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近年来互联网的高频流行词，广义的“上岸”涵盖升学、求职、相亲、婚育等领域，狭义的“上岸”特指通过考编、考公进入体制内工作或保研、考研继续升学。青年群体迫切“上岸”的心理和行为取向，反映了当代青年在“社会时钟”规范与个体重要生活事件之间建构自我生平的实践张力，是对传统成功观念的反思和重新定义。

社会转型期，家庭、集体等传统组织的庇护与控制能力减弱，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内卷”竞争不断蔓延。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破历史纪录，多种不利因素叠加使大学生就业的困难程度明显增加[1]。作为某种暂时“安全”与“稳定”的状态，“上岸”成为当下青年群体最为关注的现实话题，受到部分青年的关注与追捧。

青年本应是全社会最具活力、最富生气的“试错”群体，“上岸”作为青年追求稳定和安全的日常生活实践，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冲突。当前，社会对青年“上岸”热潮不乏诸如求稳避险、逃避竞争的“躺平一代”[2]，延迟就业、在家啃老的“全职儿女”等评价[3][4]，但在学理层面鲜有对青年群体内部异质性、青年社会心态和生命历程发展阶段的关注与反思。

追求“上岸”的年轻人多处于从“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是人一生中发生深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5]。在人生的关键路口，面对现实结构困境、个人未来理想和家庭社会期待错综交叠的选择情境，青年人究竟以何为“岸”，执着于“上岸”的行动意义是什么，以及“上岸”采取的实践策略和反思过程是本文重点关注与讨论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1. 文献回顾

（1） 从“下海潮”到“上岸热”：社会转型的机遇与风险

“上岸”并非新词，在改革开放初期和20世纪末，体制内曾一度流行与“上岸”截然相反的“下海”潮。市场经济的放开使许多体制内干部职工纷纷进入市场经商获取财富，也有一部分“下海”的失利者“上岸”回到体制内[6]。“下海潮”到“上岸热”的四十多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物质、文化生活日渐丰裕。

与上一代相比，大部分青年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多元的人生体验，却处于高度竞争、阶层分化和各类问题、矛盾集中涌现的社会转型期，其生存环境更加复杂，生存状态更加迷茫。与此同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是高度“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传统、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段和社会发展逻辑，在同一个时空背景下叠加和激荡，社会与个体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7]。

面对突发疫情、经济增长放缓、社会转型风险等不确定处境的激增，青年群体更加注重发展前景与经济回报的稳定性[8]，以确保在竞争激烈、充满风险的社会环境中，有更理想的选择与出路。

（2）从文凭贬值到就业困境:内卷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9]，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使青年个体与用人单位纷纷追求更高等级的文凭与学历。教育扩招向更高学历延伸并没有改变“全员内卷”的现状，行为同质、目标单一的学业竞争背后，高等教育从积极投资转变为防御性消费[10]，文凭的通胀和贬值使大学教育逐渐异化为个体主义的竞争“利器”，成为“刷水课”、“赶场子”和“竞争保研”的“绩点游戏”[11]。劳动力市场与教育系统紧密结合，教育内卷泛化至就业领域，不同学历层次和学校等级的高校毕业生在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增速的放缓和新冠疫情冲击了就业市场的稳定性，职场“996”是福报还是压榨等劳资矛盾的激化，放大了“体制内”相对稳定的职业保障和收入预期等优势[12]，对公职稳定且“有闲”的想象使青年更倾向于“上岸”[13]。

（3）从“小镇做题家”到“985废物”：青年身份与心态的转变

在进入大学之前，大部分学生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就是高考，高考承载着“改变命运”的功能。快速的社会转型、激烈的教育竞争与现实的就业困境等结构限制也导致了青年群体身份与心态的变化。相比漫长的基础教育阶段，四年本科期间许多学生既要适应高等教育的学习方式，又要安排、规划个人生活与未来发展。

与目标明确的“高考”比起来，从“埋头读书”到“自由探索”，高等教育阶段选择的多元性与探索性使未来的前景更为模糊[14]。尤其对于出身小城、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家庭资源的青年学子，他们发出了“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自嘲与反讽[15][16]。他们不仅对学业、社会地位的持续竞争感到焦虑、倦怠，也在学历贬值、就业求职的屡屡碰壁中产生了迷惘之感，于是网络社群中“佛系”“躺平”等“丧”文化与“废”心态悄然而生，并作为一种亚文化成为失意青年的集体情感认同[17][18]。

