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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0 11:20

当衰老、重病、孤独到来:该如何正视死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690期,作者:张丹丹,编辑:孙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以后就算活过来了,也可以先立个遗嘱。如果你不愿意,那也尊重你的选择。”方树功坐在病床边,劝一位癌症晚期的企业家。这个人既是方树功陪伴工作的一个服务对象,也是他多年的同窗好友。


眼看着时间不多了,患者家属希望趁他现在还清醒的时候,谈谈后面房子怎么处理,孩子父母的安排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他对任何人都避而不谈这些。家属找到方树功,希望他能去劝。


这位企业家有让人艳羡的人生,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研究抗癌药物。在将自己研发的药物给别的癌症患者使用时,他总是特别有把握。但他本人最后去世时不到50岁,他至死不想安排后事。


“他有恐惧,也有一种希望。每个生命在这个时候,对自己的身体状态都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愿意正视。”方树功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北京十方缘老人心灵呵护中心是一家为重症、临终老人提供义务心灵呵护服务的公益机构,方树功是创始人之一。在中国,有108个这样的团队在为老人提供服务,9年来服务的重症、临终老人多达10万人次。


正是这个职业角色,让方树功看到了面对死亡的时候,形形色色个体差异,也看到了生命到头来那些最坚固和不易摧毁的根底。


一、四千万老人正在步入人生最后一程


“死亡”历来在中国的文化中都是一个较为忌讳的词,会被“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现实主义积极入世的情怀所掩盖。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是很多中国人缺失的部分。


统计数据显示,患有不可逆的重病的老年人,如果不干预的话,医学上一般有10个月(280天)左右的存活期,大概和人来到世界上孕育的时间差不多。中国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目前约有4000万重症、临终老人,他们除了需要生活护理、姑息治疗和社会系统支持外,还需要心理的慰藉和心灵的呵护。


方树功对中国临终老年人做了一个分类,有一部分自己很快能想通,不需要外界的力量可以超越死亡的恐惧;还有一部分是自己没想通,开始折腾,脾气暴躁,有自杀倾向。


方树功们服务的,正是这些老人,在他们心理上特别纠结,还有刚刚得病、最痛苦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的方法,方树功和他的团队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是需要被呵护的,所以我们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就是爱与陪伴。” 


“目前对临终关怀的报道,大多会写老人和家属有多么痛苦,大家面对死亡有多少的无奈”。方树功摇摇头,他的样貌斯文,语速缓慢平和,但内在自成体系,透露出多数这个年纪知识分子的气质。


“每一个生命都是圆满的,每一个生命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有自我超越的需求和能力。”


60年代出生的他,从小就信奉科技救国,哈工大毕业后,在航天系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过去这位标准的理工科生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是靠逻辑去运转的,讲求速度、效率”。现在他觉得“逻辑反而阻碍了生命和生命之间的沟通”。


自从做起了这块的工作,有熟人对他这种大幅度的转变很奇怪:“你是不是遇到天灾人祸了?有不得已的苦衷?”方树功现在说起来还是忍不住笑,“都没有,甚至都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观念,就是一个喜欢,还有一份感恩。”


2011年方树功去养老院看望在那里的院长朋友,当时院里一大群人正在劝一位老人吃饭。眼前这位老人94岁,患有绝症,她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头发梳得很整齐。四天前她得到消息,自己最小的儿子离世了,如今孑然一身,觉得活着也没了意义,想以绝食的方式离世。


所有人散去,方树功出于好奇,一声不吭地站在老人的房门口,直到夕阳西下,老人忽然招手问他,“有《渔光曲》吗”?方树功赶快从手机里找出《渔光曲》,音乐响起时,老人泪如雨下,她开始慢慢地讲起当年最艰苦的岁月,缺衣少食,还被敌人追击,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听到《渔光曲》中唱道:“有一张破渔网也要过一冬”时,勇敢地生活了下来。


