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许知远可能会相当欣赏的文章——美国理性衰微史

虎嗅注：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政见CNPolitics（ID：cnpolitics2011），原文标题《

美国理性衰微史｜大西洋月刊译文》，原文作者：库尔特·安德森，这篇文章所探讨的、关于二战以来美国社会非理性力量的增长史，可能是今天在舆论风口浪尖上的许知远老师会赞同的。

【编者按】

本文英文原文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 原载于《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作者库尔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国小说家，也是公共电台国际公司和WNYC共同制作的、获“皮博迪奖” 的广播节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选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书。全书将于9月份由兰登书屋发行。

本文为《大西洋月刊》官方授权翻译版本，译者杨刁刁、张拓木、张海云、华思睿、Xujun Eberlein，校对李雅坤。

点击这里，阅读英文原文。

【译者导读】 

美国从二战以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龙头与政治引领地位。然而在表面的繁荣下隐藏着什么样的暗流呢? 动荡的大选以后, 许多人哀叹美国从上到下已经彻底失去对事实的敬畏，落入了“后真相时代”。

然而，历史从来都不是真相的独角戏。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所跟从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情感本身。恐惧、欲望、迷信、贪婪、短视、赌性，一次次战胜逻辑塑造着人们的思想；无论科学的推理，还是荒诞不经之谈，都成为认知判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推动着一个人，一群人和一国人的路程。 

耻辱常常阻碍我们直面自己的愚昧和偏见。这篇文章里，作者库尔特•安德森以坦诚的态度， 详实的史料，丰富的知识一步步梳理美国社会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宗教、玄学、奇谈、阴谋论等非理性的的力量如何此消彼张，理性光芒如日食一样暂时黯淡。扯开别人的遮羞布比扯开自己的容易；扯开整个社会的遮羞布的人往往面对的是愤怒而非感恩。作为个人，我们是否有能力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偏见与短视？作为社会，我们是否有勇气细剖口号式的冲动对现实的影响？

作者在这里对美国社会的批判既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此文可能会引起很多争议，然而理性的争论和思辨是我们所知唯一逼近真理的方式，那么就以此文为活水，或许有助于打开一条清澈的渠道。

库尔特·安德森/作者

“你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发明自己的事实。”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我们这个民族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波人，把幻象构建得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有诱惑力，如同真的可以生活在其中一样。”

——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图像：美国伪事件指南（1961）》

美国是从何时起与现实脱节的？

我最初意识到我们国家开始陷入奇谈怪论的泥潭是在2004年。那年，总统乔治·W·布什的政治操盘手卡尔·罗夫（Karl Rove）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词汇：“基于现实的社会”。他对记者说，在这些“基于现实的社会”里，人们“相信严谨地研究可观测的客观现实，就能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世界已经不是这样运转的了”。

一年之后，“科尔伯特报告”（The Colbert Report）开播。扮成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史蒂芬·科尔伯特在节目第一期最开始的几分钟里带来了一个固定栏目：“今日热门词汇”。他选择的第一个词是“似实”（“truthiness”）: “这样说吧，我敢肯定教条的‘词汇警察’，或者韦氏词典出版公司的的那些‘词汇达人‘会跟我说，‘打住！这根本不是一个词！’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拘泥于什么字典和参考书。那都是精英主义的玩意儿。只知道吹毛求疵，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什么事情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没有发生。大英百科全书是哪根葱？他凭什么告诉我巴拿马运河是1914年完工的？我就乐意让这个运河在1941年建成，那是我的权利。我从来不信书里说的；书里都是事实，没有真心...弟兄们，醒醒吧，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 那些用心思考的人和用脑子思考的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女士们，先生们，你发自肺腑的直觉，那才是真相的源泉。”

我暗想，哇，没错，这太对了。美国已经不是我年轻时候的美国；那时“似实”跟“基于现实的社会”这两个词就算有人当笑话说出来，也没人听得懂。我的童年属于六十年代。抛开那个年代的喧嚣与进步意义，在我看来六十年代也是 “似实”思潮的起始，如同宇宙大爆炸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六十年代可以算作一场全国精神大崩溃，我们极可能还没有跨过这个坎。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理性和非理性的两极之间。我们都有自己无法证明的直觉，和有悖常理的迷信。我的一些朋友是非常虔诚的教徒，还有一些朋友相信某些荒唐的阴谋论。然而，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任由主观践踏客观，思考行事时把个人观点和感受当作与事实一样可靠的依据，才是真正的问题。美国的建国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实验，基于启蒙时代的思想自由主张。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任何观点；而如今这场实验已经彻底失控。从一开始，这种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建筑在宏大的梦想上，甚至是史诗般的幻想上的；我们相信每个美国人都是神选之子，秉承上天的旨意来共同构建这个定制版乌托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照想象和意志重新打造自己。在如今的美国，启蒙运动中更煽动人心的一面已经吞噬了那些清醒、理性、实证的部分。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美国人逐渐迷醉于魔法玄学、毫无约束的相对主义、花哨的论证，以及其他各种大大小小让我们宽心，刺激，甚至是令我们恐惧的无稽之谈。这种趋势在过去五十年中愈演愈烈。并且，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这种奇怪的“新常态”本质上有多么出格。

与生活在其他发达社会的几亿人相比，我们美国人发自内心的相信超自然事件和奇迹，相信地球上有撒旦，相信有人最近往返于天堂和地球之间，还相信一个关于几千年前生命被瞬间创造出来的故事（注：指神创论）。

我们相信政府和其它势力合谋对我们隐藏了各种可怖惊人的真相，比如暗杀、外星人、艾滋病的起源、9·11恐袭、疫苗的危险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早已存在；在我们熟悉“后事实”和“后真相”等词语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我们选出一个对阴谋论来者不拒，搞不清孰真孰假，连现实的本质都糊里糊涂的总统之前，都早已存在。

我们早就穿过魔镜，跳进了爱丽丝奇幻世界里的兔子洞。美国已经变异成一个幻想世界。

这种对非真实的恣意放任的崇拜有多普遍？有多少美国人活在自己的另类现实中？虽说民调只能寥寥几笔大致反映民意，但过去二十年的大量民调研究已经基本和有效地展示出美国国民轻信假象跟妄想症的严重程度。依我看来，实打实相信真相的人在美国占少数，大约三分之一，但无论如何不会超过一半。比如说，我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圣经中的创世纪并不是上帝亲口讲述的故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相信心灵感应术和鬼魂。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相信现世间行走着天使和魔鬼。超过一半的人深信天堂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差不多的数量的人相信神有人形——不是什么模糊的非特定力，宇宙神灵，超常魔力，而是某个人。三分之一的人不只认为全球变暖不是什么大事，甚至还相信这是科学家、政府和记者集体编造的阴谋。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我们人类最早的祖先就是与我们同样的人类；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政府和大制药公司合伙掩藏了癌症自然疗法的证据；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外星生命曾造访地球，说不定此刻还在。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疫苗会导致自闭症，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赢了普选票。四分之一的人相信我们上一任总统有可能或者肯定曾是（一直是）撒旦本人。根据公共政策民调，百分之十五的人肯定“媒体或政府在电视信号里秘密加上了控制意念的技术”，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觉得有这个可能。四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女巫的存在。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样四分之一，或者稍少一些的人相信圣经里大部分都是神话故事和寓言——正好相当于相信美国政府官员合谋参与了9·11袭击的民众比例。

当我说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这个、四分之一的人相信那个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些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是同一群人。当然，各种无稽之谈的信徒群体们会有重合，并且谣言会在这些信徒群体里交互传播。譬如说，相信外星人访问地球和绑架地球人的那些人往往会相信政府对丑闻的大规模隐瞒，然后会进一步相信各种各样其他的阴谋论，最终这些都为相信世界末世即将到来奠定基础。

我们为何活成这个样子？

简单来说，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正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可以想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的观点和其他所有人的观点都是同等靠谱，甚至更靠谱，专家去死吧！一旦人们相信了这一点，就可以随便把世界搞个天翻地覆，孰因孰果全然可以不顾。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实作虚时虚亦实”。

“主流”这个词最近已经被彻底污名化，成为偏见、谎言和精英压迫的简称。讽刺的是，媒体、学界、政府、大公司、行业联盟，以及其他负责任的公共观点的来源，曾经一度是防止明目张胆的谎言与不加掩饰的荒谬任意妄行的社会力量和机构，却在过去几十年里开始纵容甚至助力各种无稽之谈。

