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房子的父亲：劳动予他尊严，也带来伤痛

我父亲一辈子最理想的生活就是种田，剩下的似乎都是被迫的。

哪怕他现在64岁了，我问他：爸爸，你最快乐是什么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说，最快乐还是种地的时候，割麦，挑麦捆，很有劲。

父亲是一个诚实、劳碌、认真、不抽烟不喝酒，倔起来有些认死理，年轻时有一身力气的人。

我母亲年轻时看中我父亲的优点特别实际：身体好，能干活，能养活一家人。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似乎能在任何环境下找到生存之道，跨越社会障碍，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时候她这种强大的能量和磁场会盖过家里所有人。

在我成长经历中，也许我的父母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内部权力争夺。总之，在我认识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很少对生活表达意见，会把工钱全部上交给母亲。日常中，似乎一切决定都交给母亲做。

在他青壮年我青春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我的生命中没什么参与感，相比我感受到身边母亲的霸道控制与用力，远在远方的父亲，因为缺席，反而带着温和与慈爱的光环。

某种程度上，父亲没有母亲有主见，有时还拖后腿，作出过于保守的决策。他们的生活能够往前走，主要受母亲支配，包括来深圳做清洁工也是如此，母亲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攻破父亲想要留在老家的堡垒：“你怎么挣钱？工地已经不要你了！”

60岁以前，父亲能拥有的健壮身体，用不完的力气，都已经在林区、矿山、建筑工地、农场被消耗殆尽，他跟母亲陷入了一样的老年境地：无工可打。

他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但生活却给了他无尽的伤害：还未成年便失去父亲；读完高中本应该有的教师资格被剥夺；想要出门闯荡，无奈家中忠厚笨拙的母亲无人照看；他放弃幻想，认清现实，做一个农民。

他一辈子都在用一身力气和身体在和生活肉搏，到老了，他干脆认命了，发现这辈子最想做的其实就是农民。生活让他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把他逼着往前走，劳动予他以尊严，也给他带来一身伤痛，让他更加在家庭生活中失语。 

一

有一天，在深圳公园散步的时候，父亲说起他正在豪宅小区做清洁的事情，随口说的是：我们小区。

母亲听到后很机灵地一笑：“你的小区？”

父亲改口：“我做清洁的小区。”我们开玩笑说，父亲做清洁似乎做出了一点归属感和认同感。

2022年，在进行《我的母亲做保洁》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在央求同在深圳做清洁的父亲写“日记”，写他的回忆录，他的生命史与打工史。

他用模棱两可的态度说，会写的。他的动力并不强，总是在我的催促下才动笔写几行，字迹潦草。用我母亲的话说，“东扯西拉，五花六道，像王八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关注父亲的日记，他甚至一度暂停了他的日记，把写了十几页的日记本当废纸卖了。

在写日记这件事上，父亲远没有母亲有毅力，经常写写停停。

他总说：“写了没什么用。”

“怎么会没用！”

“你高中白上了！”

母亲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刺激他。

我在很多个午后，瞥见他坐在床边，把笔记本放在腿上，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弯着腰书写。如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回忆录。他在从脑海中抢回属于自己的记忆。

父亲的床头放着一本做清洁时捡来的《新华字典》，一些在记忆中已经模糊的字，他要逐个去确认。他那因常年做工、关节突出的双手在离开学堂五十年后重新拿起了笔。他的字迹也在不断书写中变得越来越工整。父亲按照时间顺序，在回忆中，写下了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和世界。

母亲经常跟我报告进展：“你爸又开始写日记了，今天写了三页。”

很长一段时间过后，父亲把一个深红色封皮的笔记本交给我，里面是他的日记。一开始字迹很潦草，用母亲的话说：像鬼画符一样。母亲想用她有限认识的字去辨认父亲的日记，奈何很难读懂。后面字迹变得工整，有些地方他划掉了，又在边角处重新做补充。

已经年老的父亲在磁场中，在一种惯性拉扯下生活。他无法下定决心抛下深圳让他还有一些钱可挣的清洁工作，也无法下定决心真的回到秦岭脚下放牛放羊。

他说，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不可能一直跟着女儿生活，老了还是要回去的。

“不知道雨把房子漏成啥样了？”

“雪估计把瓦压坏了。”

“粮食估计都烂了。”

