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上岸了”

虎嗅原创组作品，头图©视觉中国

作者丨楼台

在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大会上，柳传志被授予“科技产业化先锋”称号。在仍然活跃的民营企业家中，74岁的柳传志应该算是前辈。论年龄，他比共和国还要大4岁，虽然比何享健小2岁，但后者已退休6年了。

但柳传志从来没有退休，一直站在杨元庆身后守着，盯着，撑着。今年5月，联想又经历“至暗时刻”——华为5G投票风波。本身来说，联想近年经营失误，加上长期吃财政补贴和定价歧视，早就遭人诟病，民族情绪的刺激下的消费者立刻升级了对联想的指控，从“美帝良心”升级为“卖国贼”和“买办”。 

柳传志再一次站到前台，含泪怒斥：“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联想集团头上，这不但是要砸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而且要我们终身蒙羞受辱。”

虽然企业家群体发声支援，但公众并不买账。“倪柳之争”被放大为国运兴衰，柳传志关于做大还是做强的选择，也被重新演绎为商人的贪婪短视，更有甚者将想要翻改制的旧账，高呼“国有资产流失”，一时间，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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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说：“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购买商品当然不是简单的市场消费，而是建构意义的一种生活实践。特别是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动的卷入全球化的市场，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兴起。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曾国藩最早提出了“商战”的概念，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将其发扬光大，提出了“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葛凯在《制造中国》中的观察到：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在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界定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又帮助传播了这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化的消费文化就变成了一个表达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族’这个概念和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相关联的，他们都在被制度化，以及在被实践着。”

简而言之，商业行为从来就是和民族情绪相互裹挟。它最直接表现就是近代以来此起彼伏的国货运动。

如果从统计数据来看，自清末以来的国货运动的商业结果并不显出，截止到1933年，民族企业占比不过3%，而且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而且，在国货运动中最初收益的公司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两难。因为如果一旦提倡使用国货，那么深究起来，他们的技术和原料供应也必须是国货，这就是作茧自缚，成本优势根本没有办法发挥。

比如，发明“天厨味精”的红色资本家的吴蕴初，标注味精为”纯粹国货“。但那根本不是事实，随着产量的增长，他发现中国的麦麸根本不够供应，必须从加拿大进口。事实上，正是这种进口带来的成本优势击败了日本年的味之素。在供不应求时，他还买来大量日本的产品，贴上自己的产品当做国货去买。

在国货运动中，民国政府的进步一卷入，1928年，工业部长孔祥熙宣布给“国货”发证书：

“近来，只要调查一下市场里各类商品的情况，就会发现舶来品被不实地标上了国货的标签来贩卖，以谋取非法利润，除非仔细调查核实哪些是真货，哪些是假货，否则我们无法保护国有资金并阻止其外流。”

民国政府本来就是出于收取费用的财政动机，所以制定的标准及其含糊，留出极大的寻租空间。茅盾笔下《林家铺子》的故事，就是林老板因为偷卖日本货，被官员敲诈，在钱柜取钱贿赂官员时，他说：

“至多我花四百块。要是党部里还嫌少，我拼着不做生意，等他们来封！——我们对过的裕昌祥，进的东洋货比我多，足足有一万多块钱的码子呢，也只花了五百块，就太平无事了。——五百块！算是吃了几笔倒账罢！——钥匙！咳！那一个金项圈，总可以兑成三百块……”

可惜，最后还是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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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又是一个轮回。1993年，中国降低了电子产品的关税壁垒，国货一溃千里，国内厂家高呼“狼来了”，联想就在这个时候要扛起民族工业的大旗，将自己塑造成为民族英雄。当年，柳传志去见电子工业部长胡启立，指出形势严峻，痛陈利害，说：“如果我们也放弃联想品牌的微机，有可能国产微机就完全不存在了。” 

胡启立部长非常感动，鼓励道：“你们绝对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占领民族工业，要有自己的品牌，这是一个发展战略的问题。” 在场的计算机司的领导还给柳传志介绍了国家项目。

坦白来说，虽然有政府扶植和民族情怀，但更多是联想通过改变销售模式，革新产品品类和发掘市场需求打赢的。

后来联想发力全球化，政府本意是通过产业补贴，牺牲国民福利来减低联想的边际成本，让它在国外的竞争中更有优势，这原来是各国常见的产业政策。但是，奈何 PC 产业成为明日黄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加上经营又出现了问题，民众对此更不买账， 联想的定价策略很快成为“美帝良心”和“卖国贼”的力证。

