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程：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 Goldin），以表彰她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虽然戈尔丁在猜测的候选获奖者名单上，但位置应该并不靠前。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达龙·阿西莫格鲁（阿西莫格鲁研究领域较为广泛）、研究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菲利普·阿吉翁、研究收入不平等的伊曼纽尔·塞茨等人获奖热度可能更靠前。

目前为止，戈尔丁是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性得主，而且是独享今年的经济学奖（前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都是与其他人共同分享），过往这种荣誉只有像保罗·萨缪尔森、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卢卡斯等重量级人物才能够获得，可见其研究课题的重要性以及诺奖评奖委员会对戈尔丁的研究评价之高。

戈尔丁的研究领域专注于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其获诺奖则是因为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她的新著《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对其过往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展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权衡，以及影响这种权衡的各种因素的变迁。

同时，也正是因为女性的这种权衡，导致性别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在书的致谢中，戈尔丁解释了为什么会选择女性就业这个研究方向。大约30多年前，她到哈佛大学任职的第一年，她的学生打算讨论她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虽然当时她已经对性别差距做了一些研究，但还不足以回答学生的问题。那么，历史对她们能有一些启示作用吗？这个想法促使她开展了接下来的一系列研究，也正是这一系列研究将她引领进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殿堂。

在经济学研究中，为了模型的简化和可处理，一般都假设经济中的个体是同质的，所以只处理一个代表性的代理人的选择就可以。这样的经济模型不能用来讨论异质个体问题，当然也不能用来讨论性别差异问题，实际上对于异质性个体的讨论在很长一段时期并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将经济学研究的触角引向了家庭领域，利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生育、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等个人选择问题，这实际上为很多社会现象提供了理论基础，贝克尔也因为上述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戈尔丁沿着贝克尔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进一步探讨就业中的性别差异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家庭和事业的具体含义

一般来说，家庭是一个人的归宿，是心灵和精神的寄托；事业则是一个人的社会追求，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途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成家是很多人成长过程中非常自然的选择，立业也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追求。但成家和立业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还存在冲突和取舍，对于女性来说更是如此。

在全球各地，照顾家庭和孩子基本上都是女性的任务，主要由女性来完成，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约定俗成，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性别规范。所以，即便是胸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女性，也觉得有必要为了家庭而放慢自己的事业发展步伐。

在书中，戈尔丁研究了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女性大学毕业生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权衡，所以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家庭和事业的具体含义。戈尔丁将“家庭”定义为有亲生的或收养的孩子，但不一定有配偶。作者之所以强调家庭要有孩子，是因为孩子在年幼时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这必然涉及女性该如何权衡家庭和事业。后面会看到，也正是因为女性付出时间照顾孩子，导致男女之间存在较大的性别收入差距。

“事业”（career）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参加赛跑，与“战车”（chariot）和“马车”（carriage）来自相同的词根。“事业”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或者称为“进程”，必须持续一段时间。“事业”不仅表示被雇佣，通常包括进步与坚持，涉及学习、成长、投资和获得回报，被定义为持久的、受欢迎的职业。也就是说，事业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和谋生的手段。

要成就事业，需要贪婪地工作（Greedy Work），即在工作中辛勤付出，甚至长时间的加班，这对有孩子需要照顾的女性来说构成了较大的挑战。正如书中所说，大家拥有相同的时间，都必须在时间分配上艰难地抉择，女性要在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之间谋取平衡，最根本的就是时间冲突。

事业必然起源于工作，但工作未必就是事业。工作通常并不构成个人身份或人生目标的一部分。单纯的工作常常仅仅用于创造收入，只是谋生的手段，一般没有明确、高远的目标。事业则体现了个人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对于投身于某项事业的人来说，收入多少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例如，志愿者和慈善人士的目标就是帮助别人，改善别人的生活，他们从事这种类型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收入，单是帮助别人这件事就给他们带来了满足感和幸福感。

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的选择

戈尔丁在书中按照时间顺序，研究了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出生的五组女性，这五组女性都受过大学教育，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组别的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却作出了明显不同的选择。

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年，1900~1920年大学毕业。这个组别的女性样本，要么组建了家庭，要么成就了事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兼顾事业和家庭。这组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未婚。第二组是1898~1923年出生，1920~1945年大学毕业。这组女性的特点是一般先选择工作，然后再成家，并且成家后基本不会再出去工作。第三组出生于1924~1943年，1946~1965年大学毕业。这组女性结婚成家很早，结婚生育后会短暂退出劳动力市场，但之后会选择继续工作。

