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2024《财经》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刚刚退休的国务院国资委原党委委员、秘书长彭华岗发表了题为“践行ESG理念，培养世界一流企业”的演讲。

“我们在做ESG的时候，要避免功利化倾向，”彭华岗指出。“仅是对财务目标的影响和风险管理的过度强调，ESG就会沦为服务资本收益的工具。” 相反，ESG应该推动“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

他提到，西方的大公司开始认为“股东利益不再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这反而暗合于社会主义的立场。

彭秘书长传达了一种十分有中国特色的ESG立场判断，十分值得展开讨论和解读。在国际上ESG新争议、新规则风起云涌的2023，“不能太功利的ESG”又是怎样一种立场？

ESG功利过吗？

客观上讲，目前市场的主流意见是希望ESG变得更功利，向更好服务于资本的方向发展。

ESG目前连“为资本服务”的水准还没到。尤其是从国内资本市场来看，投资者的利益都难以得到充分保护，国内诸如国证和中证推出的ESG评价体系，都把企业的股东权利保护、控股股东行为评价，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

2023年ESG领域最大的事件，是6月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新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准则”发布，有望统一国际上的ESG披露标准。这个新准则的出发点，就是为投资者和资本服务的，辨别对企业营收可能产生影响的相关方、社会和环境信息，帮助资本更好地做出投资决策。

我们还期待着2024年经过ISSB新准则统一之后的市场，会是怎样一个样貌。如果新准则被资本市场证明是更有效的，也就能推动企业更忠诚地去做ESG。更多的企业、资本，正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当ESG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才会在这上面做更多的投入。在企业增长乏力、投资回报率低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所以目前的困境恰是，ESG还不够功利。

2023年，美国发生了对ESG的大面积抵制，据统计，至少有20个州出台了反ESG的法规。反对的主要原因，是ESG当中包含了超越经济的政治立场，而资本无权以ESG的名义对企业提出带有政治性的要求，且这些要求有违一些州和选民的利益。

图中：美国在ESG上的分裂。蓝色和绿色为支持ESG的州，红色和橙色为反对ESG的州。其中：

绿色：在州投资中整合ESG因素。蓝色：倡导对煤炭或其他行业的投资限制。

红色：禁止在州投资中考虑ESG因素。橙色：限制ESG投资机构。

这意味着，ESG如果不能在经济的意义上为自身正名，就需要在政治、社会共识上为自身正名。后者往往是更难的。虽然ESG在名义上算是国际共识，但随着ESG承载的使命越来越多，真的落地就会发生很多的分歧。

于是，ESG需要“减负”。气候的归气候，慈善的归慈善，赚钱的归赚钱。

最近，MSCI在发布2024年的ESG趋势展望时，由于顾忌到“ESG”术语上的种种争议，把报告更名为“可持续和气候趋势展望”，首度没有提“ESG”。其实在ISSB的新规中，同样没有提“ESG”。

当我们对ESG有太多希望——希望ESG可以推动可持续、推动商业和资本向善、推动双碳，并且还得创造超额资本收益——到头来再问你“ESG到底是什么”，你很可能已经答不上来了。这种迷茫会导致市场绕过“ESG”的概念包袱，去回归一种朴素的功利主义：这套规则，不论叫“ESG”也好、叫别的什么也好，它要如何帮助企业应对非财务风险，并且让投资者做出更好的判断。

“不功利的ESG”又如何落地

彭华岗在演讲中提到：“在法律法规对负外部性有所约束的情况下，鼓励正外部性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些正向的影响力尤其包括“企业落实国家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双碳目标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等”。

诚如彭秘书长所说，ESG的这一弊端已经被业界认识到：过分关注风险控制，却对企业创造的正向价值的认可不足。2022年5月，马斯克在推特上怒斥ESG是骗局，正是因为标普ESG指数对石油企业的评价比特斯拉高，显然没有在评价体系中考虑特斯拉对于拯救地球环境付出的努力。

