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中的科学家，杨振宁影响了什么

2024年1月24日，数十位来自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中国顶尖科学家聚集在北京中关村，参加纪录片《杨振宁：百年科学之路》首映式。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那是“五四运动”后的第3年。16岁时，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纪录片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发起制作。在杨振宁百岁华诞前夕，这一纪录片项目得到他本人首肯并启动。

纪录片展示了许多未公开的珍贵史料，还有从瑞典和美国获得的杨振宁1957年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画面，以及杨振宁的部分讲座视频、与费米等其他著名物理学家的通信。

杨振宁喜欢摄影，还专门学习过，他与家人团聚时、参加学术会议时，喜欢用照片把事件记录下来。影片中出现的杨振宁的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一些物理学同行——狄拉克、海森堡、惠勒等的影像，都是他自己拍摄的。

纪录片中提到物理学家费曼·戴森对杨振宁的评价：杨振宁是继爱因斯坦、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preeminent stylist）。

此前，作为出品人之一的潘建伟已经把这部纪录片看过多遍，但在首映式上和科学界同仁一起观看，依然是特别的体验。他说，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杨振宁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从中国科学界的角度看，杨振宁是对中国科学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之一。

纪录片播放前，8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和65岁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登台，一起朗诵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那是杨振宁钟爱的一首诗：

从一粒细沙中窥探世界/在一朵野花里寻觅天堂/掌中握无限/霎那成永恒……

一、天才科学家

在首映式上，多位科学家将杨振宁称为“百年不遇的天才”。

施一公说：“杨振宁的语言非常简洁，但很有洞见，观察问题非常细致、深入，他是一个天才。”

施一公谈起一件小事：回国后不久，他曾在一场科学艺术论坛上听杨振宁讲了60分钟的“物理学之美”。杨振宁对爱因斯坦、狄拉克等大师级物理学家的学术、为人作了很好的分享，并自己制作了幻灯片，里面都是原始的资料。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100岁的杨振宁从解放军总医院出院，和饶毅诸人一道吃饭，近3个小时里，几乎都是杨振宁一人在讲话。饶毅曾在饭后将杨振宁的讲话内容写下来，之后一一核查地点、人物等细节时，发现全部都是准确的。

杨振宁能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天赋异禀，也和他特殊的成长和教育背景有关。

杨振宁1岁时，父亲杨武之赴美留学。1928年，父亲拿到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受聘到厦门大学任教。1929年，父亲转赴清华大学任教，杨振宁得以在清华园度过8年时光，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

杨武之给杨振宁讲自然科学知识，教他数学题，也让他背唐诗和古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幼年从《孟子》中读到的句子让杨振宁终身受益。许多年后，与杨振宁交往良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朱邦芬，还能感受到杨振宁身上儒家传统的烙印。

在崇礼中学求学时期，杨振宁在图书馆里看到了《神秘的宇宙》中文译本，他回家对父母说，我希望有一天也能拿诺贝尔奖。

1938年，杨振宁考入西南联大，在那里接受了7年的扎实的物理训练。他常和好友黄昆、张守廉到学校附近的茶馆谈天，从古代历史到当代政治，从小说到电影，甚至量子力学，都是他们热议的话题。辩论间，时有士兵从窗外走过。

1945年，杨振宁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费米和“氢弹之父”泰勒。4年后，他去往由20世纪科学界标志性人物奥本海默担任院长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并在那里度过了17年。

1957年，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因之位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行列，也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在与杨振宁多年的接触中，朱邦芬体会到杨振宁数学公式一般简洁、优美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以及神奇的直觉。他曾与杨振宁的老同学黄昆闲聊，黄昆说，他并不认为那些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天才，但杨振宁是天才，他衷心佩服。

对杨振宁的领导力、亲和力和团队精神有深切感受的朱邦芬认可黄昆的评价：杨振宁是一位“最正常的天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学家谢心澄说，他研究的不是杨振宁的主流领域，但在他的科研生涯中，也有好几次不得不看杨振宁的原著（大概三四篇）。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也把杨振宁称为“天才人物”，他觉得杨振宁的科学贡献远在霍金之上，但人们对他的科学贡献缺乏足够的认识。

几年前，中国论证高能物理大项目时，杨振宁专门撰写《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这一做法让朱松纯佩服。

朱松纯注意到，现在很多顶尖科学家不敢说话，对科学方面有争议的事情不敢站出来说，怕得罪人。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团和气，特别是年轻人讲话中规中矩，发言时基本是讲废话、客套话，这个气氛对中国科学的发展非常不利。“我这里不评论杨振宁说的话是否正确，但他站出来敢于说他不同意，他提出反对的理由。敢于站起来说得罪很多人的话，这种精神是当代缺失的。”朱松纯觉得，在科学争论上，杨振宁不那么圆滑、世故，这一点，中国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做不到。

二、自信问题

1956年6月，杨振宁和李政道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并提出了几个实验方案。几个月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用实验证实了弱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

过去，科学界对于对称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在杨振宁和李政道研究这一课题时，许多人提出反对意见。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坚信他们最终不会得出任何结论，为此和一个朋友赌了50美元。物理学家泡利甚至说，他愿意用任何事情做赌注。

