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告诉你最残酷的现实：机会从来不是均等，努力也未必能致富！

当今，在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财富拥有者。“富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警醒人心的是，社会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存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间，而存在与最富的0.1%与1%之间——他们以飞速的资产扩张成为新一代全球超级富豪，将所谓的有钱人远远抛在身后。他们钟情于英国公立学校，毫不低调地干慈善事业，他们自身的重要理念是自创的而非衣钵而来。

作者深入追踪全世界富豪近20年，以原汁原味的采访资料为依据，深刻的全方位解析，为我们解密新镀金年代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与吸金门道，为我们打开巨富的隐秘世界，窥探其中不为人知的规则。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全球新贵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是如何同他人联系的。作者对“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的新贵阶层与经济现状进行了揭秘与分析，既有指导性，又警醒人心。同时，本书也从政治和社会科技革命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以及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以下是书中关于索罗斯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超级明星的内容。

索罗斯从惨痛的经历中了解变革。2008年，索罗斯经历了一系列金融灾难事件，顺利渡过难关后，他将其同他1944年的经历相提并论。那时，他还是个14岁的犹太小孩，和家人一起在被纳粹占领的布达佩斯躲避大屠杀。在德国人到来前，索罗斯一家和他们的圈内好友过着安逸且相当世俗的生活。他们社区的很多人没能意识到平静的生活即将结束，他们需要即刻逃离。而索罗斯的父亲蒂瓦达尔是个例外。作为奥匈帝国的官员，他经历过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从革命中学到，有必要做出同样激进的行为来响应变革。不顾妻子和岳母的反对，蒂瓦达尔立即将家人送到隐蔽之所——这个决定拯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现在乔治·索罗斯已步入耄耋之年，身体强健，皮肤晒成了棕褐色，一头浓密的银发，戴着助听器，喜欢穿量身定制的精致西装。他认为，父亲的变革经历给了他“决定性”的影响，帮助他预见并响应当前的危机。

 “我认识到，要存活下来就必须要采取积极行动。我想这其实是源于孩提时代的经历，一部分靠学习获得，一部分靠亲身经历……我父亲的经验就是你如果在那些规则不适用的地方遵守规则的话，你就死定了。所以，你是否能存活下来，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到常规根本不适用……有时，坐以待毙是最危险的。”

早期的生活历练塑造了索罗斯的投资风格和投资哲学。“我的泡沫理论就是从这种现实经历中转化而来的，因而能在经济繁荣和萧条中得心应手。”

索罗斯的儿子乔纳森也这样认为。乔纳森是三项全能比赛运动员，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婚后育有两个小孩。他在美国繁荣和稳定时期出生，在他父亲看来，他不是变革的领导者。乔纳森这样评价他的父亲：“那段经历使他能识破假象。他能看穿表面上非常稳定的事物，比如看穿一块像大理石的东西其实只是石膏……我们建立的制度和机构都是人为的，不一定会长久。”

虽然许多首席执行官和监管者称之前不可能预测到金融危机，职业交易员却认为，早在2005年就可以基本判断出飞涨的房价和庞大的衍生品交易正在制造下一轮资产泡沫。

 “不论何时，我如果读到某人不能预见泡沫到来的文章，我会暗自好笑。”索罗斯麾下的前首席投资官基斯·安德森对我说。安德森身材高大魁梧，声音柔和，毫不起眼的办公室里贴着许多他的孩子微笑的照片。安德森十分友好，朴实无华，与其说他是达沃斯年会上的大人物，不如说他是少年棒球联盟球员的爸爸，他还有着第一流的财富管理履历。“几乎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产泡沫就在那儿，担保债务凭证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场扭曲。”

难点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时间。“问题是，”他说，“我们花了太久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会去赌泡沫会破裂，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历史有多个版本，”安德森解释道，“一般报纸上的常见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没有人看到泡沫。’其实，许多人看到了。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时候泡沫会破裂？什么会促使其破裂？我们如何从中获利？”

2007年年中，当索罗斯决定需要再次采用积极方式管理资金时，他把量子基金的大部分托管给了外部经理人。“外部经理人和相对较少的内部经理人用‘完全审慎的态度’进行操作，”索罗斯回忆道，“他们有各自的风格、各自的投资比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有资金。”

