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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7 20:50
新媒介和旧媒介——基于媒介史的二者关系理论化探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加布里埃尔·巴尔比(瑞士卢加诺大学媒介研究助理教授),翻译:戎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校译:郭镇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原编辑:江苏佳,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1期。头图来自:东方IC。


摘要:本文分析了媒介研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新媒介和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结论有效可靠,文章回顾大量科学文献,展示了许多生动案例。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新旧媒介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某些阶段之间有时会稍有重叠。第一个阶段是新媒介模仿旧媒介,新媒介诞生之初,通常是依靠模仿旧媒介而规范自身发展。第二个阶段是新媒介发展出自身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介。第三个阶段是新媒介发展势头超过旧媒介,引发旧媒介对新媒介的模仿和适应。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一个相对持续的阶段,介绍了新旧媒介是如何和谐共处的。总体说来,本文对于新旧媒介关系的梳理对新媒介研究、媒介发展史,甚至整个媒介研究都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


关键词:新媒介旧媒介;媒介史;媒介研究;媒介转变;媒介理论


一、引言


新媒介和旧媒介时常被人们视为对立的双方,但是近来,新闻学界已通过研究发现,实际上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传播技术的过程中,媒介史是重要突破口,原因有二:首先,通过媒介发展史,我们能够了解现今的媒介是如何发展到如今的,它的进化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在现今媒介系统的形成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现在的媒介形态,也是媒介本身在不断试错之后的历史选择。其次,探索新媒介和旧媒介之间的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新媒介的发展前景。


虽然“新媒介”(主要是数字媒介)似乎已经成为新的媒介研究的主题,但是,仔细研究媒介发展史,我们认识到,人们对新媒介的研究兴趣一直远远大于对旧媒介的研究兴趣。因为人们习惯忽视逐渐老旧、落后的传播技术,关注新兴的传播方法;在媒介史中,新媒介总是比旧媒介更受关注和青睐(Edgerton,2007; Coopersmith,2010)正如Carolyn Marvin在书中所言,旧媒介只有在它还是新媒介,没有变旧的时候才会被载入史册(Marvin,1988;Peters,2009)


在本文中,我把新媒介和旧媒介放在同一个层次上,重点研究它们的常规形态、互动方式,并且尝试提出更为系统化的媒介演变的生命周期(这一部分可参见lehman Wilzig et al,2004)。特别是,我提议区分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四个角度,分别分析新媒介和旧媒介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之间共存的、有时重叠的关系归纳为四个步骤。我之所以用“步骤”这个词来讲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原因是,有时候两个步骤可以是同时发生的。这也需要说明,我研究的新旧媒介的发展进程可能是同时进行,并列发展的,它们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线性发展这么简单。在阐释每个步骤的时候,我还将从过去两百年的媒介史中举例说明新媒介和旧媒介之间更迭的过程。


二、第一步:复制,新媒介模仿旧媒介


新媒介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在新媒介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它主要是靠多方面模仿旧媒介而生存。


第一,新媒介总是在名称上仿照旧媒介。发明家也好,政治家也好,都会将媒介的旧称用到新的媒介系统名称中。这一点,在各个语言中都有不少案例。


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的“无线电报”的名称就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电传电报”(electric telegraphy)基础上取的,“无线电报”的名称也清楚地指出了:旧的电报形式面临的需要建立有线网络的最大挑战已经被解决了(Garratt,1994)。电传电报的得名也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光电报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光电报则是用发电的灯光取代了机械“电报”(英文telegraph本意是“远程”和“写”两字的合并,并无“电”的意思。译者注)的摇臂式信息传递(关于光电发报的遗产可见John,2010,pp.26-30)。在英语国家,单词photoplay经常被早期的电影院用来指代动态画面,既与静态画面相对,又与剧院的表演相关(Munsterberg,1916)。电视在发展的早期,曾经被称为“视觉无线电”(visual radio),意在表明它是声音广播(早期被称为“无线电”)和视觉效果的结合(Barnouw,1975)。手机(移动电话)也被视为19世纪产生的固定电话的衍生物(Lasen,2005)。为何新的媒介中总是或多或少包含了旧媒介的名字?这是因为,这样的称呼暗示着人们的思维已经陈旧了,他们没有足够的词藻去形容新的诞生物,只能在旧的名头上做文章以适应新情况(Mumford,1934)。另一种可能就是,新媒介通过这种方式宣扬自己的优势,比如强调“无线”“可视的”以显示新兴媒介相比于旧媒介的优越性。因为旧媒介通常有更高的社会知名度,新媒介通过引用旧媒介的名字,在自我推广上也能够容易许多。



