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24：拥抱韧性与重塑的时代

前瞻2024，乐观还是悲观？

面对这个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很难用乐观或者悲观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形容。变化是常态。变化的方向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去探索，应对变化带来的冲击需要我们培养韧性，同样，创造全新的做事方式是一种塑造的过程，是多方合力完成的努力。所以与其简单乐观或是悲观地去前瞻未来，我宁愿预测说，2024年将开启重塑和需要进一步培养韧性的年代。

2005年，弗里德曼出版了一本对全球化高歌猛进时代进行注释的书——《世界是平的》。其实并不需要时光机，就能穿越回弗里德曼当时描述的世界。2023年底，我再访胡志明市，就觉得很像2005年的浦东。在那里，世界是平的。

平的世界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距离的拉近。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让资讯唾手可得，繁密的航运网络让任何一个开放做生意的国家都能够被纳入到全球经贸体系中进行交易，早已频密的飞行网络也拉近了所有城市的距离。

其次，地球村遵循平等的竞争逻辑，每一个市场按照自己的资源禀赋去争取独特的发展机会。2005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世界工厂的规模，这与中国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备的招商引资策略、庞大的廉价技术工人分不开关系；同样，当年的印度也是全球科技外包的热土，这与其成规模的英语教育、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群体息息相关。地球村不会给制造贴上特别的标签，也不会用朋友或者敌人来区别外包供应商。跨国公司是地球村事务的实际主导者，他们遵循的原则很简单：规模、便宜、高效。

第三，经济发展是平的世界的主旋律。这一波全球经济大发展始于冷战结束，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平的世界的主要发展模式是有路径可循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奠定了这种发展模式。所以在2005年的浦东，只需要乘着时光机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或者70年代的韩国，就能大致规划出发展的方向，在追赶的过程中还可以跑得更快些，弯道超车。

因为“时光机”的存在，平的世界仍然保留了可能性。所以在2023年的胡志明市，我们可以想象一条至少未来十年的发展轨迹：招商引资、基建蓬勃、外资云集（中国是主要的外资之一）、“海归”（ABV，越南裔美国人）踊跃。

但从中国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已经不再是平的了。地缘政治与大国博弈的拉扯竖起了不少高墙和壁垒，自由贸易也因为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而支离破碎。效率不再是跨国公司行为的主旋律，它们与国家一样开始注重安全，没有谁希望夹在大国竞争之间左右为难。高科技的攻防战更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迫使中国要趟出一条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不再是平的的世界，需要我们重塑世界观和发展观。

首先，我们要走出熟悉的世界，拥抱未知。三十年高速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让我们特别习惯于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去追赶。我们学习能力超强，还能推陈出新，弯道超车。但现在熟悉的全球化正在打破，不确定性指数级增加，对于不再是平的的世界，我们需要适应，也需要通过创新来推动改变。

其次，我们需要正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仔细审视内外部的挑战与机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经历高速发展之后的瓶颈期，欧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则是在当下。这样的瓶颈期的突破需要结构性的大调整，从制造转向消费，从硬件转向软件，从增长转向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又需要适应全球大势的变化，善用技术的持续迭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两点的标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与计算机的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是冷战结束催生的加速全球化与互联网出现推动的硅谷创新大爆炸；当下则是全球化方向不明与地缘冲突频发所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与大语言模型催生的人工智能重大发展机遇。危中有机，唯有改变才能突围。

第三，我们需要摈弃唯GDP论的发展观，构建解决复杂问题的全新发展观。衡量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已经不再只是GDP增长的数字，而是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一系列累积的问题，重新出发。

据相关统计，与人均GDP同在1.3万美元左右的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有三组10个百分点的差距。中国65%的城镇化水平与比同侪低至少10个百分点，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例低至少10个百分点，服务业占比也同样要低10个百分点。弥补这三个10个百分点的差距，可以说是破解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抓手，也可以说是确保中国经济再出发的“低垂的果实”（Low haning fruits）。

明确城镇化方向，并进一步推动城镇化，有助于解决目前最棘手的房地产问题，推动城市创新集群的发展，构建新经济引擎；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才能根本扭转消费颓势，推动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的龙头；大力发展服务业则可以创造出大量全新的工作机会。