第四组出生于1944~1957年，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末大学毕业，家庭对本组女性而言固然重要，但大体上处于次要地位，研究生教育和事业发展才是排在前列的选择。这组女性之中比较知名的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康多莉扎·赖斯等，其中布劳恩是当选为美国参议员的首位黑人女性。第五组是1958~1978年出生的女性，1980~2000年左右大学毕业，这个群体基本上都渴望家庭与事业并重。

戈尔丁以上述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权衡取舍，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通过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不同组别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事业和家庭之间的侧重存在较大差别。她们在优先事项和成就上的转变，映射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一组与另一组之间的选择差异，主要源于个体无法控制的力量。

这些力量就像地壳运动推动巨大的板块那样，调整着站在上面的人的选择。社会规范、法律法规、性别歧视、婚姻限制、技术进步（控制生育以及辅助生育技术的进步、减少家庭劳动的技术等）、经济社会形势、经济结构转变，等等，上述因素的演变促使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辗转徘徊，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又想两者兼顾。

影响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权衡因素的变迁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总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最优的选择，戈尔丁所研究的女性大学毕业生也不例外，不同时期的女性毕业生之所以有不同的选择，并不是她们的偏好发生了多大的改变，而是因为她们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就业壁垒存在很大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引导着她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对于第一组女性来说，之所以很难兼顾家庭和事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规范和雇佣规定往往阻碍已婚女性寻找工作，更不用说追求事业了。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有两类规定极具约束力：一类是“婚姻限制”，即禁止已婚女性受雇于某些职位，如教师；一类是裙带关系规则，即禁止夫妻在同一机构、部门、公司或政府任职；上述两类规定对女性就业形成了非常大的限制，更不用说全身投入去追求事业了。

另外，由于当时降低女性家庭劳动的家用电器，如洗衣机、吸尘器等尚未出现，幼儿托育机构也十分稀缺也非常昂贵，导致家庭对女性劳动和照顾孩子的需求非常大，如果女性选择了成家并生育孩子，并考虑到对已婚女性的就业限制，她就很难再去追求事业。

对于第二组女性来说，外部经济环境对她们的选择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她们大学毕业遇上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大萧条导致失业率飙升，这也促使美国的一些公司扩大本已存在的限制性政策，如不雇佣已经结婚的女性，因为已婚女性可以由丈夫供养，单身女性以及其他男性更需要工作；禁止已婚女性从事文书工作，等等。这对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女性大学生就业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这组女性来说，她们也拥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也想成就一番事业，只不过外部经济环境影响了她们的人生路径。

对于第三组女性来说，她们在结婚生育离开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之后，会再次选择工作。她们之所以在生育之后退出工作，是因为负担不起高质量的托儿服务或者在孩子太小时出去工作而心存顾虑，如果工作所挣的钱全都付给了保姆或托儿所，那么还不如自己在家照顾孩子。

她们之所以在孩子大一点之后又选择了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因为她们大学毕业时二战已经基本结束，战争已经将美国从大萧条的阴影中拉了出来，随着战争物资需求的飙升以及征兵导致男性劳动力的减少，大萧条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存在的歧视性劳工政策戛然而止；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各州法院在裁决中基本上废除了雇佣中的婚姻限制。

更重要的是，二战结束并没有导致一些人所预测的结果，即美国将会出现经济衰退；二战期间为了生产战争物资（包括向苏联、英国等提供的租借物资），民众的生活需求被严重压抑，二战之后，战争物资需求被民众的生活需求所替代，美国经济进入了一段快速增长时期，就业机会也非常多。上述因素导致第三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结婚生育之后也能够继续工作。

对于第四组女性来说，她们的选择又发生了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事业在这组女性之中的重要性要更加突出。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复兴，旧有的生活方式和过时的规范受到了挑战，女性对未来的就业预期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也导致女性更有动力进行教育投资。

对于这组女性来说，就业不再仅仅取决于能给家庭增加多少额外收入，在决定是否工作时，她们开始衡量自身的愿望和自我意识。同时，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施的可以单方面起诉离婚的政策则导致女性大学毕业生更愿意投资自己，并把家庭放在次要的位置。

对第五组女性来说，她们似乎吸取了第四组女性将家庭放在次要位置的教训，将家庭和事业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第五组女性了解到，一些被推迟的事情可能永远也无法完成。随着医学知识的进步，她们知道，推迟生育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今天拖延的事情，也许明天能够实现，但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她们并不想放弃家庭，而是想要家庭和事业兼顾。