在深圳的三年里，父亲经常念及老房子，尤其是老家碰上极端天气的时候尤甚。

老房子是一份付出心血的礼物。是父亲送给母亲的新婚礼物，也是母亲同意嫁给父亲的条件。

1986年，父亲26岁，是家里的顶梁柱。爷爷已经去世八年了，奶奶算得上是全村性子最慢的人，一顿饭能做三个小时，帮不上什么忙。

父亲一家住的那栋茅草屋是靠着山脚的岩石搭起来的，只有三面墙，一到下雨天，雨水就会顺着岩缝流下来，在地板上形成河流。冬天，四面透风的茅草屋，抵挡不住任何寒冷。

父亲在日记中对这个“家”的描述是这样的：我家有三间“骑”在岩石上不到四十平米的茅屋。

父亲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为一个健壮的男人，有很大的幸运成分。我奶奶生了6个孩子，最终成功养活并长大成人的只有我父亲和我姑姑。

父亲画了理想中的新房草图。他只花了一天就把茅草屋拆了，在被填平的地基旁用旧房子的茅草搭了新棚子，作为暂时安身之处。

父亲对建房的准备工作描写得很简单：

我决定把老房拆掉，提前把木料，瓦备好，用塑料布搭个棚子家具床全都挪走。1986正月初一，吃完饺子，我拿着锄头，半天就把房皮拆光，又花了半个月时间把房基砌成了。当时的房子小，只能扎两间房，又拿钱买了邻居宽四米长八米宽的一块地基，勉强扎了三间房基。

为期一年的建房工程就此展开。

二

那正是父亲觉得充满希望又满身是力气的年纪，是一顿饭可以吃掉一大盆猪肉炒土豆的年纪，充满干劲。

父亲的工友便是我母亲的哥哥们。

我母亲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里，她有九个兄弟姐妹。她的六个哥哥成为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尤其是四舅舅和六舅舅，他们关系要好，年纪又不相上下。所有的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用得最多的是泥土和木材。木材要到七八里开外，村子方圆几十里最高的“头号坡”原始森林里去砍。

最常砍的是花栎树，长得又直又高，用来做横梁或者飘檐正好。他们三人常常清晨上山，晚上归家时，抬着一根笔直的大树回来。六舅舅最年轻，常常肩膀磨破皮，疼得嗷嗷叫。父亲更是一个人当三个人用，什么都得干，作为一家之主，他还得把所有人照顾周全。

在八十年代的陕南乡村，几乎每人都会一项手艺。土墙是村里人合力一截截垒起来的；屋脊的墨水画是一位王姓村民画的，花花草草，枝叶藤蔓环绕，生机盎然；屋檐是我大姨夫牵头搭起来的，人人分工明确，合作无间，秩序井然。

工钱是父亲借来的，粮食也是借来的，没有付工钱的工时，父亲就记在账上，等到农忙的时候再还回去，名曰“换工”。

新房终于在1988年年末盖好了，花的钱在现在看来并不多，只有一千多块。因为高强度的压力与劳累，父亲大病一场，肚子疼得在床上起不来，据母亲说是患了绞肠痧。奶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偏方，说用纺车的线冲水喝能治好，于是照办，父亲喝了一碗纺车线冲的水，居然神奇般地好了。

两年后，母亲嫁了过来，姑姑也在同一时间嫁给我六舅舅。这是一场充满“交易”和“算计”，一场将女性置于“工具”位置的婚姻。但同时无法忽略的是这里面所包含的理性与温情，里面的现实较量与生命力。

“我要不是父母包办的，摸也摸不到你家来！”每当他们吵架时，母亲总是这种带着后悔的语气。

对于住进新房的感受，父亲写道：

虽然是个土木结构的房子，但住进去感觉很舒服，冬暖夏凉，村里人都说我的房子盖得最好。

我也去问了母亲，当时结婚，你住进父亲盖的新房是什么感受？母亲的记忆里只有“受苦”：

“我不想嫁到一个组上，想呆远一点，盖房子的时候，我没去看过，望都没去望。我嫁去的时候盖的还是干槎瓦，下雪的时候，外面下大的，家里下小的，一刮风家里土渣撒一层，没有一点好感受。”

