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香港：盛世蜗居

虎嗅注：作者蜗居在香港，从电梯到厕所，所有的一切都让她崩溃。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竞争是极为激烈的——

“香港学生的竞争太激烈了，为了区区一席宿位，很多人不仅废寝忘食，甚至到了荒废学业的地步。起初我很不理解，觉得你们又不是没有家，何不回家去住呢。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想这样，只是因为回家就要面临和弟兄姐妹公用房间的局面了，相比之前一千多块住大学宿舍实在是太划算了，为了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年了还在和异性手足共用卧室，其中不乏三姐妹或者三兄弟睡上下铺的。”

本文转载自豆瓣，作者：若璞，微信公众号：孤岛上有座疯人院（missjanehu），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自从搬到现在的家，我就从一个热爱逛超市买东西的人变成了一个十分痛恨购物的人。因为每次从楼下超市买了一大袋用品的时候，“拿钥匙开门”这件事儿的难度就增加了。

楼龄不知道有没有超过四十年的老旧电梯房，电梯不是每层都停，而是只停3的倍数的楼层。我发誓我此生从来没见过、没搭过这样的电梯。3楼、6楼、9楼、12楼。住在其他楼层的住户要么从防火楼梯上一层要么下一层才能搭到电梯。轮椅使用者的无障碍通道？不存在的。

我跟着中介来开房的时候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好不容易压下见到电梯门一瞬间的难以置信。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不为使用者考虑的电梯。电梯门分两层，外层是铁皮门，需要手动拉开；内层是推拉门，同样需要手动推去一边，还得花费不小的力气——西环是个老龄化社区，每栋旧住宅里都有大量的独居或群居老人，很多步履蹒跚的老太太们真是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推开内层推拉门，她们只能靠等着进电梯的年轻力壮的人，比如我来大发善心帮她们一把，或者用拐杖一类的东西把门抵住，然后攒足全身力气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外挪出去。

托了这部老旧还经常罢工的电梯的福，我们这栋楼里的住户倒是自行孕育出了友爱互助的氛围，无论年龄、性别、种族、肤色，替别人拉开电梯门已经成了所有人的习惯。

我住的是一间独立的劏房，自带卫生间和浴室的那种，月租5600港币。因为在西环，又在地铁边上，这个价格已经算是相当便宜。不含水电网，没有家具，搬进来的时候除了一部已经坏掉的冷气机和一个容量仅为17升的储水式热水器以外空空荡荡。

没办法，这就是香港。租吉屋（即空房，因粤语“空”与“凶”同音）永远比租家具家电完整的房子要合算，就是得自己去一件一件买家具和家电。

为了存放我多到无处安放的衣服和书，我买了一张带衣柜书架抽屉的一体床，松木做的，打了折还花了快差不多一个月房租。没有办法，我安慰自己说，因为如果不买这样的床，我绝没有可能在这间屋子里塞下我的四季家当。好在黄色的松木还算温馨，所有来过家里的朋友，都夸我的床漂亮又实用——当然也没有多少人来过我家。因为我是个热情的主人，而我家连好好泡杯茶招待客人的空间都没有，只有一个储物折叠凳，我一般请朋友坐，自己铺个垫子坐床上，再摆不下第二把椅子了——听说居里夫人新婚的时候，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社交专心工作，家里也是只有两把吃饭的椅子的。

操着流利的广东话和中介厚着脸皮在商量好的价格上再减两百块以后，看着这个窗外一片漆黑永远照不到阳光的屋子——我迅速地下了决心，我怕再晚这个价格就被别人抢走了。家具和家电都是我一样一样亲手置办，家具店来安装床的师傅、装Wifi的师傅、丰泽送洗衣机和装洗衣机的师傅，无一不对我的居住面积表示了不失嫉妒的赞叹，其中有一个仗着年轻直接问：“你住的也太好了吧！你家是做官的吧？做生意的？”我环顾四周，实在不明白这个加卫生间撑死了十平米还一片漆黑的屋子有什么“好”可言。但我明白人家没有恶意，努力笑了笑不说话，心里希望这个话题赶紧过去。因为我怕再说下去我要忍不住掉眼泪，然后就会被他们划到那拨“不知好歹的内地小孩”里去。