美国某最著名大学附属医院之一的一位资深医师每天在他的电视节目上推广“神药”。有线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煞有介事地把美人鱼、怪兽、鬼魂和天使当真事介绍。当某个政治学教授攻击诸如“社会上存在一个界定真实性，理性标准的‘公共核心’，并且还有一套衡量逻辑与理性的标准”的观点时，他的同事们只会点头称是，然后拱手送他终身教职。曾经社会边边角角的观点被折叠进去占据了中心位置。非理性摇身一变，不但开始备受尊敬，甚至往往无法阻挡。

我们的整个社会环境和它各个相互重叠的部分——文化，宗教，政治，思想，心理——成为了让人大跌眼镜的谬论，半真半假的“似实”，以及骗人的玩意儿的温床。人们很容易就会滑下逻辑与理性的滑坡，被带到各种各样的煽动人心的的胡言乱语那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原本是社会中自然形成的逻辑理性滑坡好像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永久性，结构繁杂交错的雪橇滑道，然后特朗普就坐着高速雪橇在这个滑道上一路冲进了白宫。

所谓美国的“精神”总是分两种。我们有激情放纵，自由驰骋的的一面：美国人像是一群爱激动的赌徒，尤其容易轻信天花乱坠的好事。不过我们同时也保有清教徒与其世俗化后代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稳妥，勤劳，节俭，不酗酒，尊重常识。谁都爱做不靠谱的黄粱大梦，这跟人其它强有力的天性一样，适可而止就没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幻境与现实，疯狂与克制，轻信与怀疑的冲动之间，一直能够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两场历史性的转变导致了天平彻底倾向虚幻之境。第一个是六十年代前后崛起的思维方式的深刻转变；从那时开始，美国人脑内中枢操作系统增加了一条规则：爱干嘛干嘛，去找你自己的现实吧，反正一切都是相对的。

第二个转变是新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科技使披着真相外皮的虚构如虎添翼，不管是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宗教性的，还是与科学有关的。在互联网上十亿个网站中，任何奇谈怪论的信徒都能找到同道，分享各种歪曲拼凑的事实与带引号的“事实”来给彼此支持。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疯子们都互相隔离，这样想要一直保持对自己的那套另类现实的相信也并不容易。现在他们虔诚信仰的观点在整个网络世界铺天盖地，像真的新闻一样煞有介事。如今这些疯话看起来如真如实！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套量身定制版本的现实，可以相信我们想相信的任何东西，假装成我们想做的任何人。这样，现实和谎言之间的的边界可以更容易地被模糊和抹去。真相越来越机动灵活，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主观。谁不喜欢这种超级加强版的“自由”呢？就算我们恐惧也厌恶许多搭错神经的同胞使用这种自由的方式，我们也坚定地支持它。

这种真幻不辨，把荒谬当真理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但是我们毕竟是世界的熔炉和老大。我们一手发明了“魔幻-工业产业”；除了因贫穷或种种原因人民生活悲惨的国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民众高调地以超自然信仰为自己身份认同的核心。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美国例外论的反映。美国这个国家从来都非常独特；但是我们的唯一性已经大不相同。我们依旧富有而自由，依旧比任何国家都有影响力和强大，基本上是发达国家的代名词。但是我们一步步走向轻信谎言，罔顾事实，我行我素，甚至对现实本身无法确实地把握，我们其它卓越的国家特质已经被彻底淹没，把美国变成一个不那么发达的国家了。

人们会把特朗普现象——这种“后真相”、“另类事实”的时刻——看成某种令人费解的疯狂的美式新鲜事物。但现在发生的一切只是这种贯穿美国历史的美国例外论思维方式的一个终极引申和表现而已。

创建美国的，有真正的信仰者和充满激情的梦想家，也有坑蒙拐骗之徒和被他们骗的人，这是美国成功的原因；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群极易被奇谈怪论影响的人，从塞勒姆女巫案到约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开创摩门教，从P·T·巴纳姆（P.T. Barnum）到说呓语，从好莱坞到山达基教派再到阴谋论，从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到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到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到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到特朗普。换言之：把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宗教信仰掺在一起；把娱乐产业跟别的一切掺在一起；让这混合物发酵几个世纪，然后任其通过毫无约束的六十年代和网络时代。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现实和幻象在这里诡异而危险地界限模糊，融合交汇。

六十年代与理性之死的开始

对于六十年代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许多重构，我并不后悔，也并不反对。但在我们早已熟悉的许多好处之外，这些重构也附有许多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代价。

1962年，人们开始谈论“嬉皮士”；披头士刚刚发布第一首成名曲；肯·凯西（Ken Kesey）刚刚发表《飞跃疯人院》；哈佛心理学讲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正在把迷幻蘑菇和LSD 致幻剂发给他的研究生们。旧金山向南开三个小时，在风景如画的大苏尔（Big Sur）沿海峭壁边，一对年轻的斯坦福心理学毕业生创建了一所高校与智库结合的机构，并以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小部落命名。四十年之后，创始人之一如此回忆这家机构：

“在1968年，伊莎兰（Esalen）曾是青年反叛旋风的中心。它曾经的地位如同圣城麦加于伊斯兰文化。成百上千的年轻朝圣者来到伊莎兰，追寻超脱、超意识、致幻剂、性革命、邂逅、内心敏感、认识自己的身体、瑜伽——这些事情都是通过伊莎兰被筛进美国文化。到1966, 67乃至68年，伊莎兰已经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了。”

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辞。归根结底，伊莎兰基本上创造、发展，推广了一切可以被归类为新时代的现象。对不喜欢教堂或传统宗教却依旧相信超自然现象的人们来说，伊莎兰就是美国新宗教的梵蒂冈。出于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和对玄学的崇拜（以及按摩、热汤浴、做爱、以及在热汤浴里做爱，等等），这家机构重新定义了心理学，医药学和哲学。这是反宗教的宗教和无一滴科学的“科学”的大本营。伊莎兰的核心思想是对各种，尤其是对来自亚洲、美洲印第安人和萨满教传统的另类治疗手段和现实的另类解读极度宽容。不管什么无形能量、轮回转世、星盘，越异域越玄越无法证伪，越好。

伊莎兰成立前不久，它的创始人之一迪克·普赖斯（Dick Price）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并被强行送进一家私人精神科医院呆了一年。他的新机构抱有一种偏激的观点：人格分裂或者其他心理疾病都是正常世界给奇人和空想家们带上的枷锁，是强迫与控制的工具。这自然就是《飞跃疯人院》的主题思想。在精神病学领域，这个观点有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各自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自己离经叛道的宣言——R·D·莱恩（R.D.Laing）（《分裂的自我》）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精神疾病的神话》）。“疯狂”，莱恩在伊莎兰刚刚成立时说，“充满了解放和新生的可能性”。伊莎兰的创始人都是莱恩的忠实拥趸；这家机构也孕育了一系列把精神错乱等同为另一种看待现实方式的观点。

这些影响深远的评论，让“大部分科学理论不过是专制下压迫芸芸众生的邪恶阴谋”这种观点广为流传并受到尊重。精神疾病对萨斯和莱恩来说，都是“理论而非事实。”现在，这种观点成了任何用主观信条代替科学的人——无论是神创论者还是气候变化否定者还是狂热的反疫苗者——万能的标准论据。

年轻人总是认为宇宙围绕着他们旋转，就好像只有他们明白这世界。在他们大脑中主管理性和逻辑的前额叶发育完整之前，他们非常容易被幻想所支配。而在六十年代，整个宇宙都很合作：世界好像就是围着年轻人转的，它强化他们青春期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把自己个人重要性的幻觉当真，让他们对于瞬间转型和革命的幻想貌似有理。几乎一夜间，美国把它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年轻人身上，以及他们所相信的，所想象的和所期盼的。

如果说1962年是六十年代真正展开的年份，那么1969年则是这种新教义及其重要性被成年人认可的年份。逻辑和理性到头了。反文化运动释放的气息把老一代卫道士们，包括那些虔诚的教徒，吓坏了。他们还没太意识到另一场“大觉醒”（Great Awakening）正在美国进行，一种新的宗教正在矗立起来，其信徒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技术治国体制以外的道路朝觐圣城... 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句话出自1969年夏天，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艺术节之后三个星期出版的书《反文化运动的发端：反思技术治国体制及其对年轻一代的压迫》（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作者是时年35岁的湾区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他在这本书里首创了“反文化运动”这个词。罗斯扎克用了270页的篇幅夸奖年轻一代“勇敢地”抛弃专业知识和“我们文化中所有作为‘理性’和‘现实’而被看重的东西”（请注意这些吓人的引号）。在他看来，那些所谓的专家，说到底，不过是被“国家和/或企业体系收买了”。在“客观意识的神话”这一章里，作者争辩说科学其实不过是一个国教。他写道，为了创造“一个以非智力来判断真和善的新文化”，“必须要颠覆科学世界观及其对自我中心和大脑意识的根深蒂固的依赖”。他欢迎“对科学技术价值的彻底抛弃”。

