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疑忌的比亚迪与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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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乌鸦骑警

题图 | 视觉中国

最近，一家中国知名车企接连爆发的两起公关危机引来了世界的目光。很多人纷纷表示，这样的公关危机足以令他们重新审视正在进行全球化的中国公司们。

这样的论调虽然有些小题大做，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张方面表现积极，大手笔交易层出不穷，但喧嚣散尽，众多投资者、消费者和普通雇员们得到的却是无从兑现的空头支票和数量惊人的未结账单。

如今，这些失败的扩张案例已经影响到了那些在海外投资中有着不错信誉的中国企业，不少观察者甚至都懒得去深究那些公司是否真的有违规行为，就匆匆忙忙地发表各种针对他们的质疑言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的这两起公关危机揭示出的正是中国出海企业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

处于风暴漩涡中的企业是比亚迪，这家中国汽车生产商因为获得了沃伦·巴菲特掌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支持而闻名于世。

欺诈、足球，以及一连串的问题

这起公关事件即是所谓的“广告门”，比亚迪宣称，有人假冒该公司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广告营销方面的商业活动。

这件事乍一听似乎也是稀松平常，无甚特别之处。但它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很简单，“广告门”事件所涉及的是比亚迪和伦敦知名足球俱乐部阿森纳队之间的商业合作协议。

其实早在今年4月，阿森纳和比亚迪就已经共同宣布这一合作协议。当时，阿森纳方面还曾公开表示，“很高兴能与世界上销量最好的电动汽车公司达成合作。”

根据阿森纳官方网站发布的声明，此次合作完成后，阿森纳将授予比亚迪广阔的市场权益，包括阿森纳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营销资源，阿森纳主场酋长球场的LED广告牌展示，带有比亚迪品牌装饰的球队座椅，以及与阿森纳现役球员和名宿在中国举办推广活动的权利。

目前的好消息是，双方的合作并没有因为李娟的被捕戛然而止。

说到李娟，这位“有幸”登上比亚迪官方声明的人又叫作Liki Li，比亚迪称，此人冒充该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职员，用伪造的公司印章与多家广告公司签署了诸多商业协议——其中就包括比亚迪与阿森纳之间的商业合作。

 “比亚迪已经告知阿森纳俱乐部，他们也是此次欺诈交易的受害方。”阿森纳在其中文官网上做了如上表态。截至目前，无论是阿森纳还是比亚迪都没有对双方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问题作出进一步评论，他们现在都在忙着同一件事：深入调查。

虽然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但有关这起争议的讨论已经开始发酵。批评者把目光聚焦到了双方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既然已经早早承认了和阿森纳的合作关系，那么比亚迪高管为何又要在此时强调，他们并没有以官方的名义授权任何人去执行双方的合作事宜呢？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根据报道，那个所谓的“骗子”和她的公司其实一直和比亚迪有着多年的业务往来，他们既是比亚迪的知名代言人，同时还属于比亚迪的供应商之一。此外，这家“骗子公司”近几年曾代表比亚迪完成了多起合作协议，但现在，比亚迪却在竭力否认其与该公司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基于此，不少人猜测，比亚迪此番表态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终止与阿森纳的合作。

 “在比亚迪与阿森纳的合作已成既定事实，甚至该公司高管都已参加了签约仪式和新闻发布会的情况下，他们再跳出来否认合作，甚至直接把协议视为骗局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在我看来，这样的表态反而让人觉得是比亚迪别有用心。”中国体育圈秘闻（China Sports Insider）创始人，在中国体育界浸淫多年的资深记者马克·德雷耶（Mark Dreyer）如是说，“更何况，如果他们所言不虚，那为何一定要等上两个月再来出面否认，而不是立即出来澄清？也许他们在签署合作协议后就改变了主意，只是为了能体面的违约，或者说……安全的退出，才绞尽脑汁想到了这么一个蹩脚的借口。”