“后来她突然对我说,‘小伙子,给我一碗粥吧。’‘最艰苦的时候都过来了,我相信我可以过好自己的冬天’”。


“陪伴是有力量的。”方树功告诉我。


二、暴躁、恐惧和孤独


像前文老人这种想自我了结的还是少数,在方树功的感知里,多疑、暴躁、敏感、恐惧,还有一个人走向这条路的深重的孤独感,或多或少成了笼罩在众多患病、高龄老人头上的乌云。安慰鼓励“别害怕”“会好的”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件事情没有经验可谈。


2012年,方树功探访一家国有养老院,一位老人正和院方大闹,他坚持护理员偷了他一块旧的电子手表。护理小妹辩解,老人一挥手,把她打伤了。正值星期天,很多子女来看父母,听到有老人这样喊叫,院方很难堪。院长对老人表示一定帮他找到,甚至承诺给他买一块表,但老人就是不依不饶。


2018年,方树功在养老机构陪伴重症、临终老人。


院方没辙,给其子女打电话让把老人接回家去。子女的回复是父亲老是这样,已经换了好几家养老院了,这次不换了,让他们看着管理。


方树功去到老人的房间,得到对方一个字:滚……看到老人气吞山河的架势,像军人出身。方树功没有任何思考,敬了个礼:首长好,有什么指示!老人眼前一亮,从贴身的小兜里掏出年轻时候的照片,开始讲他浴血奋战的历史。半个小时后他突然回敬了一个礼:对不起,我的表掉到床底下,我只是很寂寞,希望工作人员陪我聊聊天。谢谢! 


随着年纪渐长,即使当下没有疾病的威胁,很多“年轻老人”开始恐惧起了这只不知何时会出现却必然存在于前方的拦路虎。方树功和他的团队将这些老年人组织起来,成立老人心灵呵护小组,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中解决自己的问题。


方树功也接触过年轻的重症患者。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得了乳腺癌,纠结痛苦一阵子,后来干脆不想,创业卖美容产品去了。对方发过来的照片,女孩正在录制一个节目,笑容甜美,妆容精致,丝毫看不出病态。


方树功认为,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症状相通,情感也相通,和年纪没有必然联系。谁都觉得没活够,活一百多岁的也觉得自己年纪还小。


三、活得很值和不值的人生


服务这些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方树功时常感到自己好像也到了人生的暮年,“你突然能看到自己的人生要追求什么,会有那种跟他们一样的紧迫感觉”。


他发现,尤其那些曾经有权力的人、有巨额财富的人、爱发号施令和习惯于控制一切的人,他们在面对死亡时的心理冲突会更加强烈。他们的生活经历里,已经习惯了任何事都可以搞定,可面对死亡,这种信心失效了。


2011年 ,方树功结识了满头银发、全身僵硬、只有头能动的朱大姐。在他的描述里,朱大姐很美丽有风度,穿戴也很前沿鲜艳。她总爱盘问来访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和学历情况,半年后,方树功再去看她,一见面,对方就立即报出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朱大姐智商147,身边人称她为爱因斯坦的表妹。高考前复习了1个月上了清华,大学期间每次都是全班第一,精通6国语言。毕业后听从家人的意见去了政府机关,在国务院担任重要职位,丈夫和孩子在大使馆工作,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堪称范本。


但朱大姐却并不满意,“我这一生啊,特别不值”。她还执念于当年大学毕业后的选择,“如果还有来生,我会选择自然科学,相信我会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病房出来,方树功不停地问自己:“我这一生最喜欢干的是什么?”回家的路上,在地铁站,他看着地铁在眼前驶过了好几辆。他感觉自己一生除了科研和管理外,更喜欢的是用爱和陪伴为生命服务。方树功辞了工作,做起了他热爱的临终老人陪伴事业。