未来中国还将经历老龄化不断加重、少子化问题等难以短期解决的结构性难题，相关的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问题都是复杂难题，需要探索、实验、创新。在“世界是平的”的时代，中国完成了高速增长。面对“不再是平的世界”，我们需要重塑发展。

未来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平行世界。这是最需要担忧的，也是需要竭尽全力避免的。

冷战时期的美苏是平行世界，每年的经贸往来不及中美现在一天的进出口额，人员交往更是寥寥。我们要避免新冷战的发生，同样，我们还需要避免数字时代的平行世界，因为与资讯全球化同时发生的是信息茧房变得日益深厚，以及日益不兼容的数字系统。

我们并不担心世界是否是平的，但我们必须提防平行世界的发生！基于此，重塑未来，分享五大前瞻思维。

一、全面重塑的时代

2024年将开启一个重塑的时代：一个全球化重塑的时代，一个国际商贸关系重塑的时代，具体表现为一个全球供应链重塑的时代。

供应链的搬迁是2023年被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富士康帮助苹果在印度代工生产iPhone15手机，还是比亚迪与苹果商洽在越南代工生产i－Pad11平板电脑，都给人一种中国制造正在搬迁的感觉。其实真正发生的是，中国参与的全球供应链正在不同的地缘环境下被重塑，而中国制造是参与这一重塑的重要力量。

理解全球供应链的重塑，首先需要清楚地意识到，重塑不是简单地搬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这是中国制造充分参与其中的重构，而重塑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大博弈与中国制造对自身优势与短板的清晰梳理。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化工行业（虽然成衣、制鞋已经大规模转移海外，但除了棉布之外，化纤材料仍然依赖中国制造，这就构成了上游产业链的优势）、机械制造（重卡、装备制造）、钢铁、消费电子等行业，中国产业链的齐备程度、产能与成本优势，几乎所向披靡。中国制造的能力在学习曲线上已经快步上升。

按照《供应链攻防战》中的分析，中国制造在连接力上，全球第一；在控制力上，也就是像苹果这样的龙头企业对供应链的掌控能力，制定供应商标准、指挥供应商布局的能力，中国制造正在迎头赶上；在设计力上，则还需要不断发展。

全面审视中国制造的能力之后，未来全球供应链的重塑将表现在拉力、推力和自主创新力的三方推手中。欧美跨国公司向东南亚、印度、墨西哥和南美的供应链转移是拉力；中国供应商主动进入这些市场，以享受出口美欧成熟市场的各种优惠则代表了一股主动出海的推力；而华为和中芯国际在打破芯片“卡脖子”技术上的自主创新的努力则是第三股力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国之间的科技战。

美国对华高科技封锁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并非高明之举，英伟达等美国高科技公司自然不愿眼睁睁拱手让出中国市场，却给了中芯国际这样的企业重大的发展机遇。

这同样也将是一个组织被重塑的时代。组织被重塑，因为时代正在发生变化。30年前是通用电气（GE）老板韦尔奇所信奉的“赢”的文化盛行，这是一种特别强调竞争和淘汰的文化、强调执行力的文化。如果外部环境是稳定不变的，的确可以长期规划，总部思考、员工执行。但时代变了，外部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仅仅拥有执行力，但缺乏思考和行动力的组织显然变得不合时宜。快速变化的时代，需要组织有更快的行动力。因为一线员工往往掌握更丰富的信息，让他们做决策，企业才能快速应变。

换句话说，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不断做优化，强调执行力很重要；但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鼓励多样性成为更重要的点，实验和创新变得更为重要，如何在一个组织中塑造规模化创新的能力成为关键。组织在应对变革的过程中需要的是构建适应力与韧性，增加灵活度，放飞想象力。

更重要的是，这还将是一个职业和职场被重塑的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革命将掀起重塑职场的轩然大波。

以程序员为例。过去十年，无论中外，程序员都是香饽饽的职位。可是随着大模型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编程能力的展现，程序员也有了生存危机。他们会被替代么？AI重塑职场不会是简单的替代关系，重塑的关键词是“人机合体”。

国际象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打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之后近三十年，国际象棋并没有消亡，反而变得更加火爆，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与算法过招，依靠AI设计定制化学习，而“人+机器”（AI赋能的国际象棋大师）反而成为棋坛上的最强组合。

