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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作者:李愚(文化评论者),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二姨每每跟母亲通电话,一半时间都在吐槽表姐。
表姐1982年出生,离异,有一个读初二的孩子。她中专学历,结婚前做过酒店服务员、导游、私立幼儿园教师。离异后带着孩子住进二姨家,原本的婚姻一穷二白,离婚时也分不到什么财产。
离婚前表姐有几年没工作,现在想找好一点的工作处处碰壁,只能到超市里做服务员。一个月工资3000元。二姨、二姨夫是退休职工,退休金加起来每月5000元。
去年二姨出了车祸,花了几万块,看着表姐一直攒不下钱(主要用于孩子的兴趣班),房贷、物业、买菜、宽带费等都需要帮忙,二姨意见很大,抱怨自己命太苦:难道,孩子得从小养到大?
像二姨这样被“啃老”的老人,在当今城市社会时常可见。
“被迫啃老”
有必要先厘清一下“啃老”的定义。
以往大家倾向于认为啃老的人“前途一片昏暗,父母工作辛苦,自己四肢健全,眼高手低,却甘于腐烂在家中,像蚂蝗一样吸长辈血。”
这样的人很难得到太多同情,因为他们有能力而不奋斗。
笔者这里谈及的“啃老”,主要是指那些也想努力改变现状,但因无收入或收入低,不得不依赖父母接济的人。这是一种“被迫啃老”。
“被迫啃老”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城市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工作,或者打零工、工资太低,住在家里,由父母补贴开支。
一类是农村出生但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租房(或在父母补贴下买房),虽有一份工作,但工资很难养活自己,由父母补贴。
还有一类,是农村出生且仍居住在村里的年轻人:种地或经营小本生意,收入太低,仍需要父母做工赚钱补贴。
大部分父母还是愿意给孩子一定经济帮助的。中国观念里的“家庭”并非西方后工业社会只包含亲子两代人的概念,而是多代的大家族。子女成年后,父母仍视之为家庭的一部分,家庭经济不会区分得很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啃老”是以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家庭结构观念来衡量中式家庭里的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中,代际之间联系紧密,互相之间有很强的责任感:父母倾其所有帮助子女,即使子女已经成年;反过来,在父母老去之后,子女也受到传统孝道的约束和影响,努力恪守“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的义务。就是俗话所说的“养儿防老”。
费孝通将中国的代际关系与西方代际关系分别概括为“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
反馈模式是上一代抚育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接力模式中,父母对子女有抚育义务,子女长大成人后却不一定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他们只对自己的下一代承担养育之责。
但现在,“反馈模式”缺失了循环的一半:父母仍在支持子女,子女却不能回馈父母。
这就是命?
二姨之所以一直抱怨,就是因为她单方面在付出,表姐压根就指望不上。
这是很现实的考量:孩子连自个儿都养不活,还指望给自己养老?
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依靠自己养老。中国当前调查数据并不多,但同样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日韩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数据表明,韩国老人更多是依靠养老金而不是自己的子女。每10位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中,只有1位(10%)主要靠子女的帮助解决经济问题,与2010年的25%相比大幅下降;与此同时,超过一半的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完全依靠自己的生活费。
由于养老金不足,日本银发族出现就业潮。很多年事已高的老年人从事出租车司机、停车场指挥员、商场治安员、超市理货员等底层低收入职业,年过八旬的老人仍在工作也不少见。
▲ 由于养老金不足,日本的老人被迫“再就业”。 © 香港01
福利体系更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在“未富先老”的中国,老年人的处境会更难。2020年,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3.5%,每7~8个人里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
这些老人靠谁养?
笔者老家在闽南农村,母亲跟我住在城里,村里老人有白事,母亲就会回去帮忙,并常常感慨:生孩子真是没用啊,不少老人都是在家里走的,家中没年轻人,往几十公里外的市区医院都没法送,甚至有的老人走了,子女才“舍得”放下城里的工作,匆忙赶回来。
母亲怪年轻人不孝,但也知道年轻人的难处。农村年轻人在城市里打拼,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或有心无力,或鞭长莫及,或出于很现实的考量,最终牺牲了老年人的权益。母亲也只能归结为“这就是命!”