既有研究的“上岸”叙事，是青年在社会结构困境下求稳的理性规划，预设了选择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实际分析中，忽视了青年群体地域、家庭、学历学校层级等异质性背景，也忽略了“上岸”选择与实践过程中青年个体自主性的发挥。同时，缺乏对青年特定生命发展阶段的关注和“上岸”青年主体意义的深入探讨，忽视了他们从青年走向成年、从学校走向社会过程中多重场景、身份与角色的客观变化及其带来的生存挑战与生命困境。

本文从个体化理论出发，通过考察、描摹青年在“成年”过程中的“上岸”选择、实践及自我反思，力图呈现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现实生存样态与理想生平之间的差距及张力，进一步深化对当代青年个体化过程的本土性理解。

2. 理论视角

（1）“成为个体”：当代青年的个体化自我生平

贝克认为，个体化是一种结构，也是自反性现代化下风险社会中的个人命运。个体以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等现代制度为动力，从传统社会组织与处境中“脱嵌”出来，再嵌入新的社会架构与生活环境[19]。在此过程中，个体由“承受者”转型为个人生活的“责任者”，创作、探索自己的生平，规划并实践自我生涯，同时承担相应的结果与风险[20]。

结构上的脱嵌、再嵌入和角色、行动上的转变伴随着主观维度的变化，迫使主体回答“我是谁”这个人生命题。在高度流动、缺乏预测的现代性中，强制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使个体在“不确定的自由”中经历“解放”与“异化”、“自主”与“依赖”的矛盾体验，给个体带来不同程度的不安与焦虑[21]。

个体化理论为理解当代青年“上岸”实践提供了一个基本视角，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要注意语境的本土化。阎云翔指出，由于“为自己而活”的误译，个体化的本土讨论集中于“为自己”，即对个人“小我”与他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等传统“大我”之间关系的讨论，是一种关系性的个体化[22]。这不仅容易把个体化与狭义的个人主义画上等号，也忽视了个体化“to live a life of one’s own”的第二层含义，即对人生目标的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反思:“追求自己的活法”。

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涵盖了“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我如何过自己的生活”三个基本价值与生存命题。青年“上岸”的追求与实践即是个体对未来发展目标与生活方式的选择、探索与追寻。同时，中国的个体化发生在“压缩的现代化”与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的背景下。个体机遇增加的同时，市场发展的深化、家庭资源的阶层差异和突发的风险（如疫情），也考验着个体承担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2）“走向成年”：青年的继续社会化

贝克强调个体化的制度性，客观社会结构催生新的生活处境与人生发展模式，带来标准化与制度化的生命历程[23]。青年期作为年龄跨度广阔的人生阶段，除了受制度因素的影响也与社会文化背景、青年的主观态度息息相关。相比传统社会，随着教育年限延长与婚育年龄的推迟，青年用更长的时间对职业、爱情和生活进行多元的探索，不断修正并建立成年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

针对这一特殊的青年时期，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阿奈特（Arnett，J.J）提出“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的概念，阿奈特认为“成年初显期”是指青少年晚期开始到25岁[24]。这一时期青年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年（18周岁），但仍处于走向成年的探索之中。尽管他们离开了父母，但并没有完全扮演成人的角色、承担起成年的责任。对个人生命历程来说，这一阶段的深刻转变具有重要意义，青年对生活方向的探索与改变将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

“成年初显期”是一个“社会—文化”的概念，它区别于从生理、心理和行为等维度对青年进行界定与区分[25]。重要生活事件和个体自我认知程度的差异，使青年个体走向成年的时间长短有所差别。但在青年与成年之间存在走向成年的过渡时期，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

不同社会文化对成年的界定标准不同，结构与文化的情境变量形塑了当代中国青年独特的“走向成年之旅”。当代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不仅客观的成年历程发生了改变，对成年的主观认知也呈现多元化与碎片、零散的成年认同[26]。