第二,在传播方法和策略上,新媒介也经常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复制、调整和提高。


举个例子,在一对一传播的过程中,这样的模仿层出不穷。从狼烟报信到邮政系统、从电报电话到互联网,几个世纪以来,一对一媒介都为更加亲密的交流提供了可能。这样的传播方式注重传播的私密性,消除了距离,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团结,保证了生活环境的永久和平(根据“更多交流意味着更多理解”的假设),构建了一种双向交流和即时反馈的传播模式。同样,在一对多传播的历史上,从报信人、书籍、报纸、广播到电视中,以下旧的传播想法也在不断被重复:由于相互矛盾的需求而出现的审查和广告,对于直接民主的渴求,统一信息的发布(不同的受众根据不同的方式产生不同的解读),关于信息、教育和娱乐的争论,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一对多媒介的社会塑造(Balbi & Kittler,2012)。这些思想在每个一对一或者一对多媒介产生时都不断被提及,直到今天,网络媒介的出现引发的争论也和它们有关(Mosco,2004)。这些传播思想是从旧媒介到新媒介时不变的话题,显示了它们在媒介发展过程中稳定又长期的存在。



新媒介模仿旧媒介的第三点是消费空间。


新媒介总是挤占旧媒介已经占领的空间。早期,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在改造过的舞厅、咖啡馆、马戏团和戏剧院(剧院在后来演变成电影院绝非偶然)放映。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家庭中心的家中起居室,也成为媒介消费的集合场所。19世纪末,很多家庭会聚集在客厅收听爱迪生留声机。20世纪20年代开始,留声机在家庭中的地位被广播取代。同样地,随着电视的兴起,广播被电视取代(Spigel,1992 for TV;Douglas,1999 for radio;Gitelman & Pingree,2003 for photography)。媒介空间的第三次竞争发生在随身听、手机、iPod和智能手机之间:这些具有音响功能的设备逐一取代前者,占领用户的口袋和手提包这些媒介如今必争的移动空间。



新媒介模仿旧媒介的第四点是结构。


对于旧媒介的结构和网络元素,新媒介常常加以重新配置,然后占为己用。回顾一对一媒介,诸如电报、电话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广播和互联网这样的一对多媒介有着与之相似的结构和配置,只是它们的结构配置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况稍有差别。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内部结构的开放网络,这个论断很适合美国这样现存的无线通信网络比较分散(显然相对民主的)的国家。与美国不同,法国的Minitel从20世纪70年代普及以来,却有着层次分明的组织架构(Kramer,1993),反映了法国一直以来典型的以巴黎为中心的星形传播网络。正因为这种特点,18世纪出现的沙普光电报才得以影响了其后法国两百年之久。结果,旧媒介的遗产影响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网络媒介的发展来说,旧媒介的结构性选择也直接影响了新媒介的发展方向(Starr,2004)。在一对多媒介的背景下,另一种旧媒介结构作用于新媒介的例子就是“播出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在有线电话时期产生,在广播时期得到采纳,到电视媒介发展时期被成熟光大,在网络媒介时代被完全打破了(Balbi,2010)。“播出时间表”体现了20世纪大众媒介的基本结构,它创造了一种“去空间化”的同时性——即观众能够在不同的空间同时观看同样的内容(Thompson,1995)



新媒介还在内容上模仿旧媒介。这是Bolter和Grusin的主要研究方向,通过研究他们发现,新的数字媒介是如何借用并且重构旧媒介的表达形式和表达内容的。电脑游戏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蒙太奇和电视画面,逼真的画面符合了现在图像真实化的趋势,网络传播则取代了传统的口口相传,也改变了广播和电视的历史(Bolter & Grusin,1999)。学者Lev Manovich更明确地指出,新兴的数字媒介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利用已有媒介的数据,而不是创造新的媒介(Manovich,2001)。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数字媒介中,这是大众传播社会的通病。一方面,媒介需要通过新故事吸引观众的注意;另一方面,媒介系统又不得不依靠那些千篇一律的话题和陈词滥调度日(Morin & Nahoum,1962;Ortoleva,2009)。在这种矛盾的基础上,大众传播社会的内容生产实际是以低强度为特征的。可以追溯到现代以来的未经编辑的混杂旧媒介素材,如连载小说、留声机唱片、电影流派和广播电视模式等,就成为可被利用的内容,流转到新媒介,通过主流网站和适当的推广手段取得传播上的成功。


