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巨变来自西洋：从东印度公司谈起

英国人走出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也就是在地缘经济的世界岛上，搞了一个准国家化的商战合一的建制，那便是“东印度公司”，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开发世界市场，统一全球经济。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刘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大型仿古船模型）

东印度公司：工业革命的东方引擎

我国东南沿海越族以及闽、广之民，自秦汉以来，就已纷纷出海，继以唐、宋、元、明，通商所及，海域渐开。

明中叶，欧人扬帆东来，来到南洋诸岛，开码头，立商埠，流通百货。闽、广之民，虽已先来，但他们对于后来者，还是表示欢迎的，因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正在形成。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欧罗巴之东道主”。

葡萄牙人来，西班牙人也来，他们从大西洋起航，沿着西非黄金海岸，顺流而下，经由西风带，绕过好望角。

顺风顺水，满帆而至，欧人从大西洋进入东非与南亚之间那一片海域，此在郑和航海时，还被称为“西洋”，欧人抵达后，名称改变，变成“小西洋”，因为欧人身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西洋，中国人对此，似乎无知，以其遥不可及，故曰“泰西”。

郑和率众从长江口太仓出海，船队往西南航行，先下南洋，经由马六甲海峡，行至苏门答腊岛，再下西洋。

此岛有巨港，郑和以之为起点，向印度进发。

印度半岛如巨人之足伸入西洋，一脚踏在了东西方海通的中央，当郑和来到印度时，那里还有个古里国可以落脚。

《明史》称：古里，西洋大国，诸蕃会要。

其时，欧人未至，“西洋”乃以中国命名，然其原称，或出于宗教信仰，曰“穆斯林海”，或基于地域，曰“印度海”。经多次往返中印，郑和卒于古里国，又历数十载，欧人达·伽马来，遂以欧式命名，称古里为“卡利卡特”，称西洋为“印度洋”。

其以“印度”名者，盖因古印度人称印度河为Sindhu（梵语的音译，本意是“大河”），在中国古籍里称“身毒”，波斯人对字母S发音困难，音变为Hindu，又因字母H弱化，乃至失音，再变而为Indu，而希腊人则以此河流泛指印度地区，又将Hindu或Indu音变为Indus。

后来，达·伽马也像郑和一样卒于古里国，但不同的是，郑和死后，中国再无人来，而达·伽马死后，欧人接踵而至，而且不断升级，以东印度公司的方式，进行有组织的殖民活动。

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开始，作为资本主义的标志，接着，荷兰、法国等六国，也跟着仿效，其中葡萄牙来印度最早，但成立东印度公司，却比英国晚了二十多年，其殖民方式，一如既往，还是封建主义，用资本主义方式殖民，它得从头学起。

华人和欧人，前后脚来到印度，各自带来其身后的东西方两大经济体——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经济体和以欧洲为主体的泰西经济体。这两大经济体，再加上以印度为中心环印度洋沿岸经济带所形成的经济体，足以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

而迈出世界经济统一性这第一步的，当然就是郑和下西洋，大明船队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来自远东的贸易。

过了半个多世纪，达·伽马带着葡萄牙人迈出了第二步，与郑和下西洋所不同的是，他不光带来了贸易，还带来了武力，还想把印度变成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为此，不惜血洗古里。

但他们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和平也好，武力也罢，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的方式，不同区域经济体的统一性，是由他们利来利往的经济活动带来的，是以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来赋予的，表现为经济地理单元的叠加以及地缘经济空间的扩大，可这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制度化的市场经济的统一方式。

郑和拿不出这样一套制度化方案，当然也就谈不上建制，只是一味的同古里国搞好关系，达·伽马也没做这方面的准备，惟以豪夺，抑或巧取。这样的方案，要等到英国人出来走第三步时才出现。英国人走出资本主义的关键一步，也就是在地缘经济的世界岛上，搞了一个准国家化的商战合一的建制，那便是“东印度公司”，用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开发世界市场，统一全球经济。

