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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WEEKLY (ID:phoenixweekly),作者:凯斯、章鱼,编辑:米利暗,原文标题:《11人联名举报,又一个“学术土皇帝”倒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这是一场被誉为“举全师门之力”进行的举报。
1月16日,一份落款为“华中某业大学动物Y系黄某若教授课题组硕士、博士研究生集体”的举报材料在互联网疯狂传播。
这份11人共同撰写的举报材料,长达125页。
文章举证了黄某若曾指导的3名博士及13名硕士生的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存在数据异常雷同及篡改等学术造假问题。
举报材料还称黄某若本人涉嫌操纵同行评审、论文不当署名、教材编写造假、打压学生等行为。
举报材料里,学生们一边用微信截图和论文比对阐述黄某若及其利益团体学术造假的论点,一边在自白中处处透露着对无法顺利毕业的担忧。但他们还是这样写道:
“总有人要做看起来蠢但正确的事”
“6年的时间很有可能就白白浪费了”
“只能跟本科阶段在三教四教楼道里背书的自己说声对不起了”
这些担忧加重了举报的悲壮色彩,在网友看来学生举报老师的每个字都指向同一个结果:自毁前程。
一时间,“他们赌上了前途,毫无退路”“小镇做题家拼命学习,却发现没有未来”的评论在网络风传。
很快#华中农业大学#便登上了各大社交媒体的热搜。
18日晚,黄某若本人接受上游新闻采访,他坚持自己不存在学术不端。手底下十几个学生就有11人站出来举报他的唯一理由是:有学生带头,并威胁了其他学生。
但打脸来得异常迅速,1月19日凌晨,华中农业大学官方调查已经出了初步结果。认定黄某若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即日起停止校内职务和工作。
这11名学生以悲壮的自毁前程的方式,亲手扳倒了矗立在他们面前的学阀。
肆无忌惮的导师
11位学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份举报材料从起草到发布一共经历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希望还有人面临跟他们一样的情况,磨灭掉对科研和学习的热情。
举报材料的开头,学生们配了3张 2022 年之前课题组的实验室照片称:这个约 20 平方米的房间既是实验室又是自习室,是 20 多名学生学习和工作的主要场所。
说是实验室,却没有独立的实验空间,只有个4平方米的细胞间。里面很难看到实验设备,头顶的架子里放的也是多年前的试剂和耗材。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实验室每年仍能产出几篇实验性的 SCI 论文。
2022 年底,学校新实验楼建成,拥有了独立的自习室和实验室,但实验仪器依然缺失。举报材料中写道:
学生连最基本的分析天平、试剂耗材都不能自行订购,需要进行细胞实验却不能买细胞。因为黄教授的名言是:
“学院的仪器共享平台上都有”
“没有哪个课题组是什么仪器都有的”
明明实验耗材全靠借,但学生们却称经常能收到购买试剂耗材、检测样品、维修仪器设备的报销发票。
在收到高额委托检测费用发票的情况下,实验室的学生还要因检测数目不够将数据进行“二次加工”。
材料还称学生自费购买材料之后需要报销,总会遇到重重阻碍。
“先是说这类发票不符合规定不能报销,再来就是让学生自己先统计一下总共垫付了多少,做成表格再提交给黄教授审核”。
甚至很多已经毕业的学生手上,都还有当时没能报销下来的收据。
实验器材靠借、自费报销难也就算了,学生们还自述拿不到劳务费。
华中农业大学现行的“研究生学费与奖助学金办法”中第六条规定:
研究生导师为所招收的全日制研究生发放助研津贴。
但举报材料称黄教授从未按照12个月的标准为学生发放劳务费,黄教授还曾直言:
“现在的学生不懂感恩,我给他们读书的机会,他们还跟我要钱!”