当然，德雷耶的观点也只是一种猜测。由于阿森纳和比亚迪目前都没有披露更多细节，外界也就无法确认比亚迪的真实意图，因此现在给比亚迪“定罪”有失公允。

但饶是如此，此次公关危机也依然值得密切关注。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企业与海外公司及政府机构打交道时频频出现的摩擦，这件看似个例的事件实际上具有以小见大的价值——尤其是当那些贸易纠纷中频频出现比亚迪的身影的时候。

至于比亚迪在贸易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持不同立场的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在有些人眼中，比亚迪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之所以会饱受批评，只是受累于近几年中国出海企业集体性溃败的大环境。

比亚迪在洛杉矶：承诺太多、交付太少、还有一点点小腐败

就在这起“罗生门”发生的同时，远在大洋彼岸，比亚迪还在处理另一场公关事件。

比亚迪的英文缩写是BYD，意为“成就梦想”（Build Your Dreams）。这个口号用来形容比亚迪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这家公司最不缺乏的就是宏大梦想，他们的目标是要成为全球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者。而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积极的进行海外市场扩张。

在开启全球化之旅初期，他们就取得了不小的成果，2008年，比亚迪获得了为洛杉矶市区提供电动大巴的大订单。一想到比亚迪的到来既能给当地创造就业，又能改善城区空气环境，洛杉矶的政客们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全力推进和比亚迪的合作。

然而十年过去，得到的成果却并不像政客们当年所预想的那样如意。

根据《洛杉矶时报》今年五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比亚迪出产的大巴性能不良且故障纪录极多。这些公交车在山上行驶时经常熄火，它们接受维修的次数甚至比一些老车都要多。报道还指出，比亚迪的电动大巴在行驶里程方面也没有达到该公司所宣传的数字，而且还经常因为汽车过热、过冷、或是驾驶员操作问题而抛锚。

而按照《洛杉矶时报》的说法，比亚迪给洛杉矶交付的头5辆大巴还没撑过五个月就进了维修站。根据公司泄露出的内部邮件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记录，维修人员对这些车的评价是“不中用”。其他一些关键词则是“制作工艺粗糙”，“只要行驶超过100英里就可能会出问题”等等。

有意思的是，虽然产品质量饱受诟病，但比亚迪却在与公共事业相关的订单上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巨额奖励。而如果把比亚迪从当地政府那里获得的订单、赠款与补贴加起来的话，总价值已超过3.3亿美元。洛杉矶政府之所以如此慷慨，完全是因为这家公司为当地生产出了电池驱动的公交车、铲车以及大卡车。

事实证明，比亚迪在政治体系内的运作相当老练。

南加州和美国许多地区一样，政府官员面临着提升其辖区内环境可持续性的压力。有鉴于此，比亚迪聘请说客、资助作者，成功说服当地公共机构采用非公开招标采购的方式确定合作方。不仅如此，他们还给官员们提供免费出境游的机会，甚至还会把官员们的亲属招入公司，为他们安排职位。这样一来，当有关汽车质量的指责甚嚣尘上时，那些官员们就会不厌其烦的跳出来，为比亚迪全力辩护。

尽管比亚迪的高管们多次表示，他们的汽车获得了如潮好评，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却从政府邮件和公共汽车检验记录中获悉，实际上当地很多机构都与比亚迪关系紧张，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点：汽车质量不佳，电池续航能力不足。

针对这些质疑，比亚迪高管们的选择是把责任归咎于外部因素，比如司机在刹车时用力过猛，当地工会活动者为推动比亚迪建立工会组织而掀起的一系列针对该公司的负面宣传等等，他们甚至还把矛头指向了交管部门的官员，指责他们没有努力推进燃油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

比亚迪方面曾给出过一个颇为霸气的回应，大意是说，虽然他们在拿了纳税人数亿美元的钱之后，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不甚理想，但比亚迪也“理应获得赞赏”，因为他们“为当地公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想在新技术中挑出问题实在是太轻松不过的事了。”这句话出自比亚迪汽车公司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比亚迪北美分公司总经理李柯，“如果你想要成功，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积极的。”