追求“上岸”的年轻人多处于教育制度尾部或刚刚离开学校，他们面对学业、职业和个人生活的重大转折与关键选择，从“学生”逐渐转变成“社会人”，思考、探索着成年后个体何以安身立命。“成年初显期”提供了一种针对性的研究视角，把分散的青年求学、就业、婚育等问题加以整合，更为宏观地审视特殊时期青年的个体化自我生平实践历程。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取和收集材料。研究者从2023年1月至2023年7月，在豆瓣“当代年轻人永远在等待上岸”话题小组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观察，该话题的简介为：考研、考公、考编......上岸的终点，到底在何方？由豆瓣用户自行在话题发布内容并进行互动与讨论，截至本文写作时浏览量超过87.5万次。参与本话题的用户主要为考研、考编和有多次上述经历的年轻人，他们在话题内探讨、发表有关“上岸”的观点，记录“上岸”经历与体验。在深度阅读话题内容后，研究者对话题内容进行梳理与分类，并根据分类整理结果选择相应用户进行线上访谈（D编号为豆瓣访谈对象）。

同时，为了弥补线上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在线下对“上岸”青年进行深度访谈。本文主要写作地点是一家付费自习室，该自习室在N市范围内有多家分店，用户可按小时、时段（日/夜）或包月、包年选座自习。自习室对整体空间进行分隔，一间可容纳50人左右，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至晚上11点，微波炉、冰箱等设施俱全。

选择付费自习室的有高校在读学生，也有已经工作的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准备考编、考研，也有一些备考相关行业的资格证书。研究者加入自习室微信群，作为有“考研”与“考编”经历的过来人参与自习室微信群和线下公共空间的讨论，对自习室成员进行观察，选择合适的访谈对象。共有16位自习室成员（8位男性，8位女性）接受访谈（具体信息见表1），他们中有高校在读本科生，也有毕业不久的职场新人，每位接受70~90分钟的访谈（F编号为线下访谈对象）。

四、以何为岸：“上岸”的选择与意义建构

1. 文凭“通胀”下的确定性选择

作为个体化的重要驱动，教育给予个体“向上流动”的预期。但向上流动并不是无限度的，当前市场经济的波动与财富分配逻辑的变化挑战了长期以来“发展”和“增长”叙事的正当性。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上岸”选择与青年的家庭社会资源、父母可提供的人生经验和家庭规范的引导强烈正相关。

对优势阶层家庭来说，在教育机会扩张时期，抵制向下流动或维持现状是其最关注的现实命题。“选择法学专业的时候就考虑过就业，考选调的竞争比直接考公要小很多，所以我比较明确走选调生的路线。我父母也是法律系统的，相对能给我一些帮助，争取一毕业就‘上岸’。”（F10）

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使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结合得更加紧密，现实的困境叠加突发的风险使得制度性的个体化更加明显。在家庭资源的支持与指导下，这部分青年有较为明确的“上岸”目标与路线，大学生涯与更长远的职业规划从高考结束填报专业时就已经开始。对他们来说“上岸”是必然要实现的目标，课程、活动、必要的学生干部经历等都能换算成“上岸价值”充实相应的人力资本。

对于非优势阶层家庭的青年来说，“上岸”首先是生存性的，它意味着依靠自己的摸索与有限的引导，寻找生存发展的“安全岛”。严峻的就业形势使他们逐渐意识到：上大学与获得稳定工作之间的必然联系成为偶然，但其个人发展目标、路线及相应职业准备并不明晰，充满了直觉与经验的拼凑。“我大三才开始准备考研。之前想毕业后留在上海，平时在学而思做兼职助教，但没长远想过一定要做什么。大三参加学校的招聘会发现没什么岗位适合我的专业才决定换路线考研。”（F13）

正式求职前在校期间的学习投入、社会实习、职业规划等行为都属于职业准备，不同的家庭背景、院校专业和个人能力使青年的职业准备策略出现差异与分层[27]。

非优势阶层家庭能够提供的指导与社会资本有限且薄弱，部分青年学生临近毕业季，仍对未来的职业与生活方向感到迷茫。此时，遵循学校引导的成功榜样是“不会出错”的“标准选择”。当前青年“就业难”“求职难”使就业率、升学率成为高等院校学生工作的关键考核指标。豆瓣话题“当代年轻人永远在等待上岸”最热的帖子直言“建议大学成立两个学院，一个考编学院，一个考研学院”。不少高校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中也不乏“集体上岸”“上岸985”等类似的宣传[28]。“我其实挺迷茫的，身边人都在争取保研、考研和考编，跨专业的大一、大二就开始了。刚进学校时就是考研、考公学长、学姐的生涯规划经验分享，不考研、不考编就显得很另类，辅导员、班主任会盯着让你尽早规划。”（F1）

