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该如何提高青年幸福感？

本研究以北京、上海、天津三个超大城市为例，从“城市促进青年发展”的角度出发，围绕青年特点和发展需求，构建了包括发展基础、宜业、宜居、宜育、宜乐5个维度44个具体方面的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将2010～2018年CGSS微观数据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数据匹配，探究青年幸福感总体情况及变化趋势，测算城市发展的主观福利效应。

研究发现：城市青年幸福感呈不断提升趋势，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与青年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不同阶层青年群体幸福感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为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提升其在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应着力凸显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做好普惠型青年发展服务，聚焦青年迫切需求，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提升青年生活品质，建立健全青年发展型城市动态监测评估机制。

一、引言

城市发展是国家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中各类资源、服务随之优化提升，显著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1]。让人民有更多幸福感已成为衡量城市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

2020年，我国青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71.1%，比10年前增加了15.3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2个百分点^[2]。2022年，国家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提出，要不断提升青年在城市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青年是城市中最富活力与创造性的群体，是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坚力量，提升城市青年群体幸福感是拉动居民幸福感增长的关键。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背景，构建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历史视角进行追溯，对2010～2021年度的京津沪城市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考察城市发展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揭示城市发展中影响青年幸福感提升的短板瓶颈，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考。

二、文献回顾

1. 有关青年幸福感的研究

由于群体特质及社会结构地位的特殊性，青年群体是学者历来关注的重点群体，其幸福感状况也备受学界关注。研究表明，我国青年人主观幸福感总体良好^[3]，感觉幸福的比例远高于不幸福的比例^[4]，且青年群体幸福感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

一些学者针对特定青年群体幸福感开展了大量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总体幸福感较高^[6]，城镇大学生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7]，“蚁族”群体的幸福感水平低于大学生平均水平^[8]；高校辅导员的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9]，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幸福感处于一般偏好状态^[10]，青年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外出工作时长等因素影响下整体生活满意度不高^[11]。

研究者们针对青年群体幸福感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相对于其他群体，由于青年群体处于迈向独立自主的社会化关键期，“成家立业”是青年在此期间面临的重要事件，青年自此逐渐担负起职业、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因此，学者们在分析青年幸福感影响因素时，除了关注青年的受教育程度^[12]、就业^[13]、健康状况^[14]、住房状况^[15]、互联网使用等个人特征和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16]，更是从婚姻状况^[17]、有无子女^[18]、居住安排等家庭结构变量对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广泛探讨^[19]；此外，研究者认为青年幸福感还会受到社会参与、社会资本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20][21]。

2. 有关城市发展及青年发展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进入高速扩张阶段，关于城市发展的相关讨论随之丰富。学者们普遍认同，城市发展不单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聚集，而是一个涉及多方内容的社会经济演化系统，包含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发展等多个子系统，各构成要素存在不同的演化规律且相互耦合^[22]。从城市发展本质和基本框架出发的城市发展水平测度也一直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重点。

相关研究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构建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对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23]，也有学者从人口、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劳动力及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五个维度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指数（UCDI），用以分析我国城市发展水平^[24]。

同时，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也尝试从城市角度关注青年发展，将城市规划、建设、更新等议题与青年发展进行深度融合，致力于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效服务青年需求、维护青年权益，如美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求学/求职目的地排行榜，通过对城市人口特征、生活质量和经济形势三个方面的评价结果为大学生求学求职择城提供参考，加拿大青春城市排行榜通过122项具体指标，从生活、工作、玩乐三个维度对城市中的青年基础设施进行测度以为城市建设提供数据参考。

我国2020年出台《关于先行示范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实施意见(2021～2015年)》，提出了51项具体措施旨在促进青年全面发展。2021年，山东省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开展研究，提出了全国首个青年发展型友好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包括城市就业质量、住房保障水平、教育保障力度、文化服务效能等10个一级指标^[25]。目前，我国深圳、上海、苏州等试点城市，均从住房、教育、就业创业等多方面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为青年发展提供实在的政策红利。

3. 有关城市发展对青年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发展与居民主观感受相统一的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关于两者关系的探讨也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研究中的重点内容。有研究指出，城市发展特征、自然资源禀赋、城市环境和政府绿色行动对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26]，城市创新发展通过创造就业岗位、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居民收入等途径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27]。青年群体的幸福感是否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得以切实提升呢？

