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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4 19:00
曾经的高考状元,后来都拥有怎样的人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高欣、宣同珍,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高考状元一直是社会津津乐道的话题。成绩优异的人被考试制度遴选,独占魁首,成为人们对于知识和成功的一种寄托。曾经成为状元的人,后来都拥有怎样的人生?状元头衔给他们点人生带来了什么?我们找到五位曾经的状元聊了聊。


刘天艺,2013、2014年某省份文科状元:


就读港大后,发现对北大念念不忘


考上状元,对我目前人生最大的影响是:复读、再考。考得省文科状元,港大向我发来邀请;就读港大后,我却对北大念念不忘。再考一次,却没想到,还是状元。


萌生考状元的想法,源自初中班主任的潜移默化。当时我成绩不错,被选进其他人需要砸钱进入的重点班;班主任把早前带过的中考市状元挂在嘴边,向我们反复强调追求完美和“零失误”。老师对我很是照拂,我也想考出好成绩作为报答。


中考发挥失利,排到全市十八,没能如老师所愿进入“全市前十”,我十分愧疚。这愧疚紧压着我,我对自己的要求一直是:做到最好,不容许出现任何失误。高中三年,我埋头苦读,几乎不闻窗外事。最终,我在那一年高考中取得省文科状元。


报志愿时,我本一心向着北大中文系。但身边的人似乎都认为:一个状元,应该去北大读光华或去港大读商科,将来从事性价比最高的工作。


我去港大面试,两轮面试后,港大承诺我提供72万的全额奖学金。当时,我被英语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课堂氛围和港大的友善、规范吸引,最后在港大商科和北大中文之间折衷报读港大文学院,对父母和自己都是一个交代。


在港大,老师讲课用粤语,第一节课,我只听懂了“A、A+、B、B-”。为了跟上进度,我三天读完中文系的教学大纲,大纲里的参考书目大多出自北大出版社,或是北大老师的著作。“南辕北辙”四个字,清晰地堵在我的胸口。一个月后,我从港大退学。


媒体上开始疯传“高考状元无法适应大学素质教育”,我在各方压力下重读高三。苦读一年后,我再一次斩获省文科状元,校长得知后哭了。我隐约意识到,不仅仅是我,我的学校与教育模式,被捆绑在一起,互相传递并共享着压力。


得偿所愿。在北大中文系,我结识了许多敬重的老师,重拾曾因学业中断的音乐爱好,开始吹笛子、听昆曲。大二那年,我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人生:成为一名大学老师,业余玩玩音乐戏曲。


进入大三,在写论文时,我开始头痛,我一向自律,可生理疼痛难凭意志克服,我陷入对学者型生涯规划的质疑中,迷茫开始了。


确诊躁郁后,我把自己赶进社会,连做好几份实习,也摒下爱好,半年没听昆曲。直到有天,一位心理学专业的朋友提醒我,我看起来像是患了躁郁。这么些年过度的自我要求,成就过我,也终于催折了我。


接受治疗后,我生活的重心渐渐转到昆曲上。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去苏州(苏州被我们称为“昆中央”),也在那里接触到了昆剧传习所。


戏曲“新编”都很难吸引观众的当下,苏州昆剧传习所保留着最传统的演绎方式,从1921年延续至今。2016年,它曾濒临解散,目前仅剩6位演员。可他们都是传承昆曲最好的老师。


毕业后,我会去传习所做文案宣传、文献整理等工作,同时继续练习昆笛,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能够独挡一面的笛师。


当年曾做过我的范本、被初中老师挂在嘴边的那位状元,后来出国、进投行,走上众人期待的“状元”的人生路径。我虽比不得人们心中对“卫冕状元”的想象,但也找到了怀着使命感的理想和事业。


刘天艺在吹笛子


Kikyo,2013年嘉峪关市文科状元:


状元之后,才发现这个光环并非我应得


逃课、谈恋爱、从不报补习班、和同桌在课堂上养鱼、抽烟喝酒玩音乐、与一帮社会上的朋友玩得很好……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优等生。


以中考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嘉峪关一中后,我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母亲,她是嘉峪关一中的老师。如果考试没能进入前三名,母亲和老师们就揪着我不放。


