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是老年歧视的受害者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据估计，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将突破30%，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一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不仅需要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持，如何在个体层面上实现积极老龄化，也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

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中弥散着“厌老”情绪和对于老年群体的负面认知，这种情绪的起源很有可能是广泛存在的“老年恐惧”。这种对于衰老的恐惧既植根于我们的生物本性，也因社会期待而有所加强。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我们能否将“厌老”情绪解释为生物进化的产物？这一情绪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的塑造，又会对社会造成何种伤害？除了打破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能够站在老年人的角度，理解老年人的心理状态、适应老年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同样至关重要。如何理解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如何帮助认知症患者重建他们的意义世界？

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张昕老师，请他分享心理学在这些问题上的前沿研究和最新证据。

老年歧视及其社会伤害‍

周发发：听说张昕老师在北大开设的老年心理学课程人气非常高，经常“一座难求”。如果说您开设的是恋爱心理学这种离学生生活比较近的课，还比较好理解，但是您开设的是老年心理学这种一般看来距离学生生活比较远、传统意义上比较“偏门”的心理学分支。您有没有想过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的原因？您觉得学生选修这门课，主要是对老年心理的哪些话题最感兴趣？‍‍‍

张昕：我是02年上的本科，当时在北大我们有一个必修课叫作“发展心理学”。那门课里有14周的内容，前面13周都是关于儿童或青少年的。直到最后的一周的后半节课才讲老年期的发展。从我们心理学的学科的设置上看，大家更偏重的是儿童期的研究，老年期确实是一个被忽视的内容。但是我在香港念研究生的时候，就意识到老年心理学也是一个挺重要的话题，于是我在博士毕业回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开设了老年心理学课程。开设之后，有时我也会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体会、心得或想法。

其实大家对于老年心理学主要是一个好奇的心理：我怎么去跟自家的长辈，比如说爷爷奶奶，去相处？或者，我怎么去理解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些与老年人相关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举个例子来说，他们会好奇：为什么人老了之后，好像就变得特别固执？我无论怎么去劝我爷爷奶奶，不要去相信那些不靠谱的营销号文章，好像都没用。学生可能会从实际出发，想更多地了解与老年相关的知识。

周发发：与学院里大家对老年心理的好奇和热情有点形成对比的是，我们都能看到，近年来社会上好像弥散着一种对于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和负面看法。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社交平台，好像最常见的三种情绪就是厌童、厌女还有厌老。作为一个研究者来看，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这种厌老情绪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我们需要克服的生物本能，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被社会文化塑造的？

张昕：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作“进化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特别强调的一个理论假设就是随着进化，我们会保留那些能够让我们基因最大化传递并且存活的一些行为。在这样的思路下，就会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就是老年人究竟有没有进化上的价值？这个问题我也咨询过当时给我们上进化心理学课的老师。然后他讲，其实老年人在进化心理学上有进化的意义或者价值。

进化价值是什么？它并不是要保证某一个个体基因的延续，它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这个群体的基因库的延续。在现代，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媒介来传递、存储知识。但是在过去，我们的知识就是以一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递的。因此，老年人的生活经验的传递其实对我们物种的基因库的延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句老话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在进化心理学中也一个假说称为grandmother hypothesis，叫作“祖母假说”。这个假说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有祖母参与的对孩子的抚养，比只有父母参与的抚养，孩子的存活率和后续各项身体机能的指标是更好的。一个很核心的解释在于，这些祖母更有经验。

这也就是说，从进化的角度，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叫作“厌老”的机制。更多的，我会认为这和社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在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叫作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的一个很简单的前提是，所有的人都是特别擅长去做归类的，而归类就意味着我们会用一些特征去区分人。