重新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个体并没有发现接纳他们的“位置”（beds），这些“位置”在重新嵌入之前就已经短缺甚至消失[29]。强制“自决”的个体化进程中，难以捉摸和四处弥散的不确定性、未知感和无力感，使青年急切地想要“重新固定”下来。

对普通学子来说，“上岸”也并非毫无自主性的迷茫选择。准备考公、考研与他们熟悉的学习模式类似，答案具有一定的标准性和确定性，能够通过记忆和练习提高成绩。程猛对农家子弟的研究指出，农家子弟利用底层文化资本也能够取得高学业成就[30]。

学校化的心性品质与道德化的学习思维，使他们对学习的苦修、勤奋的训练并不排斥，甚至更具优势。尽管文凭“通胀”带来学历的贬值，但囿于青年个体的社会资源与外部环境，继续求学依然是他们留在城市或免于失业的最现实路径。“本科生的就业优势太小了，想留在南京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除了继续读研没有其他办法。考研、考编其实也有技巧，好好复习准备，找准合适学校或者岗位，利用应届身份‘上岸’概率还是很大。”（F11）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面对“教育改变命运”理想与“毕业即失业”现实之间的强烈落差，通过“上岸”探寻确定性个人生平和更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上岸”不仅是顺利就业、求学的象征，也是不确定社会环境与不稳定生命发展历程中青年主体生存的“安全岛”。

2.“上岸”想象中的现实困境

吉登斯指出，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不同阶层的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决策与行动过程，“个体在多样的选择中被迫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31]。“上岸”是青年对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想象与建构。生活方式不仅有关“如何行为”的决定，也有关“要成为谁”的决定，因此生活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是“自我的反身性投射”[32]。

“上岸”意义既建构于青年对“上岸”后职业、生活的预期规划与想象，也来源于他们当前的现实困境。首先是编制的职业想象。“虽然公务员降薪但它很稳，短期内不会失业。现在这种经济形势公职人员与做律师相比收入上可能没什么优势，但起码不用做卑微乙方到处拉业务。”（F14）国家编制稳定的收入与职业地位想象，是部分青年投身于“考编”“考公”的重要原因，与非公经济部门相比，“上岸”意味着职业的高度稳定与体面。

其次是“上岸”后的生活与发展想象。“休息的时候我会幻想考上后类似‘范进中举’的兴奋，想象自己有哪些经验和弯路可以和别人分享。备考的暑假主要做英语和专业课笔记，看不懂、做不对，天又热，独居做饭，饭后看一些考研成功博主的分享，熬日子地挺过这俩月。”（D2）对过去经验的反思开启了青年探索自我的未来旅程，修正既有发展轨迹，同时调整未来发展路径，成为追求“上岸”的重要理由，理想主义的美好“彼岸”成为他们努力奋斗的希望和象征。

对部分学子来说，“上岸”名校或进体制工作是重写高考失败结局的重要“自救”方式[33]。坚持“上岸”的意义不仅在于学历和工作本身的实用性，更在于其改写个人命运的“逆袭”叙事。“高考前我并没有意识到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上大学后大家讨论大学生活才发现，一流高校的氛围和出路与普通本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去更好的学校证明自己。”（D5）

最后，“上岸”的规划与青年当前的现实困境有关。“疫情后我们整个业务团队都被裁了，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读到硕士依然会失业......28岁在我们这个行业算是大龄，市场根本不缺应届生和年轻人。”（D7）部分青年在追求“上岸”之前，有一份与体制完全无关的工作。突发疫情和经济的下行放大了“上岸”的稳定感，青年进入市场后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市场给予青年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失业的风险，高度的市场依赖性使他们一旦遭遇失业，就不得不去面对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并变成某种“个人的失败”[34]。