我现在看到的，已经是父母在1997年装修过的房子。白墙灰瓦，坐落在商山脚下。正中一间大堂屋；左边一个长通间，放两张床，是父母的卧室；右边两个小开间，一间奶奶住，一间用来放杂物。

正屋前方是平整的操场，操场前是猪圈。一开始是木栅栏围成的猪圈，“猪天天拱出来害人，去农田，偷吃红薯、玉米，天天跟你邻居大姐吵架”。后来，父母做了水泥围栏。有几年，母亲喂了好几头大肥猪，“它们像牛一样，把头枕在水泥沿子上晒太阳、睡觉”。

屋后有高大的白杨树、杏树，屋前有核桃树，树上有喜鹊窝。童年时，我曾亲眼看着那对喜鹊互相合作一根根衔枝垒巢。一条夏季涨水时奔涌的小河从房前流过，注入冷水江。房屋周围有竹林、菜地、邻居的农田、祖祖辈辈的坟园也在目光所及之处。

那一洼平坦的河岸边地里，住着我家以及另外两户邻居。如果要按照地理的概念划分，我家也是一种“边缘”，位于村子的尾部。村子主要以王姓和程姓为主，我父亲是村里唯一一户姓张的，算是外来户。这是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边缘。我对人性与命运的最初认知，来自于这些人，也来自于以这座房子为原点展开的一草一木。

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秦岭南麓乡村里度过的。我在父亲的盖起的房子里经历的一切都像是一部开篇是清晨雾气散去，光柱倾泻而下场景的黑白影片。

在房子没有装修之前，地面是泥土填的。天气干燥时，扫地之前要洒上水，否则扬起的灰尘会呛鼻子。下雨或下雪时，家里的地板也会被踩得泥泞，扫地时要先铺一草木灰把土里的水分吸走。

那时候，我的父母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父亲的主要任务是在家务农。在山上搞副业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之一，主要的方式是采连翘，挖中药材，砍竹子。另一项家庭收入来源要依赖父亲的手艺，那便是做蒸馒头用的木制蒸笼。

冬天没有农活又搞不了副业的时候，父亲就在家里乒乒乓乓伐木板，测量，装订，用竹子编笼顶。寒冷的下雪天，因为父亲的忙碌，倒也没那么冷了。

过年之前，一般是腊月十几，父亲会把这些蒸笼打包挑在扁担上，一头两只或三只，去几十里外的城镇去卖。有一次，他在山路上遇到了流氓，三个年轻人要抢他的蒸笼，他紧拽着不让，导致其中一只掉下了山崖，流氓悻悻然，放弃了。此后，父亲去卖蒸笼都会在村里叫上一个同伴。

在镇上卖蒸笼的钱，父亲会置换成年货挑回来。虽然去之前他会跟母亲商量，会买些什么，但有时候还是会出其不意，比如有一次他挑回来了一个水泥做的圆柱体火炉。那时候没有电话，父亲会带回来什么成了童年时，母亲和我们一家人过年前最大的期待。

1997年，父母决定装修房子，要把土墙刷成白的，地板铺成水泥的，重新修整屋顶和窗户，让其不再漏风。那时的父母，值壮年，虽然手上只有一千多块存款，但也下定决心动工了。

正式装修之前，他们在操场左上方的桃树下先盖好了厨房。风水先生告诉父母，厨房不要贴着正屋盖，两边要留通道，流动，通风。父母听从了建议，母亲的哥哥们再一次成了建房的主要助力。

父亲把他那一年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瓦”（方言，即装修的意思）屋上。他提前准备好所有材料，只等着工人来开工。那时村里尚未通公路，3700斤水泥，4700斤石灰，都是父亲从村部小学挑回来的。他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回来的时候村里人尚未起床。

房屋装潢被一个叫“老阴”的师傅承包了，他负责画地脚线，刷墙，搭水泥台阶等。墙角上被他画上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图案，喇叭花、银杏叶。在我的记忆里，那个秋天，我们家都处于一种热火朝天的氛围。

我跟弟弟在整个装修工程里做得最多的事是帮忙背砂子。砂子在离家两里路之外一处小山包上。母亲带着我们一起，一人一小筐。沙总是越背越重，有时候走到半路，就倒一些到路边，减轻重量。

