作为村落聚居的基础。在这种状态下,小家庭的私密性很弱,个体的私密性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城市,平民聚居区的私密性也几近于无。


真正让中国人认识到“私密感”之可贵的,是现代城市的那些标配,比如公寓。张爱玲就曾写道:“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


西方世界同样如此,哪怕到了19世纪,贫穷人家的居住状况仍然极其恶劣,住处既没有水,也没有下水道等卫生设施,几乎没有家具,用品也寥寥无几。直至20世纪初,情况才迅速改善,也越来越贴近现代社会的住宅格局,越来越有私密性。


私密感不仅仅体现于家居层面,也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现代社会的人际相处,“保持界限感”一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标准。不过物极必反,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到来后,人们沉浸于电子屏幕,越来越无暇感知他人与环境。


人该如何调整限度、设定生活的边界?德国学者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与自我》中提到,种种冲突的核心,在于自我和社会的日益敏感化。


在现实中,“敏感”是一个时常被人们误解甚至歪曲的词,“你太敏感”往往是一种批评,“钝感力”一词反而成了正面引导,一度流行。但从生物进化角度而言,敏感是人类生存的关键特质,敏感指数高的人才能够在残酷生存环境中存活下来,反应迟钝者则会被淘汰。比如面对猛兽等危险时,敏感的人能更快发现危险临近,提早应对。只不过,过度敏感也有可能加剧各种冲突,这就需要人们控制敏感的界限。


斯文娅·弗拉斯珀勒正是以“界限”为准则,围绕身体、心理、道德、审美四个维度,介绍了从中世纪早期到现代的敏感发展史,结合不同时代哲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对敏感的讨论,涉及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史、尼采和列维纳斯的哲学观、卢梭和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弗洛伊德的创伤分析、巴特勒的语言行事观、托克维尔和罗尔斯的平等观等,分析当下的创伤、语言伤害、性别问题、同情的限度以及高敏感性人群,引导人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分裂社会的身份政治。


《敏感与自我》

[德]斯文娅·弗拉斯珀勒 著

许一诺 / 包向飞 译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4月


一、现代人的“敏感”程度越来越高


现代人的空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经过了一次次关于个人权利的斗争。《敏感与自我》中写道,这种个人保护空间的每一次扩张,也使得“对‘不怀好意的接近’的身体感觉发生着变化”。伊丽莎白·冯·塔登在《无接触社会》中也曾写道:“如今,西方社会的人们在距离最近的人体不到45厘米时就会感到害怕。因此,当一个陌生人靠近大约半米以内的时候,‘不怀好意的侵入感’就出现了。任何跨越这一无形边界的人,都被认为是不尊重人的,至少是不令人愉快的,甚至是有威胁的。” 


然而,这种感知不仅是由于文明化进程带来的保持距离的意愿,也不仅来自现代对于公民权利的建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像每只狗被同伴从后面触碰到时都会吓一跳一样,人类也有灵敏的警告传感器。根据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说法,警告传感器有着人类学的起源。


1920年,弗洛伊德就曾在论文《超越快乐原则》中将有机体想象成“易受刺激的小囊泡”。这是因为当时“一战”刚刚结束,许多人患上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创伤性神经症”的疾病。它发生在“严重的外力冲击、火车相撞,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其结果是普遍的“精神表现的减弱和失常”。


其中“战争神经症”的独特之处在于,相关的临床症状有时“不借助于严重的外力”就能出现。弗洛伊德试图借助小囊泡来解释这一切,在正常情况下,小囊泡受到“外皮”的保护,可以抑制和过滤外部刺激,使其内部保持安全,这也可以视为“敏感”的机制。敏感性并非单向的,而是分为向外和向内、连接和分离、解放和压迫等两个方向的形态。


如果再向上追溯,人类的敏感性可以在古代人类行为学中找到线索。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追溯了人类行为的转变,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逐步增强的纪律约束,最初表现为吃饭和睡觉时的纪律,后来发展成复杂社会情景下的约束。这种纪律约束使人类行为越来越文雅精致,也使得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越界行为明显地越来越敏感。


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精致化的基本方法是“抑制本能”、“情感调节”、形成有自控力的超我。换句话说,为了变得敏感,我们必须驯服自己,“将外部强迫转化为自我强迫”,并形成有调节能力的羞耻感和尴尬感。


《文明的进程 :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王佩莉 / 袁志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换言之,“敏感化”是一种去野蛮暴力化的过程,迫使人们规范自身行为。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所谓“文明”,正是一个规范自身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依托的救赎个人的敏感和由此而来的羞耻感。之所以“不要脸”等于“不文明”,恰恰是因为敏感值太低,缺乏耻感。


二、人类的四种敏感性


《敏感与自我》将人类的敏感分为四个维度:身体、心理、道德和审美。


身体的敏感性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并逐渐引申至个体的自我要求。人类的饮食习惯和礼仪等社会行为都被规范,人们也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尊重对方的空间。但它也有“副产品”,比如某些人对身材过于敏感,因此就会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去苛求他人。