编程是一项技能，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编程技能很容易被AI替代，但思维方式不仅不能被替代，还可能变得更加重要。有经验的程序员会花费更多时间去全局审视需要解决的问题，思考软件的架构，也会花更多时间与同事和客户沟通。能够编程的AI的出现，对有经验的程序员而言无疑是如虎添翼。

职场和职业的重塑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原先考核的是编程的硬实力，未来考核的将更多是软实力，比如架构力、判断力、全局观、实用工具的能力，以及沟通能力。

二、AI未来的发展：AHOA的框架

技术进步常常会有Ahamoment（灵光乍现）的一刻出现，也就是突破的一刻。玩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未来AI的发展可能呈现出AHOA的框架。

AOHA代表了AI未来发展的四个面向。

首先是非对称性（Asymmetry），即西方人经常引用的小男孩大卫与巨人格利亚的对垒。AI让初创者、业余者有机会与在位者一决高下，编程能力一般的程序员如果有很好的架构力也可能出人头地。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面向——多用途（Omniuse）。作为非对称的延伸，AI的多用途让军民两用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消费级产品在AI加持下，很容易被组装起来成为军用产品。

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一轮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是新的电，虽然目前仍类似在电力发明的早期。一方面，AI作为技术仍需不断改善，就好像我们现在只发明了直流电，还没有交流电；另一方面，我们并不知道到底会涌现出哪些全新的应用场景，作为和电一样的通用型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它将带来巨大的普惠性，影响生活、社会和经济的方方面面。

AI发展的第三个面向则是超级进化（Hyper Evolution）。十年前彼得·蒂尔的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他说：“五十年前，我们预言未来会发生剧变，很可惜，我们没等来飞行汽车，却只等来了140个字符（暗指推特）。”蒂尔的这番话的指向很明显，过去五十年，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现实物理世界却日益僵化。

AIGC会带来现实世界的飞速变化。以自动驾驶为例，基于AIGC的自动驾驶（比如马斯克所推崇的完全自动驾驶，FSD）如果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不仅仅是车里不再需要司机这么简单，将会对整个交通体系、道路、城市规划、人口流动、商业布局等都带来深远的影响。

最后一个面向是自主性（Auto nomy）。AIGC催生出的最新的职业是提示工程师（Promt Engineer），也就是能准确提出问题，与AI有效互动，找到期待的答案的人。这说明AIGC仍然是很窄的智能，需要在人类的提示下逐步完成具体的工作。但很快，提示工程师也可能被替代。AI的进化会朝着拥有更多自主性改变，在复杂外部环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面对人类的开放性问题，AI将能够检索材料、制定策略、尝试执行。

在审视AI进步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担心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超越人类智慧的通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或者危害人类。但相比较担忧AGI，我们更应该畅享ACI（Artificial CapableIntel ligence，宽人工智能）的出现。

衡量ACI需要设定新时代的图灵测试，测试机器是否能够在基本上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解决复杂问题。一个可能的新图灵测试的题目是：我有1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请选择有效的投资策略，帮我在三个月内完成10%的正收益。机器如果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机器一定能胜任人类Co-CEO的角色。

三、如何对“日本化”说不

自从野村证券辜朝明在今年夏天提出中国可能步日本后尘，陷入类似日本1990年代开始的“停滞”，“日本化”（Japanification）就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2023年的中国与1990年的日本的确有不少相似之处，房地产泡沫、高杠杆、经济发展面临瓶颈、人口结构的超级老龄化和少子化……虽然相似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同样的状况，但未来汲取日本教训，避免走上“停滞三十年”的覆辙，仍是中国需要努力的方向。

吉见俊哉在《平成时代》中梳理了日本过去三十年屡败屡战的改革之路。平成时代起自1989年，结束于2019年，恰好与“逝去的三十年”重合（改元“令和”也有点维新的味道）。对“日本化”说不，就需要汲取平成时代的三大教训。

首先，日本不少大企业对外部大趋势和技术带来的变革缺乏清晰的认知。1990年是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开启。这一浪潮有三大特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成为新的制造基地和消费市场，跨国公司围绕新兴全球化对供应链做了全新布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一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大潮。