图：马斯克曾在Tweeter上说：“ESG是一个骗局。它成了伪善的社会正义战士们的武器。”

正外部性难以评价，缘于对不来钱的事缺少测量标准。以“乡村振兴”为例，企业的公关宣传都比较起劲，但局外人很多判断这些“正外部性”的分量谁大谁小：谁真的支持了乡村发展，谁又只是捐了几箱矿泉水。很多人干脆不再关心这部分事情。

今年国资委进行了一些前沿的探讨，与彭华岗的发言互相呼应。7月，国资委向央企和地方国资下发了由国资委研究中心（“国资研”）编写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指导央国企开展规范化的ESG信息披露。

值得关注的是，到了9月《国资报告》上刊登的一篇国资研专家写的文章，非常直观地诠释了彭华岗所说的“不功利的ESG”意图为何。这篇文章名为《基于ESG理念建立以社会价值为目标的中央企业社会绩效评价体系》，探讨如何把国企创造的社会价值实现“入表”。

文章探讨性地给出了五项国企社会价值的计算公式（见下表），并提议把计算出来的社会价值计入当期利润，旗帜鲜明地主张把国企创造的经济价值与“表外的社会价值”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国企价值。下面五项社会价值，也是非常重要、且中国特色的ESG议题。

社会价值项	计算公示
产业链支撑引领	（当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平均利率-当期企业供应链金融贷款平均利率）×（当期产业链安全投入+当期产业链融资与公开采购额+当期产业链培训）+企业研发投入增加额
社区捐赠与乡村振兴	当期企业捐赠总额+当期贫困地区商品购买额+当期相关平台建设支出
稳增长投资额度	当期重点产业项目投资增加额+重点产业供应链投资增加额
人才培养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当期培训项目支出+当前相关设施建设支出）＋员工激励相关支出增加值
稳定就业	（当期员工平均工资-当期当地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员工总数×（当地城镇失业率-企业员工流失率）

初看目前国资研给出的这些公式，有好几个社会价值项只把相关支出做了加总，而没有计算这些支出的效果和效率。这套价值体系能否具有财务和会计上的可行性，又能否最终获得资本市场认可，从而（如文章所说）“缩小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价格与价值差距”，这是一套复杂而专业问题，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但是国资研的态度显然是积极的。文中借这套模型谈到国资系统内部的发展建议，并且也说到它需要对外部的社会资本也具有吸引力。

共识稀缺

很多人可能有意无意地知道：ESG是一种对新价值共识的呼唤。ESG这个概念之所以逐渐膨胀到令人不解的程度，是因为很多人都希望市场除了谈论钱之外，也助力实现别的价值。价值多了，ESG就膨胀起来了。

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正如彭华岗站在国资的立场上，希望推动市场和社会达成一些新共识，尤其是“企业落实国家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双碳目标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等”这些社会贡献能被算作企业的价值。

但是，国内这些价值在市场中的渗透还难说彻底。在发达国家，ESG的“不功利性”主要是由资本推动的，投资机构可以不加解释地要求某些价值：“我希望某某企业赶快减少碳排放”，“希望企业多关心一下弱势群体权益问题”。而在国内可能必须加上一些功利的理由：“我希望某某企业减少碳排放，因为国家提倡这么做，并且有助于防范风险。”

当然，国资委带了好头。国资委要求国企“不功利地做ESG”，相对于国企股东对于国企的要求。这很社会主义。

目前，我们关于“钱”之外的价值共识，仍然是稀缺的。许多市场调研都声称证明了“国内消费者愿意为可持续的产品支付溢价”，但市面上却少有可持续的产品被卖出溢价的。便宜本身仍然是王道。这一状况也只能迫使企业、投资者、以及其他市场的参与者，回归功利。

站在媒体的立场，我们也希望在谈论ESG的时候是不功利的，不总是要为“赚钱”去辩护。这样才能放开手脚去谈论环保、慈善等等，挖掘出更多有意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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