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做一个歌颂者

几乎是整整十年前，2007年12月5日午时，厦门市民连岳发表了博客《厦门人民这么办2》，这篇文章，与他此前发表的第一篇博文《厦门人民这么办》一起，构成了当时一件重大公共事件的关键节点。

其中部分文字，拿到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依然令人眼前一亮——

首先，你不要怕，议论全国政协的头号提案不是罪，你不会被抓的；

不需要你有太勇敢的举动，只要你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以后，厦门之死你就没有责任了；

反对没有门槛，人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长可数十万言，短则只需“我不同意”四个字；

即使只是表面上给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也要用足，这是可能走向实质改变的第一步；

请鼓励别人，厦门公民正在完成中国维权史与中国环保进步史上的一件奇迹；请鼓励你认识的人参与。

在连岳第二篇博文发表11天后，福建省政府召开专项会议，最终决定中止该项目建设。（数年后，连岳博文中具有巨大科学性错误的文字被指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此后，连岳从一位专栏作家晋升成为公众人物，即便在其成名阵地牛博网倒闭后，也依然保持了极高人气，并在十年间不断幻化的社交媒体演变中，长年保持情感类一线KOL的位置。在2017年11月的新榜情感类微信公众号榜单中，连岳排名全国第74位，月阅读数超过442万，比咪蒙的月阅读数还高。

然而十年弹指，时间之力不止模糊了往事，还有那张曾经鲜活的面孔。

理性乐观派

乐观，一向是连岳的表达风格，即便在2007年的数篇“檄文”中，连岳也只是表示“不要被阴谋论与悲观情绪击败”，号召“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但不要勉强别人”，与同时期其它意见领袖时常表现出的暴戾、悲观等情绪化态度完全不同。这种理性、平和、有建设性的声音，是不少受众认可连岳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理性乐观态度在随后的文章中也多有体现，比如在2008年的两篇雄文《我们就是体制》和《等爸爸死掉》中，连岳这样写到——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

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我们能快乐地改变这个体制，我们就是体制。

做自己的事，等爸爸死掉，等新一代人少一点偏见。

不要指责那些选择与我们不同的人，不要指责那些因生存而淡化理想的人，不要指责不幸到没有声音的人。

你只能影响他人，说服他人，让人自愿站在你这边，而不是消灭竞争者。

慢慢当一个公民，世界是我们的。

而这种理性乐观，在2013年时，开始了某种细微改变。在一篇引发众多争议的《十年才入自由主义的门》文章中，连岳这样写到——

我对外部确实是无所谓了，在我心中，有个美好世界的模样，我也会在文章里说，可是现实如何演变，甚至不变好，我并不在乎，毫无原来的愤怒和焦虑；我对自己及自己所爱的人很所谓，能不能让自己和她开心，变成最重要的事。

我只想说自己想说的话，我不为别人代言，别人也不要为我代言，你争你的权利，我争我的权利，我们不交换，你争你的自由，我争我的自由，我只对自己负责。

关注的点越来越具体，回归到自己，才慢慢发现了自由。当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以后，才感觉到了平静。

在这篇文章中，连岳依然理性乐观，只是似乎有些不一样，究竟是什么不一样，我们下边再说。

到了今年，连岳又连写了《阶层有没固化？》、《乐观者得天下》、《中国的未来会很惨吗？》、《你一天天烂下去，我一天天好起来》等充斥着理性乐观的文章，他这样写到——

很多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是正常的，想买得起？多赚钱。赚不到足够的钱？那是因为自己不值钱。一无所有的人去了北京，在北京有房有车，比比皆是吧。这就是阶层上升通道。多跟这种人学习，少叹气，少抱怨；

承认世界在变好，当一个乐观者，这是最有价值的改变；

（以下写于幼儿园虐童事件后）

我很多朋友勤奋而聪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每天都有读者和我分享他们的成功故事，他们凭借着努力、智慧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像火箭一样升空，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我有些多年的好友，他们有远见、有行动力，现在的成就已让我仰望，有的甚至成了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投资家，他们并未遭受什么不幸；

我的朋友圈都是我爱的人，他们不可能虐待儿童，不可能成为小偷强盗，所以，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的朋友圈也是如此。所以，过去、现在发生的、以及未来将发生的惨剧，始终是小概率事件；

我看好未来，是因为身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很多，正是他们的冒险、他们对体面与美好追求，正是他们穷尽一切手段提升家人的生活，中国才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变成了现在的世界老二；

