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价值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释放人的价值

编者按：11月18日傍晚，发生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的一场大火，带走了19个生命。随后北京市宣布开始全市大排查，清除违法经营。由于排查和清理的策令刚性而坚决，于是冬日寒冷的北京夜晚，上演了万人大迁徙，无数生活在北京的外乡人流离失所。对于这次事件，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基于中国城市化这个角度，与我们分享了一些观点。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亚生谈G2”（ID：YashengonG2）。

中国独特的“行政城市化”

一个城市的价值大小，或者其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能释放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多大程度的个人自由。这次事件，是典型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折射出了“经济城市化”与“行政城市化”的冲突。强行向上的“北京折叠”，清理低端产业，对整个城市经济繁荣的最终效率却可能适得其反。

城市化，指的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意味着乡土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向城市意识及行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古今中外，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大多是自发的、由经济因素所驱动的。在城市中务工，收入相对高，但是生活成本也高。如果经济利益低于农民的期待，那么他们就不愿意留在城市中，不愿意成为城市居民，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就会减弱。反之，如果农民认为留在城市会使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其他福祉得到提升，那么他们就愿意成为城市居民，拥抱城市意识和生活方式。这样的城市化是自然而然的。

如果城市化要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就要有一个前提——增加人口密度。从经济学来讲，大部分理论或实证，都认为城市化肯定是要提高收入、提高消费的。一般来讲，城市化越发达，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城市化会减少交易成本，另外还会减少商业成本，服务业比较发达。而且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因为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

但是，在中国的表现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北京今日的问题，其实是中国城市化问题的一个典型缩影。

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发生在2000年之后，城市化把约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使得他们获得了比留在家乡高2～3倍的收入，中国城市化能够一次性提高2.3亿人的收入，这是经济上不得了的成就。

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市场作用不明显，而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所以，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一一“行政（政治）城市化”，以强调政治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行政城市化有一个特征。 它可以很快促进城市化，但它同时也会很快去城市化。 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两方面的案例都有。 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就是行政城市化被用来去城市化的例子。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扭曲了城市化

中国的“行政城市化”有多种表现：

首先，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没有任何社会权利的庞大劳工队伍。这样大量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户籍壁垒的存在硬生生地将他们排除在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权利和福利体系之外。

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城市公共投入和实际城市常住人口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因为按当前规定，城市公共投入总量，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这才是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争夺有限公共资源的焦点所在。可以说，户籍制度设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格局，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

其次，土地国有制为政府进一步影响城市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在中国，由于土地是国有的，政府拥有土地的支配权，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直接操纵和影响城市化进程。从2000年起，各级地方政府被授予土地征用权：它们可以“城市发展”的目的，征用农村土地。这就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对城市化进程进行干涉，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

除了通过以上两种政治设置（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制）影响城市化，中国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经济政策，也间接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影响着农民向城市流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抑制性政策，导致了农村的整体凋敝。

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农村财政支出、打压农村非正式金融、压制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失去了在家乡谋生的机会。在抑制农村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大力促进城市发展，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修建高楼大厦，为引进外资设立各种优惠条件。这些政策逐步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反差最终逼迫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

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除了掣肘消费外，户籍制度对中国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层面，在于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家庭和代际撕裂。

心腹之患：中国城乡的代际撕裂

2009年，我和南方都市报、中山大学联合进行了“广东再出发——珠三角外来工收入支出调研”，调研建立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五个城市的600份问卷的基础上。结果发现，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让大量的农民工群体有强烈的谨慎性储蓄需求。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在中国各个群体里储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为储蓄。首要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就是回老家建房。回老家建房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农民工根本就没有期望留在城市里，过客心理会严重抑制消费。

从这一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1/3消费支出用在子女教育上，这可能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花的差不多。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就是户籍制度的受害者。由于城市公共教育不接纳外来人口子女，留守儿童要接受教育必须回到乡村，而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侵犯，难以获得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难以获得及时的心理支持。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容易呈现犯罪倾向，遑论个人前途、成就。

近40年来，中国经济为何能高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同其他几个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质量比较高。如果放任留守儿童问题继续侵蚀中国赖以崛起的人口质量，无疑会对下一个10年、2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而这一切的根源即在于生硬的城市—农村二元户籍制。

可见，行政城市化实际上大大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城市化必须尊重穷人的自主权

为什么过去会有成千上万的“北漂”外来务工者愿意“滞留”京城？

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文章就解释说，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虽然住在城市里会面临高额的物价，但是公共产品的发达让穷人会愿意住在城里。这是城市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必须强调的是，选择群租的人不需要其他人替他们思考和决策，他们其实很聪明。他们竭尽全力留在城市，一方面肯定是因为城市能为他们的个人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要有谋生的一技之长，能为城市作出贡献，才能承担起留下来的经济成本。

要知道，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留在城市创业，创业初期他们基本是没有收入的。这时候，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群租的方式留在城市，说不定一群人里就有一个人创造了中国的谷歌、中国的Airbnb（爱彼迎）。城市，放大了人才之间交流、联结、思维激荡的机会，从而也就放大了创造价值的机会。这就是城市存在的意义，也是城市经济学的精华之所在。

在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收入有限的公立学校老师只能通过群租来解决房租昂贵的问题。如果政府不允许他们群租，他们就很难留在旧金山。如此一来，谁来给学生上课呢？如何维持公立学校的运转呢？

城市化的正面影响是城市生活成本的降低。因为大量的外来务工者农民既有效率而且劳动力低廉，城市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他们的来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北京这次的清理，也让大家意识到北京发达的互联网服务真正的支撑在哪里，大批外来流动人口的迁移让“北京的快递和外卖都慢了”。

即使挤在群租房中的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他们还是能够拉动消费和服务业增长。收入再低的人，一年到头还是免不了到餐厅消费。而餐饮业的维持，靠的就是足够的人流。也是庞大的流动人口，支撑起了北京发达的餐饮和外卖产业，这对城市经济活力来说，本身是有益的。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人的理性判断、权衡利弊的能力有信心，更要允许人犯错。第一代流动人口很可能会犯一些错，犯了错才能获得相关的信息和经验，进而调节自身的期待和选择。公司也是这样，初期的产品不见得合适，不见得富有竞争力。但是，还是要投放到市场上。唯有如此，才能收集到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然后据此改进、优化产品。

不可否认，城市病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只要运用科学的人口管理策略，有条理地管理人口迁移问题，就不会导致人口无序流动，相反还能利用外来移民来促进城市的发展。多思考是否有该考虑的问题没有考虑到位，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而不是一刀切的清理，这才是真正符合经济城市化内在逻辑的做法。

刚性清理，城市病的割肉疗疮

毋庸置疑，不断暴增的北京人口，确实给城市带来很多隐患和麻烦。“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伴生品，真正的原因在于城市管理水平跟不上，这是“管理病”；而流动人口不应成为“替罪羊”。

其实，中国的大都市，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口密度远不如新加坡、东京及中国香港地区，但是这些城市都是井井有条的。中国还有些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但是环境、消防，交通等却是表现不佳。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越有秩序、越有智慧、越有节能环保意识，公共交通也越发达。不先考虑如何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却过度强调人口流动问题，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