比如说年龄，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根据年龄，把人分成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这样的分类就会产生一些相关的认同，对和我有相同属性的人，我会更认同他们；而对“非我”属性的人，我们可能会去远离甚至歧视他们。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是这个意思。年轻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把老年人当作一个“外群体”，然后可能就导致对“外群体”的歧视，对老年人形成一些消极印象——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来自于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恐惧管理理论）。恐惧管理理论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很恐惧死亡的。而死亡会有一些 symbols（意象），它在我们生活中往往就和老年人挂钩。你会把年轻人想象成是朝气蓬勃的，是上午八九点钟的太阳；而对老年人就会说他离死越来越近了，很多漫画作品也把老年画得形容枯槁，甚至有一些话说“半截身子入土”——这些都是很典型地把老年人和死亡挂钩的方式。

而所有人都是害怕死亡的，那怎么去对抗这种害怕？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远离和死亡有关联的symbols，把和死亡相关的这些意象从我的生活中清除出去。我可以不去参加任何的葬礼，我可以不去接触任何和死亡相关的东西，甚至我把和死亡关联最高的老年人从生活中排除出去。

周发发：感谢张老师从进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两个层面分析厌老的情绪。接下来可不可以请张老师再帮我们讲讲，这种老年歧视会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带来哪些负面后果呢？

张昕：我举几个例子，这些也是我们实验室的研究结果。第一个例子是老年歧视对年轻人的影响。我们的刻板印象可能造成的年轻人主动地远离老年人，会对老年人形成歧视，而且这种歧视会带来一种自我验证、自我加强的“双标”。

比如说同样都是某件事忘记做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年轻人可能会找一些外部的原因，说可能是因为他现在手头上事太多了，他是无意中忘记的；但是如果你交代一个老年人做某件事，然后他忘记了，这时候年轻人就会说，因为他是老年人，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了，所以这件事做不好。这样的一种解释又会进一步加深年轻人对于老年人的的刻板印象。

或者，我们有些社会讨论说老年人特别会讹人、碰瓷。但是碰瓷不光有老年人碰，也有年轻人碰、中年人碰。为什么大家不讨论这些中年人怎么样，反而会更多去讨论老年人？这其实反映了大家对老年人的行为的“双标”。这是第一种。

然后第二个，我们说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不光影响年轻人，也可能会影响老年人自己。怎么影响？在心理学中，我们把它称为“刻板印象威胁”（stereotype threat）。

刻板印象威胁是说，虽然刻板印象来自于年轻人，但老年人也能接收到这样的刻板印象。而当他接收到之后，他后续的行为也会受到这个刻板印象影响。如果你经常跟老年人说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会下降，那么他的行为也会更符合这种刻板印象的预期。

我们的很多研究发现，如果你给两组老年人中的一组老年人说，年纪大了记忆力就会下降，对另外一组说其实年纪大了，记忆力影响并不大，后续你再给他们进行记忆测量的时候，就会发现第一组人的记忆就要比第二组人差，但明明这两组人都是我们随机找到的普通老年人，不应该存在记忆力的差异。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觉得是更有趣的。这样的老年刻板印象可能会内化，形成self perception of ageing（自我老化态度），而这种自我老化态度受到他年轻时的老年刻板印象的影响。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持有比较消极的老年态度。40年、50年之后你变成老年人了，你可能就会歧视你自己。也就是说对别人的歧视，在未来也会转变成消极的自我老化态度。同时研究也发现，消极的自我老化态度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生理健康、认知功能甚至寿命。

一个经典研究做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追踪了一批中老年人。在开始之前，测量了他们的自我老化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然后追踪大概20多年，结果发现那些持有比较积极的自我老化态度的群体，在追踪后开始后的22.6年，大概会有一半的人去世。那些持有比较消极的自我老化态度的群体，可能在追踪开始后的15年就有一半的人去世了。二者差了有7.5年。

当时这是特别引起轰动的一件事。原来有一个积极或消极的自我老化态度，居然对寿命有这么强的影响，这是当时大家没有想到的。后续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这说明什么？说明消极的老化态度，不光伤害到老年人。年轻人现在持有消极的刻板印象，未来可能会伤害到自己。这是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结果。