《洛杉矶时报》的这份报告篇幅很长，不过归纳一下，其大致意思就是抨击比亚迪、指责当地政府：

• 当时，最终敲定协议的关键人物是时任洛杉矶县主管迈克·安东诺维奇（Mike Antonovich）。他说服比亚迪把其美国分公司总部设在了洛杉矶市中心附近。作为交换，比亚迪将获得800万美元的激励方案。比亚迪还将在兰卡斯特开设一个汽车装配厂，而他们从这座沙漠小城得到的奖赏，则是145万美元。安东诺维奇的妻子克里斯蒂娜（Christine）曾是一位中国演员，她是兰卡斯特市官员和比亚迪之间的中间人。一方面，她为汽车制造商的高管们提供咨询，另一方面，她也经常为这座小镇上的政客举办包括私人晚宴和中国之旅在内的各类活动。

  
  

• 克里斯蒂娜·安东诺维奇拒绝接受记者的任何采访，而按照其丈夫的说法，她从未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收取过任何经济回报。2009年、2010年间，迈克·安东诺维奇曾透露，其所持的比亚迪股份总价值不超过1万美元。可是仅仅一年后，迈克所持股份的具体数字就在比亚迪的股份构成说明书中消失了。巧合的是，也是在那一年，安东诺维奇和他的同事将一笔3000万美元的公共交通项目交给了比亚迪。

  
  

• 当年在兴办兰卡斯特工厂时，比亚迪曾许诺，会为当地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但直到2018年5月，他们所雇佣的人员都没有超过1000人。不仅如此，比亚迪还经常被工人权利组织指责，原因包括未能给工人提供能保障基本其基本生活的工资，以及在执行健康和安全条例方面违反雇佣法要求等等。在美国雇主评级网站Glassdoor.com上，比亚迪的评分是2.2分（满分5分）；评述内容多为员工对公司的各种抱怨，言辞颇为激烈。就比如下面这个：

或者是这个：

• 2016年，比亚迪为一位负责当地公共交通事务的主管，莱恩·恩格尔（Len Engel）提供了一次赴中国“视察中国公司生产车间” 的机会。整个旅行的全部开销都由比亚迪来承担。恩格尔后来承认，他没有向相关部门呈交有关此次旅行的书面报告，也没有记录下旅行中所到过的各个地方，他甚至想不起来那次旅行中自己具体做了哪些事情。需要补充的是，他并不是那次“赴华考察团”的唯一一名旅客，同行的还有5名美国交通系统的官员，他们的开销同样也由比亚迪方面来承担。尽管依照加州法律，政府公职人员接受类似的“礼品”时必须向相关部门报备，但这几个官员显然没有照章办事。要不是《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向他们抛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知道这其中隐藏了这么多的玄机。

  
  

• 六个月的中国行活动结束后，比亚迪又将恩格尔送到了厄瓜多尔。他在那里待了将近一个星期，在为期三天的有关城市发展和住房问题会议上作了15分钟的演讲。在他的推荐下，比亚迪聘用了他的女婿，给了后者一个行政职务。而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恩格尔声称，他并没有因为那次举荐而收取比亚迪任何形式的好处，他的女婿之所以能够入职，完全是因为“其能力足够胜任”。

  
  

• 比亚迪所获得的一部分订单是非公开招标采购订单，也就是说，没有其他公司和他们一起竞标。

  
  

• 报告还显示，比亚迪的电动大巴从未达到其所宣传的性能表现。依照该公司的说法， 其电动车行驶155英里才充一次电；然而洛杉矶当地的交通报告却显示，比亚迪公交车单次出行从未超过133英里。里程最短的一次，大巴车只跑了78英里就被迫返厂充电。交通报告还显示，常年驾驶这种大巴车的司机普遍表示，如果他们的车能跑过59英里不充电就已经足够值得庆幸了。同样也是来自于这份报告的数据：比亚迪的电动大巴一般行驶不到400英里就会请求维修；其困在路上，拨打车辆维修电话的次数是其他车型的10倍有余。

