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人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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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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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来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革命人口论”。在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反思大陆政策，艾奇逊在给美国政府做的报告中提到，中国革命是因为在一、两个世纪之内，人口出现了大爆炸，政府无法解决民众吃饭的问题，所以只能不断革命。

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当时的人口政策鼓励生育。《限制节育以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实施者均有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但是，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造成了人口政策的第一次变化。

所谓计划经济，就是各种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来投入，来生产出最大化的产出。虽然，在经济发展时，人口爆炸式的增长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当时所谓的均衡发展的观念之下，大量的人口就会消耗少量的资本，减少生产中资本的投入。换句话说，计划外的人口就是负担。

1953年8月，副总理就对卫生部门通知海关查禁避孕药表示反对。

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作报告时提到：“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1957年，人口政策开始转向鼓励节育。

当年的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经不让说话的马寅初终于又可以说话了。毛泽东亲切地评价“马寅（初）老今天讲的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没有放出来，有人反对，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理论界完成背书，政策就开始酝酿。当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

“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但风向又出现了变化。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反反冒进”，所谓的均衡发展被抛弃，人口政策出现第二次计划。财政从中央银行透支，无数的建设项目上马，货币如开闸的洪水涌入，马上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毛泽东改口——

“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7.5亿至8亿时再控制。”

1962年，大跃进之后，人口曲线有了一个诡异的变化，各种数据一直成谜，造成的原因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无可否认的是，之后几年，人口出生率现报复性增长。经济的挫败使得各项政策开始紧急调整，2000万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被视为洪水猛兽，两年之内被疏导回农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自此停滞。

政府看人口政策的眼光又开始变了第三次变化。当年的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是计划生育第一次被正式的提出来。

不过，此后中国红旗翻滚，浪潮涌动，没有人真正花气力去关心生育。

直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

“ 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13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15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现国务院的号召，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自此正式的确立了一胎化的格局，计划生育也就顶着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沿着这条路狂奔，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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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人口突破13亿，用了25年，比预计的晚了5年。2009年，被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提出中国人口计划需要调整，因为之前规定的就是人口政策实行三十年。201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3.41亿，劳动人口占比达到巅峰75.4%，开始下降，中国正式进入刘易斯拐点。2015年，他还曾向媒体提到过，在2000年左右，他就曾经写过性别比例的问题，国务院专门组织讨论，但是不了了之。

2015年，携程CEO梁建章和学者黄文政公开质疑计划生育部门“人口恐吓”，指责：

“计划生育部门对涉及人口的数据一向严重高估。比如，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增长为6257万人，比实际增长的4013万人高出55.9%；在‘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比实际增长的3418万人高出53.4%。连续两次对短短5年的变化的规划都可以高出50%以上，哪有任何预见性可言？又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2，但却被计生委人为调高到1.8。引起社会的普遍质疑。”

并且呼吁：

“卫计委不要继续违背基本事实，更不要将部门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来误导决策层和社会大众。没有任何人承担得起错失应对中国严重低生育率危机最后一次机会的历史责任。” 

可惜有利益纠葛的又何止是高层呢？

2014年，张艺谋非婚生的三个子女被发现，引发轩然大波。根据《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非婚生二胎及以上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应按孩子出生前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8倍缴纳。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超生的孩子多占了社会资源和社会公共投入，所以要补偿社会。

面对江苏的计生部门铁面无私，张艺谋拿出了748万元补偿给了这个社会。

但是，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就是在江苏的某镇，2013年，所收缴的社会抚养费10%上缴上级，90%由收缴部门支配。报道中还同时提到2013年9月国家审计署公布的9省45个县社会抚养费审计报告，大概是有60%上缴的社会抚养费用被上级返还给下级征收部门，最高返还比例高达90%，未上缴的抚养费还有3亿多。这本质就是一种激励。

虽然，超生某种程度上是一票否决制，但信息的扭曲和物质鼓励使得社会抚养费就变成一种寻租的手段。更可怕的是，一方面，基层部门要放水养鱼；另一方面，要下重手，杀一儆百来收社会抚养费。谁的孩子要来牺牲，谁的孩子可以收钱，这就是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问题。

当然，有时候“收租”的方式也是相当温情。

根据媒体报道，计生部门和公安机关通过在上户口环节设阻来收社会抚养费，被曝光的收据上写着：“根据县计生委与县公安局协议，每个计外对象付200元上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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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刘志彪和张晔两位学者在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的文章，其中两条引人侧目——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先不提设立生育基金，看到“提取存量抚养资金”的提议，再看看上文江苏的新闻就可以明白，两位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装糊涂，存量抚养金绝不可能是“极为庞大的数字”。特别对两位还是江苏本地的学者，这样的“乐观”确实显得不可思议。

再来看生育基金，常识来讲，如果一个人不生孩子，其本质就已经是用自己的纳税为社会“补贴”孩子了，再收一遍无非是拿着鞭子借机创收罢了，无话可说。 

生育终究是服务于个人和家庭的选择，它本质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不应当再被当作调控的工具和目标，计划生育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工具理性的失败，和最终沦为寻租工具的可耻。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是因为人拥有自由的意志，这是生而为人最为可贵的品质，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把人当人，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改革开放历史也一再证明了，只要有了自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造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