很大程度上，这是联想给自己上的套，在敏感时期，从“扛起民族工业大旗”转型为到“不（单）是一家中国公司”不是那么容易，民众对于“在商言商”并不是那么宽容。

全球化受阻，跨国公司都陷入撕扯的力量之中。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曾经大逆不道地说出了事实：“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今天所有人都面临了站队了，模糊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见河底，必然不知水的深浅，暗流和旋涡，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过河的，一个打滑、趔趄， 都可能淹没在改革的大江大河之中。改革开放也就是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从不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唏嘘。

好在柳传志的激烈反应引发企业家集体反应，政府出面安抚。虽然被群嘲为公关灾难，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政府表态之后，斡旋的空间就大了许多。改革开放的表彰大会上，一锤定音，柳传志还是那位把事情做成的英雄。

观海有术，必观其澜。

柳传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中都属于风口浪尖的人物。从公众性来讲，柳传志绝非典范；如果论商业成就，联想是否能够走出平庸还是未知之数（虽然公众口中的联想，仅仅是联想控股的一部分）；但是若要论生存能力，柳传志的耐心和韧性对当下穿越周期过冬的中国极具启发性。

特别是对比和柳传志同时代的企业家，就会发现这种韧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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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 中央下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经济改革的序幕 ，文件中提道

“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不过这并没有太多影响到柳传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计算科学技术研究所（后称“计算机所”）。文革结束后，重返岗位的科学家大多心思单纯，只希望能够将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事外。1985年3月13日，中央下发《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中提到：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的过多，统的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技术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换而言之，国家要削减科学经费，科学家们要自谋出路。科学院内传言当年的财政拨款消减20%，更严重的是，在5年之后，财政拨款可能要全部取消。当时的计算机所长曾茂朝非常紧张，连同19位各个应用科研所的所长上书国家。

历史的潮流从来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来转移的。当时，负责领导要求曾茂朝压缩1/3编制，也就是500人，称这么多人没用。曾茂朝立刻反唇相讥：“你不也是一个所长出身吗？你说这1500人事我弄来的，还是历史留下了的。”

但是，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决，在开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甚至还询问四通的万润南是否有兴趣将计算机所承包下来。万润南答复，可以，但是要遣散90%的工作人员。

曾茂朝万分屈辱，“让万润南承包计算机所。这是不是在我头上插一根鸡毛，拿到街上给卖？”他向上级报告他要自己来承包计算机所，这才有了提供20万元给柳传志等11人创立联想的故事。

1984年，在柳传志从体制内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两通两海”才是中关村的旗帜，曾经要承包计算机所的万润南更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

柳传志承认当时对于管理一无所知，也没有学习的榜样，唯一例外的就是四通的万润南，“在其内部刊物《四通人》上说的一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话”， “对如何管理企业有思想，有理论，思路很清楚，开创了民办企业的先河。”

青年经济学家华生谈到“四通效应”的启示，说：“最大的启示就是，民营企业的机制显然是优于国有企业。国营企业必须逐步民营化”。

但是万润南太着急、太膨胀。1985年，四通就试图解产权问题，设立“同仁基金”，发行内部股票。87年，当时为解决改制问题，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等经济专家都被邀请加入四通改制的项目中。吴敬琏提出把70%~80%的股份赠给相关的政府机关，然后企业经营者保留30%左右，达成一个妥协。可惜两方都不接受。曾明确支持四通改制的区委书记张福森坦言：“你就是把90%的股份赠给别人，经营者量化10%，我也不敢批。”

万润南自己也不愿意，自己要分51%，加上父亲、弟弟，总共占据65%，其余5人每人7%，自此四通董事会分裂，一直僵持到万润南远遁他乡，四通没落，产权都没有解决。管理团队、企业职工和国家政府没有任何一个人满意。

但是联想却是另外一个故事。柳传志虽然拿到的是科技产业化的先锋的褒奖，但是他能走到最后，不在其“先”，而在其“后”，瞻前而顾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85年，柳传志就宣布，“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之家关怀和领导下展开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

凌志军在《联想风云》评价柳传志，越是发现自己走在反叛的道路上，就表现的越恭谦和柔软，“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技巧。”

1993年四通上市，紧接着1994年联想上市，吴敬琏老先生还警告，联想产权不清，存在风险。但是最终改制成功的，还是不动声色的联想。

从1993年，35%的分红权到2001年35%的股权，中间隔了7年，这成为了中国企业史上几乎不可复制的经典案例，被无数人反复解读（不再赘述，详细见《联想风云》），这也是奠定柳传志商业教父的重要原因。

