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那么多大龄女性，农村那么多光棍男性

一、婚难（nán）时代

2023年，我在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贵州、湖南、广东等九个省份开展了为期近一百五十多天的田野调研。在全国各地县乡政府、学校等单位调研，许多受访者都会谈及现在单位当中有许多大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一些单位为了她们自身幸福，也为了保证这些职工的工作稳定性与积极性，想方设法帮助她们脱单。这些单位内数量较少的男性也就几乎都成了“香饽饽”，只要有意愿，很快就能顺利恋爱、结婚。

春节期间，回到华北地区农村老家，则听到了另一重故事：农村男性光棍越来越多，农村适婚女性成为“香饽饽”，春节前后上门介绍相亲的人络绎不绝。女性即使离异再婚，只要想结婚，难度也不大。一些女性二婚，也是照第一次结婚办仪式、收彩礼。

婚姻渐趋理性化的今日成了一个婚难（nán）时代，只不过，在城市地区、在中上层，是优质女性的婚难时代，在农村地区、在中下层，则是男性的婚难时代。

在我老家所处的华北农村地区，“婚难（nán）”首先源于客观上的性别比失衡，这是传统价值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混杂而产生的沉重历史遗留问题。

二是在乡城流动与社会分化过程中，传统“高嫁低娶”模式在性别比失衡中被延续，乃至被扩大化。中下层男性最终逃不出被剩下来的命运，尤其是曾经被称赞的“老实人”，特别是缺乏代际经济支持的“老实人”，最容易被剩下来。

三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华北女性与现代性观念更具亲和性，在接受现代化教育过程中，更加个体化、更加追求个体的权利、自由与幸福，更注重小家庭生活层面的独立性、私密性与情感性。

与此同时，在社会分化、性别比失衡、养育与生活压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女性既具有更强的婚恋主导权，又渴望获得更多的代际支持、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一些华北男性仍在既存性别优势结构与既得性别利益中“沉沦”。然而，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其家庭在资源积累上处于弱势地位，其自身又无法作出符合“现代性”标准的改变，因而面临着“光棍”危机。

年轻一代可以借助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来摆脱伦理压力，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找到情感与精神寄托，甚至可以通过躺平摆烂、甘做“三和大神”来回避婚恋压力。然而，受到传统伦理观念与村庄社会结构沉重影响的大多数华北父代却背负着沉重的伦理与精神压力，不惜拼尽全力“剥削”自己，同时向子代施加压力，以帮助子代摆脱婚恋危机。

以我的一位亲戚为例，为支持儿子在县城创业，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然而两次创业失败亏损了三十多万。2023年为帮助儿子顺利成婚，在婚礼操办上大费周章，在女方没要彩礼的情况下，花费十多万为其操办了婚礼，其中，不得不外借七八万元钱。

婚后，儿媳一直没有工作，儿子在县城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也仅有不到五千元，难以支撑其夫妻二人在县城租房等开销。为了儿子婚姻的稳定以及未来生育准备，亲戚夫妻俩不得不背负债务，干更辛苦的工作，还债的同时，还要给予儿子儿媳小家庭以经济支持，甚至还想要把自己的工资卡直接给儿子儿媳，由他们直接支配自己的工资。

在华北农村今日的婚难（nán）时代中，我的这位亲戚并非个例。在我老家，普通农村男性结婚，订亲、彩礼以及婚礼开销大概在二十万左右。此外，在县城买房已成为婚恋的标配，乃至已成为相亲市场的“准入资格证”——如果无房无车，恐怕连托请的媒人都会面露难色，不知如何向女方介绍。在我们这个小县城，房价已升至6000~10000元/平方米左右，如果子代没有能力承担或不愿承担购房款，这笔沉重的债务父辈不得不为之分担。

二、婚难（nàn）时代

另一方面，今天不仅是一个婚难（nán）时代，还是一个婚难（nàn）时代。同样地，在城乡之间、在不同阶层之间乃至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同群体面临的婚难也不尽相同。

这一年在多个省份近十次教育专题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受访教育局与学校领导干部、班主任及老师都会提到，现在学校中来自离异家庭的学生越来越多，有的班级甚至达到一半以上的比例。这是当前县乡学校特别是乡镇学校需要面对的客观问题。也反映了当前县乡社会，特别是农村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形态在大变革时代面临着剧变。

春节返乡，我带着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了解了一下家族堂哥堂姐、表哥表姐的婚姻状况。我的外公外婆共生育八个子女，我的母亲排行老七，除小舅舅家的二女儿还未成年，我的其他十三个表哥表姐以及我的两个姐姐皆已结婚生育。爷爷奶奶共生育三个子女，我的一位堂哥、两位堂姐皆已婚育。我这一辈人除我以外，极少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上一辈则几乎无人接受过高中/中专教育。我的家族是华北地区较为普通的（可以说是中下层）农民家庭的典型代表。

我的十八个哥哥姐姐当中，目前有三人处于离异状态（M1、M2、F1），一人婚姻处于事实破裂状态（M3），两人（F2、F3）离婚后时隔几年经亲友劝说复婚，一人（F3）遭遇多次家暴但未离婚，一人（F4）因经济原因婚姻曾濒临破碎，后四位之所以复婚或未离婚，其中重要原因是为了子女着想。粗略统计，我的哥哥姐姐当中有接近一半之多出现或曾经出现较为严重的婚姻危机。这些哥哥姐姐婚姻破碎或出现婚姻危机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几点：