  
  

• 对比亚迪满腹怨言的当然不只是洛杉矶，在美国其他地方，凡是见识过比亚迪车辆质量的城市都有着和洛杉矶相似的体验。

• 比亚迪的公司代表们的表现也不敢恭维。他们在面对当地工人、媒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质疑时，常常表现出的状态是愤怒：要么愤怒的自辩，要么愤怒的反击。该公司的高管——以尊贵的李柯总裁为代表——从来不愿承认自己公司的产品存在问题，他们总是习惯把矛头指向他人。但这样只会让这家公司的形象更为不堪——尤其是在他们已拿走了当地纳税人大笔钱财的时候。

但其实，还有其他的角度……

在读完《洛杉矶时报》这份资料详实、论证充分的报告后，你可能也会和许多读者一样，自然而然的得出下面这个结论吧：

中国公司用贿赂的手法，通过走后门的方式从腐败的政客手中得到了大量诱人的订单，而损害的却是当地纳税人的利益；这家公司向公众撒谎，一方面隐瞒了他们车辆的实际性能，另一方面也没有兑现其拉动就业的诺言；他们还触犯法律，用苛待工人的方式让公司的高管赚的盆满钵满。而当他们的行径终于遭到谴责时，他们拒绝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反而把过错归咎于其他人；他们自以为是，把自己视为正义的代言人，却把脏水都泼到勤劳淳朴的当地人身上。

也许上面的言辞有些过分激烈，但就我所知，大部分人在看完上面的报告后都会有类似的看法。不过我更想说的是，即使是同一份资料，我们还是能够得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叙事体系：

比亚迪是一家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公司，它为洛杉矶市中心带来了环保交通，并为兰卡斯特镇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生产的电动大巴在价格方面极富竞争力，在质量层面也与其他竞争对手不相伯仲。

电动汽车与传统的燃油动力汽车不同，电动汽车行业也是一个新兴产业；因此可以预见，其发展过程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没错，比亚迪确实高估了自家汽车的电池续航能力，而且在提交招标书时，他们也夸大了自家汽车的行驶里程。但他们这么做只是希望能尽早拿下订单。

设身处地地想，其他很多公司在面对这种情形时很可能也会选择略微夸大一下自己的能力。因此这样看来，他们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

他们在游说当地政客时可能确实踏入了一些道德上的“灰色地带”，但在美国政治中，这些行为也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如果比亚迪是一家美国公司，甚或是一家欧洲公司，那么这样的游说不是司空见惯的吗？

是的，确实有一些官员没能上报其所参与的一些中国行活动，但这并不是比亚迪方面的错；作为一家赴美发展的外国公司，他们把同当地官员的关系放在一个较为重要的位置是非常自然的。至于官员的亲属在公司任职一事，只要她能够胜任工作，那么这样的聘用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更何况既然公司信任这家人，那么他们爱屋及乌地把这份信任推展到这家人的其他成员也完全说得通；毕竟，在人事任命方面，把工作交给一个相对熟悉的人总比交给一个陌生人要来的更有安全感。

至于劳工问题，众所周知，美国的汽车产业工人一直以“难伺候”闻名于世。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不愿与雇主同心协力。相比较同行，比亚迪实际上已经很努力地在落实劳动法的各项条款了。虽然在有些具体的情形下，其处理方式有失妥当，但总体而言，这家公司在处理和工人的关系时已然做得很好。话又说回来，站在比亚迪的立场看，如果我们的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更努力，工作做得更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和那些难缠的美国工人争执不休呢？

最后，也许公司领导人的有些表态听起来很刺耳，但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英语并非他们的第一语言；其次我们要把这番话说出来时的微妙语境考虑进来。可以想见，在利润丰厚的政府订单面前，竞争始终是无处不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难免会紧绷神经，会把遭受到的质疑理解为外界，尤其是其他竞争对手的攻讦。也正因为此，他们会比较容易反应过度。另外，他们可能也会担心，如果真的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处理不当，那么这些表态可能会将公司拖入更为棘手的法律纠纷里。