很可惜，日本企业对这三波浪潮都显得反应迟钝。对比一下索尼和苹果的轨迹就能看出这种战略失当带来的大问题。和所有日本大企业一样，索尼习惯于垂直分工，由核心企业、财团和交叉持股形成的系列公司构成同进退的企业集群，这种安排在赶超时代帮助日本企业在正确的产业政策指引下获得快速发展，但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却显得缺乏开放度。相比之下，苹果在这一轮大潮中坚决关闭在美国的工厂，全心拥抱全球化带来的水平分工，在全球外包——加州设计、中国组装——的高效灵活机制下飞速成长。

再对比一下夏普和三星。2000年代初，两家企业都是全球驰名的平板电视生产商；二十年后，三星成为第一梯队的手机、芯片和消费电器厂商，夏普则趋于没落。夏普的没落是因为它对信息革命和移动互联网给消费电子行业带来的改变缺乏长远而深刻的洞察，迟至2007年仍然投巨资在本土建设彩电厂，对新兴市场液晶电视的需求敏感度不足。

以开放程度和对技术的敏感度衡量，中国大多数企业应该不会重蹈索尼和夏普的覆辙。但平成时代的第二大教训仍然值得我们警醒。经历了三十多年快速发展，日本企业形成了“护航舰队”的发展模式，构成了政客、官僚与企业的铁三角关系，政客在技术官僚的辅佐下制定产业政策，而企业则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谋求快速发展。

这种国家政策主导的经营模式在外部环境没有大变化的时代有助于规模化发展，但在急剧变化、竞争加剧的全球市场，僵化的机制显然跟不上。此外，因为出问题之后有政府兜底，还会产生道德风险，让企业缺乏背水一战的创新压力。而这种对政府的依附，也会让企业失去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平成时代的第三大教训是增长的时代改革容易，停滞的时代改革要难得多。平成时代，日本想要通过改革推动转型，但恰好与经济衰退及人口数量下降的时期相一致，难度要高很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穷忙族”，即在方向不明的情况下单纯希望通过加长劳动时间来推动经济增长，显然徒劳无功；再比如“格差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从高增长时代的“一亿中流”（巨大的中产阶层）堕落到“下流社会”（阶层向下流动）。这些社会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提防的。

平成时代是一个改革不断失败但仍然不断改革的时代。2009年，日本民主党执政，提出“从混凝土到以人为本”的政策宣示，推动从大规模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这样的宣示，放诸当下中国，同样振聋发聩。

四、学做寻宝人

今年最火的一本书莫过于《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Why Greatness Cannot Be Planned）。爆火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讲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常识——任何伟大的突破都不会源自特定的计划，而是在未知领域探索中不断寻找的意外收获。它同样也揭示出在剧变时代，面对不确定的大环境，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姿势——学会做一个寻宝人。

探索能收获到踏脚石。踏脚石是构建宏伟大厦的基础。踏脚石与最终目标却并不一定有相似性，如果确定了最终目标，按图索骥去寻找相似的踏脚石，往往是徒劳无功。踏脚石也很可能产生于真正要解决问题的领域之外，需要大家有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局限在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内。医学领域内的一系列突破，比如核磁共振和超声波，都不是医学领域内所取得的突破，而是物理学的突破。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缺乏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避免虚假的确定性。寻找方向而不是最终目标，对踏脚石感兴趣而不是寄希望于已经知道最终目标长什么样子。为偶遇和发现做好准备，提出假设，证明或者证伪，珍惜聪明的失败。

其次，我们要从固定思维向发展思维转变。在一个变化不大的世界，执行力是第一位，抄作业、弯道超车、最佳实践、不断优化是常态；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想象力成了第一位，创新能力、不断试错、拥抱失败、发现自己、开放心态、冒险精神变得更为重要。

再者，我们需要分清楚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当下与长远）的相互关系。局部的最优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整体/系统的最优，如果无法找到核心问题，短期的药方很可能让问题越积越多。

最后，我们还需要拥有进化的视角。在外部环境不变的情况下，竞争和持续的优化是理性的选择，但在外部环境多变的情况下，进化出更多的可能性，多样性的想法、多元的尝试才能确保我们适应变化，而不是被时代所淘汰。