除了经济困境，从校园到职场青年感受工作绩效与个人生活的双重压力，即使工资收入较高也并未弥补“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城市“真空”生存状态以及远离家庭的情感缺失[35]。“虽然我来（互联网公司）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工作压力和时长还是令我喘不过气。房租就占工资的60%，这样的连轴转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考回家过日子，过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D4）部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面对大城市中独立打拼的生活与工作压力感到身心俱疲、缺乏“意义”，“上岸”成为他们回到家乡“过日子”，满足情感需求和寄托的机会想象。

“上岸”是青年以生活方式为载体建构生活意义的过程，是对个体生活方式的想象、探索和创造。正如当年“下海潮”一样，对“岸”的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困境，使“岸”成为生活方式的一种理想选择。卡西尔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更是“符号”的动物，“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36]。“上岸”作为青年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规划，不仅满足了个体的功利之需，也为特定的自我身份认同叙事提供了物质形式。

3.走向成年之旅的人生抉择

除了对确定性个人生平和理想之“岸”的追寻，“上岸”是青年在走向成年的“年龄—时间”困境下面对生存发展压力的人生抉择。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生涯变动和不确定性，使青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更加明显，出现了“成年初显期”的生命阶段。这一时期青年人虽然是法律规定上的成年人，但在心理状态、自我认同和身份角色上依然处于探索与建构的过程，他们既要进行职业、生活等领域的积极探索，也会面对经济、婚育和自我认同、代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压力与焦虑。

走向成年并不是孤立事件和线性过程，而是多项重要生命事件交织的“悠悠球式”探索之旅[37]。“毕业时我也犹豫过，最后还是决定去工作。现在想考MBA是希望对工作有所帮助，或者能换个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再结婚。所以我觉得‘岸’是阶段性的，永远都在‘上岸’。”（F8）

走向成年的语境下，个人成为自己“生平”的“设计者”与“行动者”，在结构限制中探索、规划各个事项，调整自我的成年实践。稳定的物质基础和职业生涯影响青年的婚育行为，部分青年选择先“立业”再过渡至成年的下一阶段。“幼儿园的工作岗位是合同制，如果进编更稳定、工资更高。不考编工作不稳定，也没有心思谈恋爱、结婚。”（F3）

求学、毕业、初职、初婚等事件的叠加也带来了“上岸”的时间困境，“上岸”成为逐步逼近的“截止日期”（deadline）。“毕业后我进学院，一直边工作边准备考研，现在已经是三战，还是差一点点。真的非常怀疑自己也非常焦虑，考上毕业时很可能已经超过35岁的年龄限制。”（F16）

大部分地区报考编制有35岁的年龄上限，考试既有难度和激烈竞争使“上岸”并非一次成功的易事。加速社会的增长逻辑与绩效主义，不断压缩个体试错与失误的空间，现实人生成为“不能出错”的标准化生平，否则会因为无法同步而面临“出局”的风险。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等待“上岸”和婚育、工作等多种事项叠加，使青年在行动上被迫加速，主观上却充满焦虑。

对中国青年来说，人生规划和重要事件的选择并不是完全由自身能力决定，或自由选择的。它受结构的限制，同时还镶嵌、渗染着父辈的“烙印”[38]，产生代际间的交锋与矛盾。“爸妈让我回家考特岗教师，他们觉得师范毕业考教师编制、去学校上班、结婚生子的人生是最圆满的。但我不想过这样可以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今年跨专业考研失败我压力也很大，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D6）

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实践是青年未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更高层次上是他们个性发展、创造生平的自我实现之旅。中国青年的个体化与家庭紧密相关，是“家—我”关系中的个体化。父辈的经济、社会资本既能提供支持，也会因其介入而影响青年自主性的发挥。在生存现实和自我实现之间，“自主选择”的“上岸”过程充满机遇与风险的双重张力。尤其在风险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愈是处于动态之中，个人和他所出生于其中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愈是偶然，一个人终生所需要的用以确证自己的生存要求的努力就愈加持久，同时，要使一个人对给定世界的习得过程在开始成年时就告终结，也就愈加不现实”[39]。

五、何处是岸：“上岸”的实践策略与反思

1. “上岸”的实践及策略

严峻的就业环境下“上岸”并非易事，考公、考编或考研、保研离不开策略性地规划与准备。这些策略是个体“上岸”的奋斗实践，也是青年发挥个体优势的自主性行动。

（1）逆卷而行：反向“上岸”