1997年，我才刚上小学不久，作业不会写，就缠着父亲。父亲太忙，不理我，我就一直哭。他实在太烦了，我就会挨打。有一天晚上，母亲发现我的屁股上全是伤结的疤，警告了父亲。

此后，我再也没被父亲打过。成年后，有无数次，我说起自己的挨打经历，父亲都不好意思地笑。父亲写：

那时候女儿刚上学，他天天下学回家都要我教她写作业，我哪有时间，没时间她哭着拉我的腿，气了急了就打了她，到老了还一直说我的过错。

除了盖好厨房，他们还把与厨房并排，相隔一个鸡舍的厕所屋顶改成了水泥平顶，用来晾晒粮食。

青壮年的父母用他们的汗水浇筑了这座房子。

三

人的记忆里是神奇的。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屋，但如若让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去回想，从进门处开始，每一间房的每一处摆设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那栋房子的一切就长在我的脑子里，我只需要随时调动记忆，影片便可以拉开序幕。

大门是花栎木材质，由山漆黏合缝隙，三十多年了，木门没有一点裂逢，牢牢守护着这栋房子的入口。

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没有给它上漆，保留了原木色，在岁月的风出雨打中表皮已经有一些泛白。它曾经是我和弟弟的“黑板”，上面仍旧留有我们用粉笔、毛笔留下的字迹：下笔如有神、love happy family、阳光……

推开大门，首先看到的是正前方贴墙供奉的祖宗和神仙神位，墙上贴着本地靠卖字为生的书法家写的两幅对联：

一勤天下无难事 百忍堂中有太和

宗支流传家道发 祖光常照子孙贤

横批：百忍传家

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精神象征。对张氏家族来说，“勤”与“忍”是两种需要传承的品质，我父亲一辈子都按照这两个字的指引，迎接生活的捶打。

堂屋两边的墙上贴满了每年春节的旧日历，以及和我弟弟上学时拿的黄色奖状。最早的一张日历是1998年春节贴的，上面是歌唱家宋祖英穿着军装英姿飒爽的海报。

堂屋的地板上则是父母务农时需要用到的农具机械。

一台橘黄色的打麦机，420块，父亲从镇上背回来的。父母还种地的时候，家里丰收的十几亩小麦全靠这台机器来脱粒。

一台灰色磨面机，将小麦磨成面粉用的，550块，是父亲和六舅舅一起从三十公里外的镇上用背篓背回来的。两人一人背外壳，一人背发动机，翻山越岭扛回家。

一台压面机，母亲从十里之外的村部背回来的。

一架手工风车，脱麦壳用。风车是请了木工在家里做的。在家里没有风车以前，父亲都是借别人家的风车。借风车用一天，父亲就要帮对方干一天活。风车做好后，父亲将风车安上轴承，上了桐油，叶片转得飞快。农忙时节，我和弟弟也能搭把手。童年时，这架风车是我和弟弟的大玩具。

一个由父亲设计的长方形大木柜。父亲备好木板，找同村的王木匠一起合作完工。这个大木柜用来存储小麦，至今，那里面还放着父母十多年前收获的小麦。

一架大木梯，连接堂屋和二楼板楼。父亲在山上找到了一棵又粗又直的松树，在四舅舅的帮助下，找好每一块板子的角度，塞进提前做好的榫卯里。 

左手边的卧室里主要放着母亲的陪嫁。

一台虎头牌缝纫机。年轻的母亲用它缝缝补补，把盖板扣上，它就是写字台。现在，这架缝纫机已经被母亲带到了县城的房子里，换了一个机头后，依旧灵活如新。

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获得了7份嫁妆。外公外婆合计一份，六个哥哥各一份。

一担泡桐树做的防潮木箱。母亲用来装质量较好的衣服和她积攒起来的珍贵物品，如各种证件，外婆留给她的首饰。

“三哥送的是一个松木做的一头有桌肚可以储物的长桌子；五哥送了一个三肚桌；四哥送了一个两头都能储物的桌子外加一个脸盆架子；一个茶柜是六哥找河南木匠老魏做的；二哥买了四件套 。”这些东西现在都在老屋的卧室里，没有被破坏。

