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服务业的对与错

在前几天的文章《收银员凭什么瞧不起服务员》中，我们借一些媒体对哈尔滨旅游爆火表现出阴阳怪气的现象聊了聊旅游业的意义和生产性服务业与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别。今天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聊聊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概念发展至今天的定义问题，并由此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发展。

讨论第三产业时我们应该先问几个问题：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这个划分有没有问题？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全球经济发展到今天，第三产业概念已经非常复杂，不同领域和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服务业所指向的经济实体已经完全不同。

上一篇我们提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基于使用价值（商品和可使用劳务）的生产，在这种语境里，一般也认为交通和仓储、住宿和餐饮业、信息和通信是以生产性劳动为主的，也可以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如果说这是一种涉及本质的区分，那么本文则更多是依据结构和功能来区分服务业，为避免混淆，须声明，上一篇文章和本文提到的“生产（制造）服务业”是有区别的。

一

三次产业的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费雪在上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的。这位老哥根据欧洲国家经济历史的演进和产业结构特征，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相应的阶段性主导产业也被定义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费雪的定义中，第一产业主要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粮食供应，第二产业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进一步需求，而第三产业则满足人们对非物质产品的更高级需求。

到了1940年，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从部门的角度对三次产业进行了重新定义。他提出，第一产业包括农业和采掘业，第二产业代表着工业，而第三产业则是劳务部门，包含了所有服务性行业，这包括了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所有活动。由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无法将所有经济活动包含其中，因此，所有没有被包含在第一、二产业中的经济活动，都被统一归类到第三产业。

至此，一二三产划分的观念成型并运用于经济描述。这个区分深深影响了我们对各类产业的就业核算、判断以及决策，甚至衍生出一种意识形态，即三产占比高是发达繁荣富裕的象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第三产业的定义主要基于剩余法，即把产业“非农非制造业”的部分，包括餐饮业、金融业、信息业等，一股脑地塞进“第三产业”这个框框里，这一划分造成的问题是：无论从功能的侧面，还是从结构的侧面来看，与相对单一的工农业相比，第三产业的概念都过于繁杂。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第一二产业一般而言只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和一少部分流通过程。而第三产业包括：运输、贮藏、修理、销售、零售等流通服务，餐饮、娱乐等个人消费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军警、公务员等社会制度再生产的服务，金融业，信息业……需要说明，我国的经济核算一直都是把“服务业”作为三产的同义词。

在这套划分里能看到，造车是二产，修车是三产，可实际上，一个造汽车的工作和一个修汽车的工作都涉及零件的装配，都是对汽车转移和改变，只是与消费者的距离不同，而被归入了不同的产业范畴。

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把多样性融入一种产业分类中，则约束了我们对这些领域内部动态和变化的理解。比如服务业中的咨询业与餐饮业在生产模式上就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涉及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交换，后者基于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这两种服务的差异被概念性的分类所忽视。忽视产品生产和服务生产之间的区别，部分原因是主流的经济学长期无视它们的异质性，更遑论服务业内部的区别。

故而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并非木已成舟，我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时常需要突破传统的框架。在当前的经济中，传统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开始混合，产生了诸如“产品化的服务”和“服务化的产品”。抱持一二三产业划分的视角，很难捕捉到这些都市新经济形态的特点和趋势。

二

一个说法很有趣，就是三产（服务业）占GDP比重高于70%就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从数据上看基本是没错的：即便是以制造业为傲的德国，其二产业占全国GDP不到20%，日本约等于20%，而德国服务业占全国GDP70%，日本略低于70%。至于其他老牌发达国家，美国、英国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都达到了80%以上，法国达到了70%以上；美国的制造业占比重仅为12.3%，英国只有8.8%。

不过就像上文说的，目前的产业类别划分是存在问题的，不厘清产业分类，单纯地讨论占比没有意义，而且容易混淆视听。

只要细看我们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GDP中，所谓“生产（制造）服务业”的比重最高，美国80%的服务业其中约70%是生产（制造）服务业。将这两个比例相乘，可以得出生产（制造）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约为50%，这意味着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中，有13万亿美元是生产（制造）服务业贡献的。再看欧洲等国的服务业的构成也是如此。

什么是生产（制造）服务业？听名字就知道这货和工业制造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盖因它本是从工业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然后进行专业化发展。起初服务于制造业，本身不提供最终消费品——也就是说生产（制造）服务业不是直接用来消费，也不是直接可以产生效用的，它扮演着一个中间连接的重要角色，像企业里的研发、设计、中试、仓储、分拣、咨询、检验、检测、营销、售后岗位基本都能打包在这个所谓“服务业”范畴，如果这么看，你就会发现很多制造业企业有大量就业岗位属于服务支持职能部门（最高可达60%的岗位）。

三

另一种说法也很有代表性，认为工业制造业这种实物生产才是有价值的，而这些服务业只不过是生产扩大以后过来实现和分割价值的，这个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是很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区别于之前提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历史的辈分虽不如“欠债必须还本息”“只有真金白银才是财富”，但也是比较古典的。

古典主义重视产出，重视生产，商品的价值是产业工人把东西生产出来的，典型的看法如亚当·斯密所言：“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需要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他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 虽由雇主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毫无所费。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物上，物的价值便增加。这样增加的价值，通常可以补偿工资的价值，并提供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雇佣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

只考虑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不考虑其他服务业，冷战中的苏联无疑是把古典主义经济学那套发挥到了极致。

四

笔者倾向于认为，在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的运行过程中，社会可以利用的总体资源并没有增加。但是它仍然重要，因为无论什么经济模式，都要解决产品生产端和需求消费端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苏联使用了不同于西方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不重视计算服务业产值。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掌握在计划委员会手中，就起到了连接生产端和需求端的作用。相比之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必须应对市场调节下交易活动增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