2017年11月6日,天津延安医院临终关怀病房内的老人。


人人都希望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回顾一生,会是没有遗憾和后悔的。虽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方树功很喜欢的虎子大爷是这少数人之一。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躺在黄村医院的老年病房内,病情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可即便如此,“每次看他,他都咧着嘴笑”。


问及开心的原因,虎子大爷觉得,“我的命特别好”。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人生理想。


十多岁的时候,他就确立了人生三大梦想。第一个梦想,人这一辈子就得老婆孩子热炕头;第二个梦想,找一份工作,既能养家糊口,衣食无忧,同时这份工作还很自由,不受任何管束;第三个梦想,希望每天晚上能喝一斤二锅头,中午能睡个午觉。


后来他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孩子结婚了, 结婚以后生了七个孩子。自己找了份拉黄包车的活,收入不错,中午饭点儿的时候,没什么生意,他可以睡一觉,晚上游客出游的也很少,他可以早早回家喝一斤二锅头。就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70多岁的时候,前几周突然身体特别不好,一查已经癌症晚期了。


其实虎子大爷不是没有纠结过,不过总共花了半天时间,喝完一瓶二锅头,睡了一觉,全想明白了。


“如果人还有来生的话,你怎么打算?”


“我希望我还能拉黄包车”。虎子大爷不假思索地说。


四、在不同的临终愿望中看透人生


“我们去陪伴过将军、领导人,陪伴过特别有钱的人,也陪伴过乞丐,其实生命的本质到最后都一样,任何钱财名利地位对死亡都没有任何用处”。方树功看到,很多人往往那时候才发现自己更想追求的是什么,甚至那时候想要实现的愿望都是微小的。


方树功也曾去陪伴了自己上中学时的团支书,在他眼中,那是个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是人生赢家的角色。缠绵病榻之际,他对方树功说了五个过去想了很久却没去做的事,现在变成了一种奢望,他想在斥巨资购买的颐和园旁花园楼房的后院,种一种自己特别喜欢的小花;想和住一起的父母一块儿去遛弯儿;孩子在国外留学,希望自己去国外陪孩子生活一段时间;周游世界;放下工作去做一些自己的业余爱好。


“其实他的经济能力、时间都没问题,但就是一直想着等以后再说,结果后来他发现,曾经举手之劳能做的,最后其实一件也做不了”。


最后时刻,人有各式各样的要求,比如,有想给自己涂一下红色的指甲油,有想见自己的初恋女友。有的叮嘱家人不要做创伤性的抢救,让自己安然逝去,也有希望家属要尽一切努力抢救自己,不惜任何代价。


有个老人,临终前最大心愿就是把身体上那些输液管什么的都拔掉。因自己身体动不了,只能求助旁人,但没人敢给他提供这样的帮助。一次陪伴结束后,老人忽然对方树功说,“我的人生想明白了,其实人自然而然地来自然地去挺好的。人就像粪土一样,到地上会滋润土地,土地上长出新鲜的果实,又能被人吃,所以生命是永恒的”。


两人笑着将这一切归结为:“逝者,屎也。”


“我以前老求着你们帮我把管子拔掉,让我早点死。那是因为我怕死,现在我不怕死了,其实也不用求大家了。”


第二天老人面带微笑地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走之前他自己拔掉了插在身上的一堆管子。方树功回忆,一般老人去世多数是在凌晨 ,但那个老人是在中午阳光正好的时候去世的。那天他没什么异样,特别开心,中午吃完饭还让家人都去休息,好像回光返照一样。


“有人觉得那样好像挺凄惨的,但你在现场看到,就是人的生命想透了以后,他自己觉得那样走最舒服”。


活着何为?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恒久不变的命题。想通这个问题,也必须要想通死的问题。因为生和死从来都是形影相随。


方树功和大兴养老院一个70多岁的老人关系不错。老人将曾经当兵的照片放在床头,帅气阳光,如今也照样开朗。去年夏天,养老院找到方树功,说老人的状态特别不好,希望他可以来看看。