综上所述，虽然双方在合作中存在一些不愉快，但总体来看，比亚迪与洛杉矶的合作伙伴关系仍然是互利共赢的。

在我看来，上面的叙述模式也同样符合事情的真实情况。或者退一步讲，这种解读至少也能自圆其说。可是这两套叙事模型中，人们更愿意去接受哪一种呢？当然，这首先肯定是与叙述者自身经历有关，他平常的言论值得信赖吗？他的政治倾向如何？他是位种族主义者，还是个民族主义者？其次，从信息的接收者而言，其自身经历也会影响他对某些言论的判断。他与当地政府打过交道吗？在哪类企业工作？此前是否了解工会组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说到底，个体是否愿意让自己在接收信息时打开合理怀疑的开关，主要还是取决于他自己的立场。换句话说，人们更愿意去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对方的心境。

因此，从沟通效果来看，自己能否被他人接受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你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在于你的行为和态度是否与对方的预设立场相符合。

在我看来，中国出海企业近来遭遇的种种质疑恰恰在于他们没能做好这一点。

中国出海企业总是出手阔绰

比亚迪并不是唯一一个和欧洲足球俱乐部产生财务纠纷的中国企业。2017年，一位名叫李勇鸿的亿万富豪一举买下有着悠久历史的意大利米兰俱乐部。当时这一举动曾引得观者啧啧称奇。然而仅过了一年，米兰就再次易主，新老板是臭名昭著的美国“秃鹰资本”——埃利奥特基金。

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少错综复杂的剧情，根本原因很简单，李勇鸿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无法给米兰持续注资。

相比于李勇鸿的黯然离场，阿斯顿维拉的老板夏建统（Tony Xia）的表演更具喜剧色彩。在这位思维古怪的老板的“英明管理”下，阿斯顿维拉“成功”堕入财务危机的泥潭，球队的竞技状态也是逐年下滑，如今你已经无法在英超联赛中看到这支队伍的比赛了。

降级已然令人沮丧，但阿斯顿维拉俱乐部现在还有更愁的事：他们的夏老板已经无力从中国调来资金了。

 “这两家俱乐部被收购时都处于中国资本的积极扩张期。那时候，财大气粗的中国资本纷纷投资海外体育产业——更具体地说，主要就是足球俱乐部。”《中国体育内幕》（China Sports Insider）的马克·德雷耶指出，“尽管两支俱乐部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老板却有几分共通之处。首先，虽然两位商人看上去富可敌国，但他们的名字在中国商界却并非如雷贯耳（如果不说是籍籍无名的话）。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自从接手俱乐部，两人就不约而同地想要向外界证明，自己绝非等闲之辈。而这种自我证明的方式也很简单——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我很有钱。’当然了，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

“除了疑团重重的身份，这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外界始终不清楚他们收购足球俱乐部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这一点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德雷耶续道，“而最终，两个人还步入了几乎完全一样的结局——因为风向变了。”

欧洲职业联赛中所出现的这些中国资本只不过是中国力量的冰山一角。体育圈之外，涉足其他重要领域的中国玩家不胜枚举，就比如安邦、海航、万达。不过这“三巨头”的命运也着实令人唏嘘，他们曾在海外市场积极并购，风头一时无两；然而转眼之间，这三个中国出海企业中名头最响亮的公司又都不约而同地遭遇了现金流危机，以致无以为继，只好被迫退出。

在许多类似的故事里，主角都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商界大亨，他们快速崛起，登临巅峰，又戏剧性地突遭变故，黯然离场。人生的大喜与大悲高度浓缩在这些传奇人物身上，令看客在品评其奇闻轶事之时亦不忘感慨一句：“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争。”

