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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4 08:37
如何借出个未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菜团董指导(ID:caituandzd),作者:董指导


国家金融去杠杆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当下时点,应不应该继续选择高房贷?面对上涨的股市,应不应该借钱去博一把?


面对这些问题,可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顺着脉络来思考、理解,作出选择。


正文


1949年1月的最后一天,解放军一二一师的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和城内由傅作义统领的国民党部队交接了防务。现场气氛友好,一些搭锅灶做饭的国民党士兵,甚至热情地招呼解放军一起坐下吃饭。北平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迎来了和平解放。


第二天,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便来到北平城里,和东北野战军的负责人商讨后勤供应、东北币和人民币比价等问题。会议期间,陈云等人接到了中央的电告,便乘坐中型吉普,前往西柏坡汇报工作。


当时的中央已经预见到了全国的解放,工作重心也开始向恢复国民经济转移,正酝酿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点名挂帅的,正是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彰显了经济才干的陈云。


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办公地点选在了道光皇帝第九个儿子孚亲王奕譓的府第,俗称九爷府。九爷府坐北朝南,分东中西三路,规制宏大、布局严谨。在这么高大上的办公场所,可谓意气风发,但中财委面临的经济状况却是纯正的“矮矬穷”。


国民党统治期间大量发行法币,仅3年多时间,就从5万亿元飙升到了604万亿元,增加了120倍。100元法币十几年前还可以买到两头牛,当年却买不到一粒米。祸不单行,华北地区在4月份遭遇了春旱,粮食减产。6月,国民党又派出了“太和”“太康”等四艘驱逐舰,对长江口开展了封锁行动,导致商品贸易量大幅下降。


国内工农业在连年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也拖累了中央财政收入不足支出的一半,人民政府不得不也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仅7月底就发行了2800亿元。


货币剧增碰上商品锐减,就像干柴遇到了烈火,迅速点燃了全国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一些资本家也借机大肆囤货哄抬物价,更是有人放言,“共产党在经济方面是0分”,“打得了江山,但坐不了”。


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极度的财政缺钱,成为了中财委经济战场上必须要攻下的两大桥头堡。


8月8日,陈云主持了以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会议。在会议上他提出,解决困难“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


 “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实际上有钱的人, 并不保存很多的现钞,吃亏最大的首先是城市里靠薪资为生的人。”[4]。而发行公债就是老百姓们借钱,有种自家人互帮互助的意味。而且也有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卫国战争和几次五年计划中,苏联都利用发行公债动员人民储蓄, 从而减少货币流通量, 促进了货币价值的稳定。


尽管有苏联的借鉴,但由于公债发行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也有可能会引起银根紧缩,对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会产生不利,因此中央仍十分慎重。


借还是不借,这是一个问题。


在经历了近半年的讨论以及对民建、上海工界等代表的座谈调查后,1950年1月,新中国第一份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发行问世。


第一期发行了一亿分,而且不同于单纯的货币计价,这份公债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每分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六市斤,面粉一市斤,白细布四市尺,煤炭十六市斤等各项实物的平均批发价之和计算。


折实这个方式,既可以回笼货币,又能够跟老百姓最关心的物资问题挂钩,具有良好的实操性。


然而,由于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公债违约不还的情况时常发生,因此,不少民众对折实公债仍有较深的误解。为此,一些地级政府成立了推销委员会,动员各界力量进行普及宣传。


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创作了《三毛买公债》宣传画,广为印发。《人民日报》把公债形象地比喻为人民省出钱来培养国家繁荣的种子[5]。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在宣传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在当下情况,公债 “不只是公债,而是公责”,是携手共创明天的凭据。


张乐平创作《三毛买公债》


民众爱国热情高涨,踊跃认购,仅用3个月,就发行了1.48亿分,远超预定目标。不到半年时间,财政收支就已接近平衡,货币大量回笼。同时,陈云又策划了 “银元战”、“棉纱战”,有效打击了依靠囤货来投机的资本家。商品供应回归正常,物价也开始趋稳,长达12年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这一套组合拳,击碎了0分的预言。随后的按时付息,也加强了新中国政府的信誉形象。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发行,是一次重大尝试,尽管在当时仍被认为是民众的经济负担,是临时的举措,但提升了党和群众对借贷的认知。


多年后,人们才意识到,折实公债,既借出了新中国之初经济发展的希望,也借出了一曲中国债务经济发展的大乐章。


01


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为支持这一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1954年到1958年期间,政府连续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并从亲密老大哥苏联那里,获得了几十亿卢布的援助贷款。这些债务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发展,经济也实现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然而到了1960年,中苏危机加剧,债务却成了政治商谈的羁绊。