照不到阳光是因为，这是所谓的“天井窗”，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井，只是窗户外面对面住户离你格外近而已。我倒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作息不规律，有时候晚睡晚起，天井窗正好，睡觉的时候不分昼夜，不会被窗户上第一缕阳光照醒——其实倒不是真的24小时完全找不到阳光，天气好的时候，在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阳光有时候会斜射进来，然后在我发觉之前迅速不留痕迹地撤走。想起林俊杰的一首老歌《西界》：“在西界的那一边，只拥有半个白天，一到午后夜色就蔓延。”心里想，只有第三句是真的，我哪里拥有半个白天，明明要运气好才能有六分之一个白天嘛。

尽管照不到阳光、屋子又小又阴暗，我还是不敢心生抱怨，因为好歹我拥有了自己一个人的“一间屋”，不用再和别人共用卫生间和浴室了——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过上这样的生活。

因为我的洗澡时间不固定，夏天有时候一天洗两个，头发长洗得又慢，因此我不肯和别人共用卫生间，这是我的底线。女生除了上厕所洗澡，还有化妆也需要在卫生间进行。前年曾经和两个内地来读硕士的女生租了一个三居室，我们三个人的作息不完全同步，却还是经常出现抢洗手间的情况——我不能在我想上厕所的任何时候成功地上到厕所，这感觉糟透了。洗澡通常不像上厕所一样紧急，但也很不方便，因为香港用于出租的房子一般都是储水式热水器，容量不大（因为也受到浴室面积小的限制）洗澡要提前烧水，女生洗头发的话一定会把烧好的热水用光，下一个洗澡的人要重新等水烧开，又是一段等候的时间。三人合租的时期，有一天外面突然下暴雨，我没带伞，被浇得透心凉，迅速冲回家打算洗热水澡换衣服的时候，浴室正好被室友占了——她也在洗澡！我脸皮薄，不好意思催，抱着胳臂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她慢慢洗完，又等着热水重新烧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心里跟身上一样冷。

吃了这样的亏以后，我说什么也不肯再和别人共用卫生间了，我只想要随时随地能洗澡能化妆能上厕所啊！三个女生同住一个屋檐下我以为已经是极限中的极限，然而事实是，因为房租太贵，五六个女生住在一套公寓里共用一个洗手间是常事！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了半天。憋出一句：“那你们不会抢厕所吗？”朋友一脸淡然地指向窗外：“楼下有24小时麦当劳，里面有卫生间的。” 天哪，离开家出去上洗手间这件事情，我以为只存在于二十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老城区确实很多平房居民是用痰盂和公共厕所解决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年后，在一个经济繁荣程度如此之高的城市，竟然会有一群人对“出门上厕所”这件事习以为常！

自己的卫生间是有了，但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我落后的工资水平之间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卫生间刚好一平米，没有窗户，塞下了一个马桶、一个热水器、一个面盆、一面镜子和一个小储物柜，我在里面转身都困难。我爸有一次打电话跟我说我妈因为上厕所没穿拖鞋摔了腿，要我洗澡一定记得穿拖鞋，我脱口而出：“放心吧，要摔也摔不着腿，因为人根本倒不下去，滑了只会脑袋磕墙上变傻子，但肯定不会变残疾人！”每次洗完澡马桶都会被淋湿，我每次擦马桶盖上的积水的时候，都在心里幻想在东京新宿住过的airbnb——日本人喜欢干湿分离的多功能区厕所，浴缸、淋浴喷头、马桶、洗衣机、面盆分三到四个区，彼此互不干涉，可容纳多个家庭成员同时使用。

我在豆瓣上像变态看色情片一样停不下来地看极简主义小组里面教收纳技巧的帖子和日本人宽敞明亮的暖黄色浴室，心说浴缸是不可能买得起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的，争取以后换一个稍微大点的干湿分离的浴室好了。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楼龄新旧？有无电梯？家私齐全？通通不考虑，近地铁就行，有独立浴室就行，没死过人就行。香港人迷信，出过人命的房子无论转卖还是转租都会跌价，不过依然很抢手，因为有不怕死的无神论者专挑这样的凶宅住。毕竟跟虚无缥缈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的索命冤魂比起来，节节攀升的楼价要可怕多了。

我从小住惯了大房子，本科四年又有宽敞明亮的山景宿舍可以住，一下从云端跌进满地鸡毛。本地大学对非本地本科生有些优待，就是保证第一年的新生一定会有宿位，至于第二年喝和以后能不能在宿舍留下来，就要看各自的造化。我知道很多香港同学对这事儿很不满，觉得鸠占鹊巢，我从心底里对他们感到抱歉，真的，尤其我还住了四年。但我发现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要想在宿舍留下来，主要看平时表现和参加社团活动的活跃程度。

