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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4 11:04

我在北冰洋当“浪姐”,月薪13万

海风刺骨,摇曳在北冰洋上的渔船,如同一条永不停歇的金属贪吃蛇,不断吞吐着帝王蟹的命运。13万元的月薪,使得这场以枯燥和危险著称的游戏,从未缺乏跃跃欲试的报名者。但作为少有的女玩家,最让刘一凡心动的,并不是通关后的丰厚奖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詹世博,编辑:陆一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船身随着波涛剧烈起伏,重达450公斤的蟹笼在机械臂的操控下从深海回到甲板,船员们在摇晃的甲板上迅速固定这些笼子。


每一次抛笼和收笼都是对体力和技巧的极大考验。昏黄的灯光下,渔夫举步维艰,稍有不慎被笼子击中或卷入绳索,都有丧命的可能。


但更常见的危险还是来自海浪与失温,一旦掉下去,就别妄想被救与救人。


上述情节来自于2005年拍摄的纪录片《渔人的搏斗》,无数人在窥到帝王蟹捕捞者的日常后被深深震撼。


他们自称“渔夫”,而这条古老且危险的掘金之路上,也逐渐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三年前,告别国企工作的刘一凡,从上海来到挪威。她选择登上渔船,成了船上第一个面对极限与未知的中国女生。


但让她真正崩溃的,并不是大海和意外。


海上永动机


晚上10点,刘一凡穿上劳保服,换上一双厚重且充斥异味的靴子,走向加工船舱。


放眼望去,可见的海域也没有第二艘船的影子。海浪很大。这种天气,在甲板上捕蟹的渔夫不知道会被渔网撞出多少新的伤口。


好在刘一凡今天不用吹海风,但在室内并不意味着更轻松。零下20摄氏度的船舱里,下饵捕蟹、分拣砍杀、打包保存,每一个环节在经过12小时的重复后,都能轻易摧毁渔夫们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极限。


与《渔人的搏斗》中不同的是,刘一凡所在的那条船极大。上船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大家进行安全培训,教大家救人。


踏上渔船的第三天,刘一凡的肌肉就开始抗议。酸痛如潮水般涌来,繁重的工作使得肩颈时常有针扎般的疼痛,套在肩膀上的又硬又重的背带裤更是雪上加霜的存在。


劳保服非常不透气,每次都会闷出一身汗,累到头昏脑涨直不起腰是常有的事。站立时,脚趾发麻尚能忍受,可一旦躺下,双脚就失去了知觉——这是比疼痛更让人恐惧的存在。


旧伤未愈,新伤就找上门来。上船的第一周,刘一凡的手指已无法弯曲,肿胀到无法合拢。船长老婆很“有经验”地用绷带帮她缠了几圈,疼痛却日渐加剧。她先后在网上找了三个国内的医生,才诊断出是脱臼。可惜推荐的药在船上根本没有,医务室只备了晕船药和心脏救急丸。


既然不危及生命,就没有停下来的资格。捕蟹是团体劳动,动作稍慢,挨骂事小,耽误进程则成了全船罪人。拿蟹、劈开、对折、打包,还没处理完脚下的蟹,新的一批又从上方的窗口涌向流水线。两层手套下,缠着绷带的双手依旧会被寒冷侵袭。但她必须迅速筛选,把帝王蟹精确配重。每一份帝王蟹都有严格的重量限制,9.2公斤的指针,成了悬在她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几乎每天都会有来历不明的新伤。


24小时不停歇作业的渔船,像一台捕蟹永动机。当渔夫被6小时的极限工作榨干时,才会有下一批劳动力前来换班,而在这之前,他们只有10分钟的喘息时间。


每人每天都需要上两次班,即12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两周才能靠岸卸一次货,而每次卸货,都至少有200吨的帝王蟹需要被迅速清理,以便尽快起航。


回到船上的莫比乌斯环,离岸的渔夫们不再有休息日,因为螃蟹不会休息。


在“监狱”月入13万


翻看刘一凡在船上的照片后,你几乎很难把她和上海市中心甲级写字楼里的女白领们联系到一起。没错,三年前的刘一凡,在上海拥有一份精致且体面的都市生活:朝九晚六,早C晚A。周末会为了喜欢的乐队而驻扎在live house,一待就是一晚上。