“他甚至还怂恿学生自掏腰包去给老师送礼”。
长达125页的举报材料里,学生们自述课题研究举步维艰。
学生自己找的课题总被全盘否定。
黄教授会指定学生“随便做个课题”,举报学生们直言“这也是为什么师门中许多人重复利用和编造数据的重要原因之一”。
假如学生诚实地对数据准确性提出异议,黄教授以及王、姚两位博士便会强迫学生按照他们的要求篡改成“完美的数据”,理由是:
“你根本不懂数据统计”;
“数据分析全是错的”;
“不显著你怎么毕业”。
一番操作下来,学生们的论文里出现了足够漂亮的数据。举报材料称:在开题答辩、中期答辩和毕业答辩上,多次有评委老师感慨,“没见过这么完美的数据”。
在 2023 届毕业答辩时,有位评委老师多次质疑举报学生所在组的“数据有问题”。
学生在举报信中称,当时黄教授立马强调他对学术要求有多么严格,“这都是学生不听他的话才统计错了”,主动建议评委老师让学生延期毕业。
拜在黄教授的师门,还得忍受他的人身攻击。
举报材料称,黄还多次指责学生“不及本科生”“脑子不正常”“只顾着长肉不长脑子”等。
甚至有学生因正常上课无法参加组会而请假会被称为“脱节”,要其做好延毕的准备,逼得学生不得不频频翘课。
与此同时,学生们也被黄教授及两位博后统称为“下面的人”。
跑腿、接人、做 PPT、寄取快递、改卷评分、写材料和文章......都是他们的“分内工作”。
“一旦学生推辞或未按照他们的进度完成任务,就直接以延期毕业威胁”。
“即使顺从他们的要求,也只能少受指责而已,没有任何回报”。
在举报材料里,学生们讲道:部分被分配写文章的学生将写好的文章交给王、姚二人后,文章发表后却没有自己的名字。
“其发表的论文里经常会给一些毫不相关的本科生署名,甚至带上其家属”。
此外,举报材料还提到学生写论文时不知道实验结果或P值。当学生询问如何描述结果时,只能得到一句: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怎样好讨论就怎么标”
“结果要显著显出我们的研究有意义”。
“如果文章投稿后需要补充数据,就随便编造或混淆”。
“一旦期刊社要求提供原始数据,就换个期刊投稿”。
据举报材料,黄教授编写教材时存在抄袭行为。
黄主导编撰“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新农科“智慧农业”专业系列教材《饲料智能加工生产学》时,将任务分配给学生:
“要求每个人负责撰写书中的一个章节,并完成最后的校对和修改工作”。
学生们刚接到分配写书的任务时非常自豪,以为自己可以在学术上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然而,真正开始写作时,他们称自己接到的指令却是:
去图书馆借几本与饲料加工相关的书
拍照提取其中的文字
复制粘贴到书中
“并嘱咐要多借几本书,轮换使用,不要只依赖一本书的内容”。
历时一年多,这本书终于出版,却与学生毫无关系。连致谢都未提及,学生们彻底成为了“无名之辈”。
然而就算是这样,11位实名举报的学生也没有透露材料中涉事人员的真实姓名。理由是黄教授曾在课题组组会上多次讲过:
“不要在网络上发表任何言论”
“我背后有学校年薪 50 万的专业律师团队”......
被压榨的中国学生
实际上,这并不是近年来唯一一起学生发长文举报导师的案例。
2020年末,天津某大学的一位退学研究生,在网上发出一篇长达123页的PDF文档,痛斥其导师张某存在论文造假、一稿多投等诸多劣迹。
2021年2月,又有一位在读博士生写了一篇共计1000页的举报信,控诉其导师——西安某大学教授,毫无师德,利用自己牟利,骗取国家基金等罪行。
在这些动辄数百页的“讨导师檄文”里,“压榨”和“PUA”基本上算是两个最常出现的高频词。
而这所折射出的,则是当下象牙塔里,学子与导师之间严重的权力不对等。
曾有网友说,读研读博,最快乐的就只有两天——考上的那天、毕业的那天。
能否考上,在于学子本身的努力程度,而能否毕业,则几乎完全取决于某些导师的意志。
这便相当于把无数学子的“生命线”递给了导师,让“卡你毕业”成了一道百用百灵的紧箍咒。
于是,学子刚成为研究生,就接到了导师派出的课题。
许多课题极度离谱,但为了不至于给导师留下坏印象,学子们就只能硬着头皮愣做。
而加班,也随之开始了。
在社交媒体上翻看那些研究生所书写的、椎心泣血的“校园打工回忆录”,你甚至会觉得读研比去互联网大厂都卷:
每周去实验室至少六天,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底,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只有赶上过年才能休上7天,期间还必须时刻面对导师的微信轰炸。
有网友说自己可算能抽空回趟家,结果导师让他通宵实验,说:“你不是明天才回家嘛,这还有一段时间啊”。
但是很显然,工作量比大厂更甚,但却拿不到大厂的高薪。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去实验室,然后就会得到一套利用校园内外信息差,所构建出的“驯化话术”:
“你这同学不努力啊”,
“你不聪明啊”,
“人家实验室都是做14个小时,我让你们做10个小时不算多吧”,
“实习就是去打杂,你不如一直给我干活”,
“你现在觉得苦,上班比这更苦”,
“实验做不好,就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知足吧,我那时候的导师,可比我对你们严多了啊”
.......