高度内卷的竞争环境使部分青年做出生活方式与求学择业上的转向[40]，以“反向”的实践策略追求“上岸”。“学长、学姐传授的真实经验是，保本校很卷，从大一就开始卷，更好的学校保研更难。考研风险太大，能保就不要考。所以最好是保研本校，不行就找一所水平和本专业差不多但排名没那么好的准备保研，这样不至于四年都在无意义地卷，‘上岸’概率也大得多。”（D3）

名校保研的稀缺资源和考研“上岸”的竞争难度使部分青年基于学科专业认知和自身发展情况，以“反向”策略避免过度竞争造成的无意义“内卷”，同时规避考研的淘汰风险而“上岸”。“就考研来说，太好的学校考不上，名额大部分都给保研了。权衡自身优势和能力，策略性地选择目标院校与专业更容易上。”（F12）反向求学实践是在内卷式竞争下反思自身水平，主动或被动降低理想目标的“上岸”策略。

对考公、考编来说，热门的岗位和城市也同样面临超载竞争。2023年国考计划招录3.71万人，共152.5万人参加考试，岗位竞争比约为41:1，热门地区和岗位的竞争更加白热化，可达“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41]。“备考之前研究公考APP发现，加上限制条件后老家附近的一些岗位竞争小很多，考编不异地，异地不考编。如果能在家‘上岸’就太幸福了。”（D4）

激烈竞争下选择岗位和地区反向“上岸”，不仅是一种实践策略，也是对过去“正向”生活的反思。青年在现代化的“城市梦”与田园式的“家乡情”之间摇摆，一些在城市打拼发展的年轻人由于经济、工作压力与精神困境在权衡中选择“逃离北上广”。尽管部分地区岗位有竞争的相对优势，但要“上岸”依然需付出极大努力。

（2）赶考青年：“增加概率”

为了增加“上岸”概率，实现备考效率最大化，许多备考者会参加多场同类型的选拔考试。“从11月开始到第二年2月，是各种选调、省考的密集时期，到后面还有事业编考试。这些都可以针对性地选岗选地区去考。考一次就上的概率太小了，都是考行测、申论，考点都一样，多试几场增加实战经验和‘上岸’概率。”（F4）

多地赶考增加了备考者试错的机会，提高了“上岸”概率。但赶考不仅是对个人综合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备考者时间、经济成本的考验。从复习材料到各类培训课程，再到“赶考路上”的各种花销，赶考青年在“上岸”之前就付出了巨大成本。对有推荐免试入学和保研机会的学生来说，越早选择和确定院校，参加各大高校为争取优质生源开展的各类推免活动，免试“上岸”的机会就越多。“有的学校是冬令营，有的夏令营活动3月就开始发通知，5、6月到暑假前是高校集中发布各种夏令营、竞赛活动的时候，只要符合条件就都去报名。”（D9）

保研制度希望通过多元的方式综合选拔研究生，避免统考可能出现的“死记硬背”与“一考定乾坤”情况。但也有研究发现，以学业表现和排名为主要标准的保研制度，筛选甚至培育了相对保守求稳的心态[42]，规训了本科生对“确定性”而非“创新性”的追求。

（3）等待上岸：坚持与怀疑

考公、考编和考研人数逐年增长，但由于录取名额有限，“上岸”并非易事，“二战”“三战”者也屡见不鲜。“我‘一战’准备时间挺晚，虽然没考上但进了面试，所以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今年‘二战’失败挺不甘心，如果放弃，之前的努力都浪费了。”（F5）

经济学用“沉没成本效应”来形容决策者因顾及沉没成本而继续投入更多成本或做出某一行为[43]。考研、考公的知识技能专用性较强，难以迁移到其他方面。备考期间投入的金钱、时间和努力都是沉没成本，这使许多备考青年因为“路径依赖”而感到进退两难，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离成功就差点“运气”。“有时候和第一名就差0.1、0.2分，因为只有一个名额，‘上岸’就与你无缘。你不知道下一次‘上岸’的是不是就是自己，所以要坚定自己可以，继续坚持下去。”（D1）