新媒介模仿旧媒介的第五点体现在它的多媒介化上。一个新产生的媒介绝不仅仅囊括了一个旧媒介的基本元素,通常它会集众家之所长。早期的电视就是电影和广播的混合物,它既包含了电影的动态画面、蒙太奇等,又具备了广播一对多传播的特点(Williams,1975)。与之类似地,移动电话(使用人声的一对一交流的首例)就是在固定电话和无线电报(马可尼已经提出近乎移动电话的构想,称之为点对点却不用线路的设备)的结合。数字媒介集成了文字、图像和声音,用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新旧媒介的内容(Jensen,2010,p.70)。为了更好地理解新媒介的模仿行为,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法来理解旧媒介的哪些特点促使新媒介在此基础上创新,并最终产生了新媒介。


新媒介为何要模仿旧媒介呢?


首先,把新媒介放在旧媒介的背景下去看,能够帮助人们用连贯的眼光看待媒介的发展。在创新上推陈出新,这已经是社会上惯用的方法:政治家、企业家和企业乐此不疲,因为可以推销他们的理念和商品;技术人员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和再利用他们的知识及用户。重复利用社会已经知道的东西是一种非常保险的策略,常规的部分都不需要改变,媒介使用者可以将他们已经学到的知识加以利用。重复已经建立的模式是新媒介的一个保障因素,它鼓励掉以轻心和自动承认,这样也容易导致不费力地转向。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用户懵懂地卷入其中,很多社会团体也不例外,包括公司、专家组织和政治家们。每个团体都努力适应征服了旧媒介的新媒介,以保护已经通过时间和知识获得的既得利益。


其次,新媒介通常在试图改善旧媒介的时候模仿它们。这种模仿不仅仅限于形式上,新媒介往往也会创造出全新的东西。上文曾经提到,新媒介通过在命名中加入旧媒介的名称来强调旧媒介的不足,以彰显自身更好地解决了这些不足之处。根据Stöber的看法,在媒介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Stöber所称的技术发明阶段,新媒介通过延续旧媒介的发展路径来改善旧媒介。古登堡并没有志在发明印刷机,他是在提高书写和复制效率的过程中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贝尔也是在改进电报系统的过程中偶然发明了电话。全球互联网的始祖阿帕网最初也仅仅是为了防止核危机而建立点对点传播媒介,只是到后来,才成为新的媒介(Stöber,2004,pp.483-503)。再者,也是相反地,新媒介可以通过仿照旧媒介掩盖自身的不足,至少可以掩盖自身缺乏想象力的不足。新媒介的创造者们因为无法创造出可替代的传播思想,一味复制旧媒介,只能单纯保存旧媒介。



从长远来看,对于想要推广新媒介的社会团体来说,一味模仿旧媒介并非道德之举。但从另一方面看,新媒介在发展的早期,又不得不模仿旧媒介。新媒介有时会胡乱地运用一些旧的技术,导致这样的模仿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法国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接线电报(aero-electric telegraph),它是光电报和新的电传电报的混合体:信息通过电线传输,但是解码时用的不是新的摩尔斯电码,而是旧的光电报的代码。在沙普的光电报中,信息通过观察塔上的机械臂传输,这些观察塔可以被放置在多个位置,每个位置都代表一个常用的信号。虽然这一组代码比摩尔斯电码复杂,但是因为电报员已经熟知了这套字母表,他们更希望保存已有的专业知识(Flichy,1991)。寓旧于新也并不总是有效,有时模仿旧媒介也会成为新媒介不被接纳的原因。用Roger Filder的话来说,一个新的媒介形式要为自己夺得一席之地,就要明确地展现自己的优势,直截了当地表明,和旧的传播技术相比,自己有什么价值(Fidler,1997)。如果人们觉得新媒介和旧媒介太过相似,那么年轻的媒介通常会被觉得不靠谱,从而遭淘汰。


