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信军在复星年会上说，2014年中国有8个“向上拐点”

感谢大家来参加复星的年度会议，今天我汇报一下复星关于最近一些形势的看法以及我们投资策略跟战略。我们认为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增速的转折之年，也是中国的变革之年，同时也是复星的转型之年。

从全球看，美国经济的确在快速复苏，而欧洲经济在止跌回稳。美国GDP在去年四季度甚至达到了惊人的4%的增长。欧洲整个经济，已经非常明显的从止跌开始往上升去走了。美国的失业率也是持续下降。当然，美国新房销售等等，还有很大波动。

在欧洲，尽管从存量看，债务还是高企，离马斯特里赫特60%的GDP债务红线还是高了很多，但如果看增量，我们看到有很多欧盟国家的赤字都已经小于GDP的3%。所以，增收节支的效果非常明显。很多欧洲国家的国债收益率，逐步的跟美国等等都开始趋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显得过高。

中国跟美欧之间，一，资产价格存在不对称性，二，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把中国市场当新兴市场，而是当作自己必须抢占的必备市场，但还是有很多企业并没有这样去做。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也非常明显。同样经济表现比较好的中美在国债利率、银行间利率、融资利率差别还是非常大。QE的退出对资产价格，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大宗商品以及新兴国家的股价等等。但是我们也看到，欧洲、美国债务规模还是相当大，本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对中国而言，2014年注定将是一连串向上拐点事件发生之年。

比如人口跟城市化的4条决定，在去年12月份跟今年1月份，都已经开始逐步落地。国有资产改革这一块，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省份都已经颁布了国资进一步改革的计划。医疗板块，一共有4条，今年1月份卫生部门已经出台改革政策。金融领域的6条，尽管没有新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看到，三个监管部门对创新的宽容度非常高，我们看到利率市场化推进得非常快。在房地产领域，今年6月份将迎来房地产的整个征信系统的统一。市场化方面，负面清单已经变成大陆政府最常用的一个用词，各级政府都在做这个事情。可见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方面，大家效率还是比较高。

很多人担心，中国这么高的储蓄率是不是可以持续，其实我们看到，第一，我们的确发展比较迅速，家庭储蓄实际只占家庭收入的20%不到，其中55%较为贫困的家庭储蓄还是相当低的。真正有意思的，中国的富人储蓄率非常高，10%的最富家庭储蓄率达到60%。他们这群人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占到整个中国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7%。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中国消费的主要驱动力。

中国GDP已经占全球的12%左右，但是国内居民消费只占到7.2%。中产阶级的家庭数，已经占到全球的9%，中产阶级的消费数量已经占到全球的中产阶级消费数量的6.1%，而且增速惊人。比如家庭数来说，全球中产阶级家庭数增速只有4.9%，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增速有15.1%。中产阶级的消费增速，每年有21.4%。所以，按照这样一个速度下去，尽管2012年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只占到中国国内消费的31%，但是到2020年将占到81%左右。相比欧洲、美国这些家庭的总数，我们看到中国的5%的最富裕家庭实际有将近2000万户。

我们也看到，中国国内有非常多的机会。尽管中产阶级消费成为一个新的方向，但最近很多跟中产阶级关联的消费行业出现衰退。比如白酒，在2013年前三季度几乎下降了5到6，相比过去三年增长30%到50%，这样的下降显得非常不寻常，也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例如奢侈品，相比2011年以前20%多、30%的增幅，去年只有2.5%的增幅。所以这方面的投资机遇非常多。

我们在注意中产阶级消费的同时，还得关注土地收益的分享，可能会带动中国一部分城市的郊区农村消费的潜力增长。

中国家庭可支配个人可投资资产，将近92万亿人民币，但整个中国家庭的资产中，金融资产占比非常小，6%都不到，而且这些金融资产主要的存在形态，将近60%是存款。在过去以来，存款的收益率对家庭来说也非常低，每年只有区区2%左右。但是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创新，到现在为止，从存款转移出去的理财产品已经高达10万亿，货币基金将近1万亿左右，这两款利率都在4%到5%以上。所以越来越多的存款会往货币基金、理财产品搬家。