相信中国未来更好，相信世界未来更好，这不是盲目乐观，这是理性乐观。

不难发现，连岳现在的乐观，和之前的乐观，味道上已经截然不同了。

为了更好地理解连岳的理性乐观以及“转变”，接下来我们引入一个参照系，即铅笔社一哥、罗辑思维主笔李子暘。选择李子暘的原因是，他在多方面有着与连岳相近的价值观（包括理性乐观），并且都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同样在十年前的2007年，李子暘在不同文章中多次表达了其“自由主义”观念，是推动社会制度健康前行的动力，同时一边号召警惕公权力膨胀，一边对中国未来保持乐观态度——

《计划经济恶果重现》：“现行体制并没有有效制约权力膨胀的机制。在社会舆论层面，公众对国家权力膨胀更是没有任何警惕，甚至抱有热烈欢迎的态度。与20世纪中期相比，虽然时过境迁，具体的原因不同，但对国家权力的信任却是一以贯之的。公众把解决各种社会弊端和不足的希望寄托在看起来无所不能的国家那里。”

《致宪政原教旨主义者》：“假如社会的发展在基本的原则上符合自由发展的趋势，同时又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此时大动干戈地铲除邪恶。邪恶固然难以容忍，但如果铲除邪恶就意味着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断，那代价是不是未免太大？具体到现实。在原有的高度集权体制下，任何有利于瓦解这种集权，同时又有利于民间经济力量扩张的趋势，都是有利于未来发展目标的趋势。”

《原则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虽然我们不放弃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尤其是对于各种政治权力所有者的批判，但我们对中国目前的改革形式整体上持乐观态度。对于许多悲观的批评意见，我们并不赞成。我们认为这些悲观的意见是在以完美的标准要求现实。不但没有推动制度演进的作用，反倒很有可能促使权力再一次集中，重犯曾经犯过的错误。”

随后几年间，李子暘的观念一以贯之——

2009年《政府统计不是什么好事》：“政府确实在不少方面很像强盗。尤其是那些权力没有被有效节制的政府，行事方式和强盗实在差异不大。让公众认识到政府权力扩张的危害。每少一个政府扩张的欢呼者，我们就离一个自由社会近了一些。”

2010年《市场的力量》：“在正面临重大社会抉择的中国，所有理解和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帮助自由市场体制在中国最终稳固地确立。这是人生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

2014年谈治理雾霾：“雾霾当头，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雾霾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倒是纷纷跳出来抢着‘问责政府’。把政府想象成无所不能、威力无穷、深谋远虑或者老谋深算，这不是深刻，而是对政治事务的无知。要理解真实的政府运转规律，一个拿警棍的家伙闯进来，只能添乱。”

接下来，李子暘的画风渐渐陌生了起来——

2015年《说说中国的行政垄断》：“相比乱七八糟、很有可能绑架政府的政商利益集团，政府中性、规则明确、逐步改进的行政垄断，显然是更优的选择，至少可以接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国有化和行政垄断确实阻止了政治影响力巨大的政商利益集团的出现。为此而牺牲一些效率，我表示理解和支持。”

2016年《独特、高效的中国政治制度》：“事实表明，在治国人才的数量质量上，中国远超很多国家。这才是中国能取得罕见的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中国具备全世界最高效的政治人才培养机制。中国的各级官员，都是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国家的。”

2016年《“历史终结论”的落空》：“中国的这套制度，避免了选举民主制和专制独裁两种制度的核心弊端，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统治能力。有此统治能力，中国根本不会崩溃。各位大可放心。”

2016年《为爱国主义平反》：“人们不应该因为国家可能危害个人自由、个体利益而彻底否定国家，否定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这样的长期理性。贬低嘲讽爱国主义，不是什么先进、文明、高级的表现，而只是某些颓废文人寻找优越感的一种无聊方式而已。”

2016年微博：“这几年我的观点一直在变化，实际上从来没停止过，比地球温度变化大多了。我建议其他人也转换问题，从继续批评中国计划经济，转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

到了2017年后……

铅笔社成员“通货朋仗”：“上次铅笔社聚会，李子暘老师告诉我，铅笔社要成政府的五毛了。我听后很开心。”

李子暘微博问答：“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我从右狗变成了五毛。”

《生于中国，活在当下》：“投胎到当代中国，我不敢说一定是最好的，但应该算是幸运的。从能够提供充实人生的角度说，现在世界上比中国更好的地方，我认为，不多。”