索罗斯说:“我们不会去干预他们对账户的管理，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运营方式。”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管理的账户用以平衡他们的头寸。“大致说来，这个账户包含了大量的对冲基金，用来中和内部和外部经理人的市场投资比率，然后将投资比率保持在空头。”索罗斯不仅对时髦的新型衍生品一无所知，他自己也承认，现在对个股也知之甚少了。所以，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竟用如此简单的工具来防止金融危机的来袭，而普通投资者可能会不屑使用这两样工具：标普期货和其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索罗斯也做简单的对赌：“一般而言，我做空股市和美元。”

索罗斯并不全然正确。“现在不确定性如此之大，波动如此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下大赌注。”2008年年底，索罗斯对我说，“我犯的错误之一是其实我今年下的赌注太多了，头寸过大，所以为了控制风险，我不得不反复买入和抛出。要是我在更小的规模上持有一些基本头寸，并且不被市场吓得抛掉那些头寸的话，我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的战绩本可以好得多。”

索罗斯之所以能取得显赫战绩，是因为他用于探测变革的“雷达”是思考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傻瓜算法。“这种宏观投资的难处就在于此，”安德森告诉我，“人们可以像索罗斯一样察觉出失衡状况，但找不到什么才是激发变革的催化剂。”

超级明星可以通过为顶级富豪提供服务从而加入顶级富豪圈。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一些像比林顿夫人之类的超级明星将影响力规模扩至全球，并获得与之相应的全球财富，这种扩大影响力的方式更有力地推动了21世纪的超级明星经济。这就是舍温·罗森非常感兴趣的超级明星效应，该效应十分明显，也极容易理解。这些超级明星是“双生镀金时代”的直接受益者。

借助互联网的传播，Lady Gaga的听众比比林顿夫人的要多几亿人。她的单曲《天生如此》5天内热销100万支。2011年，LadyGaga已在全球售出2 300万张专辑和6400万支单曲，荣登《福布斯》百位名人榜冠军宝座。2010年5月~2011年5月间，她在25个国家演出了137场次，总收入达1.7亿美元。据《福布斯》估计，2010年LadyGaga的收入达9 000万美元，是一个典型美国家庭收入的1800多倍——1801年比林顿夫人惊人的1万英镑收入只是当时英国农场工人平均工资的200倍。

为什么LadyGaga的身价相当于4个比林顿夫人？其实答案并没那么神秘。她们都是各自时代的顶尖歌后，享誉全球。但是能听到比林顿夫人歌声的唯一方式就是亲自去看她的现场演出，而如今只需通过互联网就能听到并看到LadyGaga的表演。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使得Lady Gaga的音乐传播给了更广泛的观众，因而她成了更耀眼的明星。

演员和运动员中的超级明星也是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受益者。查理·卓别林从真实舞台转战银幕，他的收入也随之增长了1000倍。但是比起当今的影星，他的收入还算比较低的。卓别林1916年~1917年的收入是67万美元，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2010年~2011年的收入是7700百万美元——经通货膨胀换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6倍。规模经济同样使体育明星变得富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纽约扬基棒球队明星击球员米基·曼特尔的赛季收入约为10万美元。而50年后，扬基队明星球员亚历克斯·罗德里格斯2012年的收入是3000万美元。经通货膨胀换算后，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50倍。超级明星和普通从业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曼特尔的收入是棒球球员平均收入的近五倍，而罗德里格斯的收入是美国棒球联盟球员平均收入的十倍多。

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即便互联网削弱了曾经扶持那些明星的行业，但罗森眼中的超级明星还是变得更富有了。虽然互联网挫伤了音乐行业的元气，LadyGaga之类的歌手仍旧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虽然电影制片厂也元气大伤，但电影明星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虽然球队变得一文不值，但体育明星还是能赚得几百万美元。

超级明星参加报酬丰厚的实况演出，再利用新科技传播自己的名气，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靠这样的方式他们始终占据着财富之巅。2011年，LadyGaga的大部分收入源于她的现场表演，其他高收入的歌手也是如此，如U2、邦·乔维、埃尔顿·约翰和保罗·麦卡特尼等。这些明星的收入都超过了650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现场演出。

我们可以看到罗森效应和马歇尔效应互相助长。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讯手段使少数表演者比以往更快地、规模更大地获得全球名望。25岁时，LadyGaga就在全球销售了6400万支单曲。但是，她同贾斯汀·比伯相比还是稍逊一筹，比伯16岁时制作的一个视频的浏览量已接近7.5亿次。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使LadyGaga和贾斯汀·比伯名声大振的大部分技术并不会为他们创造财富。2012年，这两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强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Gaga拥有超过2 500万名粉丝（她称这些粉丝为“小怪物”），比伯拥有超过2300万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赚钱，但是推特为现场演出贡献了大量观众，而现场演出是赚钱的。