那年夏天早些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同时也是天主教牧师）安德鲁·格里利（Andrew Greeley）警告《纽约时报杂志》的读者说，除了人们熟知的体现青年反叛的标志（蓄长发，性，毒品，音乐，抗议等等）之外，校园里最令人震惊的变化是反理性主义的兴起和神圣“神秘主义和魔法”的回归，超自然认知，通灵术，基于圣经启示录的邪教。有一次他在教室黑板上写了一个统计表格，他的一个学生惊叫道：“格里利先生，我发觉你是一个经验主义者！”

在1969-1970年之交，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位41岁的教授正在完成他的一本关于青年反文化运动的书。查尔斯·赖克（Charles Reich）曾经在最高法院担任过法官助理，并在美国超理性主义的大本营——耶鲁大学获得了终身教职。然而和年轻人交往后，他在中年顿悟而“叛教”。1966年，他开始给本科生教授一门“美国的个体”的研讨课，课上他布置了凯西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说作为读物。他决定在伯克利度过下一个夏天，也就是“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在返回纽黑文（New Haven）的途中，他经历了他的圣保罗式改宗，皈依了年青人的价值观。他在耶鲁的课程大受欢迎；最火热时有600人报名。1970年，《美国的青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成了纽约时报最畅销书（还有70页节选登载于《纽约客》杂志上被广为阅读），并在畅销书榜上待了近一年。

这本书卖了两百万册，我16岁那年也买了一本来读。现在重读这本书， 回忆起当年我有多么喜爱它，也强烈地提醒我自己年轻时的愚蠢。赖克是在无耻地不加批判地煽动像我这样的孩子的情绪。《美国的青化》可能是主流社会对新一代年轻人的虚荣和自以为是的最大的迎合。它内在的理论框架非常简单，恰到好处地推销对年轻读者的吹捧奉承：美国人中存在着三种“意识”，每一种“造就一个个体对现实的感知 ... 他的‘头脑’，他的生活方式”。“第一类意识”是那种老式的，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者，新的“公司国家”已经让这些人完全过时了——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你的祖父辈。“第二类意识”是那种胆怯的墨守成规的公司男男女女，他们的理性主义是公司国家设下的残暴的陷阱——这些人是你的父辈。

然后就是“第三类意识”，它“刚刚在美国的年轻一代中首次出现”，“在年轻一代中迅猛传播，越来越广，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到成年人群中”。如果你反对越战，随意着装，吸大麻，那你基本上肯定是第三类。仅仅只需要年轻，随意，不守规矩，你就是在开创一个新的乌托邦。

赖克夸奖新的“第三类意识”人群衣着的“乐趣和幽默感”，但他的书绝对是索然无趣的——因为它是在回应“当下最严重的不育危机，最黑暗的夜和最极端的危险”。阴谋主义泛滥，而赖克也上了这条船。在他看来，如果在其他各种不公正之上，“公司国家还添加了去人性化和压制”，那“它就快要摧毁生命中的所有意义和乐趣”了。赖克的魔幻式思维主要关心的是这场革命的结果。“美国的公司国家”造就了新一代的长发极端个体主义者。他们坚信自己的直觉，寻求自己的真相，“获得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都无法达到的成就。这台国家机器已经开始摧毁自己。”一旦每个人都开始穿李维斯并吸毒过瘾，旧时代的一切都会“直接被洪水卷走”。

当然，这种梦想里的必然和迫在眉睫的幸福激变并没有发生。国家机器并没有摧毁自己。但赖克的确说对了一半。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无法逆转了 … 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意识了”。他一厢情愿的想法错在，他以为一旦新一代感性的洪流冲垮堤坝以后，水流会朝同一个方向流动，创造出一个和平，合作，美妙的乌托邦新大陆，人们的心灵和头脑都如他那样变得进步，整个美国都变得像伯克利或佛蒙特州一样。然而，第三类意识仅仅是将美国带向无约束，后理性，后事实状态的海啸过后的第一波。赖克的信念是200年前启蒙时代理性主义者们愿望式思维谬误的逆向命题。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他的同道人认为，在思想完全自由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理性之路。多么美好的想法！

我还记得荒诞式信仰是如何在七十年代变成完全主流的。我那位不信教的母亲买了一本《植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来读。这部畅销书声称，植物是有感情的，可以是“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婚礼上的伴娘”；关于植物这些惊人的真相被食品药品管理局和农业企业压制了。我母亲并不相信这个阴谋论，但她开始和她的榕树对话，就好象和宠物对话一般。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纽约时报把这本书作为“荒诞之事摆脱卑微地位”的又一个典型例子。的确，主流出版商和媒体竞相把玄幻当作写实作品来推销出售。1975年出版的书包括一个能读心并且用意念弯勺的年轻人尤里·盖勒（Uri Geller）的自传，也包括哲学博士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的《生命之后的生命》（Life After Life），拿几十位濒死者的奇闻来证明来世的存在。这本书卖了几百万册，而此后不久国际濒死研究协会在耶鲁大学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在六十年代，学术界大批人偏离了他们传统上代表的逻辑和理性主义。很多先行者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他们的工作本是战后自满情绪的良好解药。问题正在于那个特定时期他们影响力的性质和广度，因为那时理论假说和模式似乎是人人可以参与的。就是说，这些先行者启发了学术界那些半吊子的偏执的追随者，他们的一些筛选过的论点在满世界传播： 所有对真理的接近，无论科学，寓言或宗教，都只不过是编出来为了人的需求和利益服务的故事；现实纯粹是一种社会构建，是一系列用于欺骗社会或部落成员的有用或者臆想的神话画面；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边界是互相渗透的，或许并不存在；那些疯狂的，迷信的，魔幻性思维的妄想，和西方科学和理性构建的事实同样合理。总之：你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几乎所有理论对错的可能性都差不多。

这种理念渗透到各个学术领域。196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美国出版了《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和莱恩对精神疾病概念的怀疑相呼应。到了七十年代，他争辩说，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真理权力结构”（regime of truth）——只不过是用别的方式施压而已。Foucault对理性的怀疑在美国学术界影响深广。

与此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托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两位教授于1966年发表了《现实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这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两位作者解释道，不仅神经正常不正常和科学真理都是精英们调配出来的浊酒，几乎所有别的理论都是如此。任何部落或社会的统治者不仅仅主宰习俗和法律，他们还主宰所有臣民的感知，真相由他们定义；为了创建这个所有人居住其间的无所不包的舞台布景，统治者最先使用的是粗糙的神话，然后是更缜密的宗教，最终是现代科学这“极端的一步”。“现实”？“知识”？伯杰和勒克曼写到，“如果要细究起来，我们每次提到这两个词的时候都应该加上引号。”“一个藏僧的‘真实’，对一个美国的商人来说未必‘真实’。”

当我18岁时第一次读到这些，我热爱这些引号。如果现实仅仅是威权设置规则而营造的结果，那任何人都可以——不，任何人都有义务——来构建他们自己的现实？这本书机缘巧合地成为了学术界内外奠基性的教科书。

学术界另一个更极端的凡真相皆平等理论的布道师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哲学教授保罗·费耶拉本德（Paul Feyerabend）。他最有名的书《反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理论大纲》（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出版于1975年。书中宣称，“理性主义是对上帝话语权力之信仰的世俗化形式”，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迷信”。

这本书的一次再版发布于创世论者通过立法要在公立学校的生物课上教创世纪的时候，书中费耶拉本德表示赞同这种做法。他拿创世论者和伽利略相提并论。他坚持说科学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信仰。他写道，“只有一个准则在任何情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被维护。这个准则就是：什么都可以。”

在人类学领域，异邦传统文化中新奇的魔法信仰成为主要研究课题。人类学被这种新的范式完全占领了——不评判，不怀疑，不要仗着你是教授就指手划脚。在那个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殖民主义在终结，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被供认不讳，美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挑起战火。我们凭什么瞧不起或拒绝承认这些民族的信仰？在六十年代，人类学认定各种神谕，占卜者，咒语和神器都不仅应该被尊重，而且提升到和理性与科学等同。如果所有关于现实的理解都是社会性的构建，尼日利亚的卡拉巴里（Kalabari）部落人的理解并不比大学教授的理解更随意或更基于信仰。