“我不用你陪了,你去陪别人去吧”!老人一见到方树功,就冲他摆摆手。


方树功将椅子挪了位置,坐到了他脑袋后头,老人才默允。那天,他们谈到一个问题,死亡是什么?老人沉默不理会。但方树功知道那是他在思考。


最后他得出,“人死了以后,不管是火化也好,土埋也好,都成一堆肥料,这肥料在土里头,滋养植物,长出人吃的东西,人吃了以后不是循环起来了吗,不就是永恒吗”。



海淀一家老年公寓的另一位老人则从另一面思考活着的意义。身体特别不好后,这位老人全身上下,能动的地方只有手。老人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呼吸很短促,一段时间后,直到呼吸均匀下来,老人叹了口气,“这辈子活着没任何意义”。


“您这一辈子难道就没有有意思的时候?”方树功问。


老人愣了一下,眼睛瞪着继而转动,像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画面,十分钟后,他突然笑了,“其实人生最有意义的是传宗接代”,继而喘了口气,全身放松,不时阖眼,感到身心舒服。


这个说法同时也让方树功觉得新奇和智慧,“是啊,我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他说完以后我真的有感觉,我自己的生命,在下一个生命里,那种DNA在奔跑,那不是生命的永恒吗?”


五、当我们在谈论死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很多临终老人的苦恼是“求生不得”,而70多岁的大宝的苦恼则是“求死不能”。在社区养老院生活的他,曾经尝试过3次自杀,均无果,他觉得死是很难的事儿。


大宝爷爷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事故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夏季,他决意去游泳,或许是身体的燥热逼迫,刚到泳池边他就一头扎进泳池,伴随着巨大的疼痛,30岁年富力强的大宝摔成了高位截瘫——泳池里的水刚及膝。从此以后他过着自认为生不如死的日子,甚至连正常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


但他还是艰难地开始了自己的死亡策划。先是骗家人说自己睡眠不好,要安眠药,每次要来的不吃,攒着,攒够一定量的时候偷偷一口吞了下去。最后被家人发现抢救了过来,人也遭了很大的罪。后来,他盘算着让人带他到山上看风景,故意弄翻轮椅从山上滚了下去,摔成了重伤,没摔死;第三次他在家里绝食,谁劝也不吃饭,但这也死不了,即使身体虚脱了,输点营养液又救过来了。


这一路下来,大宝爷爷也折腾累了,闲极无聊之时,他开始画画。方树功记得他有一幅画很特别,那是一个巨大的汉字“死”!汉字的右下角是一把血淋淋的象形匕首。那应该是他情绪状况非常不好的时候画的。其他时候,他很爱画英雄的画像。画画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现在70多岁的大宝爷爷,有时候觉得也挺自豪的,因为当年和他一起的健康的人现在都死掉了,而高位截瘫的他现在还好好地存活着。


“我在想我们传统的孝道文化,撇开道德层面,它其实是让人在面对、陪伴一段生命临终的时候,更好地感知当下的生命,为未来的生命做调整”。方树功认为,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看到生命最本质的东西,能让我们走得更长远,慎终思远也许有这样一层意思。


生命其实是个生态系统,它有积极的也有不积极的,有白的,有黑的,有灰的,因为都有,才是圆满的世界”。在这些临终生命面前,方树功不愿意去说什么奇迹,那是医学要去做的。


这份事业让理工男方树功有了不小的改变。以前对于他来说,活着最核心的是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在他希望自己每天生活得喜悦。“现在看世界会更平和一些。遇到困难,有了一些超越的视角”。


“所以在你看了这么多生命临终状态后,你会觉得,无论你未来遭遇到什么,都是能够面对的,不是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周刊智库(ID:fhzkzk),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690期,作者:张丹丹,编辑:孙杨,实习生宋子琪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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