银行业净利差在去年开始有了非常快的管制放松。管制放松之后的结果非常明显，就是存款利率大幅度的上升。但是有意思的是，贷款利率上升也比较快。净利差并没有像原先预期这样出现快速的下降，甚至还有少量的上升的情况。在保险领域，也进行了费率的管制放松。费率放松之后，还是上升得非常快的。

金融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是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传统贸易交易货币第二位，但支付货币只占到第十二位。随着国际化速度加快，一个，对中国缓解通胀的宏观压力非常有帮助，第二，我们也要看这么多的人民币，将来允许国际化之后的主要流量。过去78%流向了亚洲，其中总共加在一起60%流向了香港。所以，有海外的金融渠道，特别是在香港有金融渠道，可以非常好的对接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金融另一个大的变化，是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金融占比在快速下降，而直接融资在野蛮上升。很多金融机构主要的增量，就在于直接金融业务的发展。

互联网摧毁了以信息不对称获取利益的盈利模式，使信息流动变得更公开、透明，依靠信息垄断的商业模式变得难以生存。比如去年中国网络购物，已经达到1.85万亿，如果看过去三年的增幅，2011到2013年网络购物增幅从70到40不等，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保守估计到2020年，整个互联网购物的总量都有可能达到12到19万亿。几乎相当于2012年的60%甚至90%的国内销售总额。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余额宝的发展，和华夏基金做一个简单对比。余额宝从0开始到100亿的基金规模，只花了40天，而华夏基金花了几乎三年。余额宝从100亿到2500亿，只花了6个月，而华夏基金几乎花了八年，余额宝募资规模增长每个月是70%，华夏基金年增长率50%。如果比较一下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现在几乎达到PC互联网用户数的4倍多。我们可以想像，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将来这些产业的规模，可能大大高于PC互联网。

因此，在很多移动互联网的新的应用，像移动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医疗、教育等等，都出现了非常猛的增长势头。特别有意思的是反向的O2O，就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开始追求落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无论是阿里还是腾讯，等等。

在老龄化方面，第一个，中国家庭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现在中国家庭结构平均每户家庭只有3口多一点的人，但是中国传统是有一个居家养老的文化。等这代人老的时候，家庭结构变小，已很难由居家养老来维持。所以最后这些人的养老将被迫自己对自己负责。很多家庭、个人还没有做好准备。第二，2012年是中国老龄化的拐点，2012年前老人抚养比相当平稳，2012年后进入了一个拐点式的高速增长。所以，政府也对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现在整个社保支出占财政比例，中国几乎只有美国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规模，但人口年龄其实比美国还老一岁，人口数量相当于美国的3倍。所以将来养老对家庭、政府都会形成特别大的压力，特别是55岁以上的人口大量出现以后，健保支出会大幅度增长，几乎是全社会的三分之二。

再一个，中央提出，希望进行就地城镇化。我们提出了蜂巢模式加上城市网络化，可以较好解决城市化需求，核心有两个挑战，一个是就业机会的供应。城市人口是往有就业机会供应的地方集聚的，所以考虑我们蜂巢城市的模式，考虑焦点就是必须要有充足的多元就业的供应，第二功能鲜明，而且能辐射周边，第三产城一体，宜居宜业，有24小时活力的，第四希望蜂巢之间有同质一体化的交通服务设施。挑战之二，就是政府的杠杆率的问题。中国政府将近30万亿的风险敞口，20万亿的债，2014年、2015年将迎来第二个还贷高峰，这样的还贷高峰恰恰同时碰到中国贷款利率上升的问题。贷款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对中国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都会形成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政府会有非常大的积极性，愿意跟社会企业共同推进城市化发展。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会。

中国国有企业累计净资产31.8万亿，去年完成了将近2.4亿的利润。其中，地方企业的竞争类资产非常多，复星在这方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抓住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最后还有A股跟中概股的问题。

迈向以保险为核心的、具备综合能力的投资集团转型之年。过去我们保险类资产占整个资产的3.1%，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完成整个葡萄牙的保险投资跟并表，我们的整个保险资产将达到39%，彻底的改变我们过去投资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