196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查尔斯·塔特（Charles Tart）做了一个实验。据他所写，“一个经常有灵魂脱窍经历的年轻女性”，并不是“声称”而是“确实有”这种经历。她在实验室里连着脑电图机睡了四晚。她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睡觉时把意念或者灵魂送出体外，去读取塔特放置在她床上方架子上一张纸片上的一个五位数字。他报告说她成功了。其他科学家认为这个实验和结果完全是虚假的，但塔特继续用了他整个职业生涯来证明对客观的追求是虚假的，魔法才是真实的。1972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同寻常的论文，抱怨科学界全然拒绝接受那些在磕药致幻时“获得的知识”。他不仅仅要求科学界严肃对待“狂喜，通神，其它‘维度’，升天，美丽，时空超越”的体验，还致力于达成那些体验。他坚称，“一个完美的科学理论也可以建立在非物质存在的数据之上”。科学方法的规则必须要修改。塔特认为，在新时代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必须在这种他所研究的改变后的意识状态，意即高潮或者幻觉时进行“采集数据”，“总结数据和理论推导”。塔特承认，他的这种研究的新形式，对于“互相自愿验证”存在问题，因为“只有在那个同样改变后的意识状态下的人们才能充分地互相交流”。塔特普及了“共识现实”（consensus reality）这个术语，旁人会简单称为现实（reality）。到1970年左右，在学术界这个词成为了永久性的跨学科的“艺术性术语”。后来，他放弃了中立性的伪装，开始把它叫做“恍惚共识”（consensus trance）——那些信奉逻辑和理性的人反而成了被蛊惑的受骗者，而不是他和他的信徒们。

即使是广受六十年代年轻左派热爱的社会批评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1969年也被他自己的学生吓坏了。“没有纯粹的知识”，他写道，“只有知识的社会学。他们学到的都是... 科学研究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赞助进行的，所以他们不认为有简单真相的存在。”

从那之后，相对主义，即认为不存在更正确或更真实的东西的观念，一直受到美国右派的公开谴责。保守派人士憎恶相对主义对各种老派而司空见惯的统治理念的侵蚀——某些（基于种族和性别的）特权，审美观，形而上学和绝对道德的概念。而一旦知识分子主流彻底接受有多种同时成立的现实和真相的可能，一旦从校园到整个文化领域，原有的检验和专家把关都被质疑，那么美国所有的“野蛮人“都能够争取自己的诉求被认真对待。保守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大学里的毫无节制的相对主义思潮不可能被隔离于校园内，而当这种思潮散布到整个美国以后，它助长了右翼的极端基督主义和各种疯狂——持枪权的歇斯底里，黑色直升机的阴谋论，对气候变化的否认，等等。“有用的笨蛋”（useful idiots）一词最初是被用来谴责自由派为了更左翼的信徒的利益服务。但在这里，后现代知识分子——后实证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社会建构主义者，后经验主义者，认识相对主义者，认知相对主义者，描述相对主义者——成为了对美国右翼最有成效的“有用的笨蛋”。“谁都知道，现实这个词带着自由派的味儿”，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有一次进入角色时说道；他在嘲讽今天右翼的信仰-特朗普-真相三级跳冲动。可是两边都没有注意到，极左精英里的一大部分和民粹的右派已经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七十年代的阴谋论和恐慌

当越战升级动荡的时候，反理性主义也兴旺起来。诺曼·梅勒在他关于1967年秋季华盛顿特区著名抗议活动的书《黑夜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中描述人们的口号（“魔鬼出去，出去——回到黑暗里，你这个撒旦的仆人！”），以及数百名示威者围成一圈，意图“形成一个驱魔环，足够强大到把五角大楼提升三百英尺”。他们希望大楼会“变成橙色，不断震荡，直到所有的邪恶都逃离这个悬浮的大楼。到那时越南的战争就会结束了。”

到六十年代末期，左翼的很多狂热份子都参与极端的魔幻型思维。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却并非如此。1962年，民主社会学生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采纳了由22岁的Tom Hayden撰写的奠基文件。这个宣言是天真，美好而理性的：谴责不平等，贫困，和“美国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它看到了工业自动化带来的潜在优缺点，宣布这个组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抵制”。

然后，平地一声雷，任何事情和每件事情都变成可信的。理性被随意抛弃了。反乌托邦和乌托邦的梦幻都似乎有了可能性。1969年，民主社会学生协会里最相信末日论也最有魅力的自称为天气人（weatherman）的支派，分裂出来并获得了所有的注意力。其成员相信他们和其他的年轻白人，将与黑人起义军并肩，成为新一场内战的先锋。他们发表声明：“革命的唯一道路是武装斗争”，“毒品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枪支和大麻在青年地下运动里联合起来”。然后新左派的分支们在七十年代初期制作并引爆了数千枚炸弹。

左翼人士并不是唯一失去理智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军队情报部门，以及城市警察局的官员们，认定了和平反战抗议者和校园左派一般都是危险的武装份子，于是扩大了那些用来监视、渗透和抹黑这些组织的秘密项目。这些反过来证实了在新左派里原本就存在的恐慌，加剧了其中那些狂人的革命妄想。在七十年代，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部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星门计划（Project Star Gate），来实验是否可以使用超感知觉来进行间谍活动。

极右派在六十年代也有过自己的辉煌时刻，其表现形式为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成立。伯奇协会的创建者认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内阁里都有一些“自觉自愿、尽心而忠诚于苏维埃阴谋的间谍”。该协会的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这些人是决意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由克里姆林宫绝对统治的、残暴的警察国家”。

以这种怒气冲冲又煞费心思的多疑看待世间万物的思维方式是在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之后开始蔓延到政治圈各党各派中的。在达拉斯发生的这个刺杀总统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脑子有毛病、一无所成的人提着邮购步枪干的？ 肯定是共产党人，或是中央情报局，或是伯奇协会的那些家伙们（Birchers），或是黑社会，或是几股势力联合阴谋策划了这一切，对吧？ 这种阴谋论思潮的兴起并没有立即引起社会注意。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肯尼迪）总统遇刺两年后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书中对这个思潮只用了两句话加一个脚注，说“对肯尼迪刺杀案的阴谋论解释” 在美国并不太“流行”。

煞费心思的偏执是极右伯奇派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毛病，而左派还需要些时间才能赶上他们。1964年，一位左翼美国作家出版了第一本关于JFK刺杀阴谋的书，声称德州的一名石油大亨是主谋。很快许多接蹱而来的新书就提出各种关于政府的官方调查如何忽视了暗藏阴谋的观点。其中一本书，左派律师马克·莱恩（Mark Lane）所著的《草率的判断》（Rush to Judgment），名列《纽约时报》最畅销书榜达六个月之久。之后，在1967年，新奥尔良地区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指控一名本地商人参与同性恋右翼势力暗杀肯尼迪的阴谋，说这个阴谋是“一个纳粹主义行动，其赞助者包括德克萨斯州的一些石油富翁”，并且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都参与共谋了对此案真相的掩盖。在NBC新闻台播出了一台调查节目反驳并揭露这种阴谋论不可信之后，加里森说那个节目是“思想控制”，明显是受NBC的母公司RCA指示而作的，而RCA是“十大国防承包商之一”，所以他们会“慌了手脚，因为我们正在揭露他们的骗局”。

这种关于JFK被刺杀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阴谋的说法于是成了美国社会大众常识的一部分。其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国人对于阴谋论的接受几乎成了条件反射。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讲的就是一个复杂的全球幻想故事，其中军国主义者、光明教会、还有大麻瘾君子都相互联系，而且偏执思维是正当的。该书获得美国1974年国家图书奖。阴谋成为高端好莱坞情节剧的前提，比如《唐人街》（Chinatown），《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暗杀十三招》（The Parallax View）和《秃鹰七十二小时》（Three Days of the Condor），这些电影都是在短短两年里相继问世的。当然，现实生活赋予了这些故事某种合理性。那时，关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组织对于左翼组织的渗透正在逐渐为人知晓，而水门事件及其事后掩盖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犯罪阴谋。之后的几十年里，从疯癫的少数右翼扩展到主流社会，很多人开始相信了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精英组成的网络，而这个网络旨在暗地建立一个恶势力世界政权。在左派中，妄想狂的阴谋论传播得不是那么广泛，那么深入，但左右两个阵营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相信一个极端强大的阴谋集团——其中包括国际组织，智囊团，大企业和政治家们——在秘密地统治美国。

左右两个阵营的阴谋论者表面上互相敌对，但开始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信奉相对主义的教授们助了那些否认科学的基督徒一臂之力，而六十年代反精神医学的狂热同时吸引了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有山达基教信奉者）。在左派人士加入之前，阴谋论主要是现代右翼的一种思维习惯。然而从七十年代起，认为联邦政府制定了秘密计划，要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拘留营的观念是先在左派中的偏执狂那里萌生的，然后才成为右派的标志性言论。