现有成果大多将青年置于城市居民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中^[28]，而以青年群体为独立研究样本，系统审视其幸福感与城市发展内在关系的研究相对鲜见。有研究指出城市发展水平与青年生活满意度之间是倒“U”型关系，即青年生活满意度随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升，但当城市发展水平超过“拐点”后这一效应便不再显著，青年满意度会随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下降^[29]。也有学者从城市舒适性视角切入，系统整合公共服务类变量，内化为青年对城市生活品质的整体经历、感知和评价，发现城市舒适性体验促进青年幸福感的作用越发明显^[30]。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围绕着青年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城市发展与青年发展、城市发展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等进行了一定探讨，但仍缺乏对我国青年幸福感演化趋势的相关分析，对城市发展与青年幸福感的关系缺乏系统考察。本研究将基于青年发展特性与需求的城市建设与青年幸福感有机结合起来，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以期为城市促进青年全面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参考。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的京津沪城市发展的相关指标数据来自2010～2021年当期截面数据，绝大多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等相关城市统计局官方公开数据。此外，研究对极个别缺失数据采取平均增长率的方法进行了处理。

本研究选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中2010年至2018年6期调查数据作为混合横截面数据，考察城市青年幸福感变化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在样本选取上首先按照联合国世卫组织标准，筛选18～44岁的青年群体，再筛选出青年聚集程度高的北京、上海、天津三个超大城市的相关数据，对其幸福感总貌和演化趋势进行分析。经过删除核心变量缺失个案等数据预处理后，整理为平衡面板数据，最终得到由3647个个案构成的样本。其中，上海、北京、天津三市的个案数量分别为1216人、1717人、714人。样本中，男性占49.50%，在婚者占58.75%，非农户口占79.30%，有工作的占84.23%，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1.51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45年。

2. 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青年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与评价^[31]，结合已有研究，同时考虑到CGSS数据特点，本文采用“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题目进行分析，让被访者从“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五个选项中作出回答。研究将被访者的回答按照1～5分进行赋值。

核心解释变量是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区别于多数学者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一单一指标考察城市发展，研究遵循城市促进青年发展的理念，围绕青年特点和发展需求，在总结国内外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城市发展综合指数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

根据已有研究，结合CGSS问卷题项设计，对其他可能影响城市青年群体幸福感的变量进行了控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户口、政治面貌、个人收入等个体层面的特征，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等家庭层面的特征以及社会层面的社会信任、公平感。此外，考虑到幸福感等变量的地区异质性影响，本研究还对地区变量进行了控制。

四、城市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价

1. 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确定

（1）指标选取

本研究在借鉴前文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围绕青年发展需求和特点，综合考虑数据可比性以及可得性，从发展基础、宜业、宜居、宜育、宜乐5个维度44个具体方面展开，构建城市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具体维度与指标说明如下：

发展基础。该指标注重衡量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城市化水平。发展是城市亦是青年的永恒主题，青年来到城市是为谋求发展，青年群体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他们正处于社会化的重要转折期，经济条件对其发展的重要意义更甚于其他群体。本研究从城市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效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对城市的发展基础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宜业。该指标注重衡量城市适宜青年就业发展的情况。就业是青年在城市立足的关键，薪资水平的高低、就业机会的多寡、城市创新活力以及就业保障水平的高低，都是影响青年择城择业、创新创业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就业环境、岗位平台、科技创新、就业社保四个方面来考察城市宜业水平。

宜居。该指标注重衡量城市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的宜居性。宜居性应当满足人对基本住所、健康、安全以及基础设施的需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本研究选取商品房住宅平均销售价格、住房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城镇污水处理率、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公众安全感、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等指标对城市宜居性进行测度。

宜育。该指标重点衡量城市教育事业发展的状况。城市教育环境不仅关系青年教育权利保障问题，更与后代的养育培育息息相关。研究从教育投入、教育资源两个方面对城市宜育水平进行评价。

宜乐。该指标注重衡量城市休闲娱乐条件。比起其他年龄群体，青年更加注重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求，休闲娱乐生活更趋多样化，是新型文娱消费的主力军。本研究主要选取文娱消费、休闲资源、旅游观光、体育运动四个方面进行考察。

（2）指标权重确定

熵值法主要依据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指标对评价目标重要程度，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它可避免指标赋权中的人为主观性，同时，该方法以既有数据作为基础，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研究采用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赋予权重，详见表1。