于是,在领导人的号召下,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用5年时间就还清了苏联借款。这件事也导致领导人对公债有了一些误解,认为“举债有损社会主义国家声誉、形象,应该完全靠自力更生”。因此,在1968年,国内债务也全部予以清还。


1969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文章称,“我国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事业高速发展、财政金融越来越稳固,这些事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10]。其实,在40年前,内外无债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追捧。


经济学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就认为政府举债会侵蚀生产资本,损害国家经济。大卫李嘉图也强调,政府发债就是变相的增税,二者经济效应相同。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号召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登上舞台,政府通过举债、扩大财政支出,将经济重新拉回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举债来拉动经济,随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圭臬。


我国内外无债的年代,又赶上十年动荡,经济体系支离破碎。所幸1978年,四人帮粉碎后,国家工作重心再次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这年春天,中央出台了规划,8年内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新中国前28年的总和。


规划有了,可是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如何建设工业体系却成了一大难题。再去老大哥那边,时机也还不成熟。于是,中央决定,向西方其他国家学习。5月2日,曾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的谷牧,带队访问西欧。这是新中国以来,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经济代表团,被美国学者傅高义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之一。


代表团在三十多天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细细记录所见之事。他们看到了令人震撼的先进科学技术,了解了国际贸易中常用的信贷模式,更感受到了西欧国家的热情。西欧各国对中国今后的政局稳定非常有信心,纷纷表示希望能到中国来投资。


法国巴尔总理在会谈时直接表示,主要谈经济,政治可以不谈。而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长卡里,更是在宴会上就表示“听说你们资金困难,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1]。


6月下旬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调查工作,会议从下午3点半一直开到晚上11点。与会领导人在感慨被耽误了十几年的同时,也为西欧国家的投资意愿而兴奋。聂荣臻更是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 不要光议论了! ”[1]


会议结束后,领导层也更加频繁地派人到海外学习交流,而新加坡利用外资实现经济腾飞的案例,令大家十分震撼。领导层逐步统一了思想,决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借钱搞建设”。1979年下半年,从天津工二商学院财会系毕业的张加伦被委以重任,他拉了两个同事组成了“债务处”,对接债务事宜。


1979年11月,比利时政府给予我国贷款3亿法郎,用于河南平顶山电站项目;随后科威特政府给予我国贷款4亿元在厦门修建机场,我国外债利用的大潮汹涌而来。从 1992年起,中国连续 8 年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一大借款国。这些外债也成为了我国3000 多个水利热电、铁路港口、石化冶金等项目建设的重要保障。


尽管有外债的补充,但是巨大的投资建设还是给财政带来了极大压力。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这令追求“不打赤字”的中央,“也恼火了,研究怎么办”[11]。过多发行票子就会造成物价上涨,于是债务处想到了发行公债的方法,但大家对于发债的利弊却又争论不一。


经过多次论证后,大家意见逐步一致:也甭有害无害了,主要看你用得怎么样。用的得当,有偿还能力,搞下去也没关系[7]。于是,1981年国债发行再次重启,并且换上了洋气的名字“国库券”,第二年发行对象也从企事业单位,扩大到了普通民众。借债,再次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强心针。


国库券宣传画


兜兜转转,我国再次回到了有内债有外债的状态,凯恩斯主义、发行债券也成为了中央和地方搞经济建设的上上签。尤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到市场经济的分灶吃饭,就像是从裹小脚的媳妇熬成了婆婆,手握财权,心有澎湃。一些地方发行了无息债券,甚至有些地方用债券来冲抵员工工资,造成了不小的舆论风波。


于是,1994年《预算法》出台,严禁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但为了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不少地方都奉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观念,通过诸如地方城投等公司来变相举债。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国家愕然,债务原来并不总是利于经济发展。然而,此时的中国,为应对经济下滑,不得不继续举债,推出了4万亿元基建规划。一年后,中央安排了2000亿元地方债供地方政府发行。2011年、2014年又相继出台了规范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的相关文件,至此,地方政府终于可以在法制约束下负债狂奔。


自1981年以来的近30年里,债务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燃料,基础设施建设的助推剂。一座座发电厂将亮光带到千万家,一条条铁轨将追梦的人送往各地,一个个小镇发展为繁华城市、一代代人享受着物质水平的提升。


然而,在这期间尤其是4万亿刺激之后,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快速上升,2018年中占到了GDP总量的36%,部分地方如贵州更是超过了63%。早在2013年,海外媒体就惊呼,中国这个世界债务经济的马达可能过热要坏了。甚至出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完全忘记了这四万亿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收拾美国次贷危机的烂摊子。