美国人开始觉得自己绝对有权相信任何事物，这是一个新现象。我敢肯定，七十年代关于UFO的报道的空前热潮并非是源于外星人在地球出现次数增多，而是因为美国人的轻信症和奇思异想突然脱缰的表现。我们想要信外星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就信了。然而，在这场对UFO的举国狂热中，出现了一系列细节详尽的故事, 不仅包括飞碟目击，还有UFO着陆并绑架地球人，更有关于政府对真相的掩盖以及与外星人的秘密星际联盟。这些故事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这就使这场狂热并不仅仅停留在奇闻轶事的层面，而是具有了历史重要性。这些对UFO故事的深信不疑播下了美国式无节制的阴谋论思维的种子，而这种思维最终在本世纪之交开始猖獗蔓延，害人非浅。

像这样一根筋的着迷通常会衍生出惊恐和希冀两种版本。人们对于外星来客的突然热衷也是如此。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时，关于外星来客的描述，包括在虚构的故事里，是轻松乐观的。比如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在《逍遥骑士》（Easy Rider）中扮演的角色在第一次嗑药飘飘欲仙时对于外星人的认真的描述，还有八年后《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处于故事情节核心的那些外星人。在1969年佐治亚州南部的一个晚上，也就是《逍遥骑士》上映那年，一位名叫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竞选州长的失败者看到天空中有一个月亮大小的白光在移动，看起来“没有任何固体形态”，并且“越来越近”，停住，变成蓝色，然后变红，最后又变回到白色，一阵风一般飞走了。

第一个影响很大的非虚构绑架故事出现在跟那些电影差不多同一时间。在一本畅销书中，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对夫妇相信，有天晚上，他们开着自己的雪佛兰轿车，看到天空中有一个明亮的物体，当时已是UFO迷的妻子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外星人派来的）航天器。之后她开始做遭到外星人绑架的恶梦，于是夫妇二人都去做了催眠。两人描述的关于绑架他们的外星人及其航天器的细节并不一致，并且他们的故事每次都有所不同。丈夫在催眠状态下对外星人的描述与在他催眠前刚在ABC上播出的《外星界限》（The Outer Limits）中某一集里出现的外星人惊人的相似。此后，催眠成为让那些相信他们遭遇到绑架（还有相信他们有前世记忆的，还有相信自己是邪魔的受害者的）的人回想起所谓的经历的标准做法。而这对夫妇的故事开创了绑架故事的标准模式：人型生物将你带上一艘航天器，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或用英语进行沟通，将长针插进你的身体来进行医学考查，然后放你走。

这对夫妻无疑虔诚地相信此事。虔诚的轻信者是容易上当的傻瓜，而在六十年代末，一个被定罪的小偷和贪污犯艾利希·冯·丹尼肯（Erich von Däniken）出版了《诸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一书，断定外星人帮助建造了埃及金字塔、巨石阵和复活岛上的巨石头像。此书及其众多续集卖出数千万册，在它基础上拍摄的纪录片在1970年攫取了巨大的票房收入。这时，与十年前，即六十年代的那些社会变动之前不同的是，美国人笃信冯·丹尼肯的瞎话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十年前NBC也不会用黄金时段播放这个纪录片的一小时版。话说到这里，我可以相当肯定地断言，要不是经过了这样的六十年代和半个七十年代，我们也不会把总统位置给了那样一个家伙，尤其是一个重生基督徒，还说他最近看到一个巨大的变色发光UFO在他附近盘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主观性迷雾

及至八十年代，社会看上去已或多或少地恢复正常。民权似乎是一个已完成的运动，越南战争也结束了，年轻人不再说成年人仅因为他们是成年人就毫无是处。不再有革命的威胁。性、毒品和摇滚成为平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八十年代起，爱美国、挣钱、成家立业不再是过时的东西。

文化和政治动乱的混乱感消散了——这使我们忽视了一切已经发生了的变化和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也忽视了幻想世界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新的常规状态。在1967年，或者1972年，让人感觉奇怪和令人惊异的东西，成了正常的现象，并且无处不在。

极端宗教和准宗教信仰与习俗，基督教和新纪元运动等等并没有消减，而是繁荣壮大了，还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相对主义盘踞了学术界，就象是获得了永久教职。米歇尔·福柯的对手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宣称理性主义是压迫者的工具而不再是认识世界的有效手段，毫无意义并注定失败，而他还因此成为美国知识界名人。换句话说，就像他在1986年写到的，“理论的秘密”——鲍德里亚的整个知识体系被简单地称为“理论”——“即真相并不存在”。

这种思维并不仅限于象牙塔里。知识界的这个新见解对于现在充斥整个美国人思维空间的主观性迷雾来说既是因又是果。六十年代后，真相成了相对的，批评等同于迫害，个人自由成为绝对的，每个人都有权随意相信或不相信。观点和事实之间的区别在多方面瓦解。

相信有巨大的秘密阴谋存在的人数大量增长，不管是基本不可能的还是根本不可能事件，并且相信这些说法的人从仅仅是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疯子扩展进入到了主流社会。

许多人宣布，他们有过奇妙的恐怖和冒险经历，被恶魔虐辱，被外星人绑架，而他们的说法开始被认真对待。一些社会机构，包括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者，学术界，宗教界，执法部门，都鼓励人们相信各种想象的创伤是真实的。

美国似乎并不像1970年左右那样奇怪而疯狂，但那是因为美国人已经对这些奇怪和疯狂视而不见。我们已经给各种异常都下了定义。正如文化评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悲叹电视频道以娱乐节目取代有意义的公共对话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处于一个自娱至死的过程中。

右派是如何变得比左派更脱离现实的

里根总统任期是似“实”而非和娱乐至上的成功典型。而在随后的90年代，危险而疯狂的愚蠢信念不断进入主流文化，总统级别的政治继续与幻想产业链融合。

1998年，当我们一了解到克林顿总统被白宫西厢的实习生口交时，他的受欢迎程度立马飙升。对此感到困惑的只有那些仍然认为政治是一个存在于娱乐之外的自治领域的人。美国政治在电视上发生; 它是一部电视剧，一部在真人秀充斥电视节目之前的真人秀。用一个刺激性的新情节线来提高现有电视剧的评分是一个早已有之的业界招数。观众已开始对克林顿政府感到无聊，而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情节副线让人们兴趣重生。

就在克林顿夫妇抵达华府之前，右派已经设法搞掉了用于避免广播和电视节目在意识形态上一边倒的联邦“公平原则”。在此之前，重量级的保守派媒体主要是两份杂志：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的双周刊《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以及月刊《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这两个杂志订阅量都很小。但是，“公平原则”被取消后，1988年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推出的全国性右翼广播节目得以任意发展，然后其它（右翼）媒体节目也迅速登台。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国性新闻媒体一直有追求和提供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内容的责任感，而不是鼓吹某一个真相，更不是虚构的信息了。随着“公平原则”的废除，一种新的美国式的的自由放任正式形成。如果我们接触的大众传媒中充斥着大量不正确的和荒谬的言论，那只是自由的代价。如果现在一些戾气十足的新闻评论员能够一直让他们的追随者保持怒气高涨的状态和作为乌泱泱暴民的兴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林博著名的每天三小时的脱口秀开始把社会政治的另类现实带给庞大的全国听众群。如果从前你对于世界的扭曲看法只能依靠偶尔的杂志或通讯简报来印证，现在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广播被钻入你的脑袋。随着林博脱口秀的迅速成功，1992年，节目制作人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以他为核心创建了一个联播电视节目。四年后，当NBC雇了另外一个人来创办一个新的有线新闻频道时，艾尔斯辞了NBC的工作的，去与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合作搞了一个自己的频道（注：即福克斯新闻）。

福克斯新闻把林博广播谈话节目里所描述的世界带入了全国性电视节目，为观众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浸入式宣传，而这对观众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环境。经过二十世纪的发展，电子化大众传媒本已成为民主社会的重要一环：向美国人提供一致公认的事实。而现在，电视和电台开始纵容甚至助力让美国的新闻环境倒退到美国几世纪前曾被视为正常现象的狭隘的、碎片的化、党派偏向性严重的那套做法。