2. 三个城市青年发展的综合评分及分领域评分

在确定好各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本研究对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2010～2021年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及分领域评价。从整体来看，2010～2021年，京津沪三城的城市发展综合得分均有提高。其中北京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得分始终保持领先且得分由0.3818增长到0.5392，涨幅最大，上海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得分亦实现连续性增加，年均增速最高（增幅为1.73%）天津城市综合指数得分波动增高。详见表2。

分维度来看，2020～2021年京津沪青年发展评价体系中的各子系统评价值变化趋势不一。北京宜业和发展基础两个维度得分趋势较为一致，并成为拉动综合得分上涨的关键；上海发展基础、宜业、宜育三个维度总体处于稳定上升态势，发展基础水平提升迅速，宜乐水平提升速度次之；天津市各维度发展较北京、上海稍显迟滞且年度间波动较大，其中，发展基础得分上涨幅度最大，宜业次之。值得关注的是，宜育维度得分出现负增长的现象，只有上海在该维度的得分实现小幅增加；北京在宜乐维度的评价得分也出现小幅度下降的情况。

五、城市发展水平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1. 城市青年幸福感状况

研究分别对不同年份、不同城市青年的幸福感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并对不同时期各细分群体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

总体来看，2010～2018年，79.93%的青年感觉生活非常幸福或比较幸福，有15.74%的青年感觉一般幸福，仅有4.33%的青年自认生活比较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由此，从青年幸福感得分分布情况来看，大多数城市青年是幸福的。且京津沪三个城市青年各年度幸福感得分均高于理论均值3.5。

2010～2018年，京津沪城市青年幸福感呈上升趋势。分别来看，其间三个城市青年幸福感均在小幅波动中实现提升。其中天津青年幸福感得分由3.978提高至4.109，提升幅度最大；上海次之，实现0.105的得分涨幅；北京青年幸福感得分虽不及天津、上海提升幅度大，但整体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

2. 城市发展对城市青年幸福感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将CGSS数据库中的青年个体所在城市与熵值法计算所得的城市发展综合指数进行匹配后，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服务青年需求的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UD）对青年幸福感（SWB）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SWB=β₀+β₁UD+φ_x+ε公式。

其中，SWB代表青年幸福感，UD表示城市发展综合指数，β0为常数项，β1为研究所关心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系数，φ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干扰项。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对青年幸福感影响的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

其中，模型（1）是仅加入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综合指数对青年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发展综合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青年幸福感水平显著提升1.286个单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回归估计系数略有提升，城市发展综合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青年幸福感水平显著提升1.454个单位。

相比男性，女性幸福感提升更高；在婚状态的青年比非在婚青年的幸福感更高；非农户口、健康状况越好、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社会信任度越高、公平感知越强的青年，主观幸福感越强；此外，年龄与幸福感之间显著负相关，即青年群体中，年龄更长者幸福感略低。

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对地区变量进行控制以避免地区差异对回归结果可能带来的偏差。以上3个模型的回归结果中，估计系数大小稍有差异但正负性未产生变化，表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青年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稳健的正向影响，即城市发展综合实力水平越高，生活其中的青年幸福感越高。

本研究中，城市发展综合指数是由发展基础、宜业、宜居、宜育、宜乐五个分领域指数合成，因此，研究对各分领域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发展基础、宜业、宜居、宜育、宜乐与青年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城市的发展基础、宜业、宜居、宜育、宜乐水平可显著促进青年幸福感的提升。

3. 城市发展对青年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出现大规模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在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基础上产生社会阶层分化，本研究以职业和收入为划分标准，探讨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不同职业青年和不同收入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1）城市综合发展实力对不同收入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划分方法^[32]，本研究将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受访者划分为低收入组，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划分为中等收入组，月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划分为较高收入组，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划分为高收入组，并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收入组别和城市发展综合指数的交叉项。

结果表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不同收入青年的幸福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低收入和较高收入青年的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青年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其中，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较高收入组的青年幸福感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产生显著正向效应，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每提升一个单位，青年幸福感增加1.723个单位；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低收入组青年幸福感提升1.254个单位，且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

（2）城市综合发展实力对不同职业青年幸福感的影响

结合已有研究中以职业为基础进行的社会阶层划分^[33][34]，本研究参考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对CGSS中的样本职业类别进行重新划分，将被访青年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5类群体，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职业组别和城市发展综合指数的交叉项。可以发现，对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而言，城市综合发展实力水平越高，青年幸福感越高；而对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而言，城市综合发展实力水平对其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