这样的节奏打破于2020年,她前往挪威找男朋友,本打算疫情一结束就回去,没想到一待就是四年。


捕蟹的工作是当地的朋友介绍的。在这样一个渔业帝国,几乎每一个挪威人身边都有不止一个渔夫朋友。刘一凡上的这艘船,船长曾经也是捕蟹高手,创下的纪录至今无人超越。


正常来说,挪威的1至5月份都可以下海捕蟹,每艘船都有自己的捕蟹限额。但刘一凡的这艘船,通常只需要3个月就能达到额度,提前收工。


在船上工作的渔民们。通常来说,挪威人的英语水平较高且没有任何口音,而遇上口语水平参差不齐的东欧人时,则经常因交流不便耽误进度。


每个渔夫会在月初先收到10万挪威币(人民币6.7万元)的底薪,提成则与当月的帝王蟹收成直接挂钩。一般来说,每人每月平均能赚20万挪威币(人民币13万元)。3个月下来,一般会比别的船上的渔夫干5个月赚的还多。


代价自然是加班加点。“一提起这艘船的名字,业内人都会说,那就是个监狱”。


但“监狱”的伙食倒是不错。牛排和鳕鱼都是常见的搭配,饭后还有冰激凌。船上有穆斯林和素食主义者时,厨子会专门再做两份饭。


帝王蟹也有出现在餐桌上的机会,但只是为了验货。刘一凡第一次吃到帝王蟹也是在那艘船上,“甜甜的,但是懒得吃第二次”,因为实在没有力气剥蟹了。


她是贵州人,哪怕在挪威也是每天吃川菜。但是到了船上,食物的口味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倦怠至极的生活,早已磨灭了她对美食的欲望。


这是刘一凡相册里仅有的一张关于食物的照片,大多时候,她都累到连手机都没有力气玩。


船上的同事,一半来自东欧,另一半来自挪威本地。不过本地人经常会中途退出,一般都很难坚持下来。


刘一凡后来才知道,招她上船是因为一个本地人退出了。她回想起初次面试时,船长只是确认她不晕船后,就夸她“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现在想想,或许只是因为实在难招人。


船长是幸运的。刘一凡扛住了甲板上的浪,顶住了远超负荷的工作量,化解了因语言带来的文化差异。


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捕蟹人,要面对的还远不止这些。


北冰洋也逃不掉职场PUA


那是一个平常的晚班,刘一凡在船舱内忙碌着。上一班的渔夫又偷懒了,贴标签——这项本不该属于她的任务,又落在了她的肩上。


突然,巡查的白人工头径直走了过来,指着旁边一箱遗漏了标签的螃蟹开始大声斥责:“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你xx在干吗?)”没等刘一凡解释,工头重重一掌下去,刘一凡刚刚打包好的螃蟹全部被打翻,“给我重新干到满意为止”。


工头叫麦克,是跟了船长20多年的老人。刘一凡的脑子嗡的一下。这不是麦克第一次找茬了,此前的言语暴力还历历在目。当时的刘一凡刚刚上船,对流程并不清楚,因为误操作被麦克当众呵斥。刘一凡听到他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什么都做不好的话,不如把你扔海里直接滚回家”。


刘一凡回想,其实在这之前,麦克就曾试探过她。第一天上船,她在介绍过自己是中国人后,麦克依旧会对她大喊“空你几哇”这种日语;还会问她: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吃狗肉。当时的她比较迟钝,给对方留下了很容易被拿捏的印象。


船的发动机声、各种设备机械声轰隆隆地响个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加上每天12小时不停歇的高强度工作,终于让刘一凡的压力达到了峰值。


她捡起一个螃蟹,狠狠砸向麦克的脸,“这是其他组员犯的错误,你怎么不管?就因为我是一个亚洲女生,所以你才敢冲我发火吗?”末了,吼出了那句憋闷许久的F-word。


结果对方开始自证,他不是种族歧视,“你看我的T恤,上面还印着Black Lives Matter(黑人人权运动中的口号,意为黑人的命也是命)


刘一凡当时觉得既好笑也好气,刚想与他好好沟通,麦克突然冲过来,狠狠拍下她指向他的手臂。刘一凡那时才意识到,很多时候,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于是也大吼:如果你再碰我一下,我就告你性骚扰。