不确定的未来面前，“上岸”之旅坎坷而无奈。在激烈竞争中等待“上岸”成为生活的日常，风险与矛盾的个体化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判[44]。“同学有的找到工作，和我一起备考也有考上事业单位的，自己就有点焦虑。在家也复习不进去就到自习室来，和父母的冲突也少一点。”（F15）

面对经济压力和父辈可能的期待、支持或冲突，“上岸”似乎成为解决眼前问题的“救命稻草”。由于不确定与不连续的个人生涯、自我定位和社会角色，等待“上岸”的青年无法发展相对稳定、一致的自我认同，产生对自我的怀疑与否定，甚至陷入抑郁与苦闷中。“没有娱乐、社交，每天除了吃饭和午休其他时间都在备考，别人有正常的生活，你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岸’，甚至怀疑自己，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就和溺水的感觉一样，迫切想要‘上岸’。”（D8）

2.“上岸”经历的反思

“上岸”既是青年走向成年个体的行动实践，也是个体自我意识在实践中不断反思的过程。青年在心态、行为上经历由学校到社会的转变，也逐渐认识到上岸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1）“学校—社会”生存心态与策略优势

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教育投资并没有转化为更好的就业条件，高等教育不再是一劳永逸的“安全网”。与此对应的事实是教育竞争也愈“卷”愈烈，个体成为被迫加速、参与竞争的矛盾自我。“从小到大经历了无数考试，老师总说考得好就能上大学，上大学就好了。但实际上到了大学只是换了一种‘卷’法而已。不卷害怕未来赶不上别人，卷自己又很累很厌恶。现在看到‘上岸’两个字我都产生了生理性厌恶。”（D4）

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年学子来说，努力的意义与回报不同，不同家庭社会资本影响青年从学校到社会生存心态的转变。“生存心态”是指在长期发展中积淀并逐渐内化形成的一种心态结构，对个体的社会行为和意识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青年所处的社会环境、成长经验等诸多因素均有重要影响[45]。

对劣势和普通家庭的青年来说，勤奋学习是唯一的出路，他们“需要以迟来的现代性获得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46]。对于中上阶层子弟来说，家庭的社会资本能够提供更多的出路与退路，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现实社会的生存状态，更好地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心态转变。

风险性与不确定性激增的社会环境中，青年倾向于在较为熟悉或擅长的领域发挥个体自主性，在既有制度中策略性寻找主体优势。无论是公务员还是研究生考试，都有明确的考核内容与录取指标，相对于其他求职过程更为公正、透明，也更有预见性。“行测就是考数学、语文和逻辑之类，拿粉笔听课刷题，做各地历年的真题，看公众号上大神的考试经验，勤奋一些总是比找工作时不知道HR会问什么没办法准备要好。”（F9）

过往教育经历中，刷题、复习和考试是学生最为熟悉的教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性活动相比更易“上手”，有明确的提升路线。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它们是求职求学“工具箱”里的拿手策略，也建构了青年连续与安全的主观认知，使其生平更加有迹可循。“有时候觉得考公考编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刻舟求剑，虽然不一定有用，但是相对于喜怒无常的浪，没有目的地的船，此刻，它是我们心中唯一确定的指引。”（D11）

（2）“上岸”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状态

无论是学历还是体制“上岸”，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上岸”预设并不总是美好的，存在与现实的落差。“三年前考上研究生，我有大功告成的感觉，但现在毕业就业压力依然非常大。我又一次进入‘考编’大军，看着同学在本科毕业时就考上编制，我甚至有点怀疑考研的意义。”（F7）

作为教育的“循规生”，部分青年深信“高考崇拜”和教育的理想主义，他们相信文凭可以改变命运，获得更好的人生；因此，即使讨厌考试他们也遵守、依循学校文化。但学历的“上岸”并没有让他们看到理想的生活，又由于远离社会现实，并未完成从学校到社会心态、行为上的转变，而招致诸如“脱不下孔乙己长衫”的批评[47]。

事实上，“上岸”并非轻松容易的，也并不代表生活工作的恒长稳定。“‘上岸’并不意味着躺平，基层工作是很繁杂的，哪是办公室喝茶看报。台风天出外勤、冬天铲雪都是正常，‘上岸’只是工作的起点，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F6）