老年人的情绪感受与表达

周发发：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长辈的“恐吓”，说“等你老了你就知道了” “等你老了你就后悔了”之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张老师聊一聊，究竟有哪些心境是要我们老了之后才能体会得到的。您在研究中曾经指出过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说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的依赖程度会发生变化。比如有研究表明，我们老了之后可能会从对朋友的依赖逐渐转向对亲人的依赖。您能不能详细讲一讲，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张昕：老年心理学中有一个挺重要的理论叫作“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斯坦福大学的Laura Carstensen教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就是讲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了美国不同年龄段的人的主观幸福感。结果他们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年龄呈现出一种U型曲线的关系。U型曲线就是说两端高中间低，老年人和青年人是主观幸福感比较高的群体，而中年人是比较不幸福的群体。这个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大家一般会认为年纪大了，主观幸福感变差了才对。大家把这个现象称为“老化悖论”。

对“老化悖论”的解释，当时做得比较好的就是Laura Carstensen提出的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她说，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未来时间知觉会发生变化。而这个未来时间知觉的变化是说，你觉得你的未来还有多长时间。年轻人的未来肯定是很长的，甚至是趋于无限的，而老年人的未来时间知觉就很有限。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ta知道未来可能就几年或者十几年了，因此ta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limited的未来时间知觉，而这种未来时间知觉会导致ta们生活的目标和动机发生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未来的时间知觉是无限的，你的目标可能把未来放在首位，比方说去学习一门新的知识，是为未来投资；我去建立一个浪漫关系，也是在为未来做准备。而对于老年人来说，ta们在有限的未来时间知觉下，可能就变得不那么关注未来了。我的未来我都看得见了，我关注什么？我要更关注当下，及时行乐。而这种“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目标或者动机，就会导致他们有更强的情绪调节的尝试，让自己要活得更加轻松愉快一些。怎样去获得这样的情绪？他们会去更加关注和亲密伙伴、亲密的家人。这样的活动是他们更看重的，因此他们会表现出更强的对于亲密关系的偏好。

周发发：感谢张老师的解释。刚才我们聊到了老年人主观情绪的转变，很多人也关心与老年人的情绪沟通问题。有些人觉得，老年人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心理层面的需求，喜欢把情绪憋在心里，或转移到其他事情上。还有人会把老年人的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归咎成他对于死亡的恐惧。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种老年人在情绪表达方面的问题。

张昕：我自己有这么一些简单的想法。首先关于老年人的情绪表达，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习惯的影响，或者有一个惯性思维。什么惯性思维？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强调不要表达情绪。我们如果去看美国老年人的情绪表达，就会发现他们的情绪表达就非常外向，而且他们鼓励这样外向的表达。因此美国和中国老年人在情绪表达上会有差异。

现在随着中国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年轻人开始有个人主义倾向，情绪表达就变成了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可能又没能够传递到老一辈那里，因为老一辈可能还在遵循之前的社会规范。这种情况可能就造成了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在情绪表达上的隔阂。年轻人看不惯老年人，说他为什么不愿意表达，但他不知道这可能就是老年人几十年的习惯了。同时，老年人可能也看不惯年轻人，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在公共场所这么放肆，他不知道要叫做喜怒不形于色吗？”——这些其实还是两代人之间在观念上的冲突。这是文化层面的解释。

情绪表达方面的第二种解释，是和生理有关的。我们经常在职场上讲“情绪价值”。什么叫情绪价值？表达情绪是有成本的。我们经常感觉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后特别累，累在哪？累在明明不开心，我还得装开心；明明不想笑，在领导面前我还得假笑。表达情绪是有成本的，是消耗资源的，而老年人的资源可能是不足的，所以他们出于自我保护，也不太愿意把情绪表达得那么强烈。有一个跨文化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其实并不是不愿意去表达积极的情绪，而是更愿意表达“低唤醒的积极情绪”。什么叫低唤醒？就是它对于身体的觉醒程度的要求比较低。比较典型的低唤醒积极情绪就是微笑，它不是那种哈哈大笑的兴奋的笑。特别强烈的情绪表达，对老年人来说是很消耗体能的。一个在年轻人看来中性的、平静的情绪，其实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已经足够积极了。这是我说的第二个生理的角度。