尽管诸如京广沪等城市,地方债务占当地GDP比例不足20%,占财政收入比例为70%多,依然有良好的安全空间。但我国政府整体债务水平风险仍不得不令人担忧,毕竟,只有还不尽的人情,没有借不完的债。一轮轮刺激后,经济动能下降,债务经济的空间也今非昔比,和十几年前相比,如今也更接近债务和经济倒U型模型的顶点。


幸而中央也意识到了部分地方债务风险压力,自2014年就开始执行“开正门、堵邪路”的方案,避免大水漫灌,通过专项债券来进行定向发展。当然,债务只是一个角度,考核制度、人口趋势、产业结构、改革红利等等,多个角度才构成了经济的完整面貌,才组成了需要通盘考虑的棋局。


纵横而看,三十年前、三十年后,从贵州青海、到上海北京,同样的举债,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答案。


债务处的张加伦曾说,“发债,就像抽大烟似的,你黏上,恐怕一时半会儿戒不了”[7]。这个比喻并不太恰当,大烟百害无一利,而债务则不同。也许用喝酒来讲更合适,冬天雪地里行走,喝上几口白酒,暖和身体手脚有力,但如果不加节制,喝得太多,就只能躺卧雪地一命呜呼了。


02


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资金都是由政府筹措和分配,企业管理人和员工缺乏自主权。为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1979年8月,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同时,国家发布了建设贷款条例,建设投资资金由无偿拨款改为从银行有息贷款。


拨改贷的本意是给国企增加压力,促进其精打细算,提高效率。然而,由于缺乏配套的利润分配、激励奖励等机制,国企效益改善的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却冒了出来。


一些新设立的或处在建设期的国企,因为资本金不足,一出生就背上了高负债。“好比小孩刚出生,还没有自理能力,就让他去给父母干活“[8]。


一些承担了社会民生责任的国企,不能谋取高额利润,反而因过重的利息被拖入泥潭。更有一些国企慢慢发现,当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时,可以通过新的银行贷款来进行置换。所谓,短期贷款长期化,长期贷款永久化,永久贷款银行自己消化。


尽管拨改贷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但这次改革将举债的理念、商品经济的意识带到了社会中,打破了在动荡时期对资本、利息等事务讳莫如深的禁锢,成为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也激活了民间债务经济的活力,而温州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


温州苍南钱库镇1000多户家庭中有1250多人从事百货餐饮等第三行业,家家有人经商,流动资金需求旺盛。然而,银行信用社提供的贷款仅占15%左右,资金缺口巨大。1984年,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看到资金需求的方培林,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挂出了一块白底红字招牌---“苍南县钱库镇钱庄”。


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开业第一天就受到了来自公办银行的压力。幸而温州市委、钱库镇委都给予了强力支持。钱庄批出的第一笔贷款有十来万元,借款人是李春芳。他利用这笔贷款建了一家小毛纺厂,开始自己的追梦之路。随着工厂规模提升,李春芳还申请到了中农信近2000万元的贷款来拓展业务,最终将小毛纺厂发展成了龙港威龙集团。


李春芳只是温州千千万创业者中的一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消费者缺商品,生产者缺资金,而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支撑下,如鱼得水:发现机会、亲友集资、加足杠杆、快速复制、垄断行业,可谓企业债务经济发展的先头兵。


1958年,经济学家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提出了MM理论,用严谨的研究证实了“负债经营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伴随着1985年莫迪格利安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也在国内广为传播。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学家也通过研究发现,债务融资能对集团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


有了理论保障,企业债务经济的车轮开始滚滚向前。1987年,任正非靠着借来的21000元创立了华为,并在随后的31年,将华为发展成为了世界前列的通信公司,中国民营企业的典范。也是这一年,宗庆后借来了14万元接手了一家连年亏损的校办工厂,发展出了老少皆知的娃哈哈集团。


然而,在企业债务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们也一度混淆了资产和债务的区别,对高杠杆毫无畏惧,一味追求胆子大,最终不得不吞下苦果。


2012年,温州庄吉集团宣布破产。集团创始人是曾经的“电器大王”郑元忠,他创立的庄吉服饰也曾经风靡全国。然而,2006年庄吉介入造船业,先后投资了12亿元,其中高达10亿元为债务借款。随后航运业迎来了大萧条,庄吉船业的旗杆,也被风暴折断。