三、 第二步:规范,新媒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介


在经历了最初的仿照和成形阶段,新媒介逐渐将自己和旧媒介区分开来,开始追求自身的特殊性和稳定性,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介(关于媒介及其不稳定性见Uricchio,2004)。一旦新媒介在试验中找准了大家的利益所在,它就基本成功了。对于新媒介,想要严格区分它是模仿旧媒介的新媒介,还是一个纯粹的新媒介,其实非常困难。以往的学术文章中对于这个话题,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有些甚至还是完全对立的(Peters,2009)。严格说来,新和旧的话题只能放在历史大背景中去讨论,因为所谓的新旧都是需要时间定论的(Lister et al.,2009,pp.46-47)。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界一直很重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新媒介究竟新在何处?


1999年,Roger Silverstone说过,20世纪90年代的新媒介之所以新是因为它们做了一些新的事情,它们为媒介注入了新力量,也创建了新的结果;它们改变了人们的想法,在机构上作出调整,让自己从压力中解放出来(Silverstone,1999,p.10)。几年以后,Leah Lievrouw在《媒介与社会》(2004)一书中弱化了Silverstone提出的颠覆性观点,他认为,新的数字媒介在出现不久之后,就变得通俗而普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被认为不同寻常了。


一些历史学者和媒介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旧媒介和新的数字媒介之间是连续的。Bolter & Grusin(1999) 断言,新媒介的新,正体现在它们矫正旧媒介的方法上(关于这个问题见Balbi & Magaudda,2014)。也就是说,电视之所以成为新媒介,是因为它融合了电影和广播。类似地,互联网成为新的媒介,是因为它促成了媒介的融合。从这个方面看,创新融合成为新媒介“新”的关键。


Giterlman(2006)发现,新媒介和旧媒介之间有着很强的协议关联:新媒介需要接受旧媒介已经形成的规则和默认的条件,对于旧媒介固有的结构和既定的习惯,新媒介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根除,只能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持续忍受。


Gitelman、Geoffrey和Pingree(2003)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新是所有媒介都会经历的阶段,也是为数不多的涉及了所有媒介的话题之一;第二,由于媒介不断改变,因此,在媒介发展的生涯中,“新”的状态会出现不止一次。我们会用新方法看待旧媒介,媒介也会不断拥有新的用户和新的功能。所以,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在媒介研究中,现在似乎完全可以说,新媒介也没有多少可“新”之处(Park et al.,2011,XI)


在讨论新媒介的“新”的时候,我们很少深入地思考:我们如何定义所谓的“新”。Peters(2009,p.18)说,新媒介就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谈论的媒介。他强调新媒介的核心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这个观点和《社会构建的技术观》一书中的观点相似,且互为补充,在这本书中,“灵活解释”这一方法经常运用在对于新技术的分析中。根据《社会构建的技术观》中的观点,一个新的技术在发展初期的时候,不同的社会群体会以不同的目的运用它,直到某个特定的用途明显地多过其他用途,新技术在用途上的多样性就会渐渐消失(Pinch & Bijker,1984,pp.399-441)。同样地,一个媒介在发展早期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备受考验,电话、留声机、无线广播、电视、手机一直到互联网,都是如此。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经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后知名度又逐渐被其他媒介所取代。书中还提到,我们可以通过人们对于新媒介的讨论甚至是幻想,来认识新媒介。但是,人们一旦对这个媒介的用处和使用价值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以后,这个媒介在受众中的灵活性就不存在了,与此同时,更新的媒介就会产生。要评价新媒介中“新”的价值,我认为有三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第一,当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旧媒介的含义来认识新媒介时,那么新媒介就有大好的机会在名称和意义上做出转变。同时,一个区别于现有交流方式的新实体就可能诞生。举个例子,“可看的广播”最终演变成了“电视”;“移动电话”的名称中也渐渐没有了“固定电话”的影响,人们甚至直接用“Mobile”这个形容词来称呼移动电话,在意大利,人们干脆用带有感情色彩的昵称称呼手机。