“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是人类初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制度尝试，英人以此，将早已捷足先登却在封建制里高枕无忧的葡萄牙人，从国际地缘经济中心的世界岛上排挤出去。

东印度公司的成功，宣告了资本制对于封建制的胜利，还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准备了一个广阔的经济领域。

试想一下，若无可供追逐的市场空间，工业革命的澎湃动力就会憋屈在英伦三岛那狭小的经济子宫里，好在东印度公司的建制，为工业革命的产儿开发了近乎无限的巨大产地。

工业革命的产能，没有哪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体可以独立承载，古老的地中海经济体显然不行，大西洋经济体虽是工业革命的发祥地，但仅以此一隅，尚不足以安顿工业革命的永动机般的动力，还要有印度洋经济体和远东经济体的参与，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共同体，才能够让工业革命的机器开足生产马力。

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都会带来工业革命，古代地中海经济体的资本主义，还有远东经济体宋明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都没有带来工业革命，在一个有限的古代经济体内，不是所有的技术发明都会带来经济进步，滥用新技术，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内卷，破坏经济体的固有生态，而被技术反噬。这就是工业革命要在东印度公司式的资本主义，取得全球化的进展以后才能发生的原因。

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完成，一个经营了二百五十多年、寿比一代王朝的东印度公司，就宣告解体，大英帝国，从幕后走向前台，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接管了公司。

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赋能国家主义以一种新型的船更坚、炮更利的方式，不但战胜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以此终于突破了东方大国的海禁壁垒，带来三千年巨变的危机。

三千年的巨变，欧人用了三百年来促成。

列强来了：中国海权丧失及海疆危机

先是葡萄牙人来了，从印度洋驶至中国。

1535年，也就是明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这一回与在印度不同，他们不敢贸然行使武力，而是采取渐进方式，悄然进取。他们以晾晒货物为由上岸，不声不响，于澳门定居。

接着，西班牙人也来了。那时，西班牙与葡萄牙形成联合王国。西班牙开足了马力，同大明朝合作，为中国提供白银。

但银子，不从欧洲来，葡银从日本来，西银从美洲来，用“马尼拉大商帆”运来，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因为，那船上不仅载了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

徐继畬发现，“金银气”十足的西班牙，本身没有货物出口，仅大米一项，产地还在吕宋，但它同中国贸易，互补性强，对中国有益，在东西方贸易中，徐氏特别指出这一点。

徐氏《瀛环志略》，谈起在台湾未开之前，便有“吕宋之米，时时接济闽中”，在厦门通商以后，他在巡抚任上，亲见“吕宋之米复至”，叹曰“较之珍奇玩好，其为利益也大矣”！

晚清时，徐氏尚有如此之叹，前明时，当更为可观。那时，中国和西班牙的贸易互补是全球性的，西班牙拿走商业利润，中国获得产业收益，各取所需，形成贸易伙伴关系。中国商品，由葡人在澳门装船，运往马尼拉，再从马尼拉转运各地。

西班牙人开发南洋诸岛，也利用中国劳力。

徐继畬说，吕宋“地近闽疆”，故“漳、泉两郡之民”，因下南洋而“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流民，每年都要向西班牙缴纳“票银五、六两”的人头税，交了钱，才有居住权。

马尼拉为金银集散地，流民不知来路，以吕宋为产地，适逢中国金银需求旺盛，涌来采金者，引发一场大危机。

《薄海番域录》记载，万历三十年（1602），一位名叫张嶷的人，声称吕宋有树，能生金豆，朝廷派漳州郡丞王时和同其前往寻找。有人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

以此，西班牙人怀疑华人，派兵围捕，坑杀二万余人，剩了三百人，华船遂绝迹。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对于西班牙人，大明朝廷无可奈何，不但没有出兵，反而在三年后，又遣商船至吕宋……