庄吉债务危机所牵涉的银行贷款近50亿元,互保贷款超过了300亿元。而这也只是温州债务炸弹中的普通一枚。2012年温州债务风波结束后,当地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了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


放眼望去,温州也只是中国企业经济的一个缩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投资人习惯了躺着赚利息,企业家热衷于借钱谋发展。尤其对于对于自带杠杆的地产行业而言,自从被定为拉动经济腾飞的重要马车之后,虽历经一轮轮猛烈调控,但举债反而成为了企业壮大的法宝。而今,房地产行业近80%的负债率,成为了高危区,在质疑中一步步走向大而不倒。


然而,2016年有70多只近334亿元的债券发生违约,2018年违约金额则达到了760亿元。寒意袭来,让企业家、投资人都打起了喷嚏,挂上了鼻涕。就连吸引了一波波风险投资的互联网公司,也出现了违规把用户押金变成了债务的情况,让一千多万用户体验了一把排队版的“黄世仁”。真是投资有路不好走,债务窄门偏闯进来。


由此看来,债务能否促进企业发展,取决于理性借贷的开始,也取决于扎实苦干、勤劳拼搏的日日夜夜。


03


民间流传一个关于中美消费理念的段子:美国老太太从年轻开始借钱买房消费,到老了去世了正好把欠款还完,既享受了生活,又没了负债。而中国老太太则是辛苦工作省吃俭用地攒钱,到老了刚买上房子,没住几天就去世了,过了一辈子苦日子。


讲真,老百姓们不爱花钱爱储蓄的习惯,得益于时代的雕刻。一方面,国家建设需要钱,但大量印钱就会带来通货膨胀,影响经济稳定。于是,政府便积极号召民众广泛储蓄,这些储蓄最终通过银行贷款成为支撑经济建设的资金。


银行储蓄宣传画


而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动荡的十几年,老百姓几乎忘却了好日子的模样,有吃有喝有个安稳觉不被突然拉出家门就足够了,物质需求并不旺盛。美国《纽约时报》曾有篇文章总结道,“中国的高储蓄源于对饥荒的记忆”。学术界也曾广泛探讨,中国人爱储蓄到底是本能还是对未来的不安。


很快,储蓄本能论便被击碎。1988年,一场价格闯关调动了亿万人的神经,差点改变了人们的储蓄观念。


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同一件商品,市场价格却远高于计划价格。这个价差刺激了“官倒”的产生,也成为腐败的滋生地,引得民怨沸腾。于是,高层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决心实行价格并轨闯关,并在8月19日早上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群众进行放风。


新闻一出,群众们就进入了抢购恐慌中。从一针一线到服装鞋帽,从油盐醋茶到文房四宝,从火柴蜡烛到家用电器,见什么抢购什么。拥挤的人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攒够买齐。


200公斤食盐、300根蜡烛、400卷卫生纸、500包洗衣粉,惊人的数字被一个个家庭视为财富。


抢购的人群把商店围了一圈又一圈。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也排起了长长的取钱队伍。一些县银行因不能及时兑付,被群众们把柜台掀了个底朝天。这场抢购风暴进展3个月,就将4000亿的居民储蓄消耗了近10%,银行挤兑危机也在酝酿。


为此,国务院紧急召开会议,开办了保值储蓄,确保3年以上存款利息不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同时落实商品供应等措施,才逐渐平息了这次抢购风潮。老百姓们的资金,也再次回到银行储蓄账户。


2003年,人民银行发布了2月末的统计报告,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了10万亿。这让不少经济学家为之兴奋,这些存款如果变成真正的购买力,可以将2000年国内企业生产出来的所有服务产品等价值,全部买光。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够引起老百姓抢购的消费品,除了2011年被传可以防日本核辐射的盐,基本不存在了。


如何将储蓄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成为不少专家学者政要官员苦思冥想的问题。于是,价格昂贵的房子,应运而生。


在一轮又一轮的考验下依然勇往直前的房价,成为群众们储蓄转移的最大刺激。自带杠杆的购买模式,也成为财富的扩大器。群众们为了符合更低的首付标准,在民政局排队领号办离婚;有的人则各种借钱凑首付,杠杆甚至可以达到9倍,真是应了富贵险中求、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老话。


到2017年时,我国居民负债率到了49%,仅三年就增长了近17%,而考虑到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后,负债率会更高。而这些贷款中有50%和个人住房相关。因为群众们坚信,“砸售楼处的人从没输过”,却都忽视了2008年美国那场危机的导火索。