第二,当新媒介和以往媒介的实质性差别显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新”就不言自明了。通常,我们所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使用模式上。有线电报在出现以后,最初的用处和光电报一样,主要用于政府和军事信息的传输。但是很快,有线电报就被应用到了商业信息、新闻和重要个人信息的传输中,慢慢变成了一个和光电报不一样的媒介,或者说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介(Flichy,1991,chapter3)。电话的发展路径与此类似,在和电报并行发展的过程中,电话因为口头表达方便的特点,其用途逐渐和电报区别开来,在城市内部的交流中发挥了独特的优势(Balbi,2011)。互联网本是冷战时期为了军事作业而建立的,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科学家们和反正统文化组织们所用,在90年代爆炸性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媒介并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完善当中(Curran,2012)。实际上,互联网成为一个“新”的媒介已经不止一次了,每个阶段它都会被不同的组织开发出新的用途。


第三,新媒介成为大家认可的新的媒介往往是在其引发了社会震惊之后。在新媒介诞生的时候,因为它对以往媒介的颠覆,社会对它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有人叫好有人唱衰,极大的关注度让它成为人们眼中的新事物(Boddy,2002)。强调媒介的“新”,也促使人们更加认识它的“新”。


四、 第三步:重置,旧媒介适应新媒介


当新的媒介出现的时候,旧媒介往往以同等用力而方向相反的两种动作,来模仿竞争者——新媒介的特点。


我们先看后者(即将新技术用于旧媒介,译者注),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例子就是绘画和摄影。19世纪,一些画家运用摄影技术学习肖像技巧。有些艺术家,比如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还会把摄影作品当作绘画的参照物(Gordon,Andrew,& Edgar,1988,p.34)



第二个过程更为有力,旧媒介还会改变自身及与新媒介的联系。Adner和Snow(2010)就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这一现象,提出旧媒介可从三个方面做出改变:拓展自身行为和能力、寻找适需的特定市场和寻求新的市场。用Flichy(1995)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改变使用的框架。拓展自身功能意味着旧媒介要多方面提高自身能力,增强与社会和技术的相关性,从而创造一个与时俱进的旧媒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行业就曾经尝试融入新技术,增强自身吸引力,以对抗电视作为新兴的可视媒介的巨大吸引力。3D电影和彩色电影作为电影和电视对抗时期的产物,都是电影媒介作出的重要尝试(Johnston,2011)。取代广播占据家庭起居室的电视也曾经刺激广播在技术上寻求突破,于1947年获得专利的晶体管,就被广播行业利用,以减小收音机的体积。便携式收音机出现后,广播不再是家庭媒介,也成为年轻人随身携带的媒介(Schiffer,1991)。就技术学习而言,旧媒介学习新媒介的改进,或者说能力的扩展,就好比帆船效应——在摩托艇出现后,帆船在航行时也用上了机动摩托,因而航行的速度明显提高。这就是旧技术向新技术的学习。


旧媒介改变自身从而向新媒介学习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寻找新的利益市场。数字CD盘产生之后,至少有两项旧的录音技术找到了新市场。模拟式乙烯基黑胶唱片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成为怀旧听众和专业DJ们的宠儿,他们都说这种唱片复制出来的音质更高(Nosengo,2003,Chapter 7);同样地,比CD制作成本低廉的盒式磁带,因为更容易使用,也更能适应亚文化发展的需求,反而比CD更受欢迎(Harrison,2006)。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20世纪至今的广播业余爱好者社群,这些广播业余爱好者既对一对一的无线传播深感兴趣,又和一对多的广播组织密切相关(Douglas,1989)。所以,当商业广播机构在欧洲和美国陆续成立时,这些广播爱好者们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市场,或者说延续了他们最初的模式:在点对点同行交流的同时,利用技术开发解决越来越长距离的信息传播问题。这个形成于早期业余广播爱好者原型的特点在如今的广播爱好者中仍有市场(Haring,2008)



旧媒介甚至还会彻底改变自身的属性,转变成为一个拥有新用途和社会关联度更高的新媒介。当移动电话出现以后,固定电话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固定电话的投资人和相关社会团队会反问自己:如何让已经建立起来的固定电话网络发挥新的价值?之后,固定电话网络又成为互联网的数据传输网络。这种对网络的重新利用和传统意义上满足人们点对点通话需求的媒介性质完全不同,特别是,这种功能上的改变解决了互联网走进用户家中“最后一英里”的问题(Musso,2008)。另一个遇见新媒介之后改变自己发展路径的媒介例子就是绘画遇见了摄影。正如前文提到的,不仅画家们从摄影中寻找灵感,摄影还激发了画家们寻求更多新的美学表达形式。所以在19世纪末发生的新艺术运动中,艺术家们逐渐摒弃一味的现实再现,更加关注内心的、哲学的和个人想法的表达,这也并非偶然(Berger,1972)