《我是怎么改变思想的》：“早些年，我写过很多文章，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批评中国的多项政策。但批评来批评去，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犯了那么多错误，可为什么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呢？”

《中国人有理由对未来乐观》：“今天我想说的是，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重新崛起。如果通过是否有一人一票的全国普选、是否可以用Google、Facebook，是否可以公开大骂总统来看，中国好像确实没什么进步，反而有退步。但问题是：这些指标真的那么重要吗？真是是衡量国家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吗？我对自己生逢时代的运气之好，简直不敢相信。”

抱歉引用了这么多文字，但唯有梳理十年间二人的思想流变，才能引发接下来的讨论。

自由主义的歌喉

虽然连李二位都号称“自由主义者”，但对自由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比如连岳是无政府主义者，李子暘从小政府主义进化为体制支持者。这就更令人不解，为何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二人，最后都成为了时代的歌颂者？

我们先来看看连岳眼中的自由，连岳毫无疑问是位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只要公务员们的收入不是由人自愿付费，那他们就符合强盗与小偷的定义。”虽然李子暘曾经提倡警惕公权力膨胀，但李对公权力的警惕不及连的十分之一。

最经典的案例，便是连岳对公共场所禁烟令的死磕。

当然，除了反对禁烟外，连岳还支持性交易、毒品的合法化。先不讨论这些具体观点，在这一系列对自由的号召中，不难发现，连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任何对你情我愿的自由意志的限制，都是反人性的。

比如，在连岳文章《谈谈代孕》中，他这样写到——

只要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任何选项都是对的。只要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任何选项都是错的。

国人都非常熟悉这种“两个凡是”格式的语句，当这样的语句出现时，正常的交流基本很难发生了。事实上，在支持个人意志外，连岳还写了《个人之上，再无其他价值》、《利他病菌引发集体主义癌症》等一系列论证“不要指望他人”的文章——

不要指望他人，对领袖要死心，对集体要死心，一切要着眼于你自己变得更自由、更强大。

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把个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不需要去关心他人的苦难。

永别了，集体主义！永别了，无私的美德！万岁，自私的个人！万岁，自由的个人！

其实连岳很早就说过，“我没有拯救感。有人真的觉得自己能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能拯救他人拯救这个时代，这种想法是比较可怕的。”这种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理念，其实本无什么可说的，但当这种价值观成为观察事物的绝对律令后，就会使人成为丛林社会的支持者。

试想，不需要政府、个体自己照顾自己、永别无私、自私万岁、不指望他人、对集体死心、不需要关心他人、把个人放第一位、多跟能在北京买房的人学习、勤奋而成功的朋友圈不会遭遇不幸、负面新闻都是个例……当这些因素同时起作用时，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服务（或公共服务总是缺位），人们争相攀爬社会金字塔，努力将别人踩在脚下，并对高层顶礼膜拜的社会，这不就是丛林社会法则吗？这不就是当下社会的某种写照吗？

所以连岳在历经十年后恍然发现，原来现在的社会，和他想要的社会还挺像的。虽然还没那么理想化，比如连岳非常厌烦社会新闻刷屏，但好在已经有很多成功人士都渐渐不再关心这类话题了，“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变好的速度还在加快，这是事实。一代又一代悲观的预言家全部失算了。”

这就是连岳的乐观，这就是连岳的歌喉。

那么李子暘眼中的自由又是什么呢？李子暘曾经发过这样的微博——

李子暘非常厌恶“傻逼”，倒不是因为这些人傻或者观感不好，而是因为李子暘觉得这些人发表不靠谱的言论，会导致“坏事”，而当他发现“当局保持着对公知的知识和治理能力优势”时，李先生就长出一口气：“这很让人放心。”

从很早以前，铅笔社就一直提防“民主”，登过《中国现在搞民主会变成民粹》、《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民主》等多篇文章。李子暘认为这些庸众“不但没有推动制度演进的作用”，反而可能破坏当前发展大好局面。这是他所最不能容忍的。当然，连岳也写过一篇《“公共知识分子”必然死亡》，呼应李先生。

因此，当2012之后，社交媒体上的“公知”得到集体收拾整肃，舆论管理越来越高效成体系，曾经的公众舆论场变成娱乐时间轴后，李子暘得到了某种连岳式的快感——恍然发现，原来现在的社会，和他想要的社会还挺像的。

当然，这些“自由主义者”在当下一展歌喉还有其它诸多原因。限于篇幅，就先将主要因素记载于此，今后有机会再分析其它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