心理的敏感性见证着人自身的脆弱,心理创伤在现代社会愈发受到重视。人们对痛苦越恐惧,也就越敏感于各种心灵的触碰。


道德的敏感性在社会许多层面都有呈现,最典型的是弱势群体的表达过程。比如某些被侵犯的女性因为有“不干净”的耻感而羞于报案,就是一种内心的道德敏感。道德敏感也有外部呈现,某些人对“完美受害者”的苛求,就是一种施加于他人的道德敏感。


审美的敏感性,使得人们产生各种共情。书中写道,平等正是来自共情行为的体验。卢梭就认为,同情其他生物的能力是善的决定性驱动力,是人和动物天生就具备的,他与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将“敏感性”衍生的共情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


但共情未必是一定是好事,更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进步。一个共情能力极高的人,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他人的情绪和痛苦,但若他没有足够高的道德感,甚至有反社会人格时,反而会在这种他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和享受。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共情时常可见,最明显的就是残酷的战争,战争狂人们并非无法感知受害者的痛苦,但他们以此为乐。


弗洛伊德就曾写道,“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通常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一切都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处理令人厌恶的一面,取决于此人是否和以何种方式约束、转化、吸收自身的冲动秉性。人们对文明的服从,对道德的强调,本质上都是脆弱的,但战争却是一个机会,让那些被压抑的本能释放出来。


三、脆弱与坚韧,中间有一条线


现代人对“敏感”的批评,往往是因为它会产生脆弱,毕竟人的承压能力有限。相对于敏感和脆弱,许多人呼唤坚韧,推崇尼采那句“没有杀死他的东西,就会使他更加强大”,认为人必须消灭自身弱点。列维纳斯则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本质上是脆弱、有缺陷的存在,高度依赖爱和关怀,人无法消灭弱点,只能承认弱点并相互保护。


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反,但在《敏感与自我》中实现了殊途同归。因为在斯文娅·弗拉斯珀勒看来,韧性同样源于敏感。韧性被视为一种好的品质,可以帮助人们提高抗压能力。尼采所强调的心理韧性,是人们应该欢迎那些伤痛,将之作为命运纳入自我人生,提高对这类事件的敏感性,从而构建内心的“反脆弱系统”。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理论与列维纳斯的看法仅仅存在路径上的不同,最终都要通过人内心的实际行动去渡过难关。


斯文娅·弗拉斯珀勒还认为,敏感与韧性都不可绝对化。她写道:“从普遍和广泛的意义上说,敏感性和韧性之间的关系,要比乍看起来辩证得多,这一点在文明进程中也有体现。城市化和机械化使人们变得过于敏感且易受刺激,而他们的保护措施就是在心理上与各种刺激隔绝。”


“在经历了一个敏感化阶段之后,现代人的敏感性正在减弱,持续的过度刺激最终导致了迟钝”这句话,在当下可谓十分贴切,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用眼角余光去感知他们的环境,而是牢牢地盯着他们的智能手机屏幕,过度刺激和去敏感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四、敏感的人比“能忍”的人,更适合文明进程


在现实中,很多人都会发现一个倾向: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们对社会事务就越挑剔,越是贫穷的地方,人们就越冷漠麻木。如果将之全部归咎于地域性,显然没有触及本质。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有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他在进行了跨洋长途异域观察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特权越稀少、越微不足道,人们对于特权的憎恶反而能强烈。如果所有的社会条件都是不平等的,那么无论多么大的不平等都不会冒犯到看客的眼睛。相反地,当社会条件处处都平等时,极小的差异都会令人反感。社会平等越是全方位地取得进步,微小的不平等的景象就越令人难以忍受。”


《敏感与自我》引用了这一理论,指出人的生活条件越好,敏感度就越高,因此会对不平等的事情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感。反过来说,一个地方的人对痛苦的恐惧越大,往往就越舒适和安全,因为他们的敏感会让他们迅速感知各种隐患。


书中写道:“如果广泛地审查有冒犯性风险的词语(不考虑上下文就剔除这些词语),如果题材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的展览无法举行,如果人们因发表了所谓的‘冒犯性言论’而丢了工作,那么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就处于危险之中。说得夸张一些,人或许会成为一个开放的伤口,这样的话,社会就不能让它暴露在任何感染的危险之中,要求机构和国家控制的呼声也相应地变得更高。这会导致另一个极端。”


当然,这种敏感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大众媒体过度强调微小风险,哲学家奥多·马夸德一度称之为“豌豆公主综合征”,即危险越少,恐惧反而越多。这导致许多人开始滥用“创伤”的概念,向外部寻找痛苦的原因,以保护敏感的自己。


敏感的限度也意味着距离感的界限,书中引用了“你的自由结束之处,正是我的自由开始之处”这一自由主义原则,它正是公民权利和距离感的诠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港书评 (ID:jbsgsp),作者:叶克飞, 编辑: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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