然而看客们却并不知道，在大亨们大起大落的命运中，感触最深的其实另有其人。

2016~2017年间，我曾在一家被外媒称为“全球扩张超新星”的中国企业供职。这家互联网企业和娱乐公司由一位才智过人又野心勃勃的CEO掌舵，他的计划是打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技术帝国。在他的要求下，该公司在全球主要的技术中心、娱乐中心和金融中心开设了诸多分支办事机构，各个办事处都在本地区精心策划了多个大型活动。此外，这位CEO还以求贤若渴的姿态疯狂吸纳全世界最顶级的人才——自然的，其付出的代价也是令人咋舌。

不过在我看来，这家公司的很多做法简直就是在蔑视商业与金融的“基本物理定律”，所以在收到邀约后，我决定先咨询一下相关专家，试图充分了解这家公司的方方面面。尽管最终我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但我其实也清楚地知道，这是在赌博：作为玩家，我当然希望自己赢；但考虑到赌桌上的风险，我也随时准备接受最坏的结果。

对于那位CEO，从我的情感出发，我对他钦佩非常；然而理性地讲，我还是无法完全相信他为公司所编织的那些未来。

说到这里，我想补充一句，其实像我这样，带着怀疑主义的谨慎就业观去职场打拼的人并不在少数。我认识过许多和我观念类似的人，他们能透过各种天花乱坠的宣传话术，洞悉世界的真实。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职业发展都相当顺利。不少人还尝试过多家知名公司，但无论在哪儿，他们的工作表现都会给雇主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也有另外一群人。

几个月前，一位曾和我一起供职于那家互联网企业的同事给我发了封邮件。在附件里的文档中，他对我倾吐了自己的心事。他说他几乎大半生都在抑郁症的泥潭里挣扎，无法找到哪怕一份能令自己收获成就感的工作——直到他听了那位CEO的演讲。

他告诉我，自那以后，那位CEO所说的每句话他都深信不疑。CEO说他的员工应该“all in”，于是他就全力工作，毫无保留；CEO工作状态激扬澎湃，于是他也将抑郁症的顽疾彻底甩掉。他甚至还将这份热情传导给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试图让他们也成为这家公司的忠实拥趸。他对公司管理层所发布的信息深信不疑，即使当严重的财务危机已经让他挚爱的企业不可挽回地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也是浑然不觉。

当然，最后他还是知道了那个人尽皆知的秘密——在他只剩几周就将被公司裁员的时候。

完全可以想象，当知晓一切的时候，他的那种绝望与无力。尤其是当想起自己曾多次在他人面前称赞公司时，他更是感到羞愤难当。于是，他决定保守秘密。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准时出门，但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去公司，而是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呆坐了一整天。从那之后的每一天，他都这样度过，直到几周后，意料之中的大裁员决议来了……

被遣散的员工有数百人。当时公司给出的说法是，这种离职方式能让他们“以体面的方式离开公司，更好的迎接下一段挑战”。

如今，我的那位同事已经从“上一段挑战”所带来的阴霾中走出来了，他的生活看上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我之所以要讲这件事，只是想说明一点：当一家大型公司轰然倒下时，不要只关心那些所谓的传奇人物，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千百个和我这位同事有着相似命运的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能成功走出苦闷，但也总有一些人不那么幸运。

我听说有的员工在离职时，公司还欠着他几个月的薪水；我还听说，有的人为了工作而无暇照顾家庭，于是被公司裁员后，只得面临妻离子散、孑然一身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们所经历的也不是最糟的……

最后我想说，我见过许多因公司原因而被迫离职的人，我发现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管是就职于中国的企业还是就职于国外的企业，那些离职后痛苦最深的人都是最相信公司的人。他们相信老板，相信CEO所承诺的未来。所以当大厦将倾之时，他们所感受到的幻灭感绝非他人所能体会。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最痛苦的人其实是公司里最好的员工。然而现实的悲剧性在于，猜疑之人总会收获更多回报，而忠义之士所得的却只有痛苦。