第一，男方家境普通，又是“妈宝男”，不务正业。这导致小家庭不得不和男方父母共同居住或需要男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以及照料支持，很容易产生婆媳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又得不到丈夫的情感支持与经济支持，甚至男方还明里暗里支持自己的父母，这极易导致婚姻的破碎。

在我的哥哥姐姐中，F2后来之所以同意复婚，也是因为男方逐渐“务正业”，相对而言能够踏实一点的工作，并与父母搬开居住，减少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F3后来没有离婚，是因为男方受到我一位姐姐的训斥，扬言要找人教训他，不再实施家暴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父母搬开居住，减少了父母的干预与从中挑拨。

第二，经济问题引发的矛盾。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或是男方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或是因为创业失败导致亏损严重。自古以来贫贱夫妻百事哀，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家庭出现经济问题更易引发家庭矛盾，导致夫妻之间冲突加剧、感情破裂，走向婚姻危机。

第三，性格不合。我的哥哥姐姐大多为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人，这代人在读书过程中面对着乡村撤点并校潮与外出务工潮的大规模兴起。身处于半市场中心地带，很容易受到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早早辍学外出务工。

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传统伦理观念以及父母的影响，在父母的主导或干预下早婚早育。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夫妻之间性格不合的问题被放大，婚姻危机也就随之而来。从前，夫妻之间的婚姻危机会受到亲属网络、村庄社会的干预而得到抑制或消解，但在熟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很少有亲友邻居再掺和其他人家的家事。

第四，感情问题。前三条原因积重难返，自然都会导向夫妻感情的破碎。在这个婚姻危机链条中，感情破碎往往是果，而非因。在我的家族中，因为感情破碎而直接导致的婚姻危机并未出现，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大多为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人，在家庭伦理与价值观念层面上相对更为“传统”一些，遵循的还是“过日子”的逻辑，只要日子还能过得下去，特别是为了孩子还想要把日子过下去，还都不会因夫妻双方的感情失和而一拍两散。

但是，通过我的观察与了解，随着90年代乃至00年代出生的这两代人步入婚姻，因为感情失和问题而导致的离婚现象正在变多。婚姻危机的发生链条开始出现变化：感情失和后引发经济层面的不满、放大性格不合的影响、加剧代际与夫妻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婚姻的破碎。在一些案例中，感情失和源于出轨，或感情失和后引发出轨，进而引发婚姻破碎。

婚恋难度的加大、婚恋成本的提高、婚姻稳定性的降低等因素也在重塑代际关系。在我家族哥哥姐姐的婚姻危机中，有好几例产生于“恶婆婆-妈宝男”引发的代际与夫妻矛盾。但是，在现在，为了子女顺利结婚与婚姻稳定，绝大多数农村中下层父辈在努力学会 “做老人”，竭尽全力“剥削”自己，为小家庭提供经济与照料支持。

倒是年轻夫妻，常常对父母支持力度与额度仍不够满意，对父辈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对父辈颐指气使。反倒是父辈只能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尽全力为小家庭提供支持，生怕一不小心惹得儿媳不开心，导致子代出现婚姻危机。

互联网时代中公共舆论常把失语的这代人视作传统“父权”的典型代表。然而，舆论忽视的是，被沉重的伦理枷锁与现实压力束缚最严重的，反倒是这代人中的弱势阶层。只不过，强大的家庭伦理支撑着他们。在当今华北农村中下层家庭中呈现着诡异的局面：大家都是受益者——父辈获得了伦理满足、男性摆脱了婚恋危机、女性获得了更多支持。然而，大家又似乎都是受害者——父辈受到了严酷剥削、男性面临经济压力与家庭解体危机、女性更加容易被物化。

三、向上流动困境

在今日农村的婚难（nàn）时代中，最需获得关注的另一群体是离异家庭的孩子们。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曾在《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一书中敏锐指出，对于美国工人阶级而言，家庭稳定性下降、居住隔离加深、学校品质下滑、社区凝聚力减弱以及收入的不平等，对其向上的社会流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工人阶级家庭的崩溃是机会鸿沟日渐扩张的主要原因。

今日的中国农村同样面临着一个婚难（nàn）时代。在这个婚难（nàn）时代中，如何回应农村离异家庭孩子面临的社会化成长与向上流动困境问题，可能是我们讨论婚难（nàn）时代的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这关乎农家子弟的成长与发展问题，关乎到城乡均衡发展、社会公平与阶层流动的可及性问题。如何让公共政策与教育体系更好地发挥功能，以承载这批乡村孩子的健康社会化成长与享受相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是一个重大命题。

今年，我在多篇文章中谈到这个群体——在讨论“小规模学校何去何从”时讨论了这个群体，在讨论“乡校德育与乡村学生社会化成长”时讨论了这个群体，在讨论“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时讨论了这一问题，在讨论“乡村青少年手机沉迷”时讨论了这一问题。未来还需要持续推进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新成（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编辑：歪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