可如果你最终做出了成绩,那么它们也只是你完成了导师所制定的“培养计划”,是你能够成功毕业的必经之路而已。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努力是没有回报的:
“一作”上挂的从来就不是你的名字,搞出来的实验成果也都和你无关,你用心血熬出来的研究报告和论文,最后都成为导师或他心腹的镀金大作。
而这,往往就是许多学术造假的起点。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你就别想着拿什么劳务费了,因为就算有,也会被导师以各种名义收上去,并给你开一张名为“以后再发”的空头支票。
你说这是学术腐败,准备举报,但得到的回复就是:“老师忙得要死,忘了把钱转你而已,你干嘛要把事情闹得人尽皆知呢?”
难怪有学子吐槽,说在象牙塔某些导师的面前,社会上的资本家纯良得就像小白兔一样。
而要是你倒霉,摊上了一个张雪峰所总结的控制型导师,那就基本上就真的要“用自己的一切去换毕业证”了。
前几年,国内某个教授就在微博公开表示,想进他师门读硕的,50度白酒必须要喝半斤以上,不然没资格选他。
也有研究生在网上吐槽,说自己进了某位大佬的门下后,不但要帮他写论文做数据,还要帮他开车,帮他辅导小孩作业,俨然变成了用爱发电的“董秘”。
更骇人的,则是去年年初西南某大学曝出的“女博士控诉导师性侵自己3年”,在举报的文字里,你能赫然看见:“做他的情人,我才能毕业。”
所以如果“遇导师不淑”,那么读研或读博本身,就成了一种度日如年,极度惨烈的精神折磨。
尤其是对于那些身出寒门,做了十多年的题才走到这一步的孩子而言,毕业证已经成了他们最脆弱的命门,任由他人拿捏。
而当不对等的关系持续太久,个体的意志就会开始扭曲。
于是,有的学子开始以自毁前程的方式,如上面所提到的那般发文控诉,试图用小小的力量为自己被巧取豪夺的青春讨个说法。
也有学子,在“忍个几年就过去啦,老师他也是为了你好啊”的无效安慰中,开始罹患抑郁,精神崩溃,并最终酿造了一个个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2018年3月,武汉某大学一名26岁的研究生,因长期受导师压迫而跳楼自杀,据家属反映,该生不但要给导师买饭打扫卫生,还必须称呼其为“爸爸”。
2021年末,辽宁某大学一名34岁的研究生在自习室猝死。而死前,该研究生负责给导师查资料写PPT,帮师弟们做实验,甚至连中秋节给大家发月饼,都需要他负责安排。
即便熬过了这三五年,费尽千辛万苦,遍体鳞伤拿到了那张珍贵的毕业证,一个学子也难免会产生一种真切的虚无感:
我一开始读研,明明是为了搞学术啊,结果这几年下来,我到底又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呢?
因而在2020年,教育部就已经印发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对导师们提出了“十不得”。
但只要毕业的裁定权还在导师手中,单靠道德就很难把导师手里的权力真正关到笼子里。
在华中某业大学那篇举报长文的最后部分,11个学子写道:“感谢不改初心勇敢发声的自己。”
也确实,在成为研究生或博士生的伊始,许多年轻人确实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他们是真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也确实想在这座名为高校的象牙塔里,真正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毕业以后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而这份初心,不该被辜负,也不能被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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