那么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怀着怎样的心态去看待中国企业才是最明智的呢？

谈到这些中国的企业悲剧，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总是会给出不同的解读。

有些人把责任推给了自负的企业领导人，认为他们野心勃勃却志大才疏，只会定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却不知该如何将梦想落地生根。

还有些人把矛头指向了中国的经济大环境，认为信贷紧缩和监管压力是造成那些出海企业遭遇困境的幕后推力。

当然也有人认为腐败才是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海外扩张，不过是极少数人试图将非法资产以看似合理的方式转移到海外账户的手段。

由于才疏学浅，经历有限，对于上述解读，我个人也无法给出一个清晰的判断，不知道究竟何者更接近事实真相。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回到文章的开头，再次审视下比亚迪这次的公关危机，也许我们可以约略找出答案。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我无法对比亚迪的财务状态评头论足，因为我手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或是相关信息可以支持我在这方面长篇大论。我所知道的是：

第一，这是家正在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

第二，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几乎所有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当一回事的人都因他们的选择而付出了代价；

第三，据我所知，其他国家的很多大型公司也有过诸多不良行为。前文所罗列的那些中国企业的个中罪状，很多老牌欧美大企业也曾经尝试过（或者至少从事过与之类似的勾当）。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企业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新人”身份。我们知道，几乎在所有环境里，初来乍到的新人都免不了要被“老人”排斥，商界也如是。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就是无瑕白璧，仿佛所有针对他们的指控都是欲加之罪。事实上，相比于老牌国际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在公司管理方面确实缺少必要的透明度。不仅是企业，中国的财政体系也不够透明，法律体系更是如此。作为一个在这里学习、工作，密切关注中国商界的写作者，我每一天都能体验到这些透明度的缺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你把公司开在了大洋彼岸的某个小镇里时，你觉得当地投资者、政府官员、消费者亦或是潜在的员工会带着怎样的预设立场去审视你的公司呢？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比亚迪都难言完美。但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家严肃的公司，从事的是合法的业务，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也是物有所值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一家能获得像沃伦·巴菲特这种保守投资者青睐的公司也必有其过人之处。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企业”，而在于“出海”这个语境。在过去几年里，每当中国企业在海外风生水起、博得关注之时，映入世人眼帘的既不是稚拙的蹒跚，亦不是缓慢的前进，而是喧嚣与仓促、混乱与失败。最终，当硝烟散尽，散落于地的总是大叠未偿的欠款与大量未解的难题。

外国人对中国的体制缺乏透明度的担忧由来已久，但这也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百年以前如此，百年以后照旧。正是因为这样的担忧始终存在，每当外国人谈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往来与外交关系时，“开放”永远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那么是不是没有透明度就无法获得世界的信任呢？也并不见得。日本的企业文化就一直以无法为外人理解而著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其他方式赢得世界的信任——比如产品和品牌。外国人可能难以理解他们的公司管理方式，但却能从他们的产品中了解这个国家的工艺方法和行事风格。所以当丰田的造车模式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标杆时，日本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已经悄然建立。这种信任，既来自于日本企业对产品细节近乎偏执的坚持，也来自于他们对新鲜事物异乎寻常的谨慎。他们可能对世界并没有那么开放，但他们至少能将自己的态度贯彻始终。

然而，当日本出海企业也在近几年连遭打击后，他们反而成为了中国同行眼中的反面教材。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中国企业既不重视产品，也缺乏贯彻始终、内外一致的经营理念。

我仍然愿意相信比亚迪家是值得信赖的公司，不过我也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对于志在全球化发展的中国企业而言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艰难时世。在这种态势下，他们必须加倍努力，用自己的行动来打碎怀疑论者的预设立场。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充满猜忌眼光的世界中跋涉，对于比亚迪们来说也未尝不是一次自我修炼的良机。他们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吗？有可能，但前提是他们能把诚实交易与透明化管理落到实处。虽然他们目前尚未达成这两个基本条件，不过我很期待有一天他们能用自己的行动成功说服我这个疑忌满腹的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