最终，杨振宁和李政道凭借宇称不守恒理论拿到诺贝尔奖。

在诺贝尔奖颁奖贺宴上，杨振宁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诺贝尔奖始于1901年，那时中华民族尚处于晚清统治、风雨飘摇的年代。杨振宁认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施一公说，很多年里，在世界范围内，代表科学最前沿的发现，只有少数由中国人做出来，中国人没有足够的自信，不觉得中国人可以把科学研究做得很好。对中国而言，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是历史性的事件，对当时那一代人，甚至后面几代人的触动都非常大。

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时，许多同事告诉施一公，杨振宁和李政道对中国人甚至对亚裔的贡献很大，他们让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并不笨，也可以做最前沿的科学。

潘建伟说，以杨振宁为代表的一代杰出华人科学家，让中国人在现代科学史上不再失语，也给了中国人追求科学的信心和勇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后辈科学家或多或少都受惠于此。

杨振宁总是愿意提携后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讲起一个小故事：90年代初，杨振宁希望拿到一些关于中国近代科学的文章，刘钝就给他寄了几篇小作过去，杨振宁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近代科学的回顾与展望》引用了这些文章。刘钝说：“此后他就记住了我这个小人物，在不同场合介绍我。我这个人很腼腆，不太愿意主动打扰大人物，没想到杨先生总是说‘我认识’甚至‘很认识’。”

清华大学给杨振宁准备过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充满科幻感的黑色立方体，四个侧面分别是他在场论、粒子物理、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的物理学四大领域共13项重要贡献。其中，宇称不守恒与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是科学界公认的杨振宁最具突破性也最具代表性的成就。

三、漫长的回归

1964年，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这件事始终是杨振宁和父亲两人的心病。他没有写信告诉父亲，入籍后好些年也没有和父亲说起，直到父亲临终，父亲也没有宽恕他的这一决定。2015年，杨振宁放弃美国籍，更换回中国国籍。

赴美时，杨振宁以为自己会和父亲一样，求学几年后就回国。由于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剧变，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的1971年，杨振宁才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

那天，乘飞机自缅甸进入云南上空时，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杨振宁无法描述他激动的心情。多年后，杨振宁写道：“1971年发生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访问了新中国，周总理请我吃了饭，这是我一生的荣幸。”

当时，周恩来问杨振宁有没有想见的人，杨振宁提供了一个名单，排名第一的是邓稼先，他情同手足的兄弟。

1973年，杨振宁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他回忆，毛泽东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希望在科学上能够有所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刚刚解冻，杨振宁回国访问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帮助中国重回世界科学舞台。在1971年之后的更多次回国访问中，杨振宁明确提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研究，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促进了中国后来恢复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1979年，邓小平访美，杨振宁在欢迎宴会上致辞：“因为我们同时扎根于中美两大民族的文化，我们对增进两国的友好和了解肩负着特别的责任。而基础科学恰恰是这责任背后重要的根基。”

凭借自己的名气，杨振宁四处寻找资金，赞助各学科的学生和中国学者赴美深造。

1999年，杨振宁退休后，将重心转向对清华大学物理系发展的关注。2003年，妻子杜致礼去世后，杨振宁搬到北京，回到清华园。2004年，杨振宁与多年前为他担任翻译的翁帆结婚。

朱邦芬和杨振宁有很多接触。在首映式上，朱邦芬说，无论是杨振宁1971年率先到大陆的破冰之旅，还是2003年全职回到清华任教；无论是他与至交邓稼先的“千里共同途”，还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的事呕心沥血，杨振宁的心和根始终在中国。“杨先生回来之后，经常有人说他年纪大了，这是片面的看法。”施一公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是定海神针，帮助清华大学引进了一批原本不可能回来的大师级科学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

施一公提到，杨振宁回到国内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对海外资深学者的影响非常大。在他接触的圈子里，很多人会说，你看，杨先生都回来了！

杨振宁是西湖大学董事会名誉主席，他曾不止一次对施一公表示，如果年轻30岁，他会加入西湖大学，就像当时去参加石溪分校一样，创建一个新的学科。

在施一公的眼中，杨振宁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人，童心未泯。杨振宁特别喜欢美食，尤其是鼎泰丰小笼包。有时和大家在清华吃饭，他会专门从鼎泰丰订一笼小笼包送过来。有一次，大家一起去范曾家里吃饭，杨振宁对一笼会打架的蝈蝈特别感兴趣，想打开像保温杯一样立着的笼子看看，结果一碰到笼子就倒了，盖子也开了，蝈蝈暴露在外面，大家赶紧逮蝈蝈，一阵手忙脚乱。

回国后，杨振宁特别喜欢读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并亲自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他将自己的新居命名为“归根居”，并写了一首名为《归根》的诗，诗的最后一句是“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将近100年前，6岁的杨振宁随父亲搬到厦门，那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他经常随父母去海边，爱捡贝壳，捡的贝壳通常极小，但非常精致。

纪录片的结尾，杨振宁说，他很幸运能够在海滩上捡到了几个美丽的石头、蚌壳和螺蛳，不过，世界上更美丽的蚌壳、螺蛳、石头还多得很，还有无数多的事情需要继续做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张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