然后是互联网的出现；即使没有以上别的事情发生，互联网最终也会使“公平原则”失效。在1994年，第一个现代垃圾邮件被发送到Usenet上，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全球警报：耶稣即将来临。” 之后一两年，民众学会了用万维网。自六十年代以来，火引子被收集起来，堆在一起，现在火柴被擦燃扔了进去。继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发生的变动之后，互联网可能最终永久性地破坏掉了美国在理性思维和魔幻思维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互联网之前，荒谬的想法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传播不了这样快这样广，所以理性和合理性占上风要容易得多。在互联网之前，将任何一个另类现实正规化制度化需要成百的全职斗士长期而艰苦的奋斗。然而，在这个数字时代，在幻想王国的每个部落，封邑，领地，和区域——每一个有台电脑能连网的怪胎——突然间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本事，能够说教、煽动、发动追随者，并且还能招募到更多的人。虚假的信念被表现得更像真实，更具感染力，如同一级级瀑布奔流而下，数以百万计的昏头昏脑的美国人在这个虚假现实里冲浪，戏水。

为什么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开始经常说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无权发明自己的事实？因为在那之前这是不争的真理，无需被讲出来。我们的思想市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是指数级的更大，更自由，这是事实。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过，他“宁要自由太多造成的不便，而不要自由太少”—— 因为在新的美国，“理性不被约束地、自由地打击”任何一种“错误观点”。但是，如果他和我们的其他启蒙时代的先人穿越到现时，他们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是矫枉过正了。理性仍然可以自由地打击非理性，但互联网将所有那些非理性和谬误的支持者们武装到从前难以想象的程度。尤其是对于美利坚民族，基于我们的历史与民族性，互联网的缺点至少与优点一样深刻。

上世纪90年代人们设计的互联网搜索的运行方式，也是现今信息和信条传播、上升和衰落的模式，是极端的民主化。互联网搜索的算法就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典型，也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至少是在数量上压倒良币。在互联网上，任何事实论断、信念或是理论的显著程度取决于数十亿搜索者的偏好。每次点击一个链接都相当于投票把它往搜索结果的上方顶。

煽动人心的谎言更容易在不断的投票中占优势，还会变得能自我证实。对几乎任何“另类”理论或是观念的搜索，都会引出更多链接指向忠实信徒的网页。这些结果霸占搜索结构的前几页，而指向有正当性的或者对这种理论质疑的网页却排在后面。比如说，从90年代起，阴谋论者相信凝结尾，也就是飞机引擎排气后水汽形成的细长的云，含有剧毒，认为这是政府测试武器、毒害公民或是缓解气候变迁的秘密计划，还把它改叫“化学凝结尾”。当我在谷歌上搜索“化学凝结尾”的证据时，前七个结果都给这个不存在的阴谋提供了所谓的“证据”。当我搜索政府隐瞒外星生物时，前三页只有一个结果没有链接到一篇支持阴谋论的文章上。

在有互联网之前，要想碰到那些伪装成令人信服真相的虚假或是疯狂的信息实非易事。而在今天，就如雪城大学教授迈克尔·巴肯（Michael Barkun）在2003年的著作《阴谋文化》（A Culture of Conspiracy）中写到的:

伪科学、政治阴谋论、神秘主义之类特定主题的领域并非互相孤立，他们是相互联系的。例如有人搜索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信息，也会很快找到反重力、永续能源、亚特兰蒂斯研究、治癌偏方和各种阴谋的资料。

这样各种阴谋论交互混杂的后果就是，当一个人进入这个信息系统，希望搜索某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很快就会接触到广泛的一系列其他领域受到污染的信息。这样，那些接触到某一种受到污染信息的人，也会了解到其他受污染的信息，这样的相互联系就意味着，受到污染的知识是一个统一整体，是一种另类的世界观，而不仅仅是一些彼此无关的想法。

学术研究显示，宗教和超自然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相信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重大事件是意外的或者随机的。就如耶鲁大学的一些认知科学的研究中所说，个人明确的对宗教和超自然信仰”是“某个人是否赋予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以特殊的意义”的最佳预测，也就是一个人“从能动性、目的性和计划性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的倾向。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这个国家是被全知全能的规划者和干预主义的管理者所激励和引导。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种特别的信仰也助长了人们对阴谋论的迷信。在最近的一份根据多年民调研究写出的《阴谋论和大众观点的偏执风格》研究报告中，芝加哥大学的两名政治科学家J·埃里克·奥利弗（J. Eric Oliver）和托马斯·J·伍德（Thomas J. Wood）肯定了这种美国独有的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倾向于将不明原因或是异乎寻常的事件归因于不可见而有目的性的力量”的人，以及容易相信“对于重要事件夸张的或者是耸人听闻的解释，特别是将历史事件与世间普遍存在的善恶争斗联系起来的人，也极其有可能支持阴谋论”。

幻想工业链的得胜

我十三岁时，和我保守派的爸爸一起看小威廉·F·巴克利的节目《战地前线》（Firing Line），参加了青少年共和党夏令营，还在1968年内布拉斯加州初选中，在奥马哈按照一位尼克松竞选团队先遣助选人员的要求，撕掉洛克菲勒和里根的竞选宣传标志。几年后，我成了麦戈文竞选团队的志愿者，但我依然在PBS上收看巴克利的节目，也很敬佩他。多年来，我还给一些竞选州和地方职位的共和党人投过票。现在，尽管我在政治问题上和那些偏右的朋友和亲戚意见相左，但我们在基本的现实框架上能保持一致。

我绝不是说左派的人总是非常严谨理性。很多左派也会在面对可疑却很有感召力的观点和不真实的消息时迷失自我。但在捕风捉影的政治内容上，两方相差悬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比起左派，美国与现实脱钩的右派变得更多也更有影响力。左派没有人能和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匹敌，更不用说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了。不仅如此，极右翼现在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美国政府机构。

为什么政治左派的有理性有头脑的人士和负责掌舵的领导者们依然能够基本把握他们追随者的方向，但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右派人士却把话语权输给了虚构事实的狂热信徒们呢？

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宗教。共和党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基督教化了。这个党现在就是美国白人基督徒的联盟，掩盖了内部教义和阶级上的差异。但诡异的是，现在共和党的的领导却是史上最不虔诚的总统之一。当一个政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持有更极端、更荒诞的超自然信仰时，这个政党就会越来越倾向于在政治中想当然，这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我怀疑共和党的精英刻意规划了他们当今政治联盟里经济和宗教两方面的协同效应。尽管目前中产和劳动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共和党人却对不断加剧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缺乏安全保障不屑一顾。缺乏经济保障与宗教虔诚程度正相关，并且在白人中，对宗教虔诚程度又与投票给共和党正相关。对于共和党政客和他们越来越富的金主来说，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利的良性循环，而非恶性循环。

撇开宗教不谈，对于某些阴谋论信仰的研究一次次地证明，在美国，右翼的狂热阴谋论者远远多于左翼。在过去的60年里，只有美国右翼拥有一个庞大且有组织的秉承偏执阴谋论主义的派别。作为其中的先驱，约翰·伯奇协会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荒诞虚构的模式和好战的气质却在其他不同的组织旗下得以延续。当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1964年作为右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他不得不收敛起伯奇一派的狂热，但到了1979年，在他的回忆录《毫无歉意》（With No Apologies）中，他却肆无忌惮地宣扬一个全球主义阴谋的存在，这个阴谋一直在“追求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还有即将到来的“奴隶制时期”；他还写到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有一个“世界大一统”的秘密政治目标；还有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控制美国政权”的计划。右翼人士有三代人对这样的理论耳濡目染，这种原本是政治禁忌一波一波地渗透进保守主义的主流，渐为人所熟知，不再显得那么荒诞不经。你相信“一股具有全球主义政治目标的秘密精英力量正在谋划通过一个全球专制政府来最终统治世界”吗？根据公共政策民调，34%的共和党选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到七十年代，以现实为准绳的左翼多少算是取得了胜利：美国从越南撤军，民权运动，环境保护法案，不断增强的女性法律和文化地位平等，合法堕胎，凯恩斯经济学的成功。

但随后右派也想要得到自己的机会上台。右派基本上接受了种族和性别平等，也被迫在社会福利、政府管制、以及“大政府”的环境下生存，但还是坚持减缓变化的速度。政治中心开始向右摆，但在七八十年代这种右摆还没有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自由市场信徒，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坏的，政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当时似乎仍处于美国政治正常的周期性左右摇摆之中。到了90年代，右派实现了两个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崩溃；以及，随着暴力犯罪率大幅下降，法律和秩序得到了恢复。

但也就是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最极右的四分之一的人口却不能也不愿意调整自己的理念，去适应他们右派取得的胜利和焕然一新并极大改善了的现实。他们把里根推上神坛，却忽视或者刻意无视了一点，那就是里根其实非常实际且理性，他并不会完全真心相信自己的反政府的口号。在里根之后，他那些狂热的信徒组成的派别开始坚持一定要取得完胜。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一派的完胜显然都是危险的幻想。