此事表明，朝廷要银子，不要海权，中国海权，从此，退出南洋。

西班牙人肇事后，亦颇为后悔，对华贸易中断，损失不小，见明朝商船复来，便将被损害的贸易修复了。

这样的大屠杀，如果发生在今天，会作为反人类罪受到制裁，可那是强权时代，重商主义的刀，杀向全世界。

西班牙人，从美洲杀来，本想把美洲据为己有，结果把美洲杀丢了，本想把南洋据为己有，结果把南洋也杀丢了！重商主义只要金银，不要人心，不在乎人命——“富而无政”！

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眼睁睁地看着两万多名华人被杀，竟然会默认。明朝不出兵有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应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徐继畬愤怒了，大骂“况区区之夷国乎”！在《瀛环志略》里，他本来已经取消了“夷”的说法，但在这里，他还是忍不住又把“夷”字安在了西班牙人的头上。

屠杀华侨，岂止西班牙人？还有那荷兰人。

徐继畬说，荷兰人“航海东来，至中国之东南洋”，对于“东南洋”，他特意强调了“中国”，含有海权思想。荷兰人东来，先占噶罗巴即爪哇，他也以“中国”眼光来看，指出，噶罗巴是“大小西洋入中国之门户”，“门户”说也意味着海权。

徐氏引《海岛逸志》曰，噶罗巴之“浪中”，有似楚江之音节，彷佛苏杭之景象。该志作者王大海，应试不第，泛海至爪哇，“居噶罗巴十年，赘于甲必丹某之家”。“甲必丹”，乃Kapitan之音译，荷语为Kapitein，汉语之意是“上尉”，普希金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起初就译作《甲必丹的女儿》，但它在此处却非军职，而是荷兰以华治华的方式。

王大海说，华人多富商大贾，获利无穷，故纳贿荷兰，求为甲必丹，他还描述了甲必丹就职典礼的情状。荷兰一人捧字而来，甲必丹及诸人出门迎接。荷兰人入门，止于庭中，开字捧读。上指天、下指地云：“此人俊秀聪明，事理通晓，推为甲必丹，汝等乡音以为何如？”诸人齐应曰：“甚美甚善。”荷兰人俱与诸人握手……如此场景，其乐融融，中华礼仪，似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王氏身临其境，而有“西洋荒服之国，竞化为邹鲁之乡者”的美好感觉。

又说“西洋之地，有可爱者，亦有可惜者”。

何以可惜？王大海说：“余谓西洋，为极乐之地，但华人难能，因为中华之乐，盖有礼义廉耻以相维，不能极其欲也，必须家无父母，终鲜兄弟，无内顾之忧者，方可终为极乐之人。”

以此，唯西洋人能极乐，何也？因为“西洋之乐，则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而穷奢极欲，以自快其身而已矣”。

华人不乐，悲惨随之。王大海在《〈海岛逸志〉著者自序》里，写他自己读过一篇《噶喇巴纪略》，还评价这篇纪略，说它记“方土颇详”，而“人情未尽”。他往噶罗巴前，纪略就已问世，是在悲惨的气氛中问世的。那时，在噶罗巴发生了荷兰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惨案发生后，清朝的态度同明朝差不多，据说，乾隆皇帝以一句“天朝弃民”，就将那些惨死的华人打发了。

徐氏知其根源，并非“荷兰之酷”，而是中国丧失了海权。天朝要面子，不要海权，葡、西之人都懂得这一点，戴了朝贡面具，让天朝有面子，有了面子，就感觉不到丧失海权，而荷兰人，却扔了面具，使天朝特没面子，故晚明对其格外警惕。

那时，荷兰人船舶往来如“海上马车”，频繁出入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时人称他们“红毛”，是一群来自西洋的国家主义海盗。可徐氏对他们的评价，比对西班牙人要高。他批评西班牙人“富而无政”，对于荷兰人却表示佩服。谈起荷兰国，他说：“地本弹丸，而图国计于七万里之外，历数百年无改，亦可谓善于运筹者欤。”他还告诉我们，荷兰“所织羽毛缎最良，中国贵之”，其民朴实，治生勤苦，利之所在，不远万里而求之。

同样重商主义，徐氏看出了两国的不同；同样是海盗，他作了不同评价。西班牙的重商主义，还留着中世纪的王朝国家的尾巴，而荷兰重商主义，则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近代化。