其实，30%左右的股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万润南之后的中关村企业家开始认清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30%的经营股份成为一个企业家普遍的的心理期望，但是，公众舆论的敏感，政府官员的忌讳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让改制陷入了僵局。直到1999年，东南亚危机，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风险，为了激发市场活力，政府才下决心，排除万难进行改制。 这次改制一直持续到2005年，以顾雏军入狱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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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和四通都是中国企业家人人关心的大事，远在深圳的任正非都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分别见了段永基和柳传志。

1997年，见面时，柳传志非常坦诚，将机密之中的联想股份改革计划告诉了任正非。

戴老板曾经写过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来对比联想和华为的路径选择。其实，当时在中关村和华为直接出现竞争关系的是华科——北京华科通信。华科是清华大学的教工许瑞洪1987年建立，它和华为同时创立，做的都是通讯领域程控交换机的生意。

1984年，许瑞洪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南下深圳大学，结果发现深圳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很快他也投身商业，选择了代理程控交换机的业务。他本身就是科班出身，加上代理商业模式简单——就是进口国外的产品，然后转手卖掉，很快就挣了70万。两年之后，返京的许瑞洪更是无心学术。

1987年，他跟六所所长李曼借了28万元，注册公司。 这是一个跟联想类似的故事。南渡北归的许瑞洪还把不少订单揣在身上，拿到钱之后，立刻将订单变现，大赚一笔。在年底时，许瑞洪就想着还六所的钱，但李曼俊看准了其潜力，就将钱算为投资。这就埋下了产权的隐患。1992年，华科正式注册成为“全民所有制”，许瑞洪变身国家处级干部。

许瑞洪是如何权衡利弊不得而知，但是“全民所有制”很快成为了华科大肆宣扬的买点，很多行政上的障碍得到了解决，但这种半推半就的妥协很快就结出恶果。

张爱玲在《雨伞下》有过一个很经典的描述：

“下大雨，有人打着伞，有人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遮，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来得更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

不过三年，许瑞洪就淋成了落汤鸡。国有化之后，许瑞洪很快就忍受不了上司的指手画脚，还曾讽刺上司“吹牛也要靠谱”，更加禁止其进入公司。他也不和政府指定的公司合作。 对抗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政府日渐强势，压缩许瑞洪的自主权，许瑞洪唯一能做的就是报复性的挥霍在公司总部的奢侈装修上，1万块的椅子和10万块的浴缸。在华为因为公司研发失误，造成资金链紧张，不得不到处找钱时，华科销售已经有好几亿，净利润至少6000万。但许瑞洪在当地政府的鼓动下，借钱发债去盖楼，跟史玉柱似的搞得资金链紧张，这又动摇了上级对于他的信心。1995年，许瑞洪迅速被免职，不久之后资金量断裂，华科陨落。

被赶出企业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两通两海”之一的信通金燕静还因为走私入狱。

金燕静简直就是中国女企业家或者行业领袖的模板，凌志军记录：

“每当行动起来时，这女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男人。她的身材比一般人更高更宽，做事果断，说话嗓门极高，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他不喜欢的人和事绝不容情。熟悉他的人说，她在公司里旁若无人，脾气暴戾，对于她不喜欢的任何的事绝不容情。熟悉他的人说，他在公司里‘一手遮天，威风凛凛’令她的手下敬畏有加，只要她一跨入公司的大门，全体员工都要马上站起来，垂手肃立以示敬意。”

尽管看起来八面来风，但实际上，信通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由于企业入不敷出，就开始了长达9个月的走私，更加无法理解的是，走私做得并不隐秘，流言已溢出公司，被有心人举报给了海关。

1991年6月14日，人赃俱获，当场扣押2843万元赃物，经有关部门调查发现，信通涉及走私的货物价值规模高达7268.5万元，这一度是建国之后最大的走私案，直到赖昌星和他的远华走私案曝出。

其实当时中国海关可能真的是有问题，关税的整体征缴率在1994年还不足40%，走私的故事自然是一抓一大把。坏就坏在为人太过张扬。

四通的段永基评价：“走私还敢明目张胆？也就她敢吧！这不是欺负中国海关无人吗？”

其实一年之前，1990年，柳传志也有过一次被走私“抓包”的经历，当时已经做好的坐牢的准备：

“总裁办公室秘书陈淑桦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结果没有那么严重，罚款以200万结案。不过，我们那次还是受到了重创”。

