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05 12:2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作者：於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策划：蝈蝈、阳子，设计：挠挠，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於嘉，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我的研究领域是性别与家庭，最近几年关注的议题主要是生育。从研究范式来看，我是利用统计数据来理解各类社会现象。
所以今天我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如何从数据去理解，为什么东亚、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全球的生育洼地。
两次人口转变
当我们讲到生育的变化时，一个不能绕开的概念或者框架，叫作“第一次人口转变”，指的是社会中的人口结构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变化的一个过程。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量的社会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也有非常高的死亡率，所以整个人口呈现出非常缓慢的增长。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发展，医疗水平上升，人们的预期寿命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但生育率又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新生人口。随着这些新生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产生了我们讲的“人口红利”。在这个过程中人口也会快速地增长，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人口爆炸”的概念。
在第三个阶段，生育率开始下降。此时人口学家们相信，生育率可能会从6、7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附近，之后就会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生育率。
什么叫作更替水平呢？指的是一个育龄妇女，她平均一生大概会生2.1个子女。这样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那人口总量就会保持相对稳定。
这幅动图展示的是全球生育率的变化。深蓝色表示非常低的生育率，深红或者深橘色，代表比较高的生育率。
▲ 全球生育率的变迁（数据来源：联合国）
二战之后的50年代，全球处于一个生育的爆发期。大量国家都有非常高的生育率，包括中国在内，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达到6以上。
但是进入到80年代后，大量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北欧，他们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甚至降到了1.5之下。
2020到2025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除了非洲和少数一些地区外，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都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之下。而到本世纪末，包括非洲在内，全球可能都会面临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
从这些图就可以看出来，人口学家似乎错了，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止步于更替水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的一些国家其实已经出现了超低生育率。
与此同时，非常多新兴的家庭现象出现了，比如婚前同居，比如没有结婚就开始生孩子。所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框架被提出了，试图来解释为什么全球会出现这么低的生育率。
两个生育洼地：东亚与南欧
在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出现了两个生育洼地：东亚和南欧。
北欧是全球最先下降到一个非常低的生育率水平的地区。但我们如果看2021年或者2022年，北欧的生育率在全球发达国家中是属于相对较高的状态。换句话说，它经历了下降之后，在这些年又有所回升。
实际上全球最低的生育率，目前是出现在东亚。在中国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生育率是1.3，最近两年依然在持续地下降。包括韩国，其生育率在2021年已经降到了0.8。我经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文章说，几百年后韩国人可能就会从地球消失。
那为什么全球的两个生育洼地是东亚和南欧，这些地方有哪些共性呢？
一是它们都有非常强的家庭主义传统。这种传统会让人们认为，一个孩子的出生和成长，他以后发展得是好或不好，都是家庭的责任。在这个孩子的成长中，所有的成本、责任都要由家庭来承担。所以家庭有更清晰的对于生育成本上的认知，更大的压力会抑制大家的生育倾向。
这种很强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东亚和南欧社会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总量较低。
讲完这些共性，那东亚到底有哪些独特性？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很强的教育焦虑；第二是紧密的婚育捆绑；第三是非常强的集体主义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就从数据的角度具体来看这三方面的独特性。
东亚的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首先体现在，父母对子女普遍有着非常高的教育期望。这点大家很容易理解，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且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背景。
这张图展示了李汪洋老师和谢宇老师做的一个研究，他们想看不同国家、地区和社会中，父母的教育水平如何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图中的黑点代表父母的教育程度与教育期望的相关性强弱。如果黑点非常靠右，就表明相关性是比较强的。
可以看出，在德国或者在美国的白人群体中，黑点是比较靠右的，它的相关性是比较强的。
但在中国和韩国，甚至是美国的亚裔群体中，这些黑点都比较靠左，意味着无论父母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他们对孩子的期望都是很高的。
比如说在甘肃华池，父母对于0到21个月的孩子期望怎样？其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是极小的。也就是说，当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家长几乎是普遍都期望他们未来可以取得非常高的教育成就。
但是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就会意识到，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可能会变得稍微理智一点。随着孩子到了七年级、九年级之后，家长的期望会没有那么高，或者说相关性会有所凸显。
这种普遍很高的教育期望，它的幅度到底有多大呢？根据2020年我们分析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如果家长的学历在本科及以上，那么他们期望孩子的受教育年限平均是16.93年。如果家长的教育水平只有初中及以下，那么他们期望子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15.6年。两者仅相差1.3年左右。
但事实上，家长在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和初中及以下的教育，他们本身的教育程度可能差了6年，甚至更多。
这种非常高的教育期望最直接的一个反映，其实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补课。我们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去投资孩子的教育。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5岁孩子在校外每周参与数学辅导的时间。在韩国，有超过80%接近90%的孩子，他们每周都会接受数学的课外辅导，并且平均会超过5个小时。
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和“包邮区”，包括中国香港和其他的东亚地区，孩子都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学校教育之外。
除了补课时长，教育期望的另一个最直接的反映，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下面这张图中，橙色表示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黑点是课外教育的支出费用。
很遗憾，这个调查没有覆盖中国大陆地区，但是它显示出，无论是在韩国也好，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也好，家庭的教育支出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也占据了家庭收入较高的比例。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教育焦虑呢？因为教育焦虑或者说教育竞争压力，会直接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第一幅图的横轴是GDP总量，代表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纵轴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平均的理想子女的数量。
这个研究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是在“双减”政策之前。可以看到，一些地区比如北京确实是非常卷，每万名小学生大概会对应500到600个课外培训机构，换算出来大概是20个小学生就对应1个课外培训机构。
我们经常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经济发展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确实一定程度上是负向的，但是其实教育竞争压力对生育意愿的抑制程度可能是更高的。
比如鹤岗，大家对于鹤岗的认知可能只是买房很便宜，5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房子。从上面两张图里可以看到，鹤岗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它的教育还是有点卷的，所以鹤岗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其实不是特别高，几乎和北京上海持平。
那为什么教育焦虑会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我认为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一是如果教育非常卷，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教育资源，父母就会想尽量少生，把家庭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不想再去生两个或者三个。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在考虑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仅仅考虑我当下的状态，比如当下的收入高低、工作好坏、是否养得起孩子，我们也会考虑孩子成长之后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教育竞争压力这么大的地方，我会想我的孩子成年之后，他也要面临一个这么焦虑的环境，我的选择可能就是干脆不生孩子了。
婚育捆绑
第二个造成东亚低生育率的原因，是婚姻和生育的高度捆绑。人们就像去麦当劳买套餐一样，买汉堡就一定要搭配一个薯条。婚姻和生育这两件事情，在东亚是非常紧密地被绑定在一起的。
一定程度上，人们进入婚姻就意味着一定要生育，或者说生孩子就是人们进入婚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这张表格是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数据。第一行展示了2010到2015年结婚的女性从结婚到生出第一个孩子的间隔时长的中位数。
中国的间隔非常短。十月怀胎，婚后第11个月孩子就已经生出来了。韩国会稍微长一点，但也没有长到哪里去，是15个月，日本是18个月。
其次，在婚后一年之内中国已经有大概超过一半的女性生了孩子。中国和韩国在婚后两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