让老人们惶恐的是,已不指望孩子来养老了,孩子还要来啃老,“压榨”他们的养老储备。
有条件支援子女的父母,只能一边帮着,一边怨着。我们小区的王阿姨和丈夫都从报社事业编退休了,两个人一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13000元,很早就在所在的三线城市里买了三套房。独生子在上海打拼,拿到上海户口,要结婚买房,两位老人二话不说卖掉一套房,还拿出150万的现金,给儿子凑了300多万元的首付。
王阿姨没指望孩子养老,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一年到头就回来一次。她想着名下还有两套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加上可观的养老金,老年生活还有保障。无奈儿子经常以生活压力太大为由要求她支援,甚至提出把另外一套房也卖掉。王阿姨虽不同意,但还是每月给儿子打5000元的生活费。
更多的老人并无王阿姨的经济能力,当孩子伸出手,他们只能“重出江湖”,但所谓的职场,也只是打打零工。
就像二姨,也曾帮小区里的双职工父母看小孩。两三个月后,快70岁的二姨就觉得身体受不了,孩子实在太闹腾。二姨夫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曾晚上出去载客。但70岁风烛残年的老人,基本也拉不到客人。
农村老家的一个堂叔公就更为不幸。他有一个独生子,在村里接一些水电安装的零工活,两个孙辈读书还需要堂叔公接济。堂叔公做了一辈子水泥工,70多岁还去农村的工地上帮人家当监工,一次不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人直接就没了。
每每村里人提及此事,说的还是那几个字:“这就是命啊!”
深陷“泥淖”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已经很努力工作了,却很难做到经济独立。跟老一辈相比,这一代年轻人也许经受着更大的时代转折之痛。
刘亚林(化名)去年就从某普通一本高校的中文系专业毕业,至今没找到理想工作,只能“暂时啃老”。他的功课其实不错,但一开始瞄准的国企、电信、银行等相关岗位,来应聘的都是一堆硕士,他只能在家准备新一轮的国考与省考。
有这么一个说法:“‘后文革红利’‘市场化红利’和‘转轨红利’,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三大‘红利’潮。赶上‘后文革红利’升官,赶上‘市场化红利’发财,赶上‘转轨红利’有不动产。”等到这一代年轻人进入社会时,这些红利都已经消失了,而当GDP增速减缓时,可能要付出双倍努力。
2009年,笔者曾去新东方教了一整年的中学全科。当时课程火爆,教师供不应求,一到周末课都排满,月收入两万元以上。中学全科的老师主要是名校毕业的学生,北大清华都有,身边人也不会觉得去新东方这样的民办机构是屈才,因为月薪两三万起步,在当时颇为可观。2021年取消课外培训后,新东方大幅裁员,包括一位留在里面的前同事。她说,从没想过自己会是这么失业的,收入一下子断了,房贷又如此高昂,全靠丈夫一人不现实,也只能考虑一下短时间啃老了。
一边是时代的变量直接导致好工作稀缺、年轻人的上升变得困难;另一边则是大城市里生活成本高昂。比如在北京,有多少外乡年轻人没吃过租房的苦头?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居民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6356元/月。但2021年8月,北京平均租金112.5元/月/平米,租一个50平的房子,一个月租金就要5625元,这意味着,想要“豪气”租个50平的房子,88%的可支配收入都要拿来交房租,更不说其他日常开支。
如果是租房一族,且薪资待遇不高,那么在大城市的头几年,想要相对体面地生活下来,多少需要接受父母的接济。这种“不得不”,就像脚踩泥淖,总觉得可以拔出来,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时还越陷越深。
有限资源流向下一代?
年轻人啃老,或许正成为世界性趋势。
2019年韩国有314万名成年人“啃老”,其中20~29岁的年轻人,每10人中就有4人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日本内阁府发布的调查显示,日本40~46岁的“蛰居族”估计达到61.3万人,甚至超过了15~39岁年龄段的54.1万人。日本还出现了“8050”现象,意为80岁的父母照顾50岁的子女,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即使在西方后工业社会,这种现象也在加剧。2020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该国18~29岁的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年龄段高达52%的人与父母同住,创大萧条时代以来最高纪录,啃老年轻人总数高达2660万,超过了大萧条时代的峰值。
法国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法国18~24岁的年轻人中,70%需要父母财物援助才能度日;意大利20~24岁青年人群中尼特族(“不就业、不上学、不受训”的“三不青年”,英文缩写是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比例高达29.1%;26%的澳大利亚家庭中居住有一名成年子女……
不过,在西方的“接力模式”下,年轻人啃老“有限度”。国民福利本身不错,多数父母是在不过分影响自己生活的背景下支援。
中国的“反馈模式”虽有所松绑,但父母仍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尤其是许多农村父母,对儿子倾其所有,也依然对儿子承担着“无限责任”。
我们愿意相信年轻人有孝心。但人性脆弱,有时“不孝”,是因为处境艰难必须做出抉择,比如有限的资源,是留给自己,留给孩子,还是留给父母?
无论是我的二姨还是小区的王阿姨,她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儿女只会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孙辈身上。送孩子去补习班很大方,带父母看一次病就担心医药费。
年轻人尚可以啃老,老年人又能“啃”谁呢?
“现在最怕遇到个什么大病,那就只能等死了。”二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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