现场演出是马歇尔效应扩及全球的例子之一。正如越来越富有的英格兰曾资助德鲁里街剧院和考文特花园剧院的大量剧作（两个剧院间的竞争推高了比林顿女士的演出费），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全球超级精英的崛起也为当今的明星演员提供了富裕的观众群。全球规模对于解释当今的超级明星经济至关重要：2010年，LadyGaga在29个国家演出过，U2走了15个国家，埃尔顿·约翰到过16个国家，邦·乔维在15个国家巡演。我们可以将这些音乐家视为大众文化的产物，但是他们的演出属于精英活动。LadyGaga“天生如此”演唱会的平均票价高于100美元。

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研究演唱会门票价格后发现，1982年~2003年这20年间，以众所周知的“音乐电视”（MTV）为代表的音乐视频和“纳普斯特”（Naspers）领衔的电子分享技术先后扩大了顶级表演者的影响范围。收入最高的前5%艺人的演唱会收入份额增长超过20%：从62%增长至84%；收入最高的前1%艺人的业绩更好：他们的份额翻了一番，从1981年的26%增长至2003年的56%。

对于超级明星而言，同亿万富豪阶层进行更私密的交易是规模更小但更重要的收入来源。据说，30多岁的俄罗斯商人阿尔卡季为出现在LadyGaga的《亚历山大》音乐视频中，付给她100万美元。甚至是那些刚过鼎盛时期的明星也能通过给予顶级富豪个人出镜机会而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似乎已成为私募股权行业大佬们的庆生惯例，相当于给自己烘焙一块自制的生日蛋糕。2011年，私募股权集团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创始人利昂·布莱克举行了一场爵士音乐会，以庆祝他的60大寿，生日会耗资100万美元邀请埃尔顿·约翰前来演出。希拉里·斯旺克曾同意参加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在首府格罗兹尼举行的35岁生日庆典，她能因此获得6位数的报酬，但她最终发现，在全球经济中，参加这些特约演出有时会得不偿失。她和一名军阀同台，而那名军阀因折磨和杀害他的对手臭名昭著，结果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严厉的谴责。

 “公共知识分子”也利用了罗森效应（群体流行）和马歇尔效应（向顶级富豪索取高昂费用）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做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

你不需要问鼎畅销书榜单，仅从面向超级精英的巡回演讲中就可获得丰厚回报。政治分析师查理·库克是创刊28年的《库克政治报告》的编辑。他通过演讲来“补贴”他的记者事业，他称演讲的“油水很多很多”，虽然“要拖着这身老骨头一周跑三个城市”。

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相辅相成，它们正在形成一种超级明星效应，这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表演艺术的理解。

以厨师为例，马歇尔所提及的从超级富豪“滴流”下来的财富造就了超级明星厨师的崛起。顶级富豪不仅坚持请最好的出庭律师、最优秀的赛马骑师，他们还想在西班牙牛头犬餐厅就餐，享受定价250欧元的套餐。你可能认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毕竟，准备一顿美味佳肴同在法庭上为案件辩论或骑上赛马奔驰一样，都是需要亲身实践的，无法像咏叹调或者戏剧那样被复制或形成规模。

不过，对于超级明星而言，那是对经济来源的严重限制。明星厨师对此的应付手段是将他们的行业从高端的私人服务转变为可形成规模的大众表演。马里奥·巴塔利在纽约西村开设了一家意大利小餐馆Po，并随之声名鹊起，然而即使一盘意大利面卖15美元，也只能赚点小钱。巴塔利真正成为超级明星是在1997年，当时他与电视台签订合同，在美国“食品网络”频道主持《非常马里奥》节目。电视节目带来的名气不仅吸引了很多食客光临他的餐馆，而且让巴塔利成为了大规模零售商——他成了畅销书作家、自制意大利面酱汁的生产商、葡萄园主，以及曼哈顿熨斗大楼斜对面集意大利杂货店、红酒商铺、餐馆于一体的意大利美食城的合伙人。如果客户足够知名，超级明星厨师甚至不需要开设实体零售店便可在大众媒体中打造第二职业。例如，奥普拉·温弗里2007年之前聘用的私人厨师阿特·史密斯就借着她的名气出版了三本烹饪书、开了三家餐馆，并利用自己的名气为其他餐馆写菜谱。