可能是因为相较商业服务人员和产业工人，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禀赋，是城市发展成果的积极体验者，因此拥有更高的幸福感。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幸福感并没有随城市发展水平提升而显著增加，考虑可能是因为作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参与者，他们往往对城市发展有着更高的期望水平，肩负着推动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

4. 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基准模型回归结果的可靠性，研究采用随机抽样（在全样本中随机抽取50%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替换变量（将青年城市发展指数替换为GDP）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随机抽取50%样本、替换变量后城市发展综合指数与幸福感仍然呈正相关关系，且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结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讨论

1. 结论

本研究基于2010～2018年6期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结合2010～2021年度公开统计数据，实证考察了京津沪城市青年幸福感水平及城市综合发展实力对其影响。研究发现：

（1）大多数京津沪城市青年自我报告感觉幸福，其幸福感总体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已有相关研究结果保持一致。且2010～2018年京津沪城市青年幸福感得分呈上升趋势。

（2）研究围绕青年特点和需求，遵循城市促进青年发展的理念，构建基于青年发展需要的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通过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对青年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即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越高，青年幸福感越强。

（3）进一步探究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不同阶层青年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低收入和较高收入的青年幸福感产生促进作用，但程度不一，对较高收入组的正向效应较大，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青年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幸福感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的幸福感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2. 对策思考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结合我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背景，本研究从城市促进青年发展的视角出发，以“让城市对青年更友好”为宗旨，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城市青年幸福感提供借鉴。

（1）着力凸显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做好普惠型青年发展服务。实证分析表明，从青年需求导向出发的城市建设切实增进了青年幸福感，特别是对较低收入青年和中间职业阶层青年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这一方面启示政府应将面向青年全体而非仅针对高层次青年人才的发展问题纳入政策议程，另一方面启示政府要充分关注不同亚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变化，并适时调整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进程和侧重点，立足青年人对发展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和可及性诉求提供普遍实惠但差别化的政策支持，让政策红利惠及更多普通青年，以保证青年全体可享受城市综合发展实力提升产生的幸福效应。

（2）聚焦青年迫切需求，在推动城市发展中注重提升青年生活品质。一是要全方位打造充分就业环境，加强政策激励，强化就业创业服务。例如长沙已建立起覆盖职业教育、技能培训、信息发布、创业指导即金融支持等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可为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同时，注重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工资稳步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失业保险、职工医疗和养老保险待遇，提升青年公平感以有效实现青年就业乐业。

二是完善安居保障，围绕青年住房需求特点，全力推进青年公寓建设，着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不断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成都“蓉漂”驿站·青年公寓项目创新实施“保租房+青年驿站”模式为解决城市青年特别是新青年市民的住房难题做出了良好示范，青岛“暖蜂驿站”为快递外卖行业的青年人扎根城市提供了良策。

三是加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优化公共教育投入方向，大力构建青年终身教育培训体系，不断满足青年人自身对教育资源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契合有子女的青年人对公共服务教育的需求。一些城市采取放宽限制为随迁子女扩增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政策，成为提升青年幸福感可能的新增长点。

四是注重契合青年特征与需要的文娱休闲建设，在城市精细化管理过程中着力打造可以激发青年活力、兼具地方特色的公共文化休闲空间，策划种类多样的文化与休闲活动，以增强青年在城市生活的休闲参与感，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3）建立健全青年发展型城市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将青年幸福感作为衡量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监测指标。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宜育、宜乐子系统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对其监测也不够到位。理想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应功能布局合理、各子系统协调共进。

因此，未来的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更要注重动态监测和平衡宜居、宜业、宜乐、宜育各维度的发展水平，均衡协调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在衡量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成果时，应当将青年幸福感纳入评审标准，而不能只注重客观福祉的提高，避免因“轻主观、重客观”而造成青年幸福感缺失。

本研究对京津沪三个城市青年幸福感和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提出以城市发展促进青年幸福感提升的对策思考。由于微观数据的时滞性，仅对2018年之前的相关年度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结果来看，2010～2018年的数据仍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对青年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未来可结合最新年度数据匹配分析，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历史性成就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1JZD014）、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大数据方法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3LY01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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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胡文静（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