共和党另一种糊涂的表现就是过分夸大自由意志主义。我也有一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但是开足马力的纯粹自由意志只是大多数男生成长经历的一个阶段。然而，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右翼从来没跨过这个成长阶段。共和党人是选择性自由意志主义者，只挑对自己有利观点：让企业为所欲为，不让政府福利惯坏穷人；允许个人拥有枪械，但是禁止堕胎、消遣性毒品，或是个人与自己想要的任何人结婚的权利；更不用说安·兰德的无神论了。请记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意志主义最广为传播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字来自完全虚构的小说里。“我是读着安·兰德长大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它塑造了我的自我认知、价值体系，还有我的信仰。”正是这种小说虚构的内容，让他和其他高智商的美国人将现代美国视为恶托邦，在这里，自私即正义，而他们就是最后的英雄。“我觉得很多人”，瑞安在2009年说，“会发现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安·兰德的小说中”。我猜他指的是《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这本小说也是特朗普的国务卿（以及埃克森-美孚的前CEO）的最爱。书中描写了一个英雄式的超爷们实业家小集团阴谋把美国政府弄垮台了，然后这样他们就能进行接管，从头再来，让一切回归正轨。

共和党领袖们有一段时间曾经实际上是鼓励并利用了各种各样荒唐和极端，而且党派倾向很强的成员们的特点。比如说冷漠而犬儒的卡尔·罗夫，在帮助乔治·W·布什成功连任后，这位如《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奥兹国巫师的邪恶双胞胎般的人物，曾经走出幕后，坦白讨论了为何“对可知的事实进行严谨的研究已经不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了”。这些领袖很理性，他们明白很大一部分公民在投票时并不在乎做出理性选择，并且选民们讨厌对可知的事实的认真仔细的研究。让这些选民们愤怒和恐惧可以帮他们赢得选举。

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很多共和党领袖们动员起来的乌合之众开始相信所有这些谎言。“问题是共和党人已经故意摧毁了能够对事实进行验证的社会机构，” 在2016年退出共和党的政治记者乔西·巴罗（Josh Barro）在去年写到，“他们说服了选民媒体不可信任；他们让选民习惯于忽略有关政策上难以回避的真相；他们还废除了社会话语的基本标准。” 共和党的意识形态重心突然转向变得比罗夫和布什家族还更加偏右很多，最终打败了罗夫和布什家族，以及他们的盟友。曾经的妄想与奇谈怪论从不入流的边缘状态变成了中心。理性共和党被极端派取而代之：不允许加新税，全盘去除监管，废除环保署，国税局还有美联储。

我在内布拉斯加长大时，我的共和党父母憎恶肯尼迪家族的每个人，不信任工会，抱怨91%的联邦所得税相当于“罚没充公”。但是保守主义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保护自然环境，并允许人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包括堕胎。他们是理性当头的人，不屑于相信共产主义/华盛顿/精英集团摧毁美国的秘密策划，谈到极右翼的熟人时会翻白眼、摇头。就比如我们的邻居、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未来的岳父就觉得尼克松的左倾很令人怀疑。我的父母从来不归属于任何教会。他们是不信神的中西部共和党人，出生和长大都是如此，而且这在40年前并不罕见。直到1980年前后，右派基督徒还不是一个美国政治中的概念词汇。到2000年，我那连续14次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寡母，退出了这个对她而言变得太过基督化的党。

基督徒占领共和党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但就如液体向气体的相变一样，最后的转变进步越来越快。2008年，四分之三的主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表示相信进化论，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三分之一，然后到2016年，只剩下了一个。这个人就是杰布·布什（Jeb Bush），但他还小心翼翼地说进化论只是他自己所相信的事实，“不需要包含在公立学校的教程中”，如果包含在教程中，也可以和神创论一起进行平行教授。根据公共政策民调，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支持把基督教设为国教”。

尽管从宪法上来说美国不可以设国教，但是有宗教信仰对政客来说一直是基本上强制性的。历史上只有四位总统没有明确从属的基督教派别，最近的一位还是19世纪八十年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承认他们不太会支持一位不信上帝的总统候选人。

实际上，宪法的一个重要条款，“决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属下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只是理论上的自由。我们不仅从来没有过一位公开不信教的总统，而且目前国会中的五百三十五名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国会议员克里斯滕·席纳玛（Kyrsten Sinema）把她的宗教标为“无”。在七千三百八十三名州议员中，只有一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厄尼·钱伯斯（Ernie Chambers）。

这让我想起了H·L·门肯（H. L. Mencken）在1925年报道思科普斯案，也就是“猴子审判”时，发出的报道。他写到，“‘文明的’田纳西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知道山里的情况。他们知道那些赤脚牧师们在布什么道，把一堆低级的无稽之谈填塞进乡下人的脑壳里。但是这些田纳西人却不敢在骗局进行时站出来反对。”当代右翼所做的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如今的骗局是有意的全国性行为，而且会带来更深重的后果。

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

我关注唐纳德·特朗普很久了。我在1986年和别人一起创办并参与编辑到1993年的Spy杂志发表过三篇关于他的封面故事，还有几十页纸的内容都是在揭露和嘲笑他的谎言、野蛮和荒谬。现在所有人都了解了我们早就了解的事情。特朗普是一个被对建制派的不满驱使的骗徒。他不喜欢专家，因为他作为美国人笃信或者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权利，受到了他们的干涉。他觉得看哪里哪里都充满了阴谋。他利用了白人种族受害论的谎言。他所患的（我命名的）“玩具店哭闹综合症”（Kids R Us syndrome）正在严重急性发作，就像是一个被惯坏的、冲动的、喜怒无常的71岁的小屁孩。

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幻想工业链造出来的产物。“他是P·T·巴纳姆”，他当联邦法官的妹妹在2005年对他的传记作家蒂莫西·奥布赖恩（Timothy O’Brien）这么说。尽管这个幻想工业链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肯尼迪到里根再到以后，一直在蚕食总统政治的地盘，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及当选就任正是这种工业链蚕食政治最终极的反映。从1967年到2011年，加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由前电影演员掌管，其中一位还当上了总统。但是特朗普对一切公众注意力的需求，在我看来，比起以往的任何公众人物都要更显得饥渴难耐、更贪得无厌，就跟毒瘾一样。和里根不同，特朗普不仅是演员，也是公司的掌门人。在幻想王国出现之前，特朗普的各种事业看起来可笑、丢人，是支离破碎的一团混乱，连当一个一般商人都不够格，更不要说是什么严肃的总统候选人。伊斯兰陵墓主题赌场，短命而质量低劣的职业橄榄球联盟，由别人代笔的自传，自己挂名却没出力建造的大楼，邮购肉类生意，选美大赛，只运营了三年的航空公司，野鸡“大学”，名为“成功”的香水，伏特加，以自己命名的桌游，还有以假装炒人鱿鱼为主题的电视真人秀，这些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当然，把这些联在一起的，是新近发生的整个美国对真实与虚构大杂烩，以及对为了出名而出名的全盘接受。特朗普的现实生活在真人秀这种艺术类型或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已经是一个真人秀。当他叫嚣了大半生，最后终于得以进入政治表演行业时，他创造的角色是前所未有的——一位拿侮辱人当幽默、丑角式的总统候选人。他身涂仿造太阳晒黑的肤色涂料，头顶可笑发型，就像甜点师掼出来的形状，像假发一样但他却厚颜无耻的毫不掩饰。他前所未有地利用了幻想-工业综合体新创的和翻造的内容。他在竞选开始时雇佣演员扮演热情的支持者。推特成为他无人管制的私人频道，拿愤怒和谎言来哗众取宠。他也算是个明星，所以新闻报道希望他尽可能多的出镜。电视台人士在竞选期间告诉我，他们必须小心，不要惹怒了此位候选人，不然他就不回来上电视了。

在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和当选总统之前，他还是个必须被“除去”的“保守主义的癌症”（据前州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所言）和一个“极其缺乏道德”的、“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自恋狂”（据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所言）。共和党人憎恨特朗普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他们尚未搞明白他的竞选逻辑是个新创造，将刺激性的传说与超越意识形态的作秀伎俩相结合。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不断重复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谎言。他不是像以前的候选人一样，找一个常规医生进行常规体检，然后公布结果。 特朗普却上了“奥兹博士秀”（The Dr. Oz Show），秀出从他的古怪医生那里开出的体检结果。