另一个旧媒介与新媒介有关的非常惊人的变化和社会评价有关。新的媒介出现的时候,往往会面临两极分化的社会评价,一种对它充满希望;另一种则对它非常恐惧(Carey,1989,p.8),这也反映了文化的收缩和扩张两种趋势。通常当新媒介诞生的时候,旧的媒介都会饱受赞誉。正如Nacci(2000,p.68)在书中所说,新媒介的出现总会让旧媒介感到危险,于是旧媒介就会在第一时间变得警觉并做出调整。新媒介还似乎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原有的媒介,总能让旧的技术焕发第二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播遗留下来的技术被电视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用了(Craig,2005,p.282);而正因为电视的出现,广播才成为一种更加自由和开放的媒介,并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对其文化价值的认可。类似地,电影院出现以后,剧院获得了新的高度社会认同。电视出现以后,电影院也成为人们眼中的高雅艺术。如此看来,新媒介对旧媒介的影响之一就是让它们重新被认可。与新媒介相交之后,旧媒介不断改善。


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旧媒介都是在新媒介出现的时候作出改变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旧媒介需要生存。旧媒介需要通过扩展自身的功能、寻找新的适需市场和调整自身框架来获得生命的第二春。Thorburn和Jenkins(2003,p.7)把这种普遍的现象称为媒介的连续性冲动。第二个原因就是每种媒介都会重新定义其他媒介,旧媒介对新媒介亦是如此。为了防止自己被取代,各个媒介都会保持警惕。因为媒介之间有非常深刻的关联,彼此会互相影响,当新媒介一旦进入某个领域,其他媒介就会做出调整,这也就是媒介反应系统(Ortoleva,1995;Dahl,1994;Bastiansen,2008),旧媒介自身做出的改变就是这种反应的一部分。旧媒介做出改变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改变是媒介自身永恒的生存状态(Brügger,2002;Posrer,2007)。新媒介的出现只是促成或者加速了这个过程,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更加准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传媒研究和其他假定传播技术与其本性一样始终不变的学科不同,我们无法用一个静止的视角去看待传媒,因此历史的角度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整个媒介发展永不止步的过程。


五、 第四步:共存,新旧媒介共同生活


旧媒介和新媒介之间的关系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停滞期,这也可能是媒介的延续性冲动之一种。正如我们所见,新旧媒介在互相影响的过程中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内涵,同时,它们也时常共存,像新媒介取代旧媒介这样的现象其实少之又少。在传媒发展史上,许许多多的新技术都被运用到了旧媒介上,从而提升了旧媒介的生命力。邮政系统在历史上虽然经历了比较深刻的变化,但是电信产业发展两百多年以来,它在现存传媒系统中仍然有很深的影响力。移动电话发展时,固定电话也没有消失。电影院和广播也并没有因为电视和网络的出现就被人们抛弃。就连鸽子这个最古老的一对一媒介,在后来的战争期间,也被用来取代广播、电报、电话和卫星通信这些容易被拦截的媒介。


有一些旧媒介,比如电报和电传机,虽然逐渐被邮件、短信和其他在线信息交互方式取代,但是它们仍然留下了很多有关传媒交流的财富为后人所用。电报的传播理念几乎被用到了电信行业的每个媒介中,电传机和传真的想法则被邮件模仿。另一方面,正如Coopersmith(2010)在提到电传机和传真时所说的,旧的技术并没有死,它们只是没有更新。所以面对过去的时代,旧媒介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消失殆尽;被部分念旧的用户继续使用;转移到不发达国家或者媒介发展程度低的市场中,以新的文化内涵继续发展。