性别收入差距仍然需要解决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教育、专业学位和机会的增加，许多限制女性就业的壁垒已经坍塌，阻挠女性成功的歧视性障碍也在逐渐消失。目前，在全球的很多地区，女性投身于事业并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很多领域持续存在并需要重视的一个现象是性别收入差距依然非常大，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即使做的是相同的工作，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戈尔丁在书中提到了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

她和其他两位男性经济学家受雇于一家著名的国际机构，任务是评审内部报告，虽然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她与其他两位男性的报酬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男性经济学家的报酬是她的两倍。虽然这家公司最后补齐了戈尔丁的报酬，但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一斑。实际上，戈尔丁的亲身经历涉及同工不同酬问题。

针对芝加哥大学1990~2006年男女MBA毕业生的职业生涯研究表明，毕业后这些毕业生出现巨大的性别收入差距，主要由两个因素导致：职业中断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样本中女性毕业生前13年的职业中断时间比男性要长；此外，在毕业后的13年里，女性的每周工作时间要少于男性。戈尔丁的研究显示，在获得MBA学位的前10年左右，相对于男性，女性毕业生几乎所有年收入比率的下滑都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的休假时间更长，工作时间更短。

这里有一个对比样本，即没有生育孩子的女性毕业生，她们的收入虽然也低于男性毕业生，但只低9%左右，明显低于整个女性毕业生群体与男性毕业生之间36%的收入差距。这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结婚生育孩子对女性的就业收入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且，性别收入差距开始显现通常始于孩子出生一两年后，并且会逐渐扩大。就如上面五组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权衡所展示的，养育孩子之后需要女性付出大量的时间去照顾，即使是非常富裕的家庭，也很难将养育孩子完全外包，这既影响了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之间的选择，也左右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如果某些工作对于在单位的时间付出要求不是那么高，那么性别收入差距是否会下降呢？研究结果显示确实是这样的。作者在书中选取了工作的六个特征，包括：与他人的联系、决策频率、时间压力、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工作、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竞争水平。

上述前五个特征衡量工作的时间要求，例如，与其他人联系、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等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需要付出较多时间必然需要贪婪地工作，结果表明，时间要求高和竞争激烈的职业性别收入差距较大，时间要求较低和竞争程度较低的职业性别收入差距较小。

推动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的措施

性别收入差距是职业差距的结果，职业差距则反映了男女工作上投入的差别，进而映射了在家庭上投入时间的差异。男女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所以不能像男性那样贪婪地工作。

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夫妻双方都是高学历的人来说，如果进行分工，一个人从事长时间付出、贪婪地工作，另一个从事较灵活、时间要求较低的工作，从而有时间来照顾家庭，这样分工配合可能会使他们的家庭收入更高，但从事灵活、时间要求较低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女性。

目前，虽然女性“被期望”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家庭这个社会习俗和规范已经弱化，但全球各地人们的工作结构和照护机制还基本上秉承过去的样子，当涉及需要为家庭付出更多的时间时，首先想到的以及最有可能付出的还是女性。为了推动性别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政府和社会都可以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

一是降低贪婪工作的回报，同时提高弹性工作的收入。贪婪地工作意味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贪婪地工作回报下降，那么男性可能会分配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家庭；而弹性工作回报提高，意味着女性可以在兼顾家庭的同时，获得更高的收入。综合来看，性别收入差距就会下降。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报酬是非常重要的激励手段，降低报酬就意味着产出和利润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很可能得不偿失，所以企业可能没有动力降低贪婪工作的报酬水平。就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公司可不想失去训练有素的员工，特别是在专业服务行业更是这样。

二是男性拿出更多时间来分担家庭照料的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男女之间在家庭的分工也逐渐出现变化，男性可以为照顾家庭付出更多的时间。政府部门、企业可以为男性提供更多的假期，这样男性就可以为女性分担家庭的很多责任，也为女性投入事业提供支持。

三是提升孩子高质量照料服务的可得性。如果孩子高质量看护服务供给较为充足，并且国家对于这种服务给予适当补贴，那么孩子的看护成本就会降低，女性就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事业之中。此时，即使工作是贪婪的，也有可能降低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

男女之间的经济收入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家庭之中分工的不同，其本质是在社会规范、习俗观念等力量的影响下，为家庭付出更多时间的那个人基本上都是女性。因此，改变男女之间在家庭的分工、提升婴幼儿的照护服务可得性并降低照护服务的成本、提高弹性工作的效率和回报，等等，这都是可以降低性别收入差距的措施。

同时，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面持续努力。多年来甚至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规范、工作结构、激励机制、法律法规等，都需要逐渐改变，从而推动降低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