2011年6月底一个温暖宜人的夜晚，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在阿斯彭草地度假村举办了阿斯彭理念节。你可以从超级精英晚宴中看到超级明星厨师是如何同时从罗森效应和马歇尔效应中受益的。当晚的来宾包括艾伦·格林斯潘等名人。精品艺术般的食物已成为超级精英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这次“一生中难得的晚宴”，博思艾伦公司请旧金山德尔菲娜酒店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共有者克雷格·斯托尔乘飞机前来，同他的厨房人员一起准备。每道菜都会由《大西洋月刊》杂志的高级编辑和食品作家柯尔比·库默尔点评一番。

每道菜的背后都有很多故事。例如，第二道菜是伯克夏猪里脊肉配菜豆和格拉巴酒腌制的樱桃。上菜后点评也随即开始：“猪肉来自十分讲究伦理的‘尼曼牧场’猪肉厂，该厂创始人的第三任妻子是素食主义者，也是《正当的猪排》一书的作者。欧洲酸樱桃是由德尔菲娜的员工在旧金山的农民集市中采购的——此举相当成功，由于今年收成不好，樱桃十分稀少——然后在德尔菲娜自制的格拉巴酒中腌泡而成。甜点是德尔菲娜意式脱脂奶冻，用两种森林果子——黑莓和覆盆子加以点缀。今天一早，德尔菲娜的员工将果子装进随身行李，塞入头顶上的行李舱，从旧金山运到阿斯彭。”当库默尔说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大多数就餐者抱以热烈掌声。

为博思艾伦公司和宾客们烹饪私人晚宴是克雷格·斯托尔之类的超级明星厨师从超级精英更广泛的崛起中获益的途径之一。库默尔最后的旁白揭示出，迎合大众食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明星厨师每日工作的一部分。晚餐快结束时，库默尔告诉酒足饭饱的来宾，斯托尔暂时还没有出书，所以食客们只能领到一些五彩缤纷的意式瓷盘，上面画有德尔菲娜标志性的海鲜菜肴，用来纪念这一生中难得的晚宴——“难忘的回忆”。一位来宾的妻子第二天一早将乘坐私人飞机飞回韦斯切斯特，有人向她展示瓷盘，德尔菲娜已经用气泡垫将瓷盘包裹起来，然后牢固地装进适合飞机旅行的硬板纸盒里。最终，她接受劝说将这个瓷盘带回了家。

超级明星可为精英提供昂贵的私人服务，也可为大众提供价格较低而规模更大的服务，将两者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是利用他们非凡本领赚钱的最强大手段。厨师到最近才明白这一赚钱之道，而服装设计师可能是第一个悟出此道的。第一位革新人物是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思，她是时装界的伊丽莎白·比林顿——19世纪超级富有的欧洲精英涌现，他是从中抓住商机的超级明星，但他必须创立一个新的行业。沃思于1826年出生，从伦敦起步，之后在法国当布商。他发现，为顾客缝制衣服是个拓展业务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卖布料给他们。沃思最终说服了起初十分犹豫的几位雇主，于是他们创立了一个小型的女装裁制部门。随着这个部门的利润越来越多，沃思也成了公司的合伙人。这一成功让沃思信心倍增，他于185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由瑞典投资人奥托·古斯塔夫·博贝里出资赞助。不久，沃思就创立了一个新的超级明星行业——高级定制时装业——并成了开山鼻祖。

沃思将自己的商标缝到他设计的时装上。沃思不缝制客户设计的服装，而是每一季设计新的时尚款式来呈现自己的风格，然后为他的客户量身定制。沃思热衷于技术的应用。1851年，艾萨克·辛格发明了第一台性能可靠的缝纫机，7年后沃思开设了自己的女装裁制商店，他手下的女服装设计师在手工缝制较慢、效率较低的时候采用缝纫机缝制。沃思还热衷于使用工厂制作的装饰品，如丝带和蕾丝等。

沃思不懈地争取欧洲贵族客户以打响自己的名气。其中一位早期客户是奥地利驻法国大使的夫人保利娜·冯·梅特涅公主。当拿破仑三世的夫人欧根妮皇后开始穿上他设计的时装时，沃思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在经济上，他同阿斯特、卡内基、范德比尔特等富豪一样是美国“镀金时代”的受益者。这些富豪会送他们的贵族夫人到巴黎采购全套行头。富豪们也会飞越大西洋购买时装，为婚礼或奢华的化装舞会等一些特殊场合做准备，因为像1897年马丁舞会之类的聚会已成为19世纪精英社会生活的固定娱乐活动。