然后第三个，在情绪表达这件事上，你可能还想问，老年人是不是有时候会去打击年轻人情绪表达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倒是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去理解。老年人可能是从苦日子来的，他们会有对未来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在情绪表达上会比较保守。他们会说：“没有必要，我就不表达情绪了。”但是年轻人更愿意去分享快乐的事，分享之后他会感到更快乐——这还是理念上的冲突。

最后我想说，如果年轻人真觉得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我建议是直接地向老年人提出来，告诉ta“我给你说了这么开心的事，你为什么不开心”，让ta意识到ta的习惯可能在现在有问题的，或者说不实用了。

其次，如果老年人说“我就是这样的”或者说“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年轻人以后就可以少和ta们分享。你有你自己的朋友圈、生活圈，可以和那些“扫兴”的长辈在分享情绪、分享快乐这个维度上隔离开。这对于保持年轻人的良好心态可能是有好处的。这种隔离其实不会过分伤害老年人的情绪健康，也是一种可行的策略。

认知症与认知症照护

周发发：感谢张昕老师非常有条理的剖析，还给我们提供了几条非常实用的、 可供实践的方法。最后一部分我们想聊一聊和身体机能的衰退更加相关的，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大脑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退化。我们比较好奇的是，从大脑开始衰老到存在认知障碍，是一个渐变式的过程，还是发生了突变？我们目前对认知症是如何来进行临床诊断的？

张昕：简单来说，这是一个连续体。从认知障碍的角度来说，我们从没有认知障碍，到有认知障碍或者比较严重的认知障碍，是一个连续变化，不是突变的。

比如说，它可以是从比较轻微的MCI（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逐渐恶化，一直到比较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认知是一直在衰退的，只是说它衰退的速率有快有慢。对于正常老化的个体来说，认知的衰退的速率相对慢一点。这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老人偶尔忘记一些事儿，就说“你是不是健忘了？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它可能是正常老化的过程。

而真正的异常老化，或者说非正常的认知障碍的出现，往往是那种特别快速的下滑。如果出现特别陡峭的下滑曲线，意味着可能需要注意了，需要去医院看一看。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对于认知症或者MCI的确诊，有这么几个测验是可以做的。第一个是通过一些量表来进行初步的筛查。目前筛查的量表，可能有两个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叫做MMSE（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即“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这个量表一共十几道题，总分是30分，做一做可能也就五六分钟左右。这个测试会给老年人做空间方位、定向力、记忆的测试等等。如果老年人是正常的，基本上他的得分应该在26分以上。对非文盲来说26分以上是一个cut-off，如果是文盲的话cut-off会降低一些。如果在 MMSE上的分数较低的话，就会有认知症的风险，需要去医院做额外的一些测量。

除了MMSE之外，还有一个“蒙特利尔认知测验”也是类似的。如果分数低于某个标准，我们就有概率判断你是认知障碍了。之前拜登当选总统的时候，特朗普攻击他说“你年纪太大了”，拜登的医生还证明说，拜登做过蒙特利尔测验，而且分数是很高的。这说明蒙特利尔也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测量，可以帮助我们初步筛查个体是不是有认知障碍的风险。

上述两个测试是量表上的测量。当量表的分数比较低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可以去医院给老人做个脑扫描，主要看脑部萎缩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大脑会萎缩。如果大脑萎缩到一定程度，就意味着你可能有认知症的风险，甚至可以被确诊为认知障碍。当然他们是有标准的，其实每个人年纪大了之后，去扫脑都会发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但如果萎缩的程度还处在正常范围之内，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出了正常范围，那就需要小心了。