联想这样的处理结果，可能柳传志的圆滑和柔软有关。柳传志跟上司相处相对融洽，调查期间他的主管领导科院院长周光召说，这事他们知道，而且说，是关税管制逼着人不得不这么做。在倪光南举报柳传志时，上级调查柳传志的问题就发现，严重问题无实锤，踩线问题有通气，就连为了疏通关系送礼，上级都知道。即使拿到35%的股权分红，他也是一直存着，留到最后用来完成改制。

跟政府相处更是谦卑到骨子里。有一次，物价局来调查，宣布定价过高，罚款100万，公司同仁立刻义愤填膺，要召开记者发布会。柳传志反复强调 “你得知道你自儿个是谁”，将不满的声音压了下去，低三下四地亲自找副局长说情，请客吃饭，才将罚款减到40万。

当然，柳传志也不是是非不分。 多年后，柳就曾对凌志军说：“（金燕静）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走私风行，都是在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你是想抓谁抓谁！”

当然，那时候是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声音的，金燕静被逮捕之后，海关部门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中关村风声鹤唳。好在北京市委出手拦住了海关，1月10日，市政府发布了“市委法纪联席会议第39次会议”：

“试验区的工作带有实验的性质。这是改革的实验，也是法规的实验……为了更好地搞好试验区的工作，有利于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会议决定：目前在试验区进行检查的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要从企业中先撤出来，集中后，由海淀区领导尽快向检查组和各检查组上级主管领导，介绍情况，讨论研究适应试验区执法执纪的政策性问题，提出初步意见，报市政府。”

好在有市政府的保护，否则中关村可能会被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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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柳传志是政治家，说的是柳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也就是所谓“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碍之弊”。

这是百年前状元企业家张謇在办厂时定下的规矩。张骞并非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并不介入日常管理，这三样就是对大环境的判断，说穿了，应对之法就是一个字：熬。

媒体说一共有17位民营企业家获得改革先锋的称号，这是不对的，柳传志的同辈人，倪润峰和步鑫生就从没获得过民营企业家的身份，他们是勇敢的先行者，但也是改革的牺牲者，倒在了产权的问题上。

柳传志曾清楚地说： 

“到河岸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人人看清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搭桥，如何造船，或者学会游泳。在根本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除了泛起一阵泡沫和带来滑稽的悲壮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

改革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倪润峰和步鑫生们都有悲情的底色，牺牲者有其价值，他们为后来者踩了，但活下来才有可能继续伟大下去。

最近几年代际更替，80后、90后逐渐走向历史舞台，他们曾是历史财富积累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在他们的印象中，改革曾经可能就是一个关于解冻的、充满暖意的春天的故事，或者充满着英雄传奇式的浪漫，并没有真正的体会过改革的起伏和艰难。天气渐寒，没有经历过周期人自然是如惊弓之鸟，预期转为急转直下，时常可闻“2019年，可能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也许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之类的段子。

其实，罗伯特·戈登在《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中观察到，1920~1970年中的50年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快速的时代，在这期间，美国经历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二战和福利经济管制，但却是美国经济增长绝无仅有的时代。戈登教授通过对比发现，其本质推动经济长久增长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渗透。

中国就是在动能转型的前夜，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在逐渐的渗透到各行各业，它是一个一旦开启，就难以逆转的推动性因素，中国经济的潜力和未来是可期，但是转型必然是痛苦的。

改革本身就是充满挫折和反复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大地迅速回春，草木繁盛。中关村管委会的委员赵慕兰却回忆道：

“中关村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孤岛，深陷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周围卷起惊涛骇浪。这个时候，我们筑起一个围堰，把海水挡在外面，不论你是谁，你只要走进这个圈子，就可以在里面好好生活”

政治学家阿克斯罗德曾研究过人类合作的最优策略。他利用计算机模拟各种情况，发现最简单的策略胜出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也就是保持善意，惩罚犯规，原谅背叛，也就是说，如果在合作的一开始保持善意，相信他人，但一旦发现被背叛也要想惩罚背叛者，不过如果背叛者在接受惩罚之后，愿意悔改，也要接受他人。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策略的强韧性。即使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团体愿意和你实践这种合作策略，那么你们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还能发展壮大，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团体。

如果寒冬将至，那没有人能够改变大环境。无论你是谁，幻想拼命折腾或者灰心丧气都是没有用的，这时候要找到志趣相同的同伴，保持足够的善意和宽容，建设一个个小小的共同体，相互取暖，耐心等待，才能看到冰雪消融，万物肆意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