闲言碎语会传到母亲那里,“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女儿?”母亲叮嘱我,不要被人看笑话,他们都在等看你掉下“神坛”。我没有掉下去,高一、高二两年间,我基本都是第一名,有时拉开第二名四十分。


然而,高三那年,我状态很不稳定,好几次模拟考落到了第二名。老师疯了,语重心长地批评我。我突然落泪,只因不希望母亲受到影响。


高考前夜,一个青梅竹马突然造访,邀请我出去走走。我和他一起长大,高中三年谈了一段分分合合的青涩恋爱。


我们骑车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大湖边,干坐很久。在这种静默和安宁的环境中,我忽然醒悟过来,似乎跨过高考这道坎将获得自由,可以与从小喜欢的男孩在一起。


考试不算顺利。数学考试结束前,我检查出一道大题写错了,走出考场时我脑子嗡嗡作响。等到成绩出炉,心里的石头才落地,我是市状元。没有喜悦也没有侥幸之心,因为确信自己有实力考好。


我曾以为,自己有个性,和书呆子不一样,周边的朋友也很有个性,玩音乐的、当兵的……去到清华,生活也会继续精彩。去到北京,更大的世界摆在面前,我才发现家乡那座城只是小地方。


在清华大学,绝大多数同学不仅仅是学习好,爱好特长同样也很优秀。同样喜欢摇滚乐的同学,还精通乐理和乐队流派的历史。我不过是个门外汉罢了。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真相,我终于明白自己的无知。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去报社实习,到互联网公司工作,试图在自己学习的新闻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却都发现不是很喜欢。


大学一年级,我开始学习用相机。很多人比我拍得好,我没有和别人比较,而是慢慢接受,只和自己比较。大三这年,我到别的学校交换学习,并且下决心要做纪录片。


每次回到家乡,家乡人依旧会开玩笑说:“清华状元回来了。”我并没有很在意他们的夸赞,“状元”这个光环并不是我应得的。


至于那个男孩,高考结束后,我和他又在一起了,只是大学期间很少联系,不了了之。


Kikyo


沈桥,曾为省文科状元,年龄、省份不愿透露:


我自在的人生,被状元身份挑战


中学时代,我常常考第一,但内心从不认可自己是“尖子生”。初中,我独自住在老师安排的小房间里,用诗段记录每天的生活。高三我开始对哲学有兴趣,常翘掉晚自习去书店看柏格森等人的著述,并决定大学要读哲学。高考不巧考成状元,我游离人外的自在受到空前挑战,自我介绍时,我会用笔名介绍自己。


身为状元,我的志愿也牵涉多方利益,甚至失去填志愿的自主权。清华招生组带我参观了解各专业,希望给我更好的引导,我中途落跑;北大招生组向我力陈“哲学系并不好”,我在一旁如听笑料;最后,母校高中也出面施压。三方守持下,我一不留神没坚定,填了之前从没听过的光华管理学院。


光华的学业我倒不抗拒,但形形色色的课余生活吸引了我,我延续了之前对文艺的爱好。小学时,卖摩托的老爸给了我一部相机。那会,我会举着重重的相机踩坑踏水,从取景器里观察我们那个小地方。大学,我进入电影社团,和朋友们一起写剧本、摄影、导短片,也时常旁听其他学院开设的电影相关课程。我开始认真思考电影和自己的关系——作为一种强大的表达工具,它刚好把我最喜欢的摄影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大三暑假,我第一次拍出自己的成片,观察踞守在北大的考研人和旁听生。


大四,我临时起意,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我以为希望不大,没怎么复习也没联系导师,结果落得专业课第一却没录取。毕业时,我懒于找工作,有短视频公司看过我的作品找上门来,我顺手便接了offer。


后来的一年多,我在短视频公司拍过青春爱情短片,跟着前辈拍过极限运动,去平遥电影节做过字幕员,自己接活做过广告,也去央视三套当过编导。与此并行的,我一直在创作,一直在筹备自己的独立短片电影。


我筹拍的第一部电影需要二三十万,为此我四处游说校友和制片人。过了两三个月,各方工作人员都找齐后,资金还没到位,我只能暂且搁浅这个剧本。随后,我换了个格局更小的剧本,众筹7万,自己贴进5万,很快拍出一部30分钟左右的短片,目前正在剪辑。