《纳瓦尔宝典》提到四种不同的运气。第一种运气是天上掉馅饼的运气，完全偶然。第二种是探索带来的好运，通过不断努力、不断闯荡、不断尝试，撞到的运气。第三种是修炼眼光得来的好运，通过修炼判断力，比别人更早看到机会，并敢于下注。第四种则是名声赢得的运气，声名在外，好事自然来。

第二种和第三种的运气恰恰是寻找踏脚石和成为寻宝人的运气，而这种运气与科学方法、探索的努力和冒险的精神息息相关，也是重塑时代最需要的精神。

五、重新定义智慧

重塑的时代需要重新定义智慧。在一个加速改变的世界，在一个年轻人并不认为老一代有多牛，经验迅速折旧，代际鸿沟越来越深的世界，到底什么是智慧，尤其是老一代希望传递给年轻人的智慧？

智慧，早已不是由年纪积累起来的经验。这样的经验，除了在教导一些人如何待人接物上可能还有点用之外，在巨变的时代没有太大用处。智慧，必须基于终身学习。年纪大了仍然终身学习，才可能拥有智慧。但这也只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则是，智慧需要花时间去了解比你小十岁、二十岁甚至三十岁的人是怎么看世界、想问题、遇到什么新问题，并站在他们的视角去看这些问题。积累的经验、终身学习的新知，以及面对现实问题站在他者角度的换位思考三点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真正的智慧。

从智慧出发，可以重新定义终身学习，核心就是带着年轻的心态和年轻人的视角，带着新鲜的问题去学习，就能真正做到老而弥新。如何鼓励多样性、推动创新，落脚点在学习。这里的学习不是对标准答案的学习，不是抄作业，而是在全新环境中习得新的内容，懂得如何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新问题。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尼尔·泰森在《星际信使》中提出，你只有走出洞穴才能理解洞穴问题。执行与学习，当下和长远，也是需要我们走出洞穴才能更好地理解。洞门之外潜藏着洞察事物的视野，不仅有新的目的地，还有看待事物的新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可以走出山洞，山洞并不是全部。让我们感受到焦虑的并不是全部世界，有更广阔的空间可以探索，这也是星辰大海最基本的定义。

其次，我们需要迈出这一大步。很多时候，待在山洞里是功利性的体现，走出山洞就需要我们跳出那个我们认为成功/失败、好/坏的场域，到一个新的场域中。

第三，我们需要拥抱未知。在山洞里一切都熟悉，虽然你可能觉得不满；走出山洞，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会有什么惊人之处。但保持好奇心，持续探索，并让全新探索的结果帮助我们对山洞里的问题建构新的思考框架，才是推动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六、结语：胡适的三味中西合璧药

最后，我想以胡适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给大学毕业生的一副中西合璧的三味药作为总结。这三味药分别是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

胡适强调，大学学习最重要的习得应该是提问的能力、质疑的能力，提出假设，或者针对别人提出的观点，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或者证伪的能力，而这种科学思维也让我们能够挑战权威，不会陷入盲信盲从的境地。问题暗合AIGC时代的“问题即答案”的大趋势，AI具备快速学习所有人类智慧的能力，但人仍然拥有绝对的提问优势。

胡适鼓励年轻大学毕业生拥有广泛的兴趣。广泛的兴趣不仅能丰富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也会推动跨界思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探宝人，发现自己熟悉领域之外的踏脚石。在胡适的时代，汉迪还没有提出第二曲线，但每个人构建自己人生的第二曲线特别重要，尤其是在职业变化剧烈的当下。

胡适希望每个人都能喝下信心汤。信心汤不是迷魂汤，也不是每个人听老先生一番话就能信心百倍。信心汤一方面希望每个人都具备长期主义的观念，放眼长远，不因眼前的困难而气馁，另一方面则希望每个人都拥抱复利原则，坚持每年都有正向的成绩，日积月累，十年之后会发现自己比身边的很多人都更出色。最终，信心源自相信持续的努力在长时间尺度会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结果。

放眼百年，历史会不断重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并不是当下这一时代的独有。唯有保持开放的思想，拓宽视野，终身学习，方能增强韧性，参与时代的重塑，走在繁荣而自信的道路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吴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