这个时候，服务业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生产（制造）服务业，它通过提升社会资源配置和流通的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例如，市场研究公司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从而指导其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供应链管理公司可以协调多个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合作，优化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像这些中介机构和服务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不过也要明白，无论交换、货币、信贷等拜物教形式多么重要。无论流通体系对资本主义来说多么必要，流通活动始终是建立在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之上的。流通活动可以促进整体生产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仍然是由剩余价值生产者所创造的。

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本更快地周转，是为了进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不是阻碍剩余价值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后，将资金用于研发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产品，从而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当然，理论是如此，但如果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制造业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材料，美国70年代的结构转型也不会那么顺畅。历史的过程其实是这样的：以前内在于制造业的各种活动，如研发、法务、营销、广告、类型测定等，现在可以分散给单独的企业，导致了转包和咨询服务的增长。

而从这种角度，就容易理解现在的一些状况，即上游从事生产（制造）服务业的企业影响力大大高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苹果在美国被分类为所谓“服务业”企业，虽然不进行硬件制造活动，但是只要苹果公司需要，果链企业就被迫从中国迁移去别的地方，这显示了苹果作为所谓的“服务业”公司名为服务，实则是制造业必须服务于它本身。

五

西方的“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事实就是生产（制造）服务业的扩张，降低交易成本，瓜分更多剩余价值，同时将制造部门驱赶至发展中国家，并且通过无形的价值链条将发展中国家拴牢。这一过程也改变了西方国家的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

这一套玩过了头，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西方世界：

曾经工业化大产生锻炼出来的有组织性的产业工人群体，在新自由主义扩张几十年后全面溃败，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有众多工厂倒闭或迁徙海外，进而触发了职业结构的严重分化。

生产（制造）服务业从业者，尤其是管理、IT和金融，由于他们在后工业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在美国社会中也形成了从事生产性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工贵，一般命名为新中产。但新中产的增多，无法有效掩盖美国大量居民因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贫困化趋势。

但这个笼统的“服务业”分化很严重，存在大量低技能的工作，如零售、清洁、餐饮服务等，这些行业我更愿意称之为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服务业。此类服务业比底层制造业好一点的地方在于——大多数基础制造业的利润率都十分不好看，导致产业资本基本都是追逐更低廉的人力成本而走，而服务业是可以随着通胀率而劳动价格上涨。但总体来说，这些服务行业获得的劳动力价格通常只是刚刚覆盖当地生活成本。

一般本地居民并不喜欢从事这些低端服务业，往往需要外来移民（合法或非法）来做。在美国，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在西欧则多是来自东欧、土耳其。同时，他们也与本地居民在一些服务业和运输业岗位上竞争，如物流运输等。这些移民群体的集中往往在一些街区治安爆炸，引发本地居民的不满和排外情绪。

然而，对于服务业主和居住在非移民街区的新中产来说，这些移民意味着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和更低的服务业成本，因此他们多是会支持移民。当然，这些盘算是说不出口的，一般得借助白左的政治议题表达出来。

某种意义上，国家机器通过转移产业工人群体，又利用了底层服务业过于分散的特点，从而削弱了工人政治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使其难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统一的力量，也难以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构成太大威胁。这也是很多人经常震惊于美国底层社会稳定度如此高的原因之一。

六

我们走到哪一步了呢？

按照前面主流的统计方法：中国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近十年来是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制造业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32.2%。到了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9.4%。不可否认，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加强，给传统制造业带来了压力，再加上生产过剩导致失业，大量的产业退出资本转化为投机资本，但很难说中国制造业衰退了。

如同前面探讨过的，这种产值占比计算多少有问题。原因是随着分工深化，许多原本属于制造行业内部的活动（研发、设计、营销、物流、融资）被分离出来，下降的这些部分实质变成了内部服务业的增长。

就是说，创新激活了生产过程，实际上资本家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中的利润更多让渡给了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

不过这个进程走得并没有那么快。

目前批发和零售业还是中国生产性服务的支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集中在几个地方。

所以最近黄奇帆说我国的生产（制造）服务业不足，发展仍然不够。2022年，我国GDP服务业增加值里有三分之二是消费服务业，生产（制造）服务业不到三分之一。在这些智囊看来，如果要攀附价值链的顶端，是一定要通过生产（制造）服务业，给制造业“附魔”，打造自己的品牌。

事实上，目前我国的消费服务业已经担负起消化过剩商品和稳定就业的重任。这是多年来制造业和建筑业打下坚实基础，建立起复杂而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结果。在消费服务业中，相当多由个体户和小资产者运营。这样的业态具有边际交付时间长、市场分散等特点，大部分收益接近于平均利润，亏损程度也较小。对于这些行业劳动者来说，收入差距没那么大。但另一方面是，这些消费服务业劳动者多数都在负担都市空间压缩下的高房租，即高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确实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越来越像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形态，还是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前者的社会模式是利用霸权所控制的中国和亚非拉的价值链条来支持本国服务业发展，但这会让生产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如果他们真的算一个产业类型的话）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可能更为尖锐。后者适应中国的超大劳动力规模和独特的社会基础设施，同时保持劳动者收入差距的相对稳定，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必须说，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失语太久，对于自身蕴含的强大能量和潜力，很多人都缺乏认识。现在产业资本对中国的重视仍然没有改变。随着自动化浪潮和工人数量的减少，结构调整后掌握技术的产业工人的市场价值和谈判能力将得到相应提升。

另外一点，信息科技时代，我们真的需要重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和认知，探索服务业工人和产业工人联合的道路，而不是让制造业服务于顶着“服务业”名头的资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ID：xinchaochensi），作者：飞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