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安装在商船上

西班牙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都隶属于王室，没有一块殖民地有自治权利，凡事听命于马德里，尤其要命的是，西班牙禁止私有经济，很有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

而荷兰人采取了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其代表，就是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两年后，荷兰也成立了。

公司由阿姆斯特丹等六城市商会组成，设董事会治理，各商会又有若干个人股东，可实际权力掌握在由“十七先生”组成的委员会手里。委员会人员，其构成由股份来决定，没有一个商会可以垄断，每个商会派出的商船，其数量多少和规模大小，亦由其股份比例而定，国会授予它特许状，并给予了许多特权。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获得了本国东西方贸易垄断权，还具备了开战、议和、建立殖民地及铸币等国家职能，没有一个国家，像荷兰人那样，把国家机器安装在他们的商船上。

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成立更早，也拥有特权，但权力却有限。在16世纪，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可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在17世纪革命以前，英国贸易同样受制于王权。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共和国的儿子，资本主义嫡系，国会是它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而非王权主义主导其海外贸易。

荷兰国，本土很小，资源贫乏，徐继畬说：“荷兰为欧罗巴泽国，与鱼鳖错处，受水患最甚，享水利亦最优。”为防水患，有人说“上帝造海，荷兰人筑堤”，但见过万里长城的徐氏，对荷兰人筑堤千里不以为然，但如果他要是知道荷兰人筑堤是在围海造田，他难道不会刮目相看吗？

荷兰人善于开辟国土，亦善于开发市场，他们的国家主义，没有被国土狭小所限，而以市场来放大，他们懂得市场大于国家。“受水患”而开辟国土，以共和制治理国土；“享水利”而开发市场，以股份制运作市场。

现代化的股份公司，就是由荷兰人发明的。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赢利情况分配股东货物。有人要变现，这很自然，便将股票出售了，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

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资本主义理想，寄托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时，也将人性的贪婪押注在了这支股票上，理想与贪婪一起推动股价上涨。

从17世纪初到世纪末，炒股成了荷兰人的日常生活，钱多者买股票，钱少者买股票期货，机会像太阳一样，在交易所里，每天升起又降落。让我们行走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上，你会发现，总有人在你身旁吵吵嚷嚷。去问一下吧，他们究竟怎么了？原来又在谈论股价。

就这样，那些17世纪的荷兰人，他们不光是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无限希望，推动着东印度公司海外扩张。徐继畬发现，欧人跨洋而来，皆以商贾为本业，而荷兰人更是“专务于此”。

荷兰人到中国来，要绕大圈子，但他们同中国人做生意，却直来直去，从来不向明朝进贡，不搞“朝贡”贸易。

他们直接把战船开来，宣布对他们所在海域进行统治，所有过往船只都必须得到他们允许，否则就被他们攻击。对此，他们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因为国会授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连朝贡都不懂，还来中国贸易？他们一来，就被明朝驱逐。可他们又岂是好惹的？你驱逐他们，他们就抢劫你。从此，凡在澳门至马尼拉航线上行驶的商船，都被他们劫持。

海盗行业，是无本生意，作为国家海盗，他们大获其利。东方如此多娇，西方海盗终于忍不住了，在东方海域打了两仗。于马六甲海峡，荷兰人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小西洋，荷兰人同英国人打了一仗，这是两个东印度公司的较量，也是共和国与王朝这两种国体的较量，结果是，英属东印度公司被打败了。

处于上升期的英国人，战败以后，就回头解决国内问题去了，革命就要来临，英国难以分身。而日益衰落下去的西班牙、葡萄牙，面对长驱直入的“海上马车夫”，再也没有力量抵御了，一任其游弋于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之中。

当时，唯一能制约荷兰人在东方的海上霸权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但并不是大明王朝，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海商。

我中华历五千年而不亡，就是因为有着极其深厚的民间力量。放在四千年的王朝舞台上，历代王朝就像跑龙套一样，而民间则放出永恒的光芒！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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