麦克明显一愣,不敢再进一步,只好转身离去。


船上的每个人脾气都很暴躁,遇到问题完全没有坐下来好好沟通这种选项,似乎脏话和暴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就连标语也很粗暴直接:乱扔异物是婊子。


当天吃饭时,有船员主动告诉她”今天你做的事情真的很爽”。他们都很意外,一个来自中国的女生,怎么敢这么直接顶撞麦克。


刘一凡反问其中一个新来的同事:“他都骂你stupid(蠢货)了,你为什么还不反抗?”对方沉默一阵后,回应她“那等你吃完饭,我们就去他房间把他勒死”。


刘一凡当然知道这只是玩笑。来挪威的这三年里,她在办公室里做过文员、在酒店做过接待、在幼儿园做过老师助理,她感受到了几乎全世界最好的职场环境——健康、包容且积极。如今在船上,刘一凡只觉得陌生,“这还是我认识的挪威吗?”


一旁的老同事突然就笑了起来。他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刺鼻且呛人。是啊,挪威一向对室内吸烟严惩不贷。而在这艘船上,失灵的也不只是禁烟制度。


“一旦上了船,挪威就不再是挪威”。


极地之上,挪威不再


如果把船上的人分为两类——谋生与体验,刘一凡明显属于后者,而那些经济情况相对紧张的新人,自然逃不掉被老人打压的命运。刘一凡猜测,打压的对象或许不分国籍,通过羞辱新人来树立威信,才是真正的目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次冲突之后,麦克再也没有找过她的麻烦,甚至路过时也不敢与她对视。


但想放弃的念头还是时常会冒出来。不止刘一凡想,几个男船员也在琢磨着怎么逃,其中一个颇有执行力:“反正我和我爸的关系很不好,我和船长说他自杀了,要参加葬礼,这样船长就会派小船送我走了”。


船长同意了,可惜因为叫不到船,逃跑计划还是以失败告终。有人请假成功,是两个男生,理由都是累到下体发炎。


还有网友质疑她,是因为在国内活不下去了,才成为输出的劳务。其实无论是在贵阳还是上海,刘一凡的生活方式都颇为中产,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刘一凡还是待到了最后,她和船上的四个女生一天假都没有请。生理期的那些日子,她们都会提前吃好止痛药。


一般来说,捕蟹和杀蟹是男工负责,女工则承担筛选和打包的工作。看似男性更劳累,但若是计算总工作量,则不相上下。相比在船舱里打包,男生还是更愿意去甲板工作,导致捕蟹这一行,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一直都在增加。


但渔船并没有做好迎接女性的准备。哪怕船上最小尺寸的手套,刘一凡也依旧觉得很大。因为手套的原因,很多次她都没接住同事递过来的框子,导致重新返工。好在她的身高有175厘米,勉强能穿得下船上最小号的衣服和靴子。


让刘一凡印象同样深刻的是,原本前往捕捞区的那两天是不需要作业的,但船上的四位女生和船长的老婆依旧没有闲着,因为打扫船舱公区的工作落在了她们的头上。


船上的渔夫多是大男子主义的东欧人,只会静静地躺在休息区。他们认为这些清洁的工作天生就该由女性承担。


更有意思的是,当刘一凡把自己的经历发在网上之后,有网友对她进行揣测和羞辱:“一船的男人出海好几个月,招女人上船什么目的兄弟们都懂吧?”


这是比麦克还可怜的人,刘一凡并不会上前辩解。而更多时候,最吸引围观者的依旧是这份工作丰厚的酬劳。她收到最多的私信就是:我欠了很多钱,怎么样才能做这份工作,我什么苦都能吃。刘一凡会告诉他们实话:相比吃苦,签证才是最大的问题。她更怕评论区求财心切的人被黑中介骗钱。


和我聊天的时候,刘一凡的脚趾一直是麻的。下船后的日子里,身体的损伤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同样的后遗症还有,她现在一看到背带裤和橘色的衣服就会心里一怵。有人问她,下次还出海吗?


刘一凡的脑子里却冒出了,她在极致疲倦的工作间隙,看到冰面上奔跑的北极熊和海里跳跃的鲸鱼的画面。


当你在挪威,能看到挪威人看不到的那个挪威时,这样的冒险也不亏吧?


(图片皆为受访者供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詹世博,编辑:陆一鸣,校对: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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