香港学生的竞争太激烈了，为了区区一席宿位，很多人不仅废寝忘食，甚至到了荒废学业的地步。起初我很不理解，觉得你们又不是没有家，何不回家去住呢，影响了成绩不是得不偿失吗（因为香港作为前殖民地非常看重毕业成绩）？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想这样，只是因为回家就要面临和弟兄姐妹公用房间的局面了，相比之前一千多块住大学宿舍实在是太划算了，为了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年了还在和异性手足共用卧室，其中不乏三姐妹或者三兄弟睡上下铺的。

这种滋味，又岂是我这个从3岁开始就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的独生女所能明了的！问出这个问题，简直是标准的“何不食肉糜”了。

我没觉得多不习惯，因为我是一个倾向于内在归因的悲观主义者，对这事儿消化得很良好，认为再苦不能怨政府再背不能怨社会。在绝大多数时候，我的思路框架更接近于“归根结底是我自己没用租不起更大更好的房子”而不是“天杀的穷人活不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我是个迷惘的单身青年，单身青年的生活总是迷惘、潦草、混乱和清苦的。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说过，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

而在香港，令人难以置信的楼价无异于在千千万万单身青年本已迷惘的头脑中撒下了一颗泡腾片，咕嘟咕嘟咕嘟。

买楼上车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终极追求，而一旦确立了“以买楼上车为纲”的基本路线，人的价值观、恋爱观、教育观无一不以此为转移。这个城市以三个第一闻名，人均寿命世界第一（女87男81略胜日本），平均工时世界第一（每周50小时），当然还有房价世界第一（平均不吃不喝19年买一套）。这真是后工业时代绝妙的讽刺，做着超长时间的工作，赚的钱既然不够买一个卫生间，又何苦在人世逗留这么久？

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是源于房价。“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香港楼价贵成这样，真正的有产阶级所剩无几，犯罪率还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能不说这个城市住着一群勤劳善良又可爱的人。因为买不起楼/租不起楼，所以结婚被迫不断推迟，不少人甚至干脆取消这个选项。2016年，32.4%的男性及28.0%的女性从未结婚，男性和女性首次结婚时的年龄中位数，分別从1991年的29.1岁和26.2岁，上升至2016年的31.4岁和29.4岁。高昂的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使得新婚夫妇生育意愿十分薄弱，生育率更是在三十年内不断走低，总生育率去年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第四低。

除此以外，人口老龄化也正在削弱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预期人口将持续老化，其速度会在未来20年显著加快，尤其以未来10年最为急剧。65岁及以上长者的比例，推算将由2016年的17%，增加至2036年的31%，再进一步上升至2066年的37%。长者的居住和养老问题同样受到楼价的牵制，91.9%的长者居于家庭，其余8.1%的长者居住在老人院、医院及惩教机构等。独居的长者有15.3万，占整体长者人口的13.1%。此外，有29.3万长者只与配偶同住，33.8万长者与配偶及子女同住，22.7万长者只与子女同住。而那些居住于老人院和医院的长者，则要被迫在不足9平米的人均居住面积内活动。这些曾经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一旦停止工作，一旦被子女抛弃，就只能如此默默度过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光。

一个人均GDP全球第6的城市，住在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因为住屋问题没什么做人的尊严的可言。至于何为个人尊严，王小波在《个人尊严》里写道：“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別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理智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天都需要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每个人都有和自己的伴侣不受打扰地做爱和生儿育女的权利，也有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后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而现实中，这个城市有着随处可见、占人口比例高到令人惊讶的各类精神病人和几乎望不见蓝天的街道，当你想和爱人享受片刻愉悦的亲密，却只能去廉价的连床单都不换的时钟酒店的时候；当你拖家带口住在劏房，必须在离马桶不远的电磁炉上开火炒菜的时候；当你老了，体衰多病，却因为养老院宿位不足，子女家里又住不下而在轮候宿位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尝到想要把自己当一个人来对待却不能够的滋味。

鲁迅说过：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这话我觉得不对。离家六年，我最喜欢的两句词变成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和“不辞长作岭南人”。我学会了广东话，我理解香港人的不满和怨怼，我尽全力将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可她并没有高唱着“香港欢迎你”同时张开双臂接纳我。在这个纸醉金迷阶级折叠的城市中，我们，作为一群“从今时直到永远”的无产者，同气连枝，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都在卑微地为华美的盛世添砖加瓦，又在砖瓦的缝隙中求一片屋檐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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