这些书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但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灵感，包括我自己博士论文，有一章讲母职惩罚，女性生了孩子之后，可能收入会降低。国外的相关研究做得很多很早期。但是我做中国，我想说中国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种族，年龄的差别，教育程度的差别，白领蓝领差别。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很多这种婆婆妈妈的电视剧，来了一个灵感：我就觉得说可能从妻居和从夫居就不一样。你和婆婆住在一块和跟自己妈妈住在一块就不一样。然后我就去分析，确实是看到有不一样，确实和自己妈妈住会好一点，婆媳之间会有一些张力存在。这对西方实证研究或者比较中层的理论，也是有一定的补充的。但是我也不一定每天都钻在学术里面——我觉得看电视剧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灵感。

周发发：不管是量表的方法，然后还是扫描脑部的方法，好像测评的都是一个综合得分，尽管其中考察了很多细致的分项，比如说空间认知能力、记忆和推理判断等等。我有个好奇是，人们有不同脑区负责不同的认知功能，这些脑区一般来说是同时衰退的，还是存在个体的差异？比如是否有些人在某一方面衰退得更快，有些人在另一个方面衰退得更快？

张昕：个体差异是有的。在认知老化的研究当中，有一个挺著名的项目叫作Seattle Longitudinal Study（西雅图纵向研究）。研究者对一批中老年人，每隔7年测量一次ta们在不同的认知任务上的表现，来看一看纵向的发展趋势。大概早期测了参与者5种基本心理能力，包括空间知觉的能力、言语理解的能力、推理的能力、数学的能力等等。在这5个能力当中，60岁以上的参与者都至少出现了1项能力的衰退，但是很少有人在这5种能力上都出现衰退。这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这里是有个体差异的。这是我的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说，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能力衰退。这背后有“练习效应”的存在。你可以把我们的脑力锻炼类比于老年人平常做的肌肉锻炼。你可以把脑力当作muscle of mental，认知或精神层面的肌肉。你锻炼得越多，在某一块上的衰退就会越慢。

比如说有些老年人特别看重记忆力，会主动地去利用一些方式训练记忆力，可能他的记忆能力就衰退得比较缓慢。另外一些人特别喜欢看地图，比方说出租车司机。ta们老了之后，空间认知能力往往衰退得比较慢，因为ta们每天开车，在不断训练自己的空间认知的功能。

周发发：感谢张昕老师的解释。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认知症的出现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如何去和存在认知症状的老年人相处，以及怎样帮ta们维持相对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

张昕：如果我把认知症就理解为阿尔兹海默症的话，那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ta们当作小孩去哄，因为ta们的认知功能已经退化到和小孩一样了。同时要把家中可能造成伤害的东西收好，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可能有伤人的倾向。

第三要注意的是，在晚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让ta们独自出门，因为在傍晚独自出门特别容易走失。阿尔兹海默症有一种叫做“黄昏症”的症状，表现为患者早上还稍微清醒一点，但到了傍晚，脑子就开始越来越糊涂。那个时候特别容易走失，而ta们一旦走失，后果就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可能得给ta准备一个胸牌，胸牌上写紧急联系人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方便有人能够帮助ta。这是关于怎么照顾的问题。

相较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我觉得ta们的照料者的心理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照料来把一个人给变好。但大家都知道，阿尔兹海默症没有特效药，它只能变得更差，不可能变得更好，所以照料者会产生无力感、挫折感，这个特别影响ta们的心理健康。所以对照料者，我的建议是要定期地给自己放个假，找人来帮帮手。如果感到情绪上出现波动了，还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来帮助自己缓解情绪问题。

如果是不那么严重的，只是MCI程度的认知障碍，那对老年人的照料和平时的照料并没有过大的差别。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根据ta的病情，第一提醒ta要按时吃药，第二提醒ta去做一些认知上的干预。这种认知上的干预如果做好了，可能会延缓或是阻断病情的恶化。MCI和阿尔兹海默症是一个轴的不同的极端，如果你不加任何干预的话，MCI有可能最终发展成阿尔兹海默症；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干预，病情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播客 （ID：thethinkerFM），本期嘉宾：张昕（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整理：陈明路，审校：周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