在“上岸”实践中，通过了解目标工作、生活，青年对“岸”的意象进行再建构，也反思着自我的选择及其对人生的意义。“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公司偷偷背单词，确认考研意向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我离职回家准备考研。作为非应届选手，我没有那么大的试错空间。一路上克制着内心的不安按部就班地学习，虽然偶尔也会怠惰摸鱼，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无畏风雨。”（F9）

“如果你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应该付出努力去实现，而不是抱怨或什么都不做。虽然考研失败，但尝试、经历过才不会后悔，考研经历给我的坚持与勇气是未来奋斗再出发的底气。”（D10）尽管有失败的风险，但“上岸”实践的经历与意义是无价的，这既是青年对个人生平的测试与创造，也促使青年继续反思自我，形成自反性的个体观念。

六、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考察、描摹青年“上岸”的选择及实践。研究发现，“上岸”既建构于青年职业、生活的预期规划与想象，也来源于当前的现实困境，突发疫情风险的叠加使得制度性的个体化更加明显。作为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规划，青年试图通过“上岸”打下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为自我身份的认同叙事提供物质形式，在更高层次上是他们追求个性发展、创造生平的自我实现过程。

中国青年的个体化与家庭紧密相关，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的青年，“上岸”的资源、难度与意义不同。在生存现实和自我实现之间，“上岸”是青年走向成年个体、探索自我生平的“悬浮之旅”，也是在生命事件重叠交织的“夹缝”中形成自我身份认同与成年社会角色的“两难之旅”。本文深化、丰富了青年“上岸”的多元意义，突破了对青年“上岸”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单一维度刻画，体现了在走向成年的生命历程中，青年发挥自主性与反思性的“上岸”实践。

对当代青年来说，社会、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使青年自由探索的成本越来越大。社会发展速率放缓的同时竞争日益内卷、就业形势严峻，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某种必要经历，而非增加个体生活机遇、改变个人命运的“门槛”，教育与稳定生活、职业等预期回报的脱钩使“个体化”以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展开。

在走向成年的“个体化”过程中，“上岸”是存在主义的，它象征着青年独立生存、安身立命的现实奋斗。同时，“上岸”也是理想主义的，它表达了青年期待在机遇与风险中尝试发展个体、突破标准生平的自我实现。但“上岸”并非易事，“上岸”过程可能耗费巨大的成本，考验青年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本，挑战青年个人的综合素养。他们采取了诸如“反向上岸”、“赶考”增加概率等实践策略，但也会由于“沉没成本”而进退两难，或因无法上岸而怀疑自我。青年在“上岸”理想与现实的对比中追问、探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重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自反性的个体观念。

当前社会对青年“上岸”“求稳避险”、延迟就业和逃避竞争等负面评价，忽视了青年“内卷式”涌入考研、保研和考编、考公背后社会转型的结构限制，也否定了“上岸”实践中青年自主性的发挥，更忽视了他们从青年走向成年、从学校走向社会过程中多重场景、身份与角色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与生命困境。

追求“上岸”并不能简单地与低欲望的“躺平”画上等号，在高度内卷、持续加速的绩效社会，青年被迫成为功绩主体而陷入无法停滞的全面竞争。风险的“个体化”实践自反性地生成对现有制度的某种回归与依赖，以获得更多的行动资源。青年个体也并未完全“躺平”，而是在制度结构中运用策略与自身优势探索并试图创造个人的生平。如果“躺平”与“内卷”是两种极端的生存状态，那么当代青年的“上岸”实践则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暂时的平衡与稳定，是走向成年汹涌波涛中的一刻“喘息”和策略性调整。

面对人生发展的阶段性与社会不确定性的增长，“上岸”并非一劳永逸的人生终点，青年群体对此社会现实有所领悟。但作为美好生活方式的象征与符号，“岸”激励着青年群体直面未来的不确定性，葆有继续进取的动力与勇气。国家、社会应从体制机制上给予青年试错与探索的机会，营造更为包容友好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化、公正化，增强青年的获得感。

在就业上，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加强对青年就业的指导与帮扶，放宽、延长毕业帮扶范围与年限，综合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的多方联动机制，激发青年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和效能感，拓宽青年“人生之岸”;在日常实践中培育青年生活的意义感，帮助青年寻找“生活之趣”，增强青年对自我与社会的责任感，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成年身份与角色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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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周恬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助理研究员）、苗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