沃思远不止是超级明星商人，他还是创新家——为欧洲和美国崛起的超级富豪裁制时装并向他们出售，是他最先开辟了这一新途径的。19世纪70年代，在他事业的顶峰，他的年收入高达8万美元，他设计的一些时装售价高达1万美元。可以肯定那是一大笔财富，但是，正如比林顿女士的收入受到观看现场演出人数的限制，沃思的商店一年缝制的6000~7 000套礼服必须根据每位顾客的身材量身定制。

由于卓别林可以将表演传播给大众，他头上的超级明星光环比比林顿夫人的闪亮不少。与之类似，当时装设计师从高级时装定制业务拓展至成衣生意后，他们的财富以几何级数增加。这一变革发生在1966年，那一年伊夫·圣·洛朗在巴黎第六区的托侬大街上开设了第一家“塞纳河左岸”成衣商店，距离沃思和博贝里一个多世纪前开设的第一家商店不到两英里。

时装设计师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大规模生产中获利。一部分原因是缝纫机没有立即投入制作精致而便宜的女装——这类女装是利润最丰厚的时装市场。19世纪中期，美国内战和欧洲普法战争爆发，发明天才对缝纫机（在19世纪50年代，其革命性相当于如今的智能手机）投入的热情几乎迅速转化为军服的大规模生产。

工厂制作的女装仍然难以提供价值主张。研究发现，即便到1920年末期，在家裁制女装平均需花费20美元，仍比买现成的女装平均花费的30美元要便宜（从女装设计师处购买女装平均需花费35美元，相较之下是最贵的）。一部分原因是制作女装的技术大大进步了，缝纫机在家里的使用效率和在曼哈顿服装区的“血汗工厂”里的使用效率几乎一样。只要你的妻子或女儿的劳动力比曼哈顿中城的外国移民更廉价——对很多美国人而言确实如此，那么购买成衣就是一种奢侈。你应该还记得，美国作家劳拉·英戈尔斯·怀尔德在《大草原上的小屋》中提到，富裕的同班同学因买得起店内现成女装而招致嫉妒。另一部分原因是合身问题，女装比男装更讲究合身度，因为女装通常更贴身，而且需要跟上变化更快的式样。

我们对于合身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女性读者听了可能会叹气，而1941年出现了一条分界线。在一项雇用“大萧条”时期受害者的政府资助项目中，美国农业部为将近15000名女性度量身材，并发布了数据，创立了第一批标准女装尺寸。缝纫的工业技术也发展迅猛，到20世纪50年代，单个女服装设计师用缝纫机裁制一件女装所需的时间是工厂裁制一件女装的好几倍。

伊夫·圣·洛朗意识到，设置标准女装尺寸和缝纫的工业技术这两项创新使超级明星设计师能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同表演、演唱和烹饪一样，现代时装设计（与普通制衣相对）是为“镀金时代”精英而专设的昂贵服务。圣·洛朗明白，他进军成衣业意味着同定制时装范式的彻底决裂，他试图将自己提倡的平民主义变成一种美德。他喜欢说，如果时尚的唯一目的是为富有的女人提供着装，那么它会令人非常不安。[但请注意：“塞纳河左岸”的第一位非常瞩目的顾客是法国演员卡特琳·德纳夫；1987年，在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的暴跌后，圣罗兰（YSL）成衣时装展推出了一款价值10万美元的镶钻夹克。

当时，许多圣·洛朗的女装精英设计师伙伴都惊恐万分。伊曼纽尔·温加罗写道，“塞纳河左岸”的开业使他倍感沮丧。皮尔·卡丹在该店开业一年前对成衣浅尝辄止，他警告道，由于齐平化和标准化，我们会在自己编织的世界中“单调乏味地死去”。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通过时装定制和成衣的结合——为超级富豪提供昂贵的私人服务，并利用技术扩大时装的影响规模——时装设计行业顶尖的设计师可以从马歇尔效应和罗森效应中获得巨大收益。1975年，圣·洛朗的收入达2500万美元，是查尔斯·沃思事业顶峰时收入的100倍（已考虑了通货膨胀）。沃思比他手下的法国女服装设计师要富有，而圣·洛朗同他的成衣生产线上的国外制衣工人相比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同律师界、表演艺术界和厨师界一样，时装界中超级明星领先其他人的距离越变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