海信牌电视是我上小学后置办的，就放在三舅舅送给母亲的那个桌子上。那时候，村里刚通高压电，有生意头脑的小商贩提前将电视机拉到村部，电通了，一家买一台，1850元。

拥有电视机的第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电视里正放着1983版《射雕英雄传》穆念慈与杨康诀别一幕，我和弟弟跟着流了不少眼泪。我和弟弟为了争夺电视的控制权，经常把遥控器藏起来。我在这台有着大屁股的电视上追过李宇春那一届的《超级女声》，追过电视剧《海豚湾的恋人》《再见阿郎》《西游记后传》《萧十一郎》《白发魔女传》《碧血剑》……我弟弟则不厌其烦一遍遍看香港台的僵尸片。这台电视被雷电打坏过好几次，每次坏了，父亲都把它装进背篓，背到镇上去修好。

卧室里的弹簧床是河南师傅上门做的。他在我家吃住了一个星期，材料加手工费550元。那年，同村的很多人家都做了一模一样的床。暑假的时候，我常躺在那印有巨大的深红色的牡丹花朵的床垫上午睡。门前核桃树绿油油的影子离正对着床的窗户很近，进进退退，夏日的天光，汗津津的胳膊，堂屋里走来走去的脚步声，陈旧木头的香气。

二楼的板楼承担仓库作用。各种坛坛罐罐，装着粮食的柜子，太姥爷编的竹箱、篓子、簸箕等。

在我们姐弟俩没有上大学以前，父母总想着，要把操场的边沿往外放，弄个更大的场子。“你俩都考上大学后，就没有再置办家了，荒瞎了”。父母从上一辈人那里听来，老屋所在的位置以前是开当铺的，坐东北朝西南，开门就是山。年轻时，父母总跟邻居大姐因为琐碎小事吵架，用迷信的说法，“房子前面的山太高，所以总遭人欺负。”

记忆会美化曾经存在的事物。现实中，我每一次回乡，都历经长途跋涉，每回一次会觉得房子变得矮一截，小一截。

我们总是在草木茂盛雨季到来前的夏天回去，等待我们的总是被齐人深的蒿草包围的房子。邻居家的房屋在无人修缮之后，陆续坍塌，藤蔓缠上断壁残垣，草木虫鸟重新在方寸土地之上做回主人。无声的寂静中，父亲无心伤感，他要抓紧时间用自己的大手修缮房屋。

他如同一只敏捷的猴子，踩着梯子爬上屋顶，扫掉那些沉积在瓦片上的枯枝烂叶，替换掉那些破裂的瓦片。

我在厨房用木柴在灶台烧火，烧开水，煮一顿临时的午饭，食材都是还在村里留守的老人送的。反复好几次，木柴才被引燃，浓烟把我呛得流眼泪。这样的感受并不美妙，而这是我童年在乡村生活时经常要经历的场景。但我记忆里的厨房却总是热气腾腾的，还混合着母亲的高门大嗓。

在屋顶上腾挪的父亲，像是哨兵，检查自己曾经的阵地，面前是山，身后也是山。从屋顶上下来，在堂屋正中央的地方，他站在那里，像一个英雄，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这样的神态是在深圳是没有的，一种身体和灵魂都很自由的神态。

这栋房子的点点滴滴都是他亲手抚摸过的。家里的每一样东西，父亲都能说出来历，其中一大半都是他亲手做的。他指着屋顶的横梁告诉我，那是一棵完整的树，三十年前，他从十里开外的森林里一个人拖回来。装麦子的柜子，敬祖先的大桌子，梯子，箩筐，木箱子，三角柜，四角柜，碗柜……每一样东西都曾见证过我父亲在故乡从青春到年老的岁月，我也是在这些家什的注视下长大并走出故乡的。

我们像造访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样，短暂造访这座房子，修复它的表皮，在它的肚子里鼓捣一番，响起了人声，还生起了火。

他拥有这栋房子的时候还年轻，在深圳，年老的父亲总是想念那座房子。

我把很多老房子的照片贴着冰箱门上，阳台的墙上，放进相框置于书架高处。这种更像是追忆的做法，不能减缓在寂静山脚下老房子的衰败。

父亲有一双大手，骨节突出，手指修长，这是一双看起来有点笨实际却很灵巧的大手。他用它们盖房子、种地、养殖、修路、箍水井、挖煤……他会修理各种坏掉的电器，会编织竹筐，会做桌子板凳……现在，他用这双手在深圳做清洁，也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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