从结果上来看,新旧媒介的共存会带来集成效应。曾几何时,好莱坞电影产业开始推出专为电视设计的系列电影。这可以被视为旧媒介对抗新媒介的反映(电影和电视常常被视为敌对的双方,前者往往受到后者的威胁),但是也可以被看成是这两个不同的媒介被迫结合,利用专业知识和经营策略互利共赢的获利商机:好莱坞需要新的出口来获得收益,电视则需要更多的内容来填充播出时间表(Ballio,1990)。19世纪末,电报和电话就实现了结构上的整合。一方面,将电报和电话网络合二为一、共享网络的试验一直在进行;另一方面,这两大媒介在很多国家都以分网的方式互相弥补,电报网络通常能够弥补电话网络的不足,反之亦然(Balbi,2011);最后,新旧媒介融合比较极端的形式就是杂交,它们互相融合,消解彼此的不同,最终形成一个和原始媒介完全不同的媒介。



Edgerton(2007)说,在技术发展史上,旧媒介不仅会在新媒介的挑战中存活下来,而且还会在这个时候达到自身发展的顶峰。电话出现以后,电报才迅速地扩散并在很多国家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广播也是在电视出现以后才成为数百万家庭的必备之物。电视在很多年间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媒介,直到移动电话、互联网与之比肩,但一直到如今,它们都一样受欢迎。Edgerton提出这个观点的目的在于强调,历史学家往往都太过重视研究新事物,而忽视了旧事物的重要性,更别说更好地建设旧事物了。说到旧媒介,人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反应:旧媒介之所以能够一直流行,也许仅仅是因为它们比新媒介更好,更透明(Gitelman & Pingree,2003,ⅻ-xiv),用户们会从理性角度出发使用旧媒介,因为在他们看来,新媒介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特点,也没有旧媒介可靠。


六、 结论:旧媒介、新媒介和媒介史


在本章中,我将尝试提出一个能将新媒介和旧媒介结合起来的理论,并对媒介历史和媒介研究的相关话题进行再思考。


首先,为了全面理解媒介的属性,我们必须将新媒介和旧媒介放在一起学习,切不能把它们当作两个分割的部分看待。对于旧媒介来说,它们必须要全面了解新媒介,因为新的媒介不可避免地会复制它们的想法和特征。同时,新媒介也对旧媒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之注入新活力,并帮助它们适应新情况。研究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不能把它们当作水火不容的对立者,而是要把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变化一并分析。这种变化很多时候是隐藏在连续性、传承性之后的(新媒介模仿旧媒介,旧媒介继续坚持自我),新旧媒介发展的连续性背后也会暗含很多的变化(旧媒介改变自己以适应新媒介)


在研究新旧媒介时,另一个有关方面就是媒介系统的逻辑。每一种媒介都是与许多当代媒介、传统媒介甚至是人们想象中的未来媒介的影子同构的(Natale & Balbi,2014)。这和媒介的纯粹性理论(Thorburn & Jenskins,2003)观点完全相反。根据媒介的纯粹性理论,媒介必须有自身固有的、不可变化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互媒体(intermediality),这是一种互相构造的过程,或者说同时创造新媒介和让旧媒介焕发生机的过程(Chapple & Kattenbelt,2006,转引自Bignell & Fickers,2008,pp.45-46)


媒介历史学家提出的第三个相关方面就是:理解媒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就是时刻记住事物是不断变化的(Schwarzenegger,et al.,2013)。我们提到的很多研究方法都表明:新旧媒介始终处在进化和变化当中。这种观点一方面印证了新媒介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表明旧媒介的更新是无可厚非的。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当它们被放在媒介发展的历史轴上讨论时,就会清晰可见。


既研究新媒介也研究旧媒介的路径避免了忽视旧媒介、已经消失的媒介和在以往变革时期存在的媒介这样的误区。正如Latour(1991)强调的,要想真正理解技术,我们需要均衡地分析媒介技术的成功和失败、诞生和转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新媒介学界有一个始终存在的误区,就是大家开始在新媒介和数字媒介之间画上等号。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在传播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把“新”当作一种持续的现象去看待和分析,甚至把“新”当作单个媒介的发展中不断重复的过程去研究。


总结来说,新媒介和旧媒介不是割裂的二者,它们互相影响,有时甚至难以分辨,同时又刺激着新事物的诞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未来的媒介研究中,应该始终注重新与旧的对接关系,这是媒介史研究的关键。本文的英文版本发布在《Theorien des Medienwandels》(《媒介变化理论》)一书的第231-249页。(内文插图来自网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加布里埃尔·巴尔比(瑞士卢加诺大学媒介研究助理教授),翻译:戎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校译:郭镇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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