毕业两年,我没有普罗意义上的职业规划,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在创作的世界里,我规划好了今后打算慢慢拍出来的十部长篇电影。


反观我的同学,动辄起薪三四十万。每当听到他们的薪资,我都会有质疑自己的一瞬。但既然是我的同学,没有人不明白理想的香味。


远在家乡的父母却始终不能理解。他们不会懂得什么是电影、什么是诗,也不会懂得他们的状元儿子为什么要把自己混成这样。我性格不善争执,于是我们避而不谈,仿佛这是一项讳言的痛苦。


如果有机会,我想告诉爸妈:状元,只是一次概率事件;而他们的儿子,那个扛着相机的小学生,把日记写成诗的初中生,翘课去读柏格森的高中生——不仅还在,而且,也不叫“状元”啊。


沈桥


庞书新,1990年山东省平度县文科状元:


我曾是全村人的希望


1990年,我和许多同龄人一起,跨入了高考大军的行列。当时的考场设在本乡镇的初中学校。


高考前,我在宿舍过夜。因为条件艰苦,宿舍没有蚊香也没有蚊帐,被蚊子折磨得难以入睡。第二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了考场。


到出成绩的日子,天气很好,骑着单车就往学校赶。班主任老师从对面骑车过来,大老远看到了我,挥舞手大喊我的名字,激动地告诉我:你考了咱县的第一名,校长和老师们都为你高兴。


于是回到家,我喊“我考上了,第一名”时,妈妈喜极而泣,外婆脸上乐开了花。至今记得当时外婆的话:“咱家世世代代没出个状元,现在好了,咱家有状元了。晚上烧几张纸,向你姥爷报个喜。”


要知道,那时的大学还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我班100多名考生,本科只录取了4人,形容高考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点不为过。


高考状元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村。亲朋好友,七邻八舍,每天上门贺喜的人们络绎不绝。那时,国家还在改革开放热潮,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最热门的学科,于是老师建议我,去天津商业大学。


小县城出身的我,首次踏入天津这么大的城市时,有些拘谨不适,但更多的是新鲜和兴奋,那一刻突然感觉,未来的前途会非常美好。那个年代的人,都有偌大的梦想:通过鲤鱼跳龙门,改变身世,回报家乡。


在大学,我成绩一直很好,每周还给家里人写信。毕业后,为了回报家乡,我收到海尔集团的应邀,回到山东。家乡人知道后,都非常羡慕。曾有一位村民主动找我帮忙,希望我能为家乡人购置冰箱。那时的海尔冰箱很有名,价格昂贵,买下来很有面子。给乡民们买下冰箱后,他们一直为此津津乐道。


八年后,我去了一家集团工作。此后,我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现在的我,家庭美满,有一定的财务自由,但我没有忘本,即便很少回去,但也为家乡的一家钢结构企业做了管理服务。之后,我为各个企业服务,只想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至于曾经的高考状元,对我来说,也只是个象征,没有必要过多地添加外在因素。人生很长,要不断地奋斗,才能让自己问心无愧。


情桐,2015年山西省运城市文科状元:


所谓状元,是个很容易被看穿的狼人


高考结束,我心态依旧很好,妈妈催我去查成绩。还没来得及亲自去查,我就从别处得知自己是市文科状元。相比省状元,市状元很容易被忽略,我感到意外,但没有太放在心上。 


我高中期间读过顾维钧和外交方面的书,于是在填志愿时怀着“当一名外交家”的梦想,报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父母很支持,希望我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事实上,我是一个很沉闷的人,由于不善来往,更习惯独自一人散步。上大学以后,大多数同学喜欢轰趴、玩狼人杀,我也跟着玩,因为不会掩饰自己而成为最终容易被看穿的狼人。


背负着“市高考状元”的身份,高中母校会定期邀请我回去给学弟学妹做交流分享。会后,他们提出很多疑问,我细心给他们解答,有一种成就感。我渐渐发现,自己更适合在学校这种单纯的环境里工作。


去年保研失败,我现在正努力复习备考,想多读两年书。也许,我会成为一名教师。尽管父母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但只要好好生活、对自己负责,他们最终还是会理解我的选择吧。


适合自己,才是好的。


*应受访者要求,除庞书新外,文中其他人物姓名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高欣、宣同珍,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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