他的选民知道他的胡言乱语是胡言乱语吗？知道，也不知道。175年前付费参观P·T·巴纳姆展览的人, 并不在意展出的黑女人是否真是乔治·华盛顿那161岁的前保姆，或者缝合在一起的鱼/猿是不是真是美人鱼; 一如今天我们沉浸在迪士尼式的真人虚构世界中。特朗普一直等待时机，直到他感觉到足够多的美国人已经认定政治是彻头彻尾的作秀和欺骗，才出来竞选总统。如果整个竞选是受人非法操纵的，那特朗普的聪明之处就是用最不聪明的方式高叫狼来了，把他的正直竞争对手嘲为冒牌货，失败者和骗子——因为在假冒时代，这种胡吹烂造，就成了独一无二的坦率和真实。

特朗普从演艺圈悟到了关键的一条——最重要的是态度诚恳，一旦你可以假装诚恳，你就得逞了——他把这种玩世不恭的大智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流氓式的诚恳正好与人们所讨厌的、在政治人物身上常见的老派伪善相反。

但是，如果他只是个讲真话的聪明人，那他就不会赢了。特朗普的天才不仅是利用人们对政治的怀疑和幻灭——（政治）有太多含糊其辞的东西；民主就是一出真做的假戏——而且也迎合美国人关于本国伟大的魔幻思维。信奉一切恰好是怀疑一切的孪生子。

“我会给你一切”，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居然如此承诺。对啦：“你曾经为祖国梦想过的每一个梦想”都会成真。

正如互联网成就了一个完整的幻想世界一样，它也使特朗普作为候选人和总统成为可能。互联网将伪新闻传送到他的手机上，使他能够直接向他的推特追随者们喂食这些谎言。他是数码生活的弊病的典型代表。“忘掉新闻媒体”，他奉劝支持者们——只“看互联网”就行了。当他在推特上错误地宣称一名反对特朗普的抗议者“与ISIS有联系”，他被问及是否后悔推了这个谣言。“我怎么知道呢？”他回答，“我都是从互联网上看来的。”

特朗普通过拥抱一种全新的阴谋论来开创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阴谋论缠绕在美国的两条深根上——对外国人和非白人的恐惧和厌恶。2011年，他成为大力宣传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的谣言的干将，把一个原本无足轻重的说法引入了主流。直到2016年秋天，他才勉强承认奥巴马总统确实出生在美国本土。然而与此同时，YouGov/Huffington Post 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相信奥巴马可能或肯定出生在肯尼亚。阴谋，阴谋，还是阴谋。在 Fox & Friends 的节目上，特朗普就像摆事实一样，举出《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小报的传言，说特德·克鲁兹的父亲与JFK的暗杀有关：“他在肯尼迪被杀前，枪响前，在与李·哈维·奥斯瓦德做甚么？太可怕了。” 当时在场的福克斯新闻主播既没有质疑也没有追问。特朗普还重提了1993年克林顿的朋友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去世的旧事，说福斯特的死“非常可疑”，因为福斯特“深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了解发生的一切，然后突然间自杀。。。我说有人会不断重提这事，因为他们认为这绝对是一个谋杀。”他还许诺“你将会知道是谁真的弄倒了世界贸易中心”。这些都非常有效，因为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渴望相信几乎任何阴谋论，不管多么有悖常理，只要那理论契合他们自己的意见和感受。

不是所有的谎言都是幻想，也不是所有幻想都是谎言; 信奉不实之事的人也可能通得过测谎仪测试。例如，当特朗普二月初在白宫告诉国家警长协会的领导人 “我国的谋杀率是47年来最高的”时，他可能真的相信这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调查网站PolitiFact调查了他作为候选人和总统的400多份发言，发现近50％完全虚假，另有20％为大部虚假。

如果这个发生在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当特朗普第一次说要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被放过的。如今，事实/真相只是众多选择之一。特朗普胜选后，他开始把所有对他直言不讳或不利的报道都称为“假新闻”。当他的民调支持率开始下降时，特朗普直接拒绝相信：可能出现的“任何负面的民调”，总统有天早上从马阿拉歌庄园（Mar-a-Lago）发推特，“都是假新闻”。

面对记者和其他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特朗普的代言人们会尽力维护或解释他的断言。当被问及“总统的言论...被证明为不实，”时，白宫顾问凯莉安·康韦（Kellyanne Conway）要求CNN的杰克·塔珀（Jake Tapper ）谨记“他说的许多事情是真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身边的人解释说，他毫无根据地说他被奥巴马在特朗普大厦“用某种方式窃听”是受到一种“近乎信仰的受迫害感”驱动。实际上，他们对他的不实之词的最诚实的辩护就是说他如何把那些谎言当作宗教信仰——他深信不疑，那不就行了吗。当白宫新闻秘书长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总统坚持有数百万非法投票时，他认真地提醒记者，特朗普对此“相信了好一段时间呢”，“的确相信的”，而且这“一直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相信的“ 和“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近一半的美国人自己也认同这种荒谬的信念。在特朗普看来，这件事本身就超过了对事实真相的任何要求。

“你认为毫无证据地谈论有数百万非法投票，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不是危险的？”ABC《今晚世界新闻》（World News Tonight）的主持人大卫·缪尔（David Muir）在1月份问特朗普。

“不”，他回答。“一点也不！因为很多人的感觉和我一样。”

那种认为社会进步就像牛顿定律决定般不停向前的想法，是一种非常美国化的信条。然而，这只是一种信仰，一种基督教对于历史终将胜利的幻想，在启蒙运动期间和之后又被改头换面为一套现代的世俗幻想。这反映了我们那种盲目乐观的信念，即美国之自由，民主，正义与繁荣的愿景一定会实现。有生以来头一次我真切感到，美国可能将会永久地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落，跌入虚幻之境。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美国这个“天之骄国”才会走到这一步。也许我们只是早到一步，做了地球这个大“矿山”的“瓦斯报警鸟”。而加拿大，丹麦，日本和中国等其他国家最终也将步我们的后尘下行到黑暗矿洞。凭什么现代文明的伟大准则——民主，自由，宽容——就应该确保伟大的结果？

毕竟因为我是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幸运美国世纪的幸运美国人，我（勉为其难地）坚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而非悲观主义者。即使当我们进入这个因愚蠢和黑暗而变得漫长寒冷的冬日，当太多美国人失去对理性和现实的把握，这个纪元还是充满了惊人的希望和光明。同样是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人将谋杀和暴力犯罪率降低了一半以上。我们解码了人类基因组，选出了一名非洲裔美国总统，记录了10亿年前两个黑洞碰撞的声音，并创造了《真爱》（Beloved），《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好家伙》（Goodfellas），《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n），《火线》（The Wire），《科尔伯特报告》，《透明家庭》（Transparent）和《汉密尔顿 》（Hamilton）。全球生活极端贫困人口的百分比从1981年的44％急剧下降到10％。我对我们退化到非理性和魔幻式思考非常失望，但并不是一切都变糟了。

还有什么可做的？我没有灵丹妙药，比如“明智之人解救美国于疯魔之七种方法”。但我认为我们可以让洪水放缓，修补堤坝，也许能够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如果我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我们这些基于现实的美国人——无论是在蓝色自由派还是一小部分红色保守派——都必须尽量保持我们的地盘尽可能广大，坚强，并让自己有吸引力，不仅为自己，也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坚持遵循莫伊尼汉关于意见与事实的格言。我们必须大声指出所有危险的谎言和不实之词。最近一个针对某类文化敏感性的草根运动已经出台，而且正在重塑我们的国家政治——即对“政治正确”的反击。我设想会有一个旗鼓相当的斗争来坚持区分确凿的事实和明显的谬误。

使美国社会再次回归现实，必需要斗争。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努力抗争。如果在Chipotle（注：一家连锁餐饮店）遇到陌生人声称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优步正在阴谋策划让他的大马力的大号车成为非法，你不必和他辩论。但你不应该给熟人，朋友和家人类似的免费通行证。如果你有孩子或孙辈，就像教他们区分对与错、智慧与愚蠢那样，也要竭尽全力教会他们区分真实与不真实。

我们需要采纳一个新的卫生标准来保证信息媒体的卫生。你会把公车上陌生人吃了一半的盘中剩餐喂你孩子，或是给他们从健身房里偶遇的一位女士那里得到的药品吗？

我们在公共领域也要努力抗争。当然，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遏制特朗普主义中最恶劣的倾向，切断其政治/经济的燃料供应，不要让无稽之谈和谎言变得比恶劣、荒谬、真人秀般的伪保守主义更糟糕。社会进步不是必然的，但至少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