如果说从60后花钱抢商品,到80后借钱抢房子,让人唏嘘的话,那么90后、00后到处抢信用卡、抢着借钱,就让人瞠目结舌了。


2015年,中国大学生在校人数达到了3700万,4000亿元的消费市场吸引了无数资本介入。而校园贷则是其中一个商业模式,只需要身份证、学生证和学信网截图,甚至于手持身份证的上身裸照即可借到一笔钱。而在复杂合同的背后,则是高额的利率陷阱。


对于缺少收入来源的学生而言,基本就是借钱笑嘻嘻,还钱哭啼啼,甚至会陷入恐惧。一些人因无法偿还借款,索性放弃身份,流浪到三和,成为了无欲无求的“三和大神”。更有些人则为此付出了生命,诸如2016年河南某大学生因校园贷催款跳楼自杀;2017年厦门大二女学生在“催款裸照”的威逼下自杀;9月,陕西大二学生朱毓迪因借校园贷 20 余万,跳江自杀。


有文章称,90后的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已经工作的90后,人均负债12万元以上[6]。而2018年11月央行报告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信贷总额竟高达880亿元。这个数字在2010年仅为79亿元。这一组组数据,令人嗟叹,这代年轻人真敢穷。


在一个炒股论坛上,流传着一个少年省吃俭用依靠激进风格实现八年万倍的传奇,而跟帖中也不断有人回复,为了全职炒股追涨停,已经翘了半年课、网贷借了几万块、抵押了生产设备等等,众人皆发誓要成为下一个百万宝贝。


年轻人敢穷的背后,是看到了太多依靠负债成功的榜样,还是欲望被各样因素挑逗而丧失理性,是社会重压下索性的享乐主义,还是消费理念真的改变了。逾期金额近十倍的增幅,到底是借出了未来,还是借丢了希望,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思考的问题。


这些原本是更好实现求学梦想、把握扩产机会、应对飞来横祸、享受购物便捷的保障,如今却成为了一批人的沉重负担。


面对借贷,是选择理性节制,还是选择随性放肆,这是个人成熟与否的标志;而选择责任,还是选择利润,这是企业伟大与否的准绳。


对于每个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借贷实现梦想,获得成功。也许可以轻易得到很多,但更可能会瞬间失去一切。


04


1972年,西方经济学家费歇尔和弗兰克尔提出了“债务五周期理论”,将国家之间的借债分为了五个阶段:不成熟债务人、成熟债务人、债务减少、不成熟债权人、成熟债权人。


大白话讲就是“乱借钱乱花钱”、“会借钱会花钱”、“借的钱开始赚钱”、“还清了钱还能乱借给别人钱”、“把钱借给应该借的人”。活脱脱一条依靠借钱走向人生巅峰的轨迹,给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申请借贷的信心。


然而,多年历史经验显示,几乎没有国家可以走出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因为债务有瘾,不劳而获有钱花太舒服。在为数不多实现突破的国家中,中国则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


如今,中国早已从最大债务国变成了全球前列的债权国。我们利用外债、依靠内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提高了亿万人的生活水平,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堪称债务经济发展的典范。


但也要清醒意识到,债务可以让一座座大城市崛起,也可以催生一座座鬼城;债务可以让一家家企业腾飞壮大,也可以击垮曾经的如日中天;债务可以让一个个年轻人享受信用消费带来的愉悦,也可以把这批人拖入无底深渊;债务可以为一个个创业者提供成功的粮草,也可以成为自毁前程的弹药。


债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若借得多,会不能平衡。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


显然,经历了2009-2010年的四万亿制造业刺激、2012-2013年的政府非标扩张、2016-2017年的居民买房狂潮等三次加杠杆阶段后,留给债务经济的时间和空间,大不如前。理性,成为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分水岭。


理性的借贷,给了我们一个好未来的可能性,该借的时候坚决借,不该借的时候坚决不借,这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成功经验总结,也是未来依然需要坚守的铁规。


参考资料:

[1]. 谷牧回忆录,谷牧

[2]. 由"拨改贷"到"债转股",董志凯

[3]. 新中国第一笔国债发行始末,苏泊

[4]. 陈云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5]. 武汉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研究,罗宁

[6]. 这届年轻人真敢穷,徐艳丽,华商韬略

[7]. 我执笔起草了第一个国库券条例,张加伦

[8]. 历史再现惊人相似一幕,王雅洁,经济观察报

[9]. 破解纪录片《北平入城式》真实性之谜,史海沉钩

[10].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万立明

[11]. 1980年恢复“国库券”发行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解放日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菜团董指导(ID:caituandzd),